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政权割据，却阻挡不住民族往来，经济文化交流。中西往来的使节、商贾、学者、僧侣们依然沿着曲折的丝绸之路东来西去传播中西文化，促进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
　　一、西域文化东传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最为突出的是宗教。在西来宗教文化中，特别兴盛的是佛教文化。据有关资料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向中国博士弟子景卢口授了《浮屠经》，这是目前见之诸正史明确记载的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较早记录。1998年，经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扩大会议确认，以伊存授经作为佛教初传的标志，并于当年举办了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纪念活动。
　　佛教源于印度，它的传播主要有南、北两条线路：第一条线路由印度向东南亚诸国及中国西南的傣族地区传播，因以巴利文经典为依据，又称巴利语系佛教；第二条线路由印度向中亚诸国和中国传播，从这条线路传播的佛教称北传佛教，即沿丝绸之路传播的佛教，又因以梵文经典为依据，故称梵语系佛教。在中国境内按传入的地位不同，又有藏传和汉传佛教之分。佛教传入中国后，自西域逐渐向东传播，到东汉明帝初年传至中土，并在京都洛阳城东建立起被后世誉为释源、祖庭的白马寺后，经过200多年的缓慢发展，到西晋末年，全国已有佛寺800多所，京都洛阳有佛寺42所，除北魏太武帝时曾有灭佛之举外，历代帝王皆信奉佛教。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佛教中心从平城移到洛阳。北魏佛法兴盛的特征是：造像立寺，穷土木之功，佛经翻译繁荣，佛教基本经典大体趋于完备。到北魏末期，境内佛寺发展到3万余所，僧尼达200万人之多，佛经凡415部、合1919卷。都城洛阳的佛寺由西晋末年的42所增加到1367所。宣武帝所建的永明寺，房庑连亘，一千余间。“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尽天地之西垂，耕耘绩纺，百姓野居，邑屋相望，衣服车马，拟仪中国”[1]。一个永明寺云集西域百国沙门3000余人，再加上西域僧侣建造的寺院僧众云集。由此可知西域诸地在魏都洛阳僧侣之众多了。他们之中有孝文帝元宏所敬信的高僧跋陀，波斯名僧菩提达摩等。他们都是“起自荒裔，来游中土”[2]，促进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和中西文化的交流。当时洛阳城内大规模译经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规模最大者是由宣武帝亲自主持，主要参加者既有北天竺三藏法师菩提流支(道希)、大法师伏陀扇多、中天竺大法师勒摩那提(宝意)，又有当时中土大德名僧慧光、僧辩，还有一代名儒崔光等。
　　北魏时，新从西域传入的宗教还有祆教。据考证祆教在孝明帝神龟年间(公元518～520年)传入[3]。祆教以信仰“祆”(即天神、光明之神)而得名，祆教又称拜火教、火祆教、波斯教、琐罗亚斯德教等。古波斯人琐罗亚斯德，约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生于伊朗东部，一说生于外高加索。琐罗亚斯德波斯语，作查拉图土特，原意为老骆驼，是祆教的创始人。北魏时由于众多的中亚、西亚人在洛阳经商或居住，祆教开始传入中国，北魏称祆教信仰的神为“火神、天神”，北魏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笃信并扶持祆教。孝明帝时，胡太后曾亲率宫廷大臣及其眷属几百人奉祀火祆。神龟二年(公元519年)诏“废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4]。由此看来，祆教在北魏时虽已传入中土，但在社会上还没有多大影响。
　　西域杂技百戏早就传入中土，北魏时最为盛行的是魔术、化妆歌舞、假面戏等。在一些佛教寺院的殿堂中都有画示。乌场国沙门昙摩罗，在魏都洛阳城西建造了一座法云寺，“工制甚精。佛殿僧房，皆为胡饰”。“京师沙门好胡法者皆就摩罗受之”。“西域所赍舍利骨及佛牙、经像皆在此寺”，“戒行真苦，难可揄扬。秘咒神验浮所无。咒枯树能生枝叶，咒人变为驴马，见之莫不忻怖。”[5]对城内景乐寺北义井里一所佛殿，汝南王元悦“召诸音乐，逞伎寺内。奇禽怪兽，舞抃殿庭，飞空幻惑，世所未睹。异端奇术，总萃其中。剥驴投井，植枣种瓜，须臾之间皆得食。士女观者，目乱睛迷。”[6]每年农历四月初八的佛祖释迦牟尼诞辰日，洛阳各寺佛像都要在景明寺举行盛会，全城一派节日景象，各个寺院均出有技艺队伍，热闹非凡。如城内长秋寺佛像出时，“避邪狮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骧一面；踩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于都市。”[6]各寺佛像于城南景明寺集会后，再按照预定次序进入宣阳门，到阊阖宫前接受皇帝散花。这时“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1]，技艺表演达到高潮。佛教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杂技、魔术、百戏赢得了众多的中土人士。西域杂技、魔术、百戏的传入，使中国原有这些艺术的表现形式和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北魏时，西域龟兹、疏勒、西凉、高昌、康国、天竺等地的音乐歌舞皆风行朝野，一改中国音乐舞蹈的传统格局，汉胡音乐舞蹈交相辉映，达到音乐舞蹈前所未有的新水平。龟兹乐的“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箫觱栗、毛圆鼓、都昙鼓、答睹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钹、贝等十五种为一部，乐工二十人”[7]。它“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8]。“有唐婆罗门受龟兹琵琶于商人，代传其业，至于孙妙达，尤为北齐文宣所重，常自击胡鼓和之。周武帝聘突厥女为后，西域诸国来媵，于是有龟兹、疏勒、……之乐”[9]。“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严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10]。“太祖辅魏之时，高昌款附，乃得其伎。教习以备宴*(左纟右食)之礼。及天和六年(公元571年)，武帝罢掖庭四夷乐，帝聘皇后于北狄，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乐，更杂以高昌之旧，并于大司乐习焉。”[11]“疏勒，歌曲有亢利死让乐，舞曲有远服，解曲有盐曲。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筚篥、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等十种为一部，共十二人。”[8]“起自后魏平冯氏通西域，因得其伎。后渐繁会其声，以别于大乐。”[8]“周武帝时，有龟兹人曰苏祗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声。因而问之，答云：‘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以其七调，勘校七声，冥若合符。”[11]北齐时，西域的《拨头》一戏，由龟兹传入中原。戏的内容是一个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杀之，《乐府杂录》上称之谓《钵头》。高阳王元雍为丞相时，“美人徐月华善弹箜篌，能为《明妃出塞》之曲。闻者莫不动容”[12]。这一切都说明，在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的潮流中，中国传统的大型编悬乐器急剧隐没，琴、筝等也不多见，西域音乐、乐器的传入与普遍流行，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音乐艺术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的一些色料传至中土。东汉时胡粉(即铅粉)已传入中国，但并不知道做法。在晋代，中国始能制造铅粉。张华的《博物志》上记有“烧铅锡成胡粉”。晋以后，胡粉亦名锡粉、铅白、白粉、水粉等，当时波斯铅，号称天下第一。制造铅粉的副产物有密陀僧(黄色和白色)。晋时从西域传入一种红色染料，名叫指甲花(又名凤仙花)，后来成为中原妇女崇尚的装饰色彩。曹魏时，松烟墨从西域传入中原。曹植写有“墨出青松烟，笔出狡兔翰，古人感鸟迹，文字有改判”的诗句。晋时中国已能仿作松烟墨，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大进步，这种文化上的发展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具有同等重要性。此外，还有从天竺传入的黑色染料庵罗果，波斯的皂矾及乾陀木皮，后者为褐色染料，这多是由佛教徒为着染衣装而传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色料的不断传入，使中国的色彩种类日益增多，色彩使用起了变化，制造色料和染料的技巧也有了显著的进步，从而促进了我国文化的演进。
　　魏晋以后，外来医药随着佛教的大量输入而进入中国。佛教僧侣为了取信于僧人和民众，常常以医术为手段进行宗教传播。当时东来众多的“胡僧”中，大都懂些医术。在《高僧传》中就记载有不少外来僧人行医习医之事。公元三世纪魏晋时期，西域的苏合香、胡瓜传至中土。兜纳香(出自大秦)、安息香、波斯枣等也相继传入中国。从各家本草上可以查出许多方药产自西域。西方医药传入后，丰富了中国医药技术和品种，形成了中国璀璨多彩的中医药学，为中国人民的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
　　丝绸之路沿线佛教石窟的开凿和石窟文物的积存，以及石窟建造技术、壁画艺术等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象征，也是丝路交通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结晶。这一时期在丝绸之路沿线开凿的石窟规模比较大，造诣比较高的有：克孜尔石窟、吐鲁番石窟、敦煌石窟、炳灵寺石窟、云岗石窟、须弥山石窟、泾川石窟、麦积山石窟、庆阳北石窟和龙门石窟等。
　　二、中华文化西传
　　在西域文化大量东传的同时，中华文化对西域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割据政权长期对西域地区行使行政管辖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西域诸国重视学习汉语言文字和典章制度，就成为一项重要的使命。民国20年(1931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佃庄乡东大郊村北的西晋辟雍遗址中出土一座《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碑》，碑文记述了从泰始六年至咸宁四年(公元270～278年)，晋武帝司马炎三次到辟雍巡幸，皇太子司马衷也两次来这里巡视，举行庆典，观看学生的歌咏和舞蹈表演。当时辟雍有学生一万多人。他们来自全国15个州、70多个县，其籍贯“东越于海，西及流沙”。在碑阴刻有：“散生西域朱乔尚建、散生西域王迈世光、散生西域隗景大卿、散生西域隗元君凯”等西域派至晋都洛阳学习人员的姓名。民国13年(1924年)新疆鄯善县出土的一部西晋时写本陈寿《三国志》残卷，1965年1月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一种晋人写《三国志》残卷，都是1600多年前通过丝绸之路进行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公元1909年春，日本探险家桔瑞超在新疆楼兰地区的海头遗址中，发现了前凉西域长史李柏书写的一批文书残卷，其中有三件是李柏以汉文书写准备送给焉耆国王的，说明焉耆王庭是通晓汉语言文字的，同时，也反映了西域少数民族谙习汉语言文字的情况。
　　地处丝绸之路要道上的高昌，北魏初为蠕蠕控制。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高昌王马儒曾遣使朝贡，要求举国向内地迁徙。麴嘉在位时，与北魏关系尤为友好，年年遣使贡献，款诚备至。孝明帝时，麴嘉遣使奉表，“自以边遐，不习典诰，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夔为博士，明帝许之”。从此，高昌“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文字亦华夏”。不仅“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而且刑法、婚姻、丧葬等也与华夏“小异而大同”[13]。近年来，在新疆吐鲁番的高昌古城遗址中，出土有许多当时遗留下的汉文书籍、账簿残片，这都是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之深的见证。
　　参考文献
　　[1]《洛阳伽蓝记》卷第四《城西》
　　[2]《洛阳伽蓝记校注》附编一·《杨衒之传略》
　　[3]陈桓：《火祆教传入中国考》(载《国学季刊》1923年第1卷第1期)
　　[4]《魏书》卷十三《后妃第一·宣武灵皇后胡氏》
　　[5]《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
　　[6]《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
　　[7]《太平御览》卷五七六
　　[8]《隋书》卷一五《音乐志下》
　　[9]《通典》卷一四六《乐六》
　　[10]《隋书》卷一五《音乐志下》
　　[11]《隋书》卷一四《音乐志中》
　　[12]《洛阳伽蓝记》卷三
　　[13]《北史》卷九十七《列传第八十五·西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