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中国长期处于地方政权割据、南北封建王朝对峙的状态，但丝绸之路上的经济交流从未中断，商业贸易依然活跃，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的特点。中西贸易的格局仍然是西域诸国向中国输入珠宝、名马、香料等，中国向西域的输出仍以丝绸为主。魏晋时，西域诸国直接与魏晋王朝开展经济交流；东晋十六国时，西域诸国与中国西北地区的割据政权保持着经济往来；南北朝时，西域诸国与南北两个封建王朝均有贸易活动。在此期间，历史在曲折中前进，中西经济交流在历史的曲折中发展，既保持着不间断的交往，又有短暂的繁荣昌盛。吐谷浑在中西商业贸易活动中处于特殊的地位，发挥着特殊的作用。考古工作者发掘的这一历史时期的文物，生动地反映了丝绸之路上商贸活动的繁荣景况。
　　一、多元化中西经济交流
　　(一)魏晋对西域商人的保护 魏晋时期对西域商贾采取宽松的多方保护办法，促进了中西商业贸易的发展。
　　敦煌是丝路交通的咽喉要地，西域诸国前往中原的商旅云集于此。当地的豪强劣绅和不法刁民乘机欺压和勒索，引起了西域诸国商贾的不满。魏明帝太和(公元227～232年)中，仓慈任敦煌太守，及时处理干扰中西贸易的事件，对西域诸国商贾多方进行保护，为他们开展中西商贸活动创造良好的环境，提供优惠的条件。对愿意到曹魏京都洛阳去的商户热情接待，及时办理“过所”(即通行证)，并指示沿途官府予以照顾；愿意在敦煌就地出卖商品的，由官府出价收买；想买丝绸或其他货物的，由敦煌官府与当地商人设法筹集，并派人护送出境。仓慈的果断措施，使西域客商在敦煌不再受滞留、欺压之苦。仓慈任敦煌太守十数年，始终热心保护西域商旅，受到他们的崇敬。据《三国志·仓慈传》上记载：仓慈去世后，“吏民悲感如丧亲戚，图画其形，思其遗像。西域诸胡闻慈死，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吏(长史)治下发哀，或有以刀画面，以明血诚，又为立祠，遥共祠之”。徐邈在魏明帝时任凉州刺史、领护羌都尉，对当地人民和西域商人十分宽松，结果是“风化大行，百姓归心，西域流通，荒戎入贡”[1]。西晋时，范粲为武威太守，“选良吏，立学校，劝农桑”、“敌不敢犯，西域流通”、“郡壤富实，珍玩充积。”[2]
　　“朝贡”，即贡赋或贡献贸易。这是西汉沿袭下来的一种贸易方式。曹魏在与西域诸国的贡献贸易中，曾出现过以商人冒充使者的现象。汉代对西域的贡献贸易是按其贡献多少，给予相应报赏。曹魏初期则给予厚赏，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西域贡献贸易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少数胡商大贸为在贡献贸易中贪图厚赏、牟取暴利，经常冒充使者，此事首先被主管对外事宜的大鸿胪崔林发现，由于他当机立断，及时采取相应措施，避免了曹魏政权与西域贡献贸易中损亏。《三国志·魏书·崔林传》中对此作了简要的记述：当时“龟兹王遣侍子来朝，朝廷嘉其远至，褒赏其王甚厚”，西域其他国家见有利可图，也“遣使来朝，间使连属”，于是引起崔林的注意。他“恐所遣或非真的，权取疏属贾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绶，而道路护送，所损滋多”。他认为这样做是“劳所养之民，资无益之事，为夷狄所笑”，于是“移书敦煌喻指，并录前世(按：系指汉代)待遇诸国串约故事，使有恒常”。由于崔林观察问题敏锐，处理事务果断，从而使与西域诸国的贡献贸易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健康发展。
　　(二)西域与“五凉”等诸政权的经济往来 东晋十六国时期(公元317～439年)，建立在西北部的前秦和割据黄河以西地区的前凉、后凉、北凉、南凉、西凉政权，与西域保持着广泛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曾先后设置有西域长史、西域校尉、伊吾都尉等官职，对西域都曾行使过一定的管辖权。当然也保持着商业贸易活动，但其规模和繁荣程度，不仅远不及两汉，而且也远不如魏晋。晋成帝司马衍咸和五年(公元330年)六月，“西域诸国向前凉献汗血马、火浣布、耕牛、孔雀、巨象及诸珍异三百余品彩。”[3]晋太元三年(公元378年)梁熙遣使西域，并以彩缯赐诸国王，于是西域有十余国向前秦朝献。太元六年(公元381年)春二月，“鄯善、车师前部、康居、于阗及海东诸国凡六十有二王”，均遣使向“前秦贡献方物，大宛献汗血马”[4]。太元十二年(公元387年)，鄯善、焉耆、龟兹、车师前部、于阗等西域国家均到姑臧向后凉贡献。后凉麟嘉五年(公元393年)，疏勒王向后凉献火浣布、善舞马。西凉建初二年(公元406年)，鄯善、车师前部遣使，向西凉贡献方物。刘宋永初三年(公元422年)，西域36国向北凉贡献。
　　当时，除“华戎所交”都会的敦熄为中西商贾和商货的集散中心外，河西走廊各地都设有商市进行贸易活动，并置官吏加以管理，如前凉张骏时就有“市长谭详”的官职。较大的城市中一个市场尚不敷所需，酒泉便有“东市”、“西市”，以利交易。
　　(三)丝路贸易的短暂繁荣 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孝文帝拓跋宏把都城由平城迁至洛阳，从此，中国与西域之间的商业贸易翻开新的一页。
　　北魏的都城洛阳是在汉魏时期的基础上重建起来的，其规模大大超过汉魏洛阳城，此时城东西20里(10公里)，南北15里(7.5公里)，有户10.9万。当时洛阳城外有3个大的商业交易中心。位于城西的洛阳大市，规模最宏大，“周回八里”。大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大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会出焉”，大市西有退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酿酒为业”，河东人刘白堕所酿之鹤觞酒(亦名骑驴酒、擒奸酒)最为有名。大市北有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椁为业，赁辆车为事”。另有准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10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味八珍，仆隶华口”，工商之民如此富裕豪华，以至于北魏神龟(公元518～520年)年中，“以工商上僭，议不听金银锦绣”，但“虽立此制，竟不施行”[5]。由此可见当时工商贸易是相当发达的。除洛阳大市外，在城南伊、洛之间设有四通市，是当时的国际贸易市场。城东设有洛阳小市，其规模小于洛阳大市。
　　繁盛的工商贸易和良好的经商环境，吸引了大批西域商贾来到魏都洛阳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使洛阳成为四方商品云集，八面商贸荟萃之所的中西商业贸易中心。
　　由于北魏国力强盛，确保了通向西域的道路，对西域诸国行使着有效地管辖，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和经济交往。自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西域使者前来洛阳朝贡者络绎不绝，如宣武帝元恪景明三年(公元502年)有25个西域地区的国家遣使朝贡；景明四年(公元503年)，有23个西域地区的国家遣使朝贡；永平四年(公元511年)，有33个西域地区的国家遣使贡献。使团即商团，他们往返于西域与洛阳之间，不断将西域诸国的商品带到洛阳出售，又不断地将在洛阳采购的丝绸等商品带回西域，丝路运输十分繁忙。“北魏时的中西丝绸贸易，以洛阳为东部起点，以大秦为西端，形成丝绸之路干线；之外，还有四通八达的岔道，组成一个沟通西欧，包括埃及在内的北非、西亚、中亚、印度、印度支那等国家和地区的交通网”[6]。
　　(四)中西经济交流的活跃 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初期，养蚕技术就已传入于阗，到了南北朝时，高昌、焉耆等地都能栽桑养蚕，于阗则成为西域蚕桑丝织业的中心。在新疆尼雅遗址房屋废墟旁发现很多桑树断干至今耸立，高达3～6米，罗布泊一些遗址中也发现了枯死的桑树。这两个遗址，大约是在公元4世纪左右废弃，说明当时鄯善地区栽桑育蚕业已很发达。5世纪时，高昌、疏勒、龟兹、波斯已能纺丝织锦。西魏废帝元年(公元552年)，中国的蚕种和养蚕法传入东罗马，以后又通过东罗马再传至东西欧各国。《北史·西域传》所载的西域75国中，有养蚕种桑及丝织业的有于阗“土宜五谷，并桑、麻”；高昌“宜桑”；焉耆，“养蚕，不以为丝，唯充绵纩”；波斯，“出绫、锦”；大秦，“人务桑、田”；康国，“出锦、叠”。北魏时，中原种桑养蚕丝织技术的进一步西传，促进了西域地区丝织业的发展，西域地区丝织业的不断发展，反过来又促使中国丝织业的积极改进，如由于波斯绫锦在五、六世纪开始闻名于世，中国也采用了波斯的织造锦绮的手法和花样等等。
　　魏晋时期，牛耕技术已在西域屯田地区广泛推行，在罗布泊出土的木简中有这样的记载：“□因主簿奉谨遗大侯究犁与牛诣营下受试”。译成白话文意为：“让主簿名奉的人赠送给大侯(西域国王都被晋朝封为“亲晋大侯”)名究的人一些耕牛和犁铧，先送到屯田校尉营中进行试验，看是否优良”。这说明西域的牛耕技术，开始是由戍卒从内地传入的。从拜城克孜尔石窟中属于两晋时期的第175窟壁画《牛耕图》来看，犁铧宽大，为二牛抬扛共曳一犁而耕。这种牛耕方法与山西平陆枣园东汉墓壁画及甘肃嘉峪关汉魏墓壁画所见者相同。牛耕作为一项重要的农业生产技术的传入，使西域的农业生产技术得到改进，既减轻了农业劳动的强度，又有力地促进了西域地区农业的发展。
　　琉璃，亦作“流离”、“留璃”，一种矿石质的有色半透明体材料。制造琉璃的方法在公元前12世纪为埃及人发明，后推广至欧洲、西亚和中亚地区。《汉书·西域传》中记有罽宾国出“珠玑、珊瑚、琥珀、碧流离”。《魏略》中记有“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流离”。汉代时，从西域有琉璃瓦、琉璃器等传入中国。北魏太武帝时(公元424～452年在位)，有一个大月氏商贾到平城，“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为。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7]。
　　二、青海道上的中西经济贸易
　　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在通向西域的河西道受阻时，青海道也曾是中西道路交通的主要孔道之一，控制青海道全线的吐谷浑，在中西贸易中处于特殊地位，发挥着特殊作用。
　　尽管吐谷浑疆域比较大，它最强盛的时侯，东接北魏，南界龙涸、昂城，西连鄯替，北越祁连山与河西道相通，但在南北朝时期还是不能同大国抗衡，因而实行左右睦邻、双方奉贡、接受南北朝册封的策略。吐谷浑注重中西经济贸易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开展商贸活动，遣使奉贡，请求封号，巩固政治地位，并借此利用沿途驿站的食宿接待和转运商品运力的方便。
　　在中西贸易中，吐谷浑发挥的特殊作用主要有三：一是吐谷浑从直接与南北王朝贡赋贸易中获得的大量丝绸等物品供应西域商贾，发挥了中继站的作用；二是作西域商贾的代理商，组织与南北王朝进行贡赋贸易；三是为西域诸国商团进行介绍引导，提供通译、食宿、转运等服务。
　　南朝刘宋少帝景平元年(公元423年)，吐谷浑阿豺“达通南驿”，开辟了通达南朝的交通线。南朝地区是丝绸的主要产地，社会环境比较安定，经济发达，货源充足。吐谷浑早先就和邻近的益州通商，遣使建康后，进一步扩大了商业途径和丝绸货源，博得西域商贸的重视。阿豺通使南朝后，被宋、齐、梁政权先后册封为西河王、河南王和征西、平西、安西、镇西、宁西将军，沙州、河州刺史等官号，仅在宋、齐、梁史书的本纪里记载的遣使贡献就有37次。《梁书》中有“其使或岁再三至，或一岁再至”的记述，说明其遣使贡献的次数远远多于37次。
　　吐谷浑与北朝的关系也相当密切。从北魏延兴三年至永熙三年(公元473～534年)间的《魏书·帝纪》中记载，吐谷浑向北魏遣使贡献达56次，对西魏、北周也经常遣使贡献，对远隔万里的东魏、北齐，不仅遣使绕道蠕蠕进行交往，而且代理西域国家开展贸易。
　　为了给中西贸易提供良好的物资条件和安全保证，吐谷浑从公元4世纪起就着力改善交通设施，先后建造了伏罗川城，作为赤水地区的补给点；在洮河流域建造了洮阳、泥和二城，以便通行益州、建康；在铁卜加草原建造伏俟城，成为6世纪中西商旅通行集散的中心；同时还在交通干线上建造了诸如清水川雕窝城等许多小城镇，供应商旅休息，补充给养，替换运力，派第二王子宁西将军率领部卒三千戍守鄯善，负责西境的治安和维护进出吐谷浑的道路运输线。在境内东西交通干线，建造清水川、浇河、赤水、吐屈真川四大戍地，派遣子弟领兵驻防，维护沿线交通，保障通行安全。
　　吐谷浑人在经济贸易中，熟练地掌握了汉语和西域诸国的语言，长期为东西方国家的使节、商贾进行引导和通译工作。它曾引导滑国、高昌、波斯等国的使臣、商贾直达建康，方便了西域各国，促进了中西商业贸易的发展。
　　吐谷浑经营商贸的商品，以中国丝绸为大宗。西域诸国输入的商品主要有：毛皮、毛织品(如毾*(左登右毛)、氍等)、金银、丝绣、波斯锦、玉石、玛瑙、珊瑚、珠贝、水晶、玻璃奇玩、香料、珠宝、药材、异禽、怪兽、良马等等。中国输出的商品，除大量品种繁多的丝绸外，还有纸张、瓷器、漆器等。1955年在青海西宁曾一次出土了76枚波斯萨珊卑路斯(公元457～483年)的银币，这是当年青海道上中西贸易繁荣的实物证据。在当时中西商业贸易往返运输中，西流的品种少而量大，史料中每以万匹或数万匹丝绸计，东流的品种多而运量少，所以西流运量通常大于东流运量。
　　丝绸之路是繁荣的中西商道，也是十分艰苦的中西通道，路程遥远，途经酷热、苦寒、风沙、冰雪、雨雹和崇山峻岭地区，荒漠沙碛，大河激流，危道险径，无不俱备。漫长的路途中，还经常有杀人越货的匪徒出没。众多的商贾为追求高额利润，仍舍生忘死地积极就道。单帮行商绝无通行的可能，必须互相联系集结组成商队，进行旅途生活互助、武装戒备，以策安全。商队的人数越多，战胜旅途困难的能力愈强，安全性也愈大。
　　商队的组织，通常是贸易国的商团组合了同一线路的商侣，推举首领，向政府缴纳税金，领取护照。号称贸易国的商队，有取得官府保护和支援的权力。
　　商队的首领一般都经官府认可和任命，具有政府官员的身份，管理商队的一切事物，有批准奖惩、收留、开除队员直至决定队员生命财产的大权，是商队安全和财富的寄托。商队成员根据商品价值付给首领报酬，作为入队费用。
　　商队的首领是贸易国的代表，在旅途通过有联系的国家，有权奉送商品作礼品，交验护照，取得供给、贸易和通行的权力，也兼有代表官府做政治友好联系之责。从这个意义上讲，商队首领亦即使臣，商队即使团。同时，政府还派官员组成政府贸易使团，兼具政治任务，使团罗致商贾，商贾附结使团，二者同为一体。商队通过没有关系的国家，必须重新组织商队，纳税领照，才能成为过境国的商队。商队在旅途中，可以不断吸收请求附行的商旅，扩大成员，所以商队的成员经常有众多不同国籍的商贾，在中亚的商队中有时就有欧洲商人。凡参加商队的商人，通常称为“队商”。
　　商队的规模可大则大，可小则小，没有固定的模式。《周书·吐谷浑传》中记载有：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是岁，夸吕又通使于齐氏。凉州刺史史宁觇知其还，率骑袭之于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板、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这说明有重臣、将军率领的高级使团，实际上是商胡组成的商队。当时组织商队的规模有的也是相当庞大的，运量也是相当可观的。
　　商队的一次往返需要长时间的准备，加之路途遥远，大队行速缓慢，各地办理通行手续以及出货进货等诸多事宜，所以旅期很长。途中若遇天灾、人祸、病害等情况，行程更难预计。南朝路远，往返需时数月，运到建康，则需半年以上，吐谷浑南北遣使频繁，甚至一岁三至，所以是商队虽相继不绝于道，然而路途艰辛、运输困难的情景也是可以想象的。
　　东晋十六国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吐谷浑和西域各国的许多商队，十分活跃地分别运行在南向益州、建康，东赴长安、洛阳、邺城，北在伊吾商道，西往鄯善、于阗、中亚、西亚地区的中西交通线上，这表明当时丝绸之路上的商队运输十分繁忙。
　　北齐天保六年(公元555年)，突厥联合北周，自河西袭破吐谷浑。隋灭陈，结束了南北朝对立的局面，中国复归统一。
　　三、历史文物中展示出的丝路贸易活动
　　在克孜尔石窟的第8窟、第13窟、第17窟、第110窟、第184窟、第186窟等；莫高窟的第45、55、61、85、98、103、217、290、296、302、323、420等洞窟中，都绘有数量众多、形象生动地描述丝路贸易的壁画。这些壁画表明，古代中国人民早就认识到丝绸之路是一条商业贸易之路。
　　克孜尔石窟关于丝路贸易的画面是西域地区繁荣商业经济的反映。如第8窟，在一条S型的龙身上画着一个胡商驱赶一头毛驴，驮着丝绸匆匆行路。在第17窟“萨薄燃臂济诸贾客”中，画有两个商人赶着满载丝绸的一匹骆驼和一头毛驴，在迷失道路时遇到萨薄王燃臂为炬指明方向，不禁举手欢呼。从其着装面容看，一个戴白毡帽，高鼻虬髯。穿白色镶边盘领窄袖袍，腰束皮带，足登长靴；一个年轻商人穿红色波斯锦褶，朱皮长筒靴，都是由中国贩运丝绸的波斯商人。在第8窟的另一画面是驮载丝绸宝物的是一头牛，牵牛的人戴白毡帽，穿窄袖衫，颈系围巾，显然是龟兹商人。第13、14、110窟赶驴负贩的龟兹商人驮载的货物都是丝绸。第8、184、186窟卷顶“小儿播鼓踊戏缘”，画中的商人都是龟兹人。这一切，构成了一组公元3～5世纪丝路商业贸易图。
　　莫高窟的第290窟和第296窟是北周时期的壁画。在296窟北坡东段《佛说诸德福田经变》壁画下层，画有一辆骆驼车刚刚卸辕，人畜都在水井旁休息，井的东边有人在饮骡马，有人在灌骆驼，充满了长途跋涉后的欢快气氛。同时还画有在城镇郊外桥头一支中国商队与西域商队相遇，两个身穿裤褶、头著帕首的北周商人骑在马上，押着满载丝帛的驮队过桥，西域商人则高鼻深目，牵着骆驼，驼队驮载各种货物等候过桥。画的后段绘有一幢围墙环绕的楼阁，屋内有两人在饮酒，一人为客弹琵琶助兴，这显然是接待商旅的馆舍。它是地地道道的河西走廊千里丝路商业贸易繁忙兴旺的写照(见图38)。
　　近年来，在河南省洛阳市北魏常山王元*(左召右己)墓中出土有粉绘骆驼，背驮巨大的行囊。出土的两个昆仑俑，头发卷曲，身体彪悍，是非洲黑人的形象。这些都是当年丝路商业贸易繁荣的见证。
　　参考文献
　　[1]《三国志·魏书》二十卷《徐邈》
　　[2]《晋书》卷九四《列第六十四·隐逸·范粲》
　　[3]《十六国春秋》卷七二《前凉录三》
　　[4]《十六国春秋》卷三七《前秦录五》
　　[5]《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
　　[6]孔毅《北魏洛阳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载《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一书，1992年10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7]《魏书》卷一百二《列传第九十·西域·大月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