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丝路运输工具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方或民间运输、行旅贩客从事长途运输，车依然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其次是骆驼和马；短途运输工具主要是牦牛、驴、牛车和独轮车。
　　骆驼 号称“沙漠之舟”，是一种反刍家畜。体躯大，四肢健长，脚掌肥宽，富有弹性，一次能驮运100～150公斤的重物，在沙漠里长途跋涉，日行35～40公里，连续几天可不休息，并在茫茫沙漠瀚海中不会迷路。直到现代运输工具出现以前，它一直是丝绸之路上的之要运输工具。图33是甘肃省嘉峪关晋墓中的牵驼壁画，它是贩客牵驼长途运输的真实写照。北朝乐府诗《木兰辞》中说：“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回故乡”。《朝野佥载》上记有这样一个故事：魏孝文帝定四姓，“陇西李氏大姓，恐不入，星夜乘明驼，倍程至洛。时四姓已定讫，故至今谓之驼李焉。”
　　马 是食草役用家畜。耳小直立，面长，四肢强健，内侧有附蝉，第三趾最发达，趾端为蹄。性温顺而敏捷，能重挽、轻挽和骑乘，亦可兼作驮用。丝绸之路沿线盛产名马，据史籍记载：“蒲类国出好马”，“乌孙国多马”，这些名马被誉为“西极马”。它体格高大，头秀美高昂，眼大有神，额广鼻直，颈长适中，肌肉充实，颈肩结合良好，胸围宽，四肢干燥，具有力速兼备的优点。天山北坡的巴里坤马、天山以南的焉耆马，性情温顺，持久耐劳，耐粗放，耐寒冷，善于爬山涉水，体质结实，有极好的适应能力。青海地区的“青海骢”也颇著名。在丝绸之路上络绎不绝的商队中，马常是胡商不可缺少的坐骑。图34也是晋墓出土的鞍马放牧图，生动再现出人们驯马的实景。
　　牦牛 它体质结实，鬈甲高，垂皮小，蹄质坚硬，善于攀登高山峻岭，适合在空气稀薄的高寒山区驮运物资。牦牛的性情十分温顺，当人骑乘或放置驮物时，它曲腿俯下，给人以方便。牦牛善于爬陡坡，越高山，在一般河流山涧中，还能从容不迫地顶着波涛顺利通过。牦牛即“旄牛”、“犛牛”、“髦牛”，因叫声似承猪，又称“承猪声牛”。在丝绸之路青海道上长途运输，牦牛被誉为“高原之舟”。
　　驴 也是食草役用家畜。它体格短小，外形结构匀称。头干燥，大小适中，直立而灵敏，四肢短细而坚实。它性情温驯，富忍耐力，但颇执拗。抗病力和对恶劣气候适应力都较强。驴生长在丝绸之路沿线上的中原和西北部分地区，其中关中驴、凉州毛驴和天山驴颇有名，适于短途运输。在公元3～9世纪的拜城克孜尔千佛洞第十三窟东壁壁画和敦煌莫高窟壁画北魏南驴图中，都画有古代赶驴驮运丝织品的《商旅负贩图》(见图35)，都说明驴也是丝路贸易的运输工具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民运输，行旅贩客多乘坐牛车、马车、骡车。这些交通工具在丝路交通沿线的区间运输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当时民间普遍使用的一种运输工具——独轮车。
　　独轮车 亦称“小车”、“鹿车”。它是由硬杂木制造的。车架安设在车辆的两侧，或安设在车轮之上，用以载运货物或供人乘坐，载重量一般为200～300公斤。独轮车只有一个车轮着地，不论平原、山地或狭窄的路上都能通行。它比人力担挑、肩扛方便省力，且运量大好几倍。因此，独轮车在丝路运输，尤其短途和山区运输中都发挥着很大的作用。1977年，在甘肃省酒泉市丁家闸的一座十六国时期墓中壁画，有一幅独轮车壁画，画中绘有四辆独轮车，各有一人站立其旁，此车与东汉的独轮车相比又有发展。车轮不是架在辕端，而是架在辕的前半部横置的车轴上，两辕后端用一横木相连。运载货物的车架，从车轮后侧移到了车轮之上，从而达到了转移重心、省力易行的目的。
　　1972年到1979年，在甘肃嘉峪关新城乡以西5里(2.5公里)的三支渠以东新建渠南北两侧的区域内，先后发掘13座魏晋时期的墓葬，出土了一批反映丝路运输工具的画像砖，如《牵驼图》、《牛车图》、《驿使图》等，这些都是当时丝路运输的形象写照(见图36)。
　　二、丝路运输与驿传合置
　　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割据政权不断征战和频繁交替，但当政者都在各自控制的范围内，筑路建桥，发展交通，开展驿运，对运输进行管理。
　　这个时期驿运的演变、运输管理的改进，与秦汉时相比，独具特色。
　　曹魏时期，为了适应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将运输与邮传合二为一，以驿为主，驿站既管运输又管传递。驿传管理机构，除在丝绸之路沿线置驿与传舍外，还设立了客馆令，负责管理驿务事宜。各郡在京师洛阳设立的“邸”(即驻京办事处)，是京师同各郡间加强驿制工作的机构。地方上的驿传设置，因受战乱影响，远不及汉代完善。为了加强对驿传的管理，充分发挥驿传的重要作用，太和八年(公元228年)，魏明帝特令尚书仆射陈群等人专门制定了《邮驿令》。据《晋书》记载，魏法，制新律18篇，州郡令40篇，尚书官令、军中令180篇，其序略曰：“秦时旧有厩置、乘传、副车、食厨，汉初承秦不改，后以费广稍省，故东汉只设骑置而无车马。
　　西晋时的驿传由法曹主管逐渐转为由兵曹或驾部郎管理。地方政权仍是州、郡、县三级，州置从事，郡有功曹，县有驿吏，传舍有舍长，分掌驿事。西晋立国之初，曾准备健全驿传设施，由于“八王之乱”的严重破坏，已建立的驿传组织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难以维持，更谈不上健全了。
　　北朝驿传的管理，基本上是沿袭魏晋体制，尚书省下设殿中、五兵、都官等六曹。殿中属下的驾部尚书掌管牛、马、骡、驴的征发和驿务，并设有直接负责驿传的官员，如方驿博士、乘传使者(见图37)等等，是前代所未有的。地方上则置驿亭，设有驿使。北魏规定驿户来源：“小盗赃满十匹以上，魁首死，妻子配驿，从者流。”[1]北齐则规定：“盗及杀人而亡者，即悬名注籍，甄其一屋配驿户”。坐配的驿户同杂户、隶户一样，与普通居民另立户籍，打入另册，压在社会最底层，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北周灭北齐后才有所改变。北朝的官驿在为王室官吏的交通、通信、运输服务的同时，也担负有丝路运输的任务。
　　图37是魏晋墓中出土的画像砖，其上的“驿使”图画，展示出当时驿使传递的情景。
　　三、私驿的发达与兴旺
　　东汉末年，私人经营的馆舍已较前有所发展。曹操在《步出夏门行》中就写有“逆旅整设，以通商贾”的诗句。魏晋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京都洛阳的商业贸易日益繁荣，为中外商贾服务的私人驿馆得到了迅速发展。西晋时，官驿不给平民百姓寄书，不留一般商旅住宿。这时在中西交通干线上出现了大量私驿(即私人开设的客栈)，洛阳附近私驿众多，经常客满。当时官府有人曾以“逆旅逐末废农，奸淫亡命，多所依凑，败乱法度”为名，建议加以禁止，另设“官樆”，收归官办。潘岳反对这种作法，上书申述私驿的种种长处，主张私驿应当长期存在。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改私驿为官驿的计划作罢。私驿的蓬勃兴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魏晋时期丝路运输之繁忙，洛阳胡客商贩人数众多的情况。
　　北魏时，私驿又有进一步发展。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洛阳有一个豪富巨商名叫刘宝，他在“州郡都会之处，皆立一宅，各养马十匹。至于盐粟贵贱，市价高下，所在一例。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这种以沟通物价信息为主的私驿，成为历史上私人开办较早的运输货栈。由于创办了运输货栈，刘宝发了大财，“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产匹铜山，家藏金穴，宅宇逾制，楼观出云，车马服饰，拟于王者”。
　　北魏时，不论是修桥筑路，征战转输军需，还是向京都洛阳运送丝绸等物资，都要征发民户车、牛、驴、马，强迫大批劳力充当运夫。繁重的运役，使众多的百姓疲于道路，严重妨碍着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孝明帝时(公元515～528年在位)，三门都将薛钦说：“计京西水次汾(今山西隰县)、华(今陕西华县北)二州、桓农(今河南三门峡西)、河北(今山西平陆西)、河东(今山西永济)、正平(今山西新绛)、平阳(今山西临汾)五郡，年常绵绢及赀麻皆折公物，雇车牛送京。道险人敝，费公损私”。“租车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载；私民雇价远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2]这就是说，运输二石租谷，以路途远近不同，需运费二至四匹布。雇牛车运送租调，表面看是和雇性质相同，实际上仍是强行征发，是一种变相的运役。远离京师洛阳交通不便的地方，运费更贵。繁重的徭役，激化了社会矛盾，激起了北方各族人民的反抗，北魏的道路交通和邮传驿运也日趋衰退。
　　参考文献
　　[1]《魏书》卷一百一十一《志第十六·刑罚》
　　[2]《魏书》卷一百十《志第十五·食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