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是中国政治和经济史上高度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对外关系史上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张骞的凿空、班超父子对西域的经营以及大秦(即罗马)王安敦遣使内附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下文只想就马其顿音乐对两汉的影响以及东汉与罗马马其顿人的直接交往作些探讨，以揭示早已存在过但又一直被人遗忘的两汉与马其顿之间的关系。
　　一、张骞凿空与马其顿音乐传入中国
　　张骞，汉中人。据《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记载：他“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建元二年(公元前139)，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寻找被匈奴人驱逐的大月氏，以便联合起来共击匈奴。不幸道出南山北麓，为匈奴所俘，囚居十年，虽“予妻，有子”，“然持汉节而不失”，后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从匈奴处逃出。此后，张骞等向西奔走数十天，越过葱岭来到大宛国，受到了大宛国王的热情接待，国王派向导把他们送至康居，后由康居送到大月氏。当时大月氏已臣服大夏(即巴克特里亚)，在帕米尔以西的妫水(乌浒水)流域定居下来。这里土地肥沃，又很少有外敌骚扰，大月氏人安居乐业，对汉朝提出的联合对付匈奴之事毫无兴趣，所以，张骞在大月氏、大夏逗留一年多，“竟不能得月氏要领”①。没有达到结盟的目的。公元前128年，张骞等动身回国。过大夏和羌人居住的地区，不料羌人已归附匈奴，张骞等人再次被俘。一年后，张骞乘匈奴内乱逃回长安。这次出使虽没有达到联合大月氏的目的，但是张骞“始开西域之迹”②，收集了大量有关西域地区地理、交通、物产、语言、人口等方面的资料，开阔了汉朝民众的视野，加深了汉朝对西域地区的了解。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上奏汉武帝，认为：“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蛮夷俗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③这个建议得到了汉武帝的赞同。不久，张骞再次出使西域。当然，这次出使的主要对象是乌孙。从政治上讲，这次出使和上次出使一样并未达到目的，但它加强了汉与西域诸国人民之间的联系。
　　自张骞“凿空”以后，中西交通大开。从中国西去求“奇物”的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他们带去“牛羊以万数，齎金币帛直数千巨万”。④同时，也有许多西域国家派使者随汉使来到长安。所谓汉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⑤，就是当时真实的写照。但是，至今为止，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张骞本人在出使过程中还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贡献——是他亲自把马其顿音乐传到了中国。
　　据《古今乐录》云：
　　横吹，胡乐也。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长安，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
　　《晋书·乐志》在叙述胡乐时也有类似的记载：
　　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用者，有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杨、望行人十曲。
　　此外，《通典》、《通志》中也有同样的说法。
　　从现有的材料看，这些记载都来源于崔豹的《古今注》。崔豹是西晋人，晋惠帝(290—306年在位)时曾任朝廷太傅。崔豹在《古今注·音乐篇》中这样写道：“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世用者有黄鹊、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杨、望行人十曲。”《晋书·乐志》几乎全部录用了《古今注》的材料。
　　上述史料清楚地告诉我们，张骞在出使西域时，曾学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又根据这一曲子，更造新曲二十八解，皇上将其定为武乐。魏晋以来，二十八解虽不复具存，但还有十曲流行。由此可见，摩诃兜勒音乐对我国民族音乐产生的影响之大。
　　那么摩诃兜勒一曲到底指的是什么?有人把摩诃兜勒当做歌名，有人把它当做是大月氏乐或印度大伎乐；有人则根本否定这件事的存在，认为这是后人之妄说。⑥实际上，张骞确实到过巴克特里亚，并得到了摩诃兜勒的一首曲子，这里所说的“摩诃兜勒”实为马其顿或马其顿人。理由是：
　　第一，从音韵学和翻译对音的角度看，“摩诃兜勒”实际上就是“μακεδονεs”的音译，希腊文“μακεδονεs”本身就有“马其顿、马其顿人”的意思。它和《后汉纪·孝和帝纪》、《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上记载的“西域蒙奇兜勒二国内附”、“西域蒙奇兜勒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中的“蒙奇兜勒”是同一民族名；唯一不同的是“摩诃兜勒”译自希腊文，“蒙奇兜勒”译自拉丁文。
　　第二，此曲为张骞出使西域所得。据史书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到过大宛、大月氏、康居、乌孙和大夏。⑦大月氏、康居和乌孙皆为行国，而巴克特里亚(即中国史书上之大夏地)自从公元前329年被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以后，政权一直掌握在希腊马其顿人手里，先是亚历山大派手下治理，后是塞琉古派总督管辖。大约在公元前250年，巴克特里亚总督狄奥多德斯(Diodotus)趁塞琉古王国内乱之机脱离王国，自己称王建国，定都巴克特拉(Bactra)。公元前3世纪末，优提德摩斯(Euthy-demos)夺取政权。公元前208年塞琉古王国安提奥库斯三世打败优提德摩斯，双方订立和约，再次确认巴克特里亚为塞琉古属国。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德米特里掌握政权，他将领土扩张到印度西北部。约公元前170年，优克拉提德斯(Eucratides)自立为王，巴克特里亚再次分裂。此后巴克特里亚实力逐渐衰落，大约于公元前140至前130年间被因乌孙驱赶至此的大月氏所占领。张骞到达西域时，正值巴克特里亚希腊·马其顿政权被大夏推翻不久。据记载他在这里逗留一年多，而不像在大宛、大月氏等国是匆匆而过，所以从巴克特里亚的希腊马其顿人那里学得摩诃兜勒一曲即马其顿歌曲一首是很正常的事。
　　至于李延年更造新声也有非常重要的证据。据葛洪《西京杂记》记载：“高帝戚夫人善鼓瑟击筑。帝常拥夫人倚瑟而絃歌，毕，每泣下流涟。夫人善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侍妇数百皆习之，后宫齐首高唱，声入云霄。”⑧戚夫人是汉高祖刘邦的妃子，为汉初之人。这就是说，更造新声的对象确实存在，它们是早在张骞出西域、李延年谱新声以前就已经出现的出塞、入塞等旧曲。
　　摩诃兜勒一曲的考证无论对我国音乐史研究还是历史研究都很重要。它表明：在我国丰富的民族音乐里早已吸收西方音乐的养分，张骞出使西域不仅打通了汉朝与西域之间的关系，而且还直接从西域各族人民那里学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摩诃兜勒曲子的内传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张骞学得摩诃兜勒曲子一首本身也能证明《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上记载的张骞出使西域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若张骞不到西域，他根本不可能也不会知道摩诃兜勒(马其顿)和摩诃兜勒(马其顿)一曲。张骞将马其顿音乐传入中国，李延年又将其更造新声，这一事实也再次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胸襟博大的民族，学习和吸收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是它的光荣传统，而这一传统又一直激励着炎黄子孙不断革新，不断奋进。
　　二、罗马属下的马其顿商人到过东汉的洛阳
　　罗马与中国之间的首次直接交往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早在4世纪，中国学者袁宏就在《后汉纪·孝殇帝纪》中这样写道：“(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奉贡献，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不得令通。及桓帝延熹中，王安都遣使者奉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一通焉。”很显然，袁宏已经把桓帝延熹中大秦王安都遣使贡献这件事当成了罗马与中国直接交往的开始，后来的学者也都承袭了这种说法。⑨其实，早在100—101年之间就有一支罗马境内的商队到过中国。
　　据《后汉纪·孝和帝纪》记载：永元“十二年……东(误冬)，西域蒙奇兜勒二国内属。”
　　《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亦云：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后汉书·西域传》再次提到蒙奇兜勒内附之事。“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接着又说：“(永元)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载，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内附。”范晔在《后汉书·西域传》的最后还这样写道：“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其后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焉。”
　　这些史料清楚地告诉我们：永元十二年(100)冬，西域蒙奇兜勒的使者曾经到过中国。他们不属于纳质内属的国家，也不属于汉朝王庭业已熟悉的安息、条支诸国，而是属于四万里外刚来归服的远国。那么，蒙奇兜勒究竟是指何国?对此，国内外学者早就有过研究。但一般都采用对音和把蒙奇兜勒分成两国的方法来确定它们的位置，认为蒙奇就是指安息东部的Margiana，⑩兜勒就是指贵统辖下的Tukhara。(11)其实，只要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种观点并不正确。因为在《后汉书》中，Margiana和Tukhara都有固定的名称，前者称“木鹿”，后者叫“大夏”。在同一著作中对同一地名采用两种截然不同的称呼肯定是不合逻辑的。而且，“木鹿”和“大夏”都在离洛阳两万里之内，在此之前又都遣使来过中国，显然不会是“四万里外”、刚来归服的“远国”。(12)近年来，有人虽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但因在方法和史料上没有多大突破，所以，始终都无法解开“蒙奇兜勒”之谜。
　　经过多年的思考与研究，笔者发现《后汉纪》和《后汉书》上所说的“蒙奇兜勒”并非指“蒙奇”、“兜勒”，而是指罗马属下的Macedones(今译马其顿)。这是因为：
　　第一，1—2世纪之交，中国和罗马之间业已经具备了直接交往的各种客观条件。由张骞“凿空”的“丝绸之路”，虽然时断时通，但丝绸这种罕世物宝已辗转中亚、印度等地，远销罗马，盛誉西方各地，尤以罗马贵族喜爱为甚。据普林尼记载：“赛里斯人，他们以出产羊毛闻名。这种羊毛生于树叶上，取出，浸之于水，梳之成白色绒毛，然后再由我们的妇女完成纺线和织布这双重工序。靠着如此复杂的劳动，靠着如此长距离的谋求，罗马的贵妇们才能够穿上透明的衣衫，耀眼于公众场合。”(13)至于今人，“乃凿山以求大理宝玉，远赴赛里斯以求衣料，深潜红海以求珍宝，掘地千丈以求宝石。……据最低估算，每年从我们帝国流入印度、赛里斯和阿拉伯半岛的金钱，不下一亿塞斯退斯。这就是我们的奢侈风气和妇女让我们付出的代价”。(14)罗马对中国丝绸需要量的加大，一方面，加速了罗马丝织品价格的上涨；另一方面，也促使以获利为目的的罗马商人积极参与探索与中国直接交往的活动。而此时罗马与帕提亚之间的关系又刚好处于相对的和平时期。罗马人经陆路到达中亚，这一点是完全能达到的。
　　至于历中亚入中国之路，这取决于东汉对西域的平定与管理状况。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西汉末叶，西域被分割为五十五国。王莽篡位，贬易侯王，西域与中国遂绝。建武中，西域遣使求内属，光武未允。永平十六年，明帝命将帅，北征匈奴，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明年，始置都护。西域内乱，章帝不欲疲敝中国以事夷狄，乃不复遣都护。章和元年 (87)，班超降莎车，威震西域，南道畅通。安息遣使献狮子、符拔；月氏贡奉珍宝，符拔、狮子。和帝永元元年(89)，大将军窦宪大破匈奴。永元三年(91)，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为都护，居龟兹。永元六年(94)，班超复击破焉耆，统一西域。西域五十余国纳质内属。永元九年(97)，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齎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十三年冬十一月(101)，安息王满屈复献狮子及条支大鸟。102年，班超返回中原，西域又乱。这说明在97—101年间从安息过中亚到中国这条路是通的。范晔记录的蒙奇兜勒于永元十二年冬来华是可信的。
　　第二，在2世纪前叶的西方文献中，确有马其顿商人遣使到达Seres(希腊、罗马人对中国的称呼)首都Sera(洛阳)的记载。这一记载一直通过罗马到地理学家托勒密的著作《地理学》保存至今。一般来说，《地理学》成书于150年左右。(15)托勒密在其著作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有一位名叫梅斯，又叫蒂蒂阿努斯的马其顿人(Macedones)，其父亦以商为业，记录了从这里 (指中亚的石城)到Sera城的路程。不过，他自己并未到过中国，而是派遣手下的一些人去的。(16)在另一处，作者又说，这条道路崎岖且常遇冬季风暴。为走完这段路，梅斯手下的人总共花了七个月的时间。(17)托勒密在书中明确指出，他所引用的上述材料来源于马里努斯的《地理学概论》。马里努斯为推罗人。托勒密称马里努斯是“离我们这一时代最近的且潜心投入这一事业(指从事地理学探索)研究的人。他知道许多以前不知道的信息。他竭力研究在其以前所有历史学家的著作，同时纠正他们的错误。这可由他再版他所修改过的地理图这项工作中看得很清楚”(18)。由此可知，他略早于托勒密时代。其著作《地理学概论》既是托勒密《地理学》的主要参考书，也是其写作的主要依据。托勒密在著作中经常引用马里努斯的材料并不时加以评析。此外，从内容上判断，马里努斯的著作大约完成于107—114年间，因为他所收集的文献资料止于图拉真发动的达西亚战争(107)，有关达西亚战争后的达西亚地理状况作者十分清晰，而对于图拉真指挥的帕提亚战争(114—117)，他没有涉猎。(19)至于梅斯所记载的马其顿商人来华事件，显然不会发生在马里努斯之前。因为据托勒密说，正是“由于这次商业旅行(指梅斯商团的中国之行)，这条由石城至Sera的道路才被世人所知。”(20)这应该是马里努斯新发现的材料，在马里努斯以前的作家(包括高度关注地理学发展、旅游甚广、善于把握信息来源、勤于收集东方资料的斯特拉波、老普林尼等大地理学家)虽然知道在远东有一Seres国，但都不知道西方人到过Seres，更不知道有一条通往Seres国首都的陆路。(21)所以，从时间上看，这次旅行必然发生在马里努斯写作《地理学概论》之时，也即1—2世纪之交。而这一时间又恰好与《后汉纪》、《后汉书》上记载的蒙奇兜勒遣使来华的时间一致。
　　第三，从内容上讲，古代中国与罗马双方的记载也非常吻合。它们都指出：到达中国的是“使者”，他们来自安息、条支以西，是由陆路经西域到达Seres(中国)首都Sera(洛阳)的首批西方人，其完成的时间是冬季。所有这些都表明：托勒密《地理学》上记载的马其顿商人来华与《后汉纪》、《后汉书》所记的“西域蒙奇兜勒内附”是同一回事，属于同事多记。
　　第四，从音韵学的角度看，蒙奇兜勒实际上就是“Mace-dones”的音译。“Macedones”在拉丁文中有“马其顿人”之意，托勒密在叙述马其顿梅斯商团的中国之行时所使用的就是这个词。按拉丁文发音，Macedones可以译成“蒙奇兜讷斯”。因为古人在翻译时常常省去尾音“S”，如“Sindus”一般译成“身毒”或“印度”，所以“Macedones”又可译成“蒙奇兜讷”。而这里的“讷”(ne)在古音上完全可与“蒙奇兜勒”的“勒”(le)相通。因为声母“l”和“n”虽然在发音方法上略有不同，但它们同属舌音，经常可以通转。这样的例子在古代译著中到处可见，即使现在，许多地区的方言中仍有“l”和“n”不分的现象。
　　第五，出使中国的马其顿使团无论是居住在巴尔干半岛北部的马其顿，还是居住在叙利亚，其地理方位与《后汉纪》、《后汉书》上所描述的蒙奇兜勒有明显的一致性。(22)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安息和椟城去洛阳两万五千里，安息和椟城向西至阿蛮三千四百里，阿蛮西行至斯宾三千六百里，于此南行渡河又西南行九百六十里至安息西界于罗城。这就是说安息西界的于罗城离洛阳的距离为三万三千里。所谓“四万里外”来汉的国家自然在安息西界以西，而大秦马其顿正好符合“远国”、“四万里外”之意。(23)马其顿人来华应该有其合理性。因为，亚历山大曾经带领马其顿希腊人征服过波斯帝国，到达中亚。所以马其顿人对于西方至中亚这条路是非常熟悉的。
　　至于《后汉纪》、《后汉书》上提到的“蒙奇兜勒二国”中的国，很显然不是指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指相对独立的地区或相当于“天子之政行于郡，而不行于国”中的国。这种使用方法，在《后汉书·西域传》中有很好的体现。例如，此书在提到安息时曾这样写道：“十三年，安息王满屈复献狮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从斯宾南行渡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极矣。”这里的阿蛮国、斯宾国与于罗国显然属于安息，但行文时也用“国”相称。(24)
　　据《后汉纪》和《后汉书》记载，这支商队到达洛阳的时间是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亦即100年12月或101年1月。因为从石城到洛阳要走7个月，所以这支商队进入中国境内的时间应该为100年5～6月，而离开中国的时间最早也要到101年7～8月。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他们应是第一批由陆路到达中国的西方人。
　　对于蒙奇兜勒来华事件的考证有重大的学术价值。第一，它纠正了我们传统把蒙奇、兜勒分成两个国家的看法。第二，把有记载的中西直接交往的时间推前了67年。过去，我们一般都根据《后汉纪》、《后汉书》的记载，把166年视为中西直接交往“始乃一通”的时间。第三，恢复了蒙奇兜勒商人来华这一事件的历史面貌。袁宏在编纂《后汉纪》、范晔在编纂《后汉书》的过程，中虽然辑录了蒙奇兜勒商人的来华事件，但他们并不知道蒙奇兜勒的真实位置，更不知道蒙奇兜勒是大秦(罗马帝国)的属地。否则，他们显然不会把延熹九年定为中国与大秦直接交往的开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蒙奇兜勒商人来华事件的考证实际上解开了这一已经被人遗忘了1600多年，但在中西交通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事件的历史之谜。第四，非常成功地解决了人们长期争论不休的有关丝绸之路的起点问题，即：在东汉时期，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洛阳，而不是长安。
　　附：亚历山大对中国的影响
　　亚历山大是马其顿国王。公元前334年，他带领一支3万多人的军队开始踏上征服波斯帝国的历程，并最后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亚历山大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他对中国的影响显然还是存在的，这些影响主要通过后人的作品而产生作用。
　　早在古代，就有许多学者研究过亚历山大，其中著名的有：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的《历史集成》第17卷、昆图斯·库尔提乌斯·鲁弗斯的《亚历山大史》、普鲁塔克的《亚历山大传》和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等，但他们都没有提到亚历山大对中国的影响。然而，从6世纪开始，有一部分学者却在其作品中加入了亚历山大到过中国的内容。例如，据拜占庭学者Theophylactus Simocatta记载：陶格斯(Taugas)国，“其大都城亦号陶格斯。相传马其顿亚历山大战胜巴克特里亚人、粟特人，奴役其民，烧杀野蛮人种十二万后，乃筑此城……距都城数里，亚历山大尝别建一城，蛮人称之为库伯丹(Khubdan)。有巨川二，贯流城内。”(25)费尔都西(Firdausi)所著作品里也说到：亚历山大以使节身份来到中国，中国Faghfur(天子)招待热情。他向天子谏言：如果天子承认亚历山大的统治地位，向其进贡本国出产的果品，他将视天子为同盟与朋友，确保天子地位的稳固和财产的安全；天子答应了上述条件。(26)出生于花剌子模国的阿尔·比鲁尼(Al Biruni)也在其名著《古代民族编年史》中写过：亚历山大在占领整个波斯帝国以后，“进入了印度与中国，与最遥远的民族交战，并征服了其经过的所有地区”。(27)
　　此后的尼萨米(Nizami)在其《亚历山大传(Iskandarnams)》中也记载了这样一件传说，说：亚历山大由印度经西藏来到中国，在中国看到希腊画家和中国画家正在举行比赛，希腊画家赢得最后胜利。(28)埃塞俄比亚人撰写的亚历山大故事里说：“中国国王命人铺贵重垫子于长椅之上，长椅为金制品，上面嵌有珠宝，镶着金图案。国王坐在大殿里，其太子和贵族们环绕于他。当其说话时，他们都恭顺地听着并回答之。此后他就令司仪官把亚历山大使者带进殿来。当我(亚历山大使者)跟着司仪官进来时，那些穿金戴银的人都站了起来，司仪官叫我站在国王面前；我在殿上站了很久，但没人与我说话。”(29)在司仪官问了一些问题以后，中国国王叫这位使者坐在旁边的长椅上。国王询问了使者的来意，并表明了中国方面的态度。最后天子决定“送给亚历山大用精致材料所制的衣服，重100君士坦丁堡磅，200个帐篷和男女仆人，200个皮制的盾牌，200支镀金且饰有贵重宝石的印度宝剑；200匹御骑马匹，1000担质地优异的金子和银子，因为在这一国家里有可以采金的山林。其国之城墙为金子所筑，其民之宅也有为金子所盖的；大卫之子所罗门就是由此获得金子来建造圣堂的，他的器皿和盾牌也都是用中国的黄金制造的。”(30)
　　讲述亚历山大在中国的故事的还有阿尔，塔阿利比(Al-Ta'alibi)，他用阿拉伯语写了《波斯国王史》一书，里面曾描述了亚历山大与中国国王之间的接触与交往。阿尔·塔阿利比这样写道：当亚历山大率军进入中国时，中国国王非常震惊。为避免流血，他夜访亚历山大，表示愿意臣服。亚历山大向国王索取部分收入。第二天，中国国王派一支庞大的中国军队至亚历山大营地，向亚历山大解释自己行为的合理性。中国国王说：我并非因软弱或兵少而屈服于你。实在是我看出天意，你应征服比你更强的国王们。我臣服你就是服从天意；顺从你，是为了执行上天的命令。亚历山大在盛赞中国国王的行为后离开中国。中国国王送给他丰厚的礼物，其中包括：1000件绸缎、彩绸、锦缎等，并保证年年上贡。(31)
　　从客观事实的角度而言，这些故事显然都是虚构的。因为亚历山大始终没有与古代中国发生过关系。但这些故事一旦成书确实会对当地人中国形象的形成产生较大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不时地损害中国人与中亚、西亚和欧洲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上面的影响是间接的话，那么下面两例则能够清楚地告诉我们亚历山大对中国影响的直接性。现陈述如下。
　　第一例保存于拉斯特的《史集》里。据拉斯特的《史集》记载，当蒙哥合罕刚接位的时候，有一些同宗王们不服谋叛，蒙哥合罕将其扣押，但不知如何处置。“有一天，他坐在宫中宝座之上，命令异密们和国家栋梁们各自根据所见所闻，讲一段有关犯人的必里克。于是，每人各按自己见识高低和官位大小，依次讲了一段，但没有一个合乎他的心意。马合木·牙剌洼赤站立在最末。蒙哥合罕问道：‘那位老人为何一言不发?’人们对(马合木·牙剌洼赤)说：‘到前面去讲吧。’他回答道：在君主面前，听要比讲好，但是，我知道一个故事，若蒙俯允。我就讲一讲。”蒙哥合罕低声说道：“请讲吧。”于是他就讲道：
　　当亦思罕答儿征服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时，他想去攻打忻都斯坦，他的国中的异密和达官贵人们脱离了顺从之道。每个人都要求独立自主。亦思罕答儿(对他们)毫无办法，便派遣急使到鲁木去见亚里士多德，(向他)说明了异密们专横跋扈的情况，并询问他对此有何办法。亚里士多德和急使一起进到花园中，吩咐把树根大而深的树挖掉，在它们所占据的地方种上一些弱小的树，没有给急使答复。受命的急使回去见亦思罕答儿说道：“他(亚里士多德)什么也没有回答。”亦思罕答儿问道：“你在他那里看到了些什么?”(急使)回答道：“他来到花园中，把一些大树挖出来，在它们的位置上栽了一些小树。”亦思罕答儿说：“他已经给了回答，而你却不懂得。”于是，他处死了一些专横的豪强异密，而将他们的儿子置于他们的位置上。
　　蒙哥合罕非常喜欢这个故事，他明白了，应当消灭那些人，而扶植另一些人来代替他们。他降旨用惩罚之剑杀掉那些曾经谋叛并唆使宗王们抗命，(从而)把他们抛入罪恶深渊的已被囚禁起来的异密们。(总共)有七十七人，他们全被处死。(32)
　　这一记录表明，蒙哥合罕不但接受了马合木·习剌洼赤的间接建议，而且使用了亚历山大当年的方法，消灭了反抗力量，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稳定了蒙古内部的秩序，从而为其进一步向外扩张奠定了基础。亚历山大的影响可见一斑。
　　第二例保存于《回回药方》里。《回回药方》是14世纪下半叶写成的一部汉文伊斯兰医药典籍。在《回回药方》卷三十里有这样的记载：撒福非阿剌思他黎西(即医人阿剌思他黎西造的末子药方)。(33)此方是古医人阿剌思他黎西为亦西刊达而国王(34)造者，故名。云：
　　能治札剌必(即恨皮内麓糙)证候，胃经不能克化、面而色黄、胡思妄想并忘事者，服之皆得济；又能克化饮食、香口气、开心闷。
　　桂心 撒答只忻的(即枇杷叶) 沉香
　　缩砂 白薇 麻思他其(即西域芸香也)
　　可不里诃子(去核) 法阑术谟失其 纳而谟失其(即麝香当门子)
　　即剌(即野茴香乞而马尼者) 肉桂 兀失拏
　　胡椒 荜拨 乾姜
　　丁香 浆石榴 肉豆蔻
　　龙脑 草果(各二钱) 麝香
　　龙涎(各一钱) 锭子沙糖(比已(以)上总分两加六倍)
　　已(以)上药捣罗为末每服一钱至三钱不拘时服。(35)
　　《回回药方》把阿剌思他黎西为亦西刊达而国王制造的药方吸纳、保留并将其应用于中国的医学之中，在中国发挥作用，这本身说明，亚里士多德散剂能治病，能解除患者的痛苦。而这又为学者重新认识和定位作为医学家的亚里士多德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同时，它也说明，回回民族在世界医学交流和传播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回回药方》不但丰富了中国的医学知识，而且也为古代阿拉伯和西方医学的中国化作出了贡献。它与古代中国的其他医学成就一起，共同架构起中华医学文明的辉煌，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上述材料都是马其顿古代作品及西方古代文献中所不曾记载的，这些材料既反映了历史人物言行及其影响的超时空性，更折射出人类文明互动的多渠道性和交流形式的不确定性。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① 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班固：《汉书·张骞李广利传》。
　　② 班固：《汉书·西域传》。
　　③ 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班固：《汉书·张骞传》。
　　④ 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
　　⑤ 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
　　⑥ 参见《外国历史大事集》，古代部分，第1分册，687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阴法鲁、许树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第2分册，21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有人认为：摩诃兜勒是安息祭神的军乐。“摩诃”一名是阿利安民族的月神Mah，兜勒(Tishtrya)是雨神，汉语译名只译出首尾两音。伊朗古经中的月神们常驾瘤牛所曳月车，提希勒(中译兜勒)是送雨的神祇，与生命之神摩诃相辅佐，摩诃兜勒曲就是一种充满豪情、祈求胜利与丰收的雄健之乐，由buru主吹。这显然是主观臆断。沈福伟：《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140～14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另据常任侠考证：印度大伎乐一直要到东晋永和中(345—356)，张重华割据凉州时才得到。参见常任侠：《丝绸之路与西城文化艺术》，45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⑦ 班固：《汉书·张骞传》。
　　⑧ 葛洪：《西京杂记》卷一，戚夫人歌舞。
　　⑨ 例如：范晔在《后汉书·西域传》写道：“(大秦)王常欲通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采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恒帝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一书中就认为：在汉文典籍中也毫无关于罗马臣民经陆路来华的迹象。参见G.P.赫德逊：《欧洲与中国》，58页。另见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85页，北京，三联书店，1973；尚钺：《中国历史纲要》，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朱绍侯：《中国古代史》上册，394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⑩ 参见《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424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
　　(11) 参见《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413页。王国雄和黄文弼先生也把“兜勒”视作是“睹货罗”。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西胡考下》，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黄文弼：《重论古代大夏之位置与移徒》，载《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81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林梅村先生对蒙奇和兜勒又有自己的看法，认为：就是指马其顿；兜勒则是指地中海东岸城市推罗。理由是蒙奇和兜勒的发音与希腊文“Mace-donia”和“Tyres”(Turcs)的发音一致。实际上，这种解释很难成立。因为希腊文中的“Macedonia”虽然可以发成蒙奇兜尼亚，而“Tyres”(Tures)则只能发作“跳勒斯”，绝对不能发成“兜勒斯”，因为希腊文中的元音“u”，没有“乌”的音，而只有“尤”的音。参见杨共乐：《“丝绸之路”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1)。
　　(12) 据范晔：《后汉书·西域传》载，安息国……其东界木鹿城，号为小安息，去洛阳两万里。大月氏离洛阳万六千三百七十里。大夏属大月氏离洛阳应在两万里之内。
　　(13) Pliny the Elder，Natural History，6，54.
　　(14) Pliny the Elder，Natural History，12.
　　(15) 参见Henry Yule，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London，Printed for the Halcluyt Society，1915；New Delhi，Asian Educational Servies，2005，Vol.Ⅰ，P.187。方豪：《中西交通史》，12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而从托勒密提供的众多地名目录中，我们能够测定，《地理学》成书的年代应该在117年前后，因为在《地理学》中已经写入了图拉真新建的行省，还有图拉真新建的城市“Traianopolis”和“Ulpianum”。
　　(16) 参见Claudius Ptolemy，Geographyia，1，11，6。 Manfred G．Raschke认为：Maes Titianus可能是奥古斯都时期叙利亚总督M．Titus的一名被释奴隶，但M．Titius任叙利亚总督的时间是公元前20至前17年和公元前13至前12年，显然与托勒密所说的“其父亦以商为业”不相一致。参见Manfred G．Raschke，New Studies in Roman Commerce with the East，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omischen Welt 2，9，p.846。
　　(17) Claudius Ptolemy，Geographyia，1，11，5.Carolus Mullerus的拉丁文翻译是：“via autem a Turri Lapidea usque ad Seram magnis tem-pestatibus obnoxia est.”显然没有把希腊文的“冬季”翻译来。而“冬季”与“冬十一月”，对于我们定位梅斯商团这次商业活动的具体时间意义重大。参见Carolus Mullerus，Claudii Ptolemaei Geographia，Parisiis，Editore Alfredo Firmin Didot，Instituti Francici Typographo，1883，p.29。
　　(18) Claudius Ptolemy，Geographyia，1，6.
　　(19) M.Cary断定马里努斯写作的时间不会在120—125年之后。因为书中提及的所有地理名字和内容皆没有哈德良方面的信息。参见M.Cary，Maes，Qui et Titianus，Classical Quarterly，1956，New Se-ries，Vol.6，No.3/4。
　　(20) Claudius Ptolemy，Geographyia，1，11，5.
　　(21) 参见李雅书、杨共乐：《古代罗马史》，356～358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2) M.Cary曾作过考证，认为梅斯是叙利亚籍的马其顿人。参见M.Cary，Maes，Qui et Titianus，Classical Quarterly，1956，New Se-ries，Vol.6，No.3/4。
　　(23) 另据《新唐书》记载：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国。去京师四万里，在苫西，北直突厥可萨部，西濒海，有迟散城，东南接波斯。
　　(24) 当然也不排除《后汉纪》作者将蒙奇、兜勒误作为两个国家的可能。
　　(25)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88～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略有改动。参见亨利·裕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1卷，29～32页。Theophylactus Simocatta：《历史》，7，9。
　　(26) The Shahnama of Firdausi，done into English by Arthur George Warner，M．A．and Edmond Warner，B．A．Vol．VI，Lon-don，Kegan Paul，Trench，Trubner and Co．Ltd．1912，pp．170-171.
　　(27) Al Biruni，The Chronology of Ancient Nations，Translated and Edited，with Notes and Index，by C.Edward Sachau，London，Pulished for the 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by William H.Allen and Co.1879，p.44.
　　(28) F.Spiegel，Die Alexandersage bei den Orientalen，Wilhelm En-gelmann，F.A.Brockhaus，W.Drugulin，Schlesinger，J.Kaufmann，Leip-zig，1851，pp.31-47.
　　(29) 在叙利亚文中，中国国王送的礼品包括：货币1000他连特、未染的丝绸10000匹、织锦的丝绸5000匹……印度剑1000把、野马5匹、麝香1000、蛇角10个。E.A.W.Budge，Life and Exploits of Alex-ander the Great，W.Drugulin，Oriental Printer，Leipzig，1896，p.173.
　　(30) The Ethiopic Version of the Pseudo-Callisthenes，参见E. A.W.Budge，Life and Exploits of Alexander the Great，pp.174-179。
　　(31) H.Zotenberg，Histoire des rois des Perses，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1900，pp.436-440；F.Spiegel，Die Alexandersage bei den Orientalen，pp.31-46.当然，还有一些作者，如：阿尔·马肯(Al-Makin)、阿部·沙克(Abu-Shaker)等，曾讲过亚历山大进入印度附近时，印度国王向邻近国王求援的故事，求援的对象包括中国。参见A1-Makin，The History of Alexander；Abu-Shaker，The History of Al-exander。
　　(32) 拉斯特：《史集》第2卷，2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33) 撒福非，是阿拉伯语散剂、药末、粉子药(Safuf)的音译。阿剌思他黎西是阿拉伯文Aristatalis的音泽，为亚里士多德。
　　(34) 亦西刊达而是阿拉伯文Iskandar的音译，为亚历山大。
　　(35) 宋岘考释：《回回药方考释》下册，309～31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