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概说

[上一记录] 　 [下一记录]

二、对西行求法人士之分析与说明

作者：李志夫

　　(一)西行求法人士分析表
　　(二)对西行求法人士分析表之说明
　　中土西行求法，不只是法师，还有居士，所以我们定为西行求法人士。根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共有56人，实际上应远超过此数。为什么我们自魏朱士行算起，只列39位，因为在《高僧传》乃至《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西行求法、殉教中途，或只是游历参访，未有“交流”之事迹者，我们都未列入。当然或许更有漏列，也或有认定上的差异，引起不同收录之标准。所以本文收列者，以译经有纪录，或在西行中学习典籍、语文，归来赍有典籍、文物者。
　　1.在这39位之中，义学有11人，译经有18人，密法2人，呪术2人，灵异8人，学医明1人，学声明3人，学因明1人，学五明1人，学书数2人，谶纬2人，禅法11人，持经奉戒9人，阿含、净土、唯识、俱舍、游记各1人，仅赍经、贝叶等归来者7人。
　　2.从时代上分——魏晋南北朝(260-420)，译经师多崇尚灵异；自北魏(518-665)，译经师注意到与义学相关之五明、书数、唯识、律仪、阿含等研究。自665-705年，义学师多于译经师；或许是他们已找不到须译之经典，或许是在消化经典。自唐(907)以后，尤其到北宋(1039)，到天竺求法人士，既未见到在印度学习经律、禅法，也未见有翻译；而仅携回少量贝叶、梵经，其他都是舍利、菩提树子、贝叶等佛教文物。
　　由此可知，乃是因为印度佛教已极衰微，西行法师既无什么可学，也无什么可以携回之经卷。
　　武周(684)以后，来华外国译经师，除翻密教经呪外，已无其他经典译出；往西求法者，自唐中宗(705)以后，也求不到什么经典，甚至也没有学到什么具体结果；而所携回之贝叶，多未见译出而束之高阁；可能一无翻译人才，二为没翻译之价值。其他携回者，都是菩提叶、孔雀毛之类佛教器物。
　　东汉至两晋，是中国人孕育、消化印度佛教的时代；隋、唐、宋才是佛教中国化的时代。以下我们试将费长房《历代三宝纪》所列各时期在中国译出、注疏，作表列出，将西来传法与西去求法之成果作一比较，就可以整体看出中印佛教交流传、承，兴、衰之过程与前因后果。
　　(三)对《历代三宝纪》之分析与说明
　　我们将进一步把费长房《历代三宝纪》，所泽、注、撰、作之人物、时代，列表如下，以资对照西来传法与西去求法之成果作比较、分析。表列如下：
　　(四)根据《历代三宝纪》各代所译经比较表
　　(五)根据《历代三宝纪》所译分期简明对照表
　　从本简明对照表可看出，自后汉佛教传入到西晋，可说全是译经期，而且译经师都属天竺、西域人士；自东晋到隋朝开皇年间，仍是以译经为主，间或有注、撰、抄、录及个人之著述。可以说后汉至两晋，是佛教之主要传入期，也是中国佛教之孕育期；自隋以后到唐，是中国佛教之发展期，佛教大师辈出，开宗立派；中唐至宋、明代，是佛教中国化的成熟期；元、清以后，则为佛教在中国之衰弱期。
　　历代翻经之“部”是指经之内容、分类而言；而翻经之“卷”则是指文字定额而言，因为一卷亦如中国古代之“册”一样。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文字数量之多寡，也可以看出此一经典之重要性；虽不尽然，但从方广经来说，大致如此。
　　另从本简表可以看出，南北朝时代(尤其北朝)之译经，文字数量最多；北朝短祚、纷乱，尚有如此译经成绩，可见他们重视佛教之教化，胜于汉人所建之中原王朝，此一点从北方之石窟艺术、亦可见证得出来。
　　费长房所撰之《历代三宝纪》，东晋以前所记的大都是译经师，东来传法的人士虽不一定是译经师；但本文中，东来传法者大部分是译经师。《历代三宝纪》完成于(隋)开皇十七年(597)，以后东来传法、西去求法的人士，当然不在其所纪之列。还有，在道生以前，中国僧人多未加以释姓，往往以天竺、西域之师姓为姓，看上去很容易混淆。他们也学会梵文，参与翻译工作；后来不从师姓，直接的名字就是僧某某，如僧肇、僧绍、僧伽提婆、沙门法勇、沙门阇那崛多等，搞得土、洋难辨。如果我们从《高僧传》、《佛祖统纪》中得知，东来传法的人士，看起来并没有《历代三宝纪》上的西来人士那么多。当然也一定有东来弘法、游居失传，没有记录其事迹的人也更多；也有同一人有音译、意译两者，在传记上都没有注明，在使用或用其音译、意译，有同名者，则亦易混淆。因此之故，我们特别将《历代三宝纪》译经人士之时代及所译部、卷列出来，与本文作部分对照、参考。
　　

中西丝路文化史/李志夫编著.-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