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子午谷金可记摩崖碑研究

　　一 摩崖碑的重新发现与研究概况
　　一九八七年六月，西北大学李之勤教授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县交通厅(局)有关人员，再次考察古子午道北口。此地在今陕西省长安县子午镇南子午峪北口内，他们在峪口内约三公里名“拐儿崖”溪水傍，发现有一从崖上坠入溪边之花岗岩巨石，巨石靠溪水山壁斜面上，有阴刻的汉文。这就是所谓的“新罗人金可记摩崖碑”，也即是此碑的重新发现。
　　当年，李之勤发表了《再论子午道的路线和改线问题》一文，刊于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编《西北历史研究》一九八七年号，一九八九年三秦出版社出版。文中披露了子午谷有关金可记摩崖刻石，并对刻文及金可记作了简约介绍。此后，此摩崖刻石逐渐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注意和兴趣。韩国高丽大学校卞麟锡教授多次到中国考察长安县子午谷及金可记摩崖碑，先后撰写了有关的论文。如《唐长安与韩国有关遗迹的考察(二)——新罗人真仙金可记与<续仙传>文献学的考察》，载《人文论丛》七，亚洲大学校，一九九六年；《新罗人真仙金可记的终南山隐遁·天地·摩崖刻文之考察——唐长安与韩国有关遗迹的考察(三)》，载《白山学报》四十八，白山学会，一九九七；①《再论金可记传摩崖刻文》，载《白山学报》五十三，一九九九年。二〇〇〇年卞麟锡在韩国出版一部题为《唐长安的新罗史迹》一书，内有一部分专论此摩崖刻石。此外，一九九九年西北大学李健超等撰《陕西新发现的高句丽人、新罗人遗址》一文(载《考古与文物》一九九九年第六期)，对金可记及摩崖刻石的年代问题也作了一些阐述和推测。
　　子午谷“拐儿崖”巨石上的摩崖刻石上到底镌刻了多少字(即完整录文)，各段文字相互关系如何?为何刊刻于子午谷，何时镌刻，为何又称其为碑?这一系列问题以上论著并未完全解决。
　　二 摩崖碑录文及研究
　　二〇〇〇年三月，笔者与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周晓陆、贾麦明等，两次至拐儿崖考察，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从巨石斜面上拓下所有文字。从时代及刻石文字主次看，刻石正中主体部分，宽1.9mm，高2mm，共十六行(连标题)，每行十九至二十字不等。现据拓片及考察所得，将摩崖刻石文字转录如下：
　　1.杜甫赞元逸人玄坛歌
　　2.故人昔隐东蒙峰，已佩含景苍精龙。故人今居子午
　　3.谷，独向阴岩结茅屋。屋前太古玄都坛，青石漠漠长
　　4.风寒。子规夜啼山竹裂，王母昼下云旗翻。知君此计
　　5.诚长往，芝草琅玕日应长。铁锁高垂不可攀，致身福
　　6.地*(外囗内何)*(外囗内萧)爽② 金可记传 金可记者，新罗人。
　　7.宣宗朝*(外囗内以)*(外囗内文)章宾于国，遂擢进士第。性沉默，有意于
　　8.□□□□□因隐终南山子午谷。好芲(花)果，于所□□
　　9.□□□□□□□及鍊形服气。凡数年，归本国。未几
　　10.□□□□□□□隐修养愈有功。大中十一年十二□□
　　11.□□□□□言奉玉皇诏，为英文台待*(外囗内郎)。明年二月二
　　12.□□□□□上昇。宣宗异之，召，不起。又*(外囗内索)玉皇诏，辞以
　　13.□□□□□□□遣中使监护。可记独居□□□□□
　　14.□□□□□□□□中使窃窥之，见仙官□□□□□
　　15.□□□□□□□肃。及期，果有五云□□□□□□□
　　16.□□□□□□满空。须臾昇天*(外囗内而)去。(图一、二)
　　以上每字约8×8厘米，书体近似唐颜真卿体，楷书。又在全部刻石的右下角(即刻石标题下方)还刻有与主体文字大小、书体相同的四个字：“转写刘礼”。考虑到刻石主体所引杜甫诗及金可记传均为已有的诗文，故可称之为“转写”，即可断定此四字与主体诗文为同时镌刻。也就是说，主体诗文是由一名叫刘礼之人转写后，再刻上去的。此外，刻石杜甫诗前之标题，与主体诗文刻石字体略小，书体稍异，是否为后人所增刻?不得而知。
　　较之以上主体诗文刻字时代晚的是，有人将上述刻文改为碑的形式，并有刻字：即在主体刻文上部约一百七十厘米正中开始，分向主体刻文两边深深地刻画一三角形线，代表圭形碑首。圭形内主体刻文正中上方，阳刻碑额，因漫漶不清，似为六个大字，左边两字为“重建”。此外，在主体刻文正中下方的八十厘米处，镌刻“兴隆碑”三字，系与主体刻文相异之行书体。显然，将主体刻文改造为“碑”的形式，命名为“兴隆碑”，是在主体刻石之后重修加上去的。
　　摩崖碑上还有一些时代更晚的刻字，即在碑前“杜甫赞元逸人玄坛歌”标题下方有三行小字，楷书：
　　1.此碑唐以来，《关中金石记》四未*(外囗内载)子□□□
　　2.□□河南布政司经历出子午峪口访揭之。因
　　3.记岁月，以俟好古者。咸丰三年孟春
　　古平江□□姜荣书石③
　　此段文字是这个摩崖碑唯一有年代的，即清咸丰三年(1853年)孟春。查清毕沅撰《关中金石记》四，唐至五代关中碑石及全书所载碑石，确未有记此摩崖碑。题纪认为“此碑”(说明摩崖刻文主体变成碑的形式，当早在清咸丰三年之前)是唐代所镌刻，可能是见刻文中有唐“大中”年号。
　　另外，在主体刻文最后(即碑左下角)还刻有数行小字，均漫漶不清，只可辨“刊石”二字。然此二字字体、大小均与主体刻文异，也似后来好事者为之。
　　三 摩崖碑主体刻文考释
　　子午谷摩崖碑主体前半部转写的杜甫《赞元逸人玄坛歌》，在前人编辑的各种杜甫诗集及《全唐诗》中，均有收录，皆题为《玄都坛歌寄元逸人》。从“赞”字看，刻石题名很可能为加题者所改。刻石中的诗文，与《全唐诗》卷二一六杜甫《玄都坛歌寄元逸人》诗相同。仅在“独在(原注‘一作并’)阴崖结(原注‘一作白’)茅屋”句中，“在”作“向”。又《钱注杜诗》卷一《玄都坛歌寄元逸人》中，“铁锁高垂不可攀”句“铁锁”作“铁鏁”④，鏁为锁之异体字。
　　按“东蒙峰”，钱注引《陆游笔记》云：“东蒙，终南山峰名”。此峰即在紧邻今子午谷峪东，唐以来称为“豹林谷”(今名抱龙谷)内。诗内云之“故人”(即元逸人)先在东蒙峰隐居，今(即杜甫写此诗时)居子午谷，于谷阴崖处结茅屋修炼，屋前即道教传说的“玄都坛”。钱注引《玉京经》曰：“玄都，在玉京山，有七宝城，太上无极大道虚皇君之所治也，高仙之玄都在焉。”诗最后一句“致身福地何萧爽”内之“福地”，钱注引《福地记》云：“终南太乙山在长安西南五十里，左右四十里，内皆福地。”豹林谷、子午谷均当在此福地范围之内。
　　由此看来，元逸人、金可记均在子午谷隐居修炼，而此地是道教传说中的“玄都坛”所在地，且为道教“福地”。这就是刻石转写者为何仅选杜甫此诗及《金可记传》镌刻于子午谷摩崖上的原因。
　　摩崖主体刻文的《金可记传》，虽然字多有漫漶，但其基本内容仍可了然。目前可知中国文献典籍中，有关新罗人金可记的完整传记大约有四五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世人熟知的北宋李昉等编的《太平广记》卷五三神仙《金可记》；北宋张君房编《云笈七签》卷一一三《金可记》；五代南唐漂水县令沈汾撰《续仙传》卷上飞升一十六人中的《金可纪》；⑤元代赵道一编《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三八《金可记》等。⑥其中以南唐沈汾《续仙传》时代最早，且与《太平广记》、《云笈七签》中《金可记》传内容基本相同，《太平广记》的《金可记》传后明注：“出《续仙传》。”故录《续仙传》内金可记传，以与摩崖金可记传等相对照(圆括号内的文字为本文作者所加)：
　　金可记，新罗人也。宾贡进士。性沉静好道，不尚华侈，或服气鍊(《云笈七签》作“炼”[煉])形，自以为药[藥](《太平广记》、《云笈七签》作“乐”[樂])。博学强记，属文清丽，美姿容，举动言谈，逈有中华之风。俄擢第(《云笈七签》下有“不仕”二字)，进居(《广记》、《七签》作“隐于”)终南山子午谷中(《广记》、《七签》“中”作“葺居”)，怀隐逸之趣(《七签》作“怀退隐之趣”)。手植奇花异果极多，尝(《广记》、《七签》作“常”)焚香静坐，若有思念(《七签》“思念”作“念思”)。又诵《道德》及诸仙经不辍。后三年，思归本国，航海而去。复来，衣道服，却入终南。务行阴德，人有所求无阻者(《广记》作“人有所求，初无阻据”)，精勤为事，人不可谐(《广记》、《七签》作“偕”)也。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广记》大中前有一“唐”字)，忽上表言(《七签》少一“忽”字)：“臣奉玉皇诏，为英文台侍郎。明年二月二十五日(《七签》作‘二月十五日’)当上昇。时宣宗极(《七签》作‘颇’)以为异，遣中使征入内，固辞不就。又求见(《广记》缺‘见’字)玉皇诏，辞以为别仙所掌，不留人间，遂(《七签》作‘道’)赐宫女四人，香药、金采。又遣中使二人专看侍(《广记》‘专看侍’作‘专服侍者’，《七签》作‘专看侍’)。然(《广记》无此字)可记独居静室，宫女、中使多不接近，每夜闻室内常有人谈笑声(《广记》‘有人’作‘有客’)。中使窃窥之(《七签》少一‘之’字)，但见仙官、仙女各坐龙凤之上，俨然相对，复有侍卫非少，而宫女、中使不敢辄惊。二月十五日(《广记》作‘二月二十五日’)，春景娇媚，花卉烂熳(《广记》‘熳’作‘漫’)，果有五云、唳鹤(《广记》、《七签》以下多‘翔鸾’二字)、 白鹄、箫笙、金石、羽盖、琼轮、幡幢满空(《七签》后有‘迎之’二字)，仙杖极众(《七签》无此四字)，昇天而去。朝列士庶，观者填隘(《七签》‘隘’作‘溢’)山谷，莫不赡礼叹异(《七签》后有一“焉”字)。
　　元代赵道一撰《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中的金可记传开首第二句“宾贡进士”作“唐宣宗朝以文章宾于国”，与摩崖刻石金可记传同。但以下文字则与《续仙传》，特别是《云笈七签》金可记传相同，不再兹引。
　　以上史籍及道教典籍所载有关金可记传，时代最早者，为《续仙传》，其余文字大致与《续仙传》相同。从残存子午谷摩崖刻石《金可记传》看，其内容、文字也与《续仙传》金可记相同，只是其略写而已。刻石“转写”所据之原本，也有可能是与《续仙传》完全不同的另一史籍；不过，截至目前，再未见有早于《续仙传》的其他文献存在，故石刻之《金可记传》很可能是源于《续仙传》之金可记条。
　　据《续仙传》序说：“汾生而慕道，尤愧积习。自幼及长，凡接高尚所说，兼复积年之间闻见，皆铭于心。又以国史不书事散于野矧。当中和年兵火之后，坟籍犹缺，讵有秉笔而述作，处世斯久，人渐稀传。惜哉，他时寂无遗声。今故编录其事，分为三卷。”唐僖宗中和年间为881～885年，因此，沈汾所撰之《金可记》很可能是其“凡接高尚所说，兼复积年之间闻见”而首撰。
　　其次，刘礼在“转写”此传时，有可能是因受摩崖石面积所限，不能照录全文，故在保持内容与原文一致的前提下将其缩写。但其中许多用词仍保持了原样，如“鍊形服气”，“奉玉皇诏，为英文台待郎”，“明年二月……”，“可记独居”，“中使窃窥之”，“见仙官”、“满空”等，均与《续仙传》本传相同。
　　第三，《续仙传》金可记传中，大中年号前无“唐”字，因南唐时距唐朝灭亡不远，而石刻沿袭未出现“唐”字样，与北宋及其后典籍金可记传有“唐”字不同。这不仅是刻石为了节省一字，而是显示它与《续仙传》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此外，还有两处可证摩崖刻石金可记传非唐人所书刻：其一是刻石云“凡数年，归本国”，而《续仙传》此句作“后三年，思归本国”。后者所记金可记返国是在进士及第后三年，时间具体，显非承袭前者，若无其他传闻或资料是写不出具体时间的。故刻石当晚于《续仙传》。其二，凡目前所见唐人记金可记者，均作“金可纪”，如章孝标《送金可纪归新罗》诗、《全唐诗逸卷》中记“金可纪”《题仙游寺》残诗(说见后)等。而南唐时《续仙传》作“金可记”后，刻石及文献均作“金可记”。转写者刘礼，⑦无考。因此，笔者只有据以上的分析，初步断定此刻文是转写(缩写)自南唐沈汾《续仙传》的金可记传，时间大约在北宋初。
　　因北宋自建立始，历代皇帝均与道教结下不解之缘，特别是在宋太祖、太宗朝，尊庞道士，兴建道观，搜求道书，使五代衰微的道教得以恢复。到十与十一世纪之交的宋真宗时，道教发展形成高潮，统治者制造天神降临，庇祐宋王朝的神话，大搞崇道活动，大修观所，崇道之风遍于朝野。⑧在这种崇道的风气之下，自汉唐以来，为方士、道家视为“福地”的陕西终南山一带，自然笼罩在道教的氛围之中。
　　又自北宋建立后，许多著名的道教人物都与终南山有关。如深受太宗、真宗宠信，以代玉帝言兴宋的张守真，原是出生于终南山附近今周至县县民。太宗时，兴建的著名道观——上清太平宫，在终南山的终南镇(遗址在今终南中学)。另有对道教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陈摶(?～989年)及其主要弟子，也曾在陕西华山、终南山一带活动。著名的宋代文士、道士种放(?～1015年)曾隐居终南山豹林谷(在子午谷东邻，谷内有“东蒙峰”)等。⑨因而，在北宋初，有道士或崇道之文人，如刘礼之流，辑有关唐代在子午谷隐居修炼之元逸人、金可记之诗文，镌刻于子午谷摩崖上，是完全可能的。
　　为什么要推断此摩崖主体刻文镌刻于北宋初呢?因为摩崖主体刻文中出现了“玄都坛”的“玄”字。据史载，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闰十月，崇道的真宗编造了一个自己始祖(圣祖)名“玄朗”的神话，并在此时下“诏圣祖名：上曰元(玄)，下曰朗，不得斥犯”⑩。即是说，至此“玄朗”二字避讳，“玄”一般改为“元”。因此，我们推断此摩崖的主体刻文的时间，应在北宋初，即是在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之前。
　　北宋亡后，金、元以降，崇道之风未减。元代陕西终南山一带兴起有全真教，日益发展。于是，可能有笃信道教者或道士于子午谷摩崖诗文刻处，改造为碑的形式，并镌刻题额及碑名，名之为“兴隆碑”。所谓“兴隆”，无非是希冀道教日益兴隆而已。至今在子午谷北口“拐儿崖”附近高崖上，还存留有“万福之地”等石刻及栈道、房基的遗迹。(11)但是，唐代元逸人或金可记修炼处经历近千年之沧桑，已难寻觅和确指了。
　　以上对摩崖主体刻文时代的分析，仅是一种推测。如果将主体刻文的金可记传与上引元赵道一编《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的金可记传相对照，其中第二句“唐(刻文无此字)宣宗朝宾于国”相同，而与《续仙传》等文献所记金可记传此句作“宾贡进士”相异。这就不得不使人产生主体刻文金可记传是源于《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或比《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更早的一种文献。后一种可能至少目前还找不到，那么，刻石主体部分有可能镌刻于元代后期，甚至明代。不过，金可记传第三句，刻文作“遂擢进士第”，而《历世真仙道通鉴》此句则与《续仙传》等相同，在“性沉静好道，不尚华侈……”句之后出现。因此，从以上各种典籍与主体刻文的金可记传仔细对勘，笔者还是倾向于摩崖主体刻文金可记传是转录于《续仙传》，大约镌刻于北宋初，即真宗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之前的看法。
　　至于摩崖碑刻石何时因何因坠落于谷中溪水傍?前引李健超文，记有二说：“一说由于地震崩塌坠落；另一说为民国时期修筑西安至汉中的公路时炸毁。”访之附近年老村民，均云此巨石系民国修公路时炸山开路时坠落。考之刻石上有清咸丰三年姜荣等题记，证明经过明代成化二十三年(1481年)、嘉靖三十四年(1556年)陕西关中两次大地震，并未震下摩崖上刻石，故后一说较可信。
　　四 金可记事迹考索
　　关于新罗人金可记，因《续仙传》、《太平广记》、《云笈七签》等道教典籍的记载，而成为中国道教史及中韩关系史上一个人物。韩国许多道教文献或史籍对金可记也有记载，不过其史籍来源基本上是据上述中国道教典籍。(12)下面结合子午谷摩崖碑及有关文献，对金可记作进一步考索。
　　《续仙传》及摩崖碑等均云金可记为新罗人，即在今朝鲜半岛南部建国的新罗国人。其籍贯无考。他何时以何身份来当时中国唐朝求学，也难考辨。据韩国学者都珖淳撰《韩国的道教》一文，引《冰渊斋辑》、《海东传道录》记：据说在新罗末年，即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39年)，金可记与崔承佑、僧慈惠三人入唐，从钟离权传授道书与口诀，经三年修炼而终成丹(得道)。后来，金可记又向入唐的崔致远、李靖等传口诀等。(13)这显系传闻，因金可记已于大中十二年在子午谷“昇天”，那时崔致远才两岁，(14)何得传道口诀于崔致远。但是，内记金可记于唐开成年间入唐，可备一说。
　　金可记入唐后为“宾贡进士”，或文章“宾于国”，应即入唐京师长安国子学的新罗生员之一。唐自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国子监“增筑学舍至千二百区……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遂至八千余人。”(15)论者多以此年为新罗遣留学生入唐之始。此后，新罗王、贵戚子弟入唐国子学留学者日众，居四夷各国之首。仅唐开成二年(837年)在京师国子学留学的新罗生员即达二百十六人。(16)在众多的新罗留学生中，有姓名可考者，据统计有三十九人。(17)新罗等国留学生员在唐朝间，“衣粮准例支给”(18)，即由唐朝鸿胪寺供给。
　　唐朝还准允四夷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专门进行，称为“宾贡”，如进士及第还可委以官职。据韩国《东文选》卷八四崔瀣《送奉使李仲父返朝序》载：“进士取人，本盛于唐，长庆初，有金云卿者，始以新罗宾贡，题名杜师礼榜，由此至天祐终，凡登宾贡科者五十有八人”。据严耕望《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19)一文考证，新罗宾贡及第可考者约二十六人，其中就包括有金可记。
　　金可记何时进士及第?如果前述其在唐开成年间入唐留学确切的话，其及第当在会昌(841～846年)及大中初。清徐松撰《登科记》卷二七附考·进士科，据《太平广记》引《续仙传》记有金可记，但无及第时间，仅注云：“‘记’作‘纪’”(20)。又韩国《东史纲目》卷五上文圣王庆膺三年(唐会昌元年)条记：“后有金夷鱼、金可记者，连登唐第”，亦未记金可记登第时间。其实，在子午谷摩崖碑金可记传中，记其“宣宗朝宾于国，遂擢进士第”，即是说他登宾贡进士第是在宣宗大中初。
　　《续仙传》等记，金可记“博学强记，属文清丽”，惜其诗文仅在《全唐诗逸卷》(21)中录有《题仙游寺》佚诗残句。诗云：“波冲乱石长如雨，风激疎松镇似秋”。
　　摩崖碑及《续仙传》等记金可记擢进士第后，不仕，即隐居道教福地终南山子午谷内，手植花果树，常焚香静坐，诵《道德经》及诸仙经不辍，服气炼形，走上了隐逸求道的道路。这多少也与当时唐朝朝野上下崇道的风气有关。众所周知，有唐一代皇室李氏以传说道教始祖李耳(老子)为祖先，崇信道教。特别是在玄宗、武宗、宣宗等朝更盛。武宗灭佛兴道，宣宗继之，重用道士，以治国治身。武宗、宣宗等帝为求长生不老之术，均因服用道士丹药而亡。因此，宣宗朝在长安留学的新罗人金可记自然受到这种崇道风气的影响。在子午谷求道约三年后，金可记“思归本国，航海而去”。关于此事，《全唐诗》卷五○六载有章孝标《送金可纪归新罗》诗：
　　登唐科第语(原注：“一作谙”)唐音，望日初生忆故林。鲛室夜眠阴火冷，蜃楼朝泊晓霞深。风高一叶飞鱼背，潮净三山出海心。想把文章合夷乐，蟠桃花里醉人参。
　　诗题“金可纪”，即“金可记”。此诗前一句是说金可记登进士第且说唐语，举止言谈有中华之风，隐居子午谷，望东边日出，即思念海东新罗故乡。后二句形象地描绘金可记航海归国舟中及海中的景物。最后一句则以比拟手法写金可记在唐和新罗文化交融中所起的作用。
　　《送金可纪归新罗》的作者章孝标，据《全唐诗》小传记：“桐庐(今浙江桐庐市——引者)人。登元和十四年进士第。除秘书省正字。太和中，试大理评事。诗一卷。”按前述金可记于开成年间入唐留学，大中初宾贡及第，章孝标年龄应较其年长，且非元和十四年(819年)同登科者。至于两人之交往，已难考述。
　　金可记在故乡新罗时间不长，“未几”复入唐，至终南山子午谷，“衣道服”，“修养愈有功”，且助人为乐，“务行阴德”。唐大中十一年(857年)十二月，上书唐皇帝言：奉玉皇诏，为天宫英文台侍郎，将于明年二月二十五日(或二月十五日)成仙昇天。崇道的宣宗十分重视，赐宫女，遣中使专服侍之。及期，金可记果然“昇天”而去。如果除去上述道家迷信之说，那么金可记是在大中十二年(858年)二月亡于子午谷。
　　总之，从遗存的唐代章孝标诗及《全唐诗逸卷》残留的金可记诗，确知有新罗宾贡进士金可记其人，其事迹亦并非完全虚构。当然“升天”一说，纯为道家之言。而长安终南山子午谷新罗人金可记摩崖碑，虽然并非金可记本人或唐人所书刻，而只是后人(可能是北宋时人)转刻上去的；但它可以与《续仙传》金可记传等文献相互补证，且其书法及文字均有可取之处，为中国道教史、中韩文化交流史增添了一件珍贵的实物资料，值得珍视之。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期)
　　① 此文似又刊于《第2届韩国传统文化学术研究讨论会(文化卷)》，中国杭州大学韩国研究所一九九七年刊，第102～117页。
　　② 此三字已漫漶不清，此系据《全唐诗》卷二一六，杜甫《玄都坛歌》补。
　　③ 上引卞麟锡《唐长安的新罗史迹》，第314页，“□□姜荣”作“爱珊姜荣”，从残存笔画看，“爱珊”二字误。
　　④ 《全唐诗》卷二一六，中华书局版1985年版，第2253～2254页，《钱注杜诗》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年版，第7页。
　　⑤ 载《道藏》第5本，文物出版社等1988年版，第81页。
　　⑥ 同上书，第5本，文物出版社等1988年版，第309～310页。
　　⑦ 按转写者刘礼，经检索《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80年版)，仅见《史记》、《汉书》中有刘礼。此人显非刻石上所记之刘礼。
　　⑧ 参见卿希泰、唐大潮著《道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⑨ 种放，《宋史》卷四五七《隐逸上》有传。
　　⑩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九，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条。
　　(11) 见上引李之勤文。
　　(12) 如《海东绎史》卷六七有《金可记传》，从文字看系转录于《太平广记》金可纪条。
　　(13) 见日本福井康顺等监修《道教》第三卷中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1页。按内“李靖”疑有误，应为李同，八七五年宾贡及第，崔承佑也为新罗之宾贡进士。
　　(14) 崔致远生于新罗宪安王元年丁丑(唐大中十一年)，景文王八年戊子(咸通九年)入唐(见《崔文昌侯全集》，韩国成均馆校印本，1991年)。
　　(15) 见《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又《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唐贞观十四年条，将此事置于贞观十四年二月，且云：“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
　　(16) 见《唐会要》卷三六《附学读书》条。
　　(17) 见杨昭全《中朝关系史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列出三十八人姓名。又蒋菲菲、王小甫《中韩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夜1998年版，第135页)，据《全唐文》卷九二二，列出崔仁渷一人。
　　(18) 《唐会要》卷三六《附学读书》条。
　　(19) 此文载作者《唐史研究丛稿》第九篇，九龙新亚研究所1969年版，第432～433页。
　　(20) 《登科记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67页。
　　(21) [日]何世宁辑《全唐诗逸》卷中《金可记》，知不足斋丛书本，叶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