从加尔各答到克什米尔

　　我曾以可爱的莫汉麦高原为营，在克什米尔度过了3个夏季。1898年6月，从这里我向印度政府呈交了第一份穿越高山障碍向北进入遥远的和阗沙漠的探险计划。近两年过去了，1900年3月初我又回到克什米尔，看到了莫汉麦，欣喜地望着那我曾立过营帐、订过计划、海拔高达10000英尺至今仍覆盖着冰雪的山坡。花费了两年时间，经过多次报告申请，我终于得到了旅行所必须的特许以及旅程所需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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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职期间，我利用假期从事考古旅行，广泛地游历了印度各地。在拉合尔漫长的11年中，虽忙于学院繁琐的事务工作，但总能感触到真正的东方风情和伟大的历史陈迹，不时令人耳目一新。后来调到加尔各答，那里非印度式的生活条件，湿热而令人窒息的空气，使得这个所谓“宫殿之城”，显得像是炎热的伦敦郊区。从那儿出发，我曾游览锡金，繁茂的热带植物点缀着这奇异的半西藏式的山国，呈现出一种纯粹的高原景观。同时，我还游历了南比哈尔(古摩揭陀国)，追寻着中国伟大的求法高僧玄奘的足迹，置身于1200多年前他曾见过并记述过而今都已湮没了的佛教圣地之中。印度河沿岸及西北边疆地区那些迷人的小路上，也曾有过我匆匆的身影，那里众多颓毁的庙宇、殿堂中的“希腊式的佛教”雕塑，可以看出古典艺术的影响所及。
　　越过喜马拉雅山走向各地进行探察的念头始终在我脑海里盘旋。在加尔各答一个闷热的雨季傍晚，我得知自己获得最后的批准，才有可能开始着手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离开印度之前，除了照例忙于了结公务和写作，我还努力安排筹办了许多设备物品，包括私人用品和科学仪器，从康普爱琴工厂定购了帐篷，由加尔各答作坊承造了沙漠中贮水的白铁皮箱，购置了许多压缩食品及全套照相器材，在伦敦订购了冬用御寒服装。这些物资全都逐项转运到我们小小考察队的出发地——斯利那加。但是，只有在克什米尔，而不是在这过于文明开化的加尔各答，我才有可能完成实际准备工作。因此，当瘟疫或不如说是对瘟疫的担心造成加尔各答学院提前几个星期就放了暑假时，我不由得心中暗喜。4月10日，我得以脱身北去。临行，还有幸向现已故去的孟加拉副总督约翰?伍德伯恩爵士告别，对于他的热心帮助和关怀，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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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集中和发送所有的装备，我在拉合尔的至亲好友中间，不知不觉地过了一周。离开温暖的加尔各答，似乎感到旁遮普的春天还相当寒冷。但当我乘坐印度双轮轻便马车从拉瓦尔品第前往杉林覆盖的穆里高原，然后沿着杰赫勒姆山谷直上克什米尔的此时，我又重新享受到了久已渴望、令人振奋的山野里的清新气息。我曾多次沿着古希达斯佩斯河旅行，但从来没像今年这样早过。那河几乎全是接连不断的激流和瀑布，陡直向下冲往平原。一路上无论是绚丽芬芳、盛开花朵的灌木丛，还是仍旧头顶雪冠闪烁光芒的众多山峰，甚至对这一年探险所怀有的希冀，都使得这将近两天的驱车旅行畅快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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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5日，我再次通过巴勒穆拉峡谷(和古时一样，它现在仍是“王国西门”)，进入克什米尔。皑皑白雪仍覆盖着克什米尔的南面嶂壁——雄伟的比尔本贾尔山脉，但是巴勒穆拉峡谷外面的广阔河边平原上却装缀着克什米尔五彩缤纷的春天色泽，村落的墓地和荒野上盛开着蓝色和白色的莺尾花。打前站的仆从们带着辎重在巴勒穆拉等我，从那里到斯利那加剩余的一段路程，我准备乘船前往，因为以往的经验告诉我，走克什米尔河道既方便而风景又格外迷人。那一天的时光，我就消磨在舒适的小舟里。小舟轻快地驶过伏勒湖边缘的泻湖群，沿着弯弯曲曲的杰赫拉姆河而去，我感受着几个月来从未有过的惬意的休憩。这里的景色像“置身于神话般的希达斯佩斯河”沿岸一样，使我大饱眼福。沼泽的水面上飘满了睡莲和其他水生植物，巨大的梧桐生机勃勃的青枝几乎遮盖了所有的小村舍和沿河石阶。比尔本贾尔山上耀眼的雪原，还有北面我即将穿越的高山峻岭，所有这一切和克什米尔春天的绚丽景观，对于我将永远充满着无穷的魅力。
　　第二天夜里，小舟经过迂回曲折的河道驰入斯利那加河。翌日清晨，我已抵达克什米尔首府的老营地“梧桐园”。由于来自印度平原的欧洲观光者不断增多，“苹果树运河”旁的荫凉树丛早已不再是适于工作的幽静清雅的地方，整天都有各色各样的克什米尔商人和工匠向欧洲游客兜售露营物品，我们以斯利那加为第一站的目的地，正为购买这些物品。我们在那儿订购了大量盛放物品和仪器设备的驮箱和皮筐子，需要一一加以捆扎，还必须有供我和伙伴们抵御帕米尔高原和突厥斯坦严寒的各式皮大衣和冬衣，以及食品口袋和据以往经验所知长期在山中宿营所需的一切随身用品。克什米尔工匠一般不太聪明伶俐，要进行多次交涉才可保证做出所要的物品，因而几天来一直忙着向工匠们解释说明，没完没了，还得签订按当地风俗必不可少的各种合同，根本没有时间去为那些与首段旅程有关的问题搜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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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外务部准许我经由吉尔吉特—罕萨的道路前往喀什噶尔。由于“吉尔吉特运输线”的特殊情况，须及时准确地通报所需运载量及人数等，何况我的起程日期定在5月底，比通常运输季节提前得多。所幸的是，我的有关申请交到了克什米尔的军需官助理G.H.布雷瑟顿上尉手里，他非常热心主动地提供了资料。在他的丰富经验的指导下，以极短的时间，我就相当准确地算出了前往罕萨乃至中国边境所需的时间、运输工具及物资。这些具体细节对于尽快制订出精确的工作计划大有裨益，使我能够预先将准确的通报送到吉尔吉特和喀什噶尔，从而确保前途所需的一切都能不失时机地准备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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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5天的忙碌，终于完成了初步行动的准备工作，我从心底感到由衷的喜悦。从克什米尔出发之前，只剩下短短的几周时间来完成那些必须完成的写作任务。过去的10年里，我曾从公务中挤出每一点闲暇时间，从事与卡尔哈奈的《克什米尔帝王编年史》有关的各种工作。这部伟大诗词的梵文版早已整理、校订完毕。它是印度古典文献中仅存的真实的历史性记载，至今那些研究印度古物、宗教、地理学的学者们仍对其充满了兴趣，但要编译和注释，还需对残存的所有古代克什米尔记载、传说以及古代逸事做进一步全面的考证，而且这两厚册4开本的译文和注释至今仍未印刷完毕，介绍这些工作的序言也有待撰写。要想及时完成此项工作及办理一些类似的小事，就不能不排除一切俗务。
　　拉合尔有这样一句谚语：“到深闺中去。”但斯利那加及其近郊几乎找不到静谧之处，而莫汉麦山间以前的憩所现在仍覆盖着冰雪。好在我对克什米尔很熟，此时派上了大用处。对莫汉麦脚下巨大的信德峡谷出口处进行短时察看之后，我发现靠近杜达霍姆小村庄有一片傍河的幽静可爱的小树林，可以在那里搭营帐。在那儿粗壮的梧桐树荫下，远望着赫拉穆克山白雪覆盖的山顶，我很快就开始从早到晚地拼命工作。对这样一个进行了很久而又涉及广泛领域的工作进行通盘回顾总结，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便可完成的任务。但我很高兴能够一面欣赏高原景色——这种景色总会令我联想起在克什米尔进行学术研究时美好的往事，一面完成这项任务。然而，更令我欢欣鼓舞的或许是，在那些我曾从莫汉麦远远眺望过的山脉以北，有一片新的探索领域在等待着我。短短的3周间，没有受到外来事务的骚扰，得以聚精会神地工作，比起前面的“冲刺”，差不多就像是一段令人感到轻松愉快的休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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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3日，我便完成了来到这片净土所要从事的所有任务。确定的起程日期已经逼近，因此必需返回喧闹的斯利那加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借助于安查湖和古马尔运河的便利航道，乘船只需一晚便回到了克什米尔首府。我发现，以往充满欧洲游客的地方如今更加拥挤不堪，沿河泊满了船只，园林中到处是望不到边的帐篷，后来者似乎已无处下脚。幸好我曾多次有机会研究古代或现代的斯利那加地理，因而终于在代尔湖畔苏来曼山西麓找到一小块足以宿营的地方。布奇沃尔的小园子隐藏在柳林背后，就像是湖面上的一块“浮动花园”，它使我能够静下心来完成安排好的工作。我在那几天的确很忙，宿营装备要仔细加以检查；新到的补给物品要加以分类并捆扎成包，便于用马驮运；测量用的仪器及其他装备都要检验并给予保护，防止破损；同时还要结算账目，接待一些来告辞的客人。我的学者朋友们纷纷询问此行的地点和目的，虽然他们不大懂得地理而只了解神话传说，但我发现只说要去的那个地方是乌塔拉库鲁斯还是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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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总测量师、上校圣乔治?戈尔属下的廓尔喀助理测量员拉姆?辛格奉命来协助我工作，在我抵达斯利那加那天，带着他的全套测量仪器，及时赶来加入了我的行列。不久前，他曾随同迪西上尉在叶尔羌河源头附近和昆仑山脉里作过旅行。他在我即将拜访的那一地带获得的实际知识，立刻就对我的准备工作起了不少作用。随他来的还有贾斯范脱?辛格，一位瘦小结实的康格拉?拉杰布特人，负责照料助理测量员的饮食和其他一些私人事务。他亦曾作为迪西上尉的一名随员，旅游过中国的新疆。
　　5月28日，沙迪克?阿洪来到了这里。他是英国驻喀什噶尔代办乔治?马继业先生为我雇佣的仆从。他于4月上旬离开家乡，恰巧赶上跟我一道动身回去，他担任厨师并兼做守卫工作，受到我的浩罕仆从、忠实的米尔扎?阿里姆极为热情的欢迎。米尔扎?阿里姆是我4个月前为了旅行需要在白沙瓦时雇佣的，对于我练习突厥语会话很有用处，但他不大愿意学习新技艺以满足欧洲人的需要，对厨房里的事更是一窍不通。早年他在喀布尔和白沙瓦过的是小商贩的生涯，从没有为目前的职业作过专门训练。促使我雇用他的原因是由于他的正直坦诚。沙迪克?阿洪的及时到来减轻了米尔扎和我今后在旅行内务安排上的麻烦，因为沙迪克?阿洪不仅具有一副精明的卡拉旺雇佣兵的外表，而且还兼备训练有素的欧洲烹调技术以满足我的需要。当他歪戴着他那皮边帽，穿上一尘不染的蓝色大衣和那双巨大的红色长靴时，我的帐篷里似乎立即呈现出一种中亚色调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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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天里，我所迫切盼望的补充力量还不仅仅来自遥远的北方。由于知道在我即将去的地区，欧洲旅游者迫于当地的习俗，不可能完全拒绝“巫医”的欺骗，所以我早就向伦敦著名的药店伯勒斯?韦尔科姆父子公司定购了药箱。南非战争及其他原因使药品迟到了好几个月，虽然最后来电通知药品已运到加尔各答，但看来难以及时送到这里。印度邮局虽然以很高的效率来满足远处边境的吉尔吉特邮局的需要，但是它的力量难以铲平大山，而且要到本季末才能把重物运过大雪覆盖的隘口。因此，如果在离开斯利那加前拿不到这热切盼望的箱子，那往后收到药箱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不管怎样，命运似乎在这方面恩赐给我一个小小的幸运。5月29日，即几星期前确定的那个启程之日的夜晚，当时我的小船队正停泊在斯利那加邮局的对面，可敬而有礼貌的邮政局长拉拉?孟古?麦尔喜滋滋地告诉我药箱已经到了。当药箱最后安然无恙地到我手中时，正是我从“印度的威尼斯”出发的时间了。船只轻轻驶过漆黑的河面，穿行在自古以来就横跨河流的7座桥梁之下，两边是用寺庙残石筑成的厚实堤岸，我不由得感到：Quod Mihi Supremum Tempus In Urbe Fuit(此即离别罗马之最后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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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最后一批学者老朋友时，已经过了半夜。他们都等在离家最近的河边石阶上与我依依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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