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西方和中国虽然相隔万里，但它们之间的交往很早以前就已经存在。当然，古代西方和中国间的了解经历了由模糊到清晰、由笼统到具体的过程。具体来说，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以传闻为主的阶段、发展到以物品交往为主的阶段、最后发展至人员交往的阶段。这三个阶段虽然特色各异，但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它们之间又有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后面的阶段包含了前面阶段的内容，是古代西方对东方认识不断提高的象征和标志。从罗马历史的角度审视古代罗马与中国间的交往，对我们重新评估古代世界人类的活动范围和能力帮助很大。
　　一
　　西方与中国之间的交往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古代传说告诉我们，早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中西交往已经揭开了序幕。据希罗多德记载：普洛孔涅索斯人卡乌斯特洛比欧斯的儿子阿利司铁阿斯曾写过一首“叙事诗”，诗中写道：
　　阿利司铁阿斯曾到过伊赛多涅斯人的土地。在伊赛多涅斯人的那面住着独眼人种阿里玛斯波伊人，在阿里玛斯波伊人的那面住着看守黄金的格律普斯，而在这些人的那面则又是领地一直伸张到大海的极北居民。除去叙佩尔波列亚人之外，所有这些民族，而首先是阿里玛斯波伊人，都一直不断地和相邻的民族作战；伊赛多涅斯人被阿里玛斯波伊人赶出了自己的国土，斯基太人又被伊赛多涅斯人所驱逐，而居住在南海(这里指黑海——译者按)之滨的奇姆美利亚人又因斯基太人的逼侵而离开了自己的国土。①
　　希罗多德认为：那个阿利司铁阿斯，即使是他，也没有说他去过比伊赛多涅斯人的地区更远的地方。②在另一处，希罗多德还记录了伊赛多涅斯人的一种风俗，即：当一个人的父亲死去的时候，他们所有最近的亲族便把羊带来。在杀羊献神并切下它们的肉之后，更把他们主人的死去的父亲的肉也切下来与羊肉混在一起供大家食用，至于死者的头，他们把它的皮剥光、擦净之后镀上金；他们把它当做圣物来保存，每年都要对之举行盛大的祭典。③
　　从希罗多德笔下所记的欧亚草原民族以及他们的部分事迹，人们可以发现至迟在公元前6世纪，欧亚草原之路实际上已经存在了。伊赛多涅斯人留下的足迹即使到1世纪的普林尼时代、2世纪的托勒密时代或4世纪的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时代都能辨认。④
　　大约在公元前5至前4世纪，有一位名叫克泰斯阿斯(Ktesias)的希腊人也曾记载：赛里斯人及北印度人，相传身材高大，长达十三肘尺，寿命超过两百岁。⑤
　　不过，从西方文献判断，希罗多德记录的有关东西方之间的联系信息和克泰斯阿斯对赛里斯人的相关说法，都停留在传闻阶段。尤其是希罗多德更没有赛里斯或中国的概念，因为希罗多德本身就把印度视为已知世界的最末端。直到公元前1世纪以后，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在罗马才不断出现，与以前间接且模糊的传闻形成鲜明的对照。
　　二
　　公元前8世纪中叶以前，地球上还没有罗马这一国家，整个地中海西部地区也处于蒙昧和野蛮时代。根据传统的一种说法，罗马建城于意大利半岛中部地区，时间为公元前753年。最初是一小国，后经将近5个世纪的发展，成为意大利和西部地中海的主人。从公元前3世纪末叶开始，罗马开始关注东部地中海的事务。经过三次马其顿战争，罗马人征服了马其顿和希腊地区。公元前1世纪60年代，庞培在结束第三次米特里达梯战争的同时，还战胜了亚美尼亚人、帕弗拉戈尼亚人(Pa-phlagonia)、卡帕多西亚人、西里西亚人、叙利亚人、斯基太人、犹太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伊比利亚人、巴斯达尼安人(Bastarnians)等，⑥从而把罗马人的领土从西边的西班牙、赫尔库利斯石柱扩张至攸克辛海，扩张至埃及边界上的沙漠地带，扩张至幼发拉底河畔。⑦罗马与远东国家间的距离也因此大大缩短。中国物品尤其是丝织品开始不断进入罗马人的视野，成为罗马学者竞相报道的内容。
　　公元前55年，罗马执政官克拉苏就任叙利亚总督。次年，他率军征讨帕提亚。据历史学家弗罗鲁斯报导，在双方对阵时，克拉苏士兵就看到了帕提亚军队用丝绸织物制成的军旗。⑧恺撒在埃及见到克利奥帕特拉时，克利奥帕特拉美丽动人，其白皙的胸乳透过西顿的丝线而透明无已。据路加记载，这些丝线分三步制成：先经过赛里斯人的梳织，后由埃及的针织工人分拆，再经过加工制作使其薄透可见。⑨另据狄奥·卡西乌斯记载：公元前46年，恺撒为了使罗马的观众免遭阳光暴晒之苦，将丝绸幕帘置于观众席的上面。⑩数年以后，罗马人开始以使用丝绸为时髦，以至于在提比略元首时期，元老院只好诏令禁止男性臣民穿丝绸服装，说丝绸毁坏了他们的名誉。(11)不仅如此，罗马政府还对妇女使用丝绸作了一定的限制。然而，这一诏令并未在罗马产生影响。罗马上层人物对丝绸的兴趣依然不减，罗马与中国间的丝绸贸易也依然兴隆。这可以从当时人的以下记载中看得很清楚。
　　据普林尼记载：赛里斯人以出产林中之毛而闻名。这种白色绒毛，再经过罗马妇女纺线和织布这双重工序，制成衣服。罗马贵妇们穿着这些透明的衣衫，耀眼于公众场合。(12)
　　更为惊奇的是，今人乃凿山以求大理宝玉，远赴赛里斯以求衣料，深潜红海以求珍宝，掘地千丈以求宝石。”(13)“据最低估算，每年从我们帝国流入印度、赛里斯和阿拉伯半岛的金钱，不下一亿塞斯退斯。这就是我们的奢侈风气和妇女让我们付出的代价。(14)
　　到2世纪以后，罗马对中国丝绸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中国的丝绸不但受到了上层贵族的青睐，而且也得到了下层平民的喜爱。丝绸一时成了罗马市场上的畅销商品。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说：“从前，这种赛里斯布仅为贵族专用，而如今最低贱者也能毫无差别地使用了。”(15)圣约翰·克利索斯顿也认为：“穿丝绸衣服的女人很多”，“丝绸不再昂贵了。”(16)无疑，这些话皆有所夸张。实际情况是，许多身居要职的罗马人见到众多黄金因中国丝织品而东流外国，深感愤怒与惊恐。
　　丝绸的大量输入促进了罗马丝绸市场的形成，从事丝绸贸易的商人也因此增多。据记载：有一位名叫赫里奥多鲁斯 (Heliodorus)的叙利亚人就在那不勒斯从事丝绸交易；(17)另有一位名叫爱帕弗罗提图斯(Epaphroditus)的叙利亚籍希腊人曾在伽比伊(Gabii)镇从事丝绸贸易并获取大量财富。(18)在第布尔(Tibur)及罗马城，都有专销中国丝绸的市场。(19)
　　在中国的丝绸和优质铁等商品运往罗马的同时，罗马的物品也不断输入中国，当然其规模不是很大。输入的物品主要有来自波罗的海的琥珀，罗马行省的玻璃、珊瑚、珍珠、亚麻布、羊毛织品和黄金。其中黄金占首位。此外，还有一些拥有一技之长的奴隶。他们常常被政府使者作为礼品送往中国。
　　三
　　丝绸之路在相距万里的中国和罗马之间架起了相互交往的桥梁。但在1世纪以前，罗马帝国和中国汉朝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人员往来。罗马商人未能经由陆路直接到达中国，中国人也未能取道陆路直接到罗马。他们之间的商业往来全靠各种中间人，尤其是靠帕提亚和印度等地区的中间人。中国人和罗马人对建立直接的联系都很关心。这可由中国使者甘英的经历得以说明。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
　　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齎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汉朝使者未能到达罗马，那么罗马使者是否到过中国?赫德逊认为没有。他在其《欧洲与中国》一书中明确指出：“在汉文典籍中毫无关于罗马臣民经陆路来华的迹象。”(20)不过，事实并非如此。罗马的商人曾于100年、166年多次到达中国。有关这些事实皆保存于中国的古典史籍之中。
　　据袁宏《后汉纪·孝和帝纪》记载：
　　永元十二年，“东(误冬)，西域蒙奇兜勒二国内属”。
　　《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也载：
　　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
　　《后汉书·西域传》再次把蒙奇兜勒贡献之事看做是汉和帝时期外交方面的巨大成就。范晔曾这样写道：
　　(永元)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
　　笔者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后汉书》上所说的“蒙奇兜勒”并非指“蒙奇”、“兜勒”，而是指罗马属下的Macedones(今译马其顿)。蒙奇兜勒纯粹是Macedones的音译。(21)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他们应是第一批由陆路到达中国的罗马人。
　　此后不久，罗马的商人又从海路来到了中国。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这里的大秦是指罗马帝国，大秦王安敦则是指元首安敦尼·庇乌斯的继子马尔库斯·奥理略(161—180年在位)。这是第一批已知的由海路来中国的罗马人。到三国和晋时也有罗马遣使到达中国的记载，这些都说明中国与罗马之间很早就建立了商贸关系。(22)
　　3世纪罗马进入危机状态，帝国内部的经济贸易逐渐衰落，帝国民众的有效购买力已经大不如1—2世纪了。不过，丝绸贸易和丝绸消费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据说：401年，罗马君主阿卡狄乌斯为其刚刚出生的儿子狄奥多西二世举行基督教洗礼，“全城(指君士坦丁堡)的人都头戴花环，身穿丝绸袍服，戴着金首饰和各种饰物，没有人能把全城当时的盛况用笔墨将其描述出来。此外，人们可以看到犹如海波一样众多的居民；还可以看到款式各异的盛装”(23)。由此可见，丝织品在罗马普遍使用的状况。
　　丝绸在罗马帝国的流行，也促使大批商人到中国经商贸易。528年，杨衒之记录了北魏都城洛阳的相关情况，描述洛阳南部，“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道西有四里。”来到洛阳的外国人按东西南北不同方位以及到达洛阳先后时间划分住所。刚来的住道东四馆，三年后则在道西得赐宅一所。“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24)。大秦等西域国家居民来华经商并定居洛阳表明：中西文化在交流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某些新现象，即交融。
　　552年左右，罗马获取了取卵养蚕的技术，查士丁尼还向突厥人介绍过有关蚕之诞生以及做茧的过程。“突厥人对此感到惊讶不已，因为突厥人当时控制着赛里斯人的市场和港口，而这一切过去均属于波斯人。”(25)6世纪60年代，粟特国王马尼阿赫(Maniakh)向突厥大汗提扎布鲁斯(Dizabulus)提出建议，认为：“建立与罗马人的友好关系，把丝绸销售给他们，会更符合突厥人的利益，因为罗马人消费的丝绸比其他任何民族都要多。”粟特国王马尼阿赫还主动要求陪同突厥使者一同前往拜占庭。突厥大汗批准了这一建议。②568年突厥使团抵达君士坦丁堡，受到了拜占庭君主查士丁二世的热情接待。不久，由西里西亚人择马尔库斯(Zemarchus)为团长的拜占庭使团回访突厥，到达突厥大汗的宫中，从而再次开通了北部通往东方的大道。这次拜占庭与突厥的交往虽然没有继续向东推进，但它还是把中国的有关信息带到了拜占庭，并将其保存于拜占庭的历史文献中。(27)
　　隋炀帝时，西域诸藩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远略，诸商胡至者，矩诱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裴矩报告的北道，即：“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此即中国、突厥可汗庭至拜占庭道。此外，还有中、南两道。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28)
　　唐朝时，由于国际条件发生变化，许多东罗马帝国的使者经陆道或海道来到中国。据《旧唐书·拂菻传》记载：“贞观十七年(643)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焉。”这些都是中国和罗马友好交往的标志。除了正史中记录罗马使者访问中国以外，民间来华的使者也不少。大秦景教在中国的传播就是明证。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
　　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泰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惣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贞观十有二年秋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宗周德丧，青驾西升。巨唐道光，景风东扇。旋令有司，将帝写真，转摹寺壁。天姿泛彩，英朗景门。圣迹腾祥，永辉法界。按《西域图记》及汉魏史策，大秦国南统珊瑚之海，北极众宝之山，西望仙境花林，东接长风弱水。其土出火烷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璧。俗无寇盗，人有乐康。……高宗大帝，克恭缵祖，润色真宗，而于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法流十道，国富无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
　　传入中国的景教则是基督教的聂斯托里乌斯派。据宋宋敏求《长安志》云：“义宁坊有波斯寺。唐贞观十二年，太宗为大秦胡僧阿罗斯立”，张星烺先生认为：“阿罗斯即碑文中阿罗本之误。阿罗本为大秦僧入中国之始。”(29)天宝三年，大秦国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诏僧罗含、僧普论等一七人，与大德佶和于兴庆宫修功德”，并得到皇上的赞许。“于是天题寺榜，额戴龙书。宝装璀翠，灼烁丹霞。睿札宏空，腾凌激日。宠赉比南山峻极，沛泽与东海齐深。”基督教在中国长安等地立寺传教，这无论对中国宗教界，还是对中国文化、思想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古代罗马与中国是分布于古代欧、亚大陆两端的两大强国。它们的多次交往不但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而且也促进了两大文明的发展。而东西方两大文明的发展也表明：文明要有所发展，就必须吸取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这或许是世界多元文明之所以发展到今天的重要原因。
　　① 参见希罗多德：《历史》上册，270～27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② 同上书，272页。
　　③ 同上书，275页。
　　④ 普林尼提到在麦奥齐达湖上方的布格河彼岸，住有萨尔马提亚人和伊赛多涅斯人。而沿海地带一直到坦纳伊斯河的地区，住有麦奥齐达人(麦奥齐达湖便是因他们而得名的)，最后是紧靠着他们的阿里玛斯波伊人。参见Pliny the Elder，Natural History，4，88。托勒密在《地理学》中把伊赛多涅斯分成两个地区：一个在伊马乌斯东麓的斯基太，即：Issedon Scythia；一个在赛里斯，即：Issedon Serica。参见Claudius Ptolemy，Geographyia，15～16。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也对这一民族有所记载。参见Ammianus Marcellinus，Res Gestae，23，64。弗尔地那德·冯·李希霍芬在《中国亲程旅行记》第1卷488页中将Issedon Scythia考证为疏勒；亨利·裕尔在《古代中国见闻录》第1卷44页、弗尔地那德·冯·李希霍芬在《中国亲程旅行记》第1卷488页和斯坦因在《古代于阗》134页中均把Issedon Serica考证为于阗。有关伊赛多涅斯方面的其他信息，也参见Greek Lyric，2；Pausanias，Description of Greece，1，24；6，31；2，5，7；9；Pliny the Elder，Natural History，6，7，21。Lucan的The Civil War、Valerius Flaccus的作品和Tertul-lian的《护教篇》中也有一些内容。
　　⑤ 参见Henry Yule，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First Pub-lished，London，1915；New Delhi，Asian Educational Services Reprint，2005，p.14。
　　⑥ 参见Pliny the Elder，Natural History，7，26。
　　⑦ Appian，The Mithridatic Wars，17，121.
　　⑧ Florus，Epitome of Roman History，1，46，8～9.
　　⑨ Lucan，The Civil War，10，141.
　　⑩ Dio Cassius，Roman History，43，24.我国学者曾根据美国学者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提供的信息，认为共和末年，恺撒曾穿着绸袍看戏，当时人认为过分豪华。参见齐思和：“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载《北京大学学报》，1955(1)。又参见何芳川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卷，39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其实，“恺撒穿着绸袍看戏”这一结论是的汤普逊作品的误译或误读。为说明问题，现将汤普逊的原文陈述如下：“Caesar was considered to have displayed un-heard of magnificence when he appeared in the theatre clad in silk.”James Westfall Thompson，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New York，D.Appleton-Century Company Incorporation，1928，p.165．耿淡如的译文为：“当恺撒穿着丝服出现于戏院里的时候，他被认为是显示了闻所未闻的豪华。”参见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207页。
　　(11) Tacitus：The History，2，33；Dio Cassius，Roman History，57。
　　(12) Pliny the Elder，Natural History，6，20，54.
　　(13) Pliny the Elder，Natural History，12，1，2.
　　(14) Pliny the Elder，Natural History，12，41，84.
　　(15) Ammianus Marcellinus，Res Gestae，23，64.
　　(16) St.John Chrysostom，Homily，25。
　　(17) 《希腊铭文集》(CIG)，5834。
　　(18) 《拉丁铭文集》(CIL)卷14，2793；2812。
　　(19) Martial，Epigrams，L，Ⅺ，27．丝织品在罗马的Vicus Tus-cus可获得。
　　(20) G.F.赫德逊：《欧洲与中国》，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
　　(21) 参见杨共乐：《中西交往史上的一件大事》，载《光明日报》，1996-05-14。
　　(22) 《梁书·诸夷传》“中天竺传”曰：大秦国“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商人自史趾至东吴。《晋书》也记曰：“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贡献。”
　　(23) Mark the Deacon，The Life of Saint Porphry，Bishop of Ga-za，47．G.F．赫德逊：《欧洲与中国》，87页。
　　(24)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
　　(25) 亨利·裕尔：《古代中国见闻录》第1卷，203～205页。爱德华·吉本曾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第40章中描述过蚕传入西方的过程。齐思和先生在《北京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发表“中国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一文，其中对此也有过一些不同的评述。但如果参阅《大唐西域记》文本卷十二的相关记载，我们还是能够判断吉本的描述是可以信赖的。《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这样写道：“王城东南五六里，有鹿射僧伽蓝。此国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国未知桑蚕，闻东国有之，命使以求。时东国君秘而不赐，严敕关防，无令蚕桑种出也。瞿萨旦那王乃卑辞下礼，求婚东国。国君有怀远之志，遂允其请。瞿萨旦那王命使迎妇，而诚曰：‘尔致辞东国君女，我国素无丝绵桑蚕之种，可以持来，自为衣服。’女闻其言，密求其种，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既至关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检。遂入瞿萨旦那国，止鹿射伽蓝故地。方备礼仪，奉迎入宫，以桑蚕种留于此地。阳春告始，乃植其桑。蚕月既临，复事采养。初至也，尚以杂叶饲之。自时厥后，桑树连荫。王妃乃刻石为制，不令伤杀，蚕蛾飞尽，乃得治茧，敢有犯违，明神不佑。遂为先蚕建此伽蓝。数株枯桑，云是本种之树也。故今此国有蚕不杀。窃有取丝者，来年辄不宜蚕。”玄奘：《大唐西域记》，301～30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26) C.Muller，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1841—1870)，vol.4.
　　(27) Theophylactus Simocatta于628年开始写作的作品《莫利斯皇帝大事记》的部分内容大概与此次出访有关。
　　(28) 《隋书·裴矩传》。
　　(29)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22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当然，这是有争论的。其实，最早提到在赛里斯传教的是西方的阿尔诺比乌斯(Arnobius)。他在《斥异教徒》(成书于300年)一书中阐述了基督教教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他举例道：“在印度；在赛里斯人(指中国人)、波斯人和米底人那里；在阿拉伯或埃及；在亚细亚及叙利亚；在加拉提亚人、帕提亚人、弗利基亚人那里，在阿卡亚、马其顿和伊庇鲁斯人那里；在每一岛每一省，举凡日出日没，太阳光芒所及之地皆是。最后，在罗马本土，也即世界霸主之地。人们虽然为努玛王所定的规则和古代迷信所钳制，但亦毫不犹豫地脱离本地之生活方式而皈依了基督真理”。Arnobius，Abversus Gentes，2，12．不过，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更硬的证据来证明阿尔诺比乌斯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