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和文化的大发展
　　隋唐前期，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减轻人民负担、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措施，在短期内积累了相当雄厚的财富，促使丝路交通进一步发展。至唐玄宗时，河清海晏，天下太平，“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赍粮，”[1]丝绸之路“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者无如陇右”[2]，“风行万里，威动殊俗”[3]。
　　(一)经济发展和交流 隋文帝勤政爱民，节俭持国。全国统一后，农业、手工业均取得了很大发展。所谓“使六合之中，观如晓日，八纮之内，若遇新晴”[4]正是这种发展的生动记述。到隋末，东都洛阳布帛仍堆积如山，西京长安府库至贞观时犹未用尽。唐太宗慎终如始，纳贤求谏，励精图治，国势日强。至唐玄宗时，“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恐，咸归附”[5]，号称盛世。
　　隋平突厥、吐谷浑，重开丝路交通以后，虽曾发配全国罪徒至河源郡(治赤水城，今青海兴海桑当乡，夏塘古城)等地为戍卒，大开屯田，打算在丝绸之路沿线就近生产粮食。但力量有限，供不应求。“又课关中富人，计其赀产出驴，往伊吾、河源、且末运粮”[6]，致使远距离转输，损失很大。唐朝为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于沿途就近，设置军镇守捉，兼事屯垦，以解决军需及驿馆等所需粮秣。唐初兵制，三年一代换，衣粮军器自备。后以西北途远，乃召募能长期服役的猛士(健儿)赐给衣物，家属愿去的一并前往，各给田地屋宅，成为各军镇守捉的戍卒。因此，资粮由自备变为官给，故称官健。唐代的官健，即汉代的军屯，对巩固边防和保持丝绸之路的畅通起着很大的作用。由于耕地的扩大和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的库存量“至天宝八载(公元749年)达九千六百六万二千二百二十石”[7]，为行旅不带粮，沿途供应食宿创造了条件。
　　隋唐时期，手工业十分发达。丝绸的生产、分工更加精细，花色品种繁多，产量不断增加。唐代的丝绸生产有官营和私营两种作坊。官营的丝织业由少府监总负责，各道、州、县也设有官营的丝织机构，如织锦坊、绫锦坊、染坊等。当时实行征匠制度，官府手工业集中了最优秀的工匠，其中丝织品也代表着当代最高的工艺水平。这就保证了投入丝绸贸易市场的产品必然是上乘的。由于丝绸的价值及朝廷的提倡，民间丝织业十分发达。河北道定州(今河北定县)富豪何明远，开办的私营丝织业作坊，有绫机500张，其规模不亚于官营作坊。剑南道锦官城(今四川成都)所织的大张锦、软锦及蟠龙、对凤、麒麟、狮子、天马、辟邪、孔雀、仙鹤、芝草之类的花纹绵，名闻一时。唐代的夹缬印染法，以两木版雕刻同样的花纹，将素绢对褶夹入两版中，然后就雕空处染色，故其花纹皆对称，为近世印花之始。天宝时，出丝绵郡县岁庸调绢约740余万匹，锦185万余匹，产量之巨，概可想见。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也是世界上饮茶最早的国家。唐代江淮地区，十之二、三以茶为业。江南道饶州浮梁县，“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8]矿冶方面，金、银、铜、铁、锡、铅等已广泛开采，并能用水力鼓铸，熔铜铸钱及其他器物，开元之钱已在丝绸之路沿线上普遍使用(见图39)，成为国际通用货币。造纸业也很发达，唐将高仙芝为阻大食东侵的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战役兵败后，被俘的唐军中有不少工匠，其中有造纸技术娴熟的人，在康国都城萨末键(今撒马尔汗)传授中国的造纸及印刷术、绘画等。唐代瓷器的制造日益进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9]，已形成精绝的风格。著名的唐三彩(见图40)，更是举世闻名，也是釉下彩绘技术发展的结果。丝绸、茶叶和瓷器，是丝绸之路上三项大宗输出物品。
　　(二)文化交流频仍 隋唐时期，不仅经济繁荣，文化也很灿烂，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同丝路交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唐太宗令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颜师古定《五经定本》，儒学有了长足发展，其思想在文苑中起主导作用，合于儒学思想的文化，容易得到士大夫的尊尚和共鸣。杰出诗人杜甫、古文化运动的首领韩愈，都坚守儒学思想。近体律诗和古文散文，是代表唐代的主要文学体制，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全唐诗》和《全唐文》是唐代文学的精华，诗人岑参和高适，深入大西北，写了不少描述边塞情景的诗，为丝路交通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史料。唐末五代文苑中，出现了词且成绩斐然。词的兴起，与丝路交通的发达、西方乐舞的传入关系很大(见图41)。隋初，定宫廷乐舞为七部乐，隋炀帝时增至九部，即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唐平高昌后又收高昌乐，成为十部，其中除燕乐和清乐来源于汉族民间，还有河西诸多民族乐舞等均被吸收为宫廷音乐。
　　日本人田边尚雄十分赞誉唐代音乐，曾在北京大学讲演时称：中国古乐皆独奏，至后汉合奏之乐渐兴，盖缘与西来之乐相会，至唐而臻极盛。琵琶、洞箫、觱栗诸器，皆源出埃及。
　　隋唐时期中西文化交流，首屈一指的是西方宗教传入中国。玄奘、义净等都是佛教求法的主要高僧，译著丰富。景教原为基督教的别支，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迎大秦(即东罗马帝国)上德阿罗本至长安，翻经传授，并建波斯寺，后改大秦寺。摩尼教创始于波斯人摩尼，武后延载元年(公元694年)，波斯人佛多诞将摩尼教传入中国。回纥笃信摩尼教，天宝以后，回纥势盛，摩尼教遂大兴于中国，长安有大光明寺，即摩尼教寺。随着佛教教义的翻译和传布，隋唐之际，中国雕版印刷术也有很大发展。隋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公元594年1月5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10]这是中国有关雕版印刷佛经的开始。紧接着记有开皇14年(公元593年)，“家有恶狗，行人慎之”的印刷品问世(今新疆吐峪沟出土)。今存最古的石经拓本约为贞观时文物。“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11]，是唐代拓石的写照。中唐以后，雕版印刷已广泛流行，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咸通九年(公元868年)所印《金刚经》是现存最早的印刷物。中国发明的印刷术，沿丝绸之路很快传入世界各地，促进了沿线文明的发展，其他如戏剧绘画、医药、天文、生活习俗等，也因丝绸之路的通达，不断进行交流，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二、民族往来与丝绸之路的畅通
　　关陇以西是多民族居住地区。各民族相互往来，推动了丝路交通的发展。
　　(一)民族往来对丝绸之路畅通的贡献 隋唐两代能“车书万里”[12]主要是实行了开明的民族政策，与周边各民族和睦相处，一视同仁。隋时，西突厥处罗可汗与其母向氏入朝，炀帝分其部处会宁、楼烦二地，留处罗将500骑，“从车驾巡幸”[13]。唐初，东突厥内附后，四夷君长诣阙，尊唐太宗为天可汗，成为天下共主，遂于民族地区置羁縻州，仍以其酋长为官，负责自治，愿内徙者，其酋长“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侔，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13]后突厥阿史那社尔率部落万余家归附，被置于灵州以北，留社尔尚南阳公主，典屯兵于苑内，曾多次参与维护丝绸之路畅达的活动。
　　由于突厥人的内徙，其酋长入朝任职，其他民族也纷纷仿效。贞观六年(公元632年)，铁勒部契苾何力，率部落6000余家，从沙州内附，被安置在甘、凉二州之间，以何力母为姑臧夫人，何力主管宿卫北门检校屯营事，尚临洮县主，官至镇军大将军、凉国公。咸亨元年(公元670年)，薛仁贵抗击吐蕃，被钦陵大败于大非川后，吐谷浑故地陷于吐蕃，诺曷钵王偕弘化公主与亲近数千帐逃脱，后内徙被置在灵州鸣沙县，特设安乐州，以诺曷钵为刺史。在吐蕃东进北上的攻势面前，党项羌酋长、唐静边州都督拓跋氏，亦率部内附，被置于庆州，下辖25个党项州。金山沙陀朱耶氏，亦率部众3万人，循乌德犍山而东，至灵州内附。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漠北回鹘又在天灾人祸的逼迫下，西迁至甘州、高昌及焉耆以西地区。在丝绸之路沿线居住了不少新的民族，并且内附于唐朝，对推动丝路交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与西北边疆各个民族东来西往的同时，中原有少数汉人往来于西北边疆，为开拓、维护丝路交通付出了心血。隋平吐谷浑，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又命刘权驻扎河源郡积石镇，“大开屯田，捍御吐谷浑，以通西域之路，”[13]唐平高昌后，置安西都护府，并每年遣千余人，远事屯戍。可谓“王师初发之岁，河西供役之年，飞刍挽粟”[3]，不绝于途，大量的府兵、彍骑和方镇之兵，转战于丝绸之路沿线，对其畅通起了重大作用。
　　丝路交通的发展，中亚粟特人的功绩尤不可没。粟特是中亚一个古老民族，居于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索格底亚那，汉时为康居、月氏属国，隋唐以后河中地区为昭武九姓①所居，因康国地处萨末鞬，即撒马尔罕，故有粟特、康国混称现象。中国史籍中的康国人，实为粟特人。粟特人以善于经商著称于世，足迹遍天下。粟特人“生子必以蜜食口中，以胶置于手内，欲其长成，口尝甘言，持钱如胶之粘物，习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二十即送之他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至。”[14]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不少粟特人到中国经商。突厥初兴时就与粟特人密切交往，多身居要职，为突厥出谋划策。西魏派往突厥进行首次外交联系的使者安诺槃陀，就是一个侨居于酒泉的安国，即布哈拉的粟特商贾。北周时，突厥西面可汗室点密。派遣粟特商人马涅亚克为使，赉带大批精美丝帛，晋谒波斯国王，要求开放丝禁被拒。马涅亚克又至君士坦丁堡谒见东罗马查士了尼二世皇帝，结成共击波斯的军事同盟。紧接着东罗马遣使塞马鲁克随突厥使者东来还聘，准许突厥商人不必经由波斯中介，直接与东罗马进行丝绸交易等。
　　(二)中西贸易促进了都市的发展 丝绸之路成为中西经济交往的大动脉，以遣使朝贡和诏封赏赐为主要经济贸易形式以后，各国都城自然成为国际丝绸交易的起讫点，如拂菻遣使至唐，则以东罗马都城，古希腊移民城市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为出发点，至唐西都长安、或东都洛阳，才能朝见皇帝，并得到封爵和大批赏赐丝绸等方能返回报命。丝绸之路起点的西都长安、东都洛阳是唐代国际性商业贸易的两大都会。
　　隋唐京都长安，周长70里(约35公里)，大于现在的北京旧城，在方整对称的原则下，沿着南北轴线，将皇族居住的宫城(即皇城)置于全城最北部的中央，东西5里余(2.5公里)，南北2里余(1公里)，城墙高3丈5尺(10.5米)，城南正门为承天门。凡元正冬至，陈乐设宴或接见外国宾客，都在这里举行。宫城之南连结皇城(又名子城)，东西同于宫城，南北长5里(2.5公里)许，为宗庙社稷，百官廨置所在地。皇城正南门名朱雀门，北与承天门相对，南望外廓城的正南门、明德门。两门之间一条长9里(4.5公里)，宽百步的朱雀门大街纵贯南北，把全城分为东西两半，东部设万年县，西部设长安县，分辖两地的居民。东西两部各有周道600步(约折合为800米)的大商市，称东市和西市。全城的居住区共建106坊，各坊间形成南北大街14条，东西大街11条，“棋布栉比，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15]。
　　长安城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在隋唐以前是不曾有的。长安城交通发达，商贾云集。东市主要经营来自内地的土特产品；西市是各个民族、外国客商集中进行交易的市场，有服装店、丝绸店、珠宝店、鞍辔店等。西市波斯邸是有名的波斯人经营的大洋行。西市醴泉坊又行一种泼胡乞寒之戏，至11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泼，盛为戏乐。戏时歌舞之词名“苏摩遮”，当自粟特传入。侍酒胡姬更不少，白居易“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即描绘戏乐热闹之情景。有从波斯传来的波罗球，即骑马打球，盛极一时。宫城北面的禁苑是皇族游猎的地方，曾设有打马球的球场。1956年在禁苑遗址中，出土一方奠基石，上刻：含光殿及球场等有“大唐太和辛亥己未(公元831年12月8日)建”等字迹。唐玄宗皇帝曾亲自参与戏剧、打马球等活动，充分显示了作为世界大都会长安的一代盛事。
　　隋时，东都洛阳位于汉魏故城西18里(约9公里)，基本上是在西周王城的旧址上扩建而成，周围60里(约30余公里)，与长安城大小差不多。洛阳城的街道、里坊和市场，主要分布在皇城区的东南面，跨洛河南北。在洛河南稍东为东市，又名丰都市，有120行、3000余肆、400余店，货物咸集。在城西南角的为南市，又名大同市。在洛水北、瀍水东的为北市，又名通远市。隋大业初，于洛河上建有天津桥(唐时称洛阳桥、津桥)，桥北对皇城正南为端门，桥南应外廓城的正南为定鼎门，横跨穿城而过的洛河，颇有天汉津梁的气概，有用大船连接在一起的浮桥，以利交通。刘希夷的“天津桥下阳春水，天津桥上繁华子。马声回合青云外，人影动摇绿波中”，正是对天津桥两头经济贸易繁荣景象的写照。
　　洛阳水运方便，江淮富庶地区的物资水运至长安，需经黄河三门峡天险，非常不便。隋炀帝在经营东都的同时，凿通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可南达江淮，北至涿郡(治蓟，即燕京即今北京市西南)使洛阳水陆交通更加方便。
　　唐初，关中三辅及扬、益、并、荆四大都督府以及4万户以上的州均设市令，以管理商贸市场。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又规定中县户满3千以上时，亦得置市令，这是各地商业贸易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丝路交通的枢纽敦煌，更成为一颗灿烂的明珠。据敦煌遗书记载，唐代的敦煌城有子城，罗城和羊马城之分，子城为官府厅衙的驻地，又称衙城或牙城，占地面积较罗城小，所以也叫小城。罗城在子城的东北面，为商行贸易和人民居住区，比子城大，也称大城。子城和罗城为同一座城池的两部分，中间筑有隔墙，设有便门，以通往来。羊马城是在城濠内侧和城墙外侧，绕城一周，并加筑隔墙，以备战时安置羊马牲畜之用，同时也为子城与罗城增设一道防线。罗城内有货铺、药铺、磨店、酒店等商业设施，主人除平民百姓外，还有当地官吏和僧侣等。遗书中还保存有“厶乙(某乙)铺上新铺货，要者相问不须过，交关市易任平章，卖(买)物之人但且坐”[16]，广告兼叫卖之声道出了敦煌闹市的繁华。
　　①昭武九姓，即指康、安、曹、石、米、何、史、火寻、戍地共九姓。古老的月氏族，西汉初居住在今甘肃省临泽县境内的昭武城，因遭匈奴袭击，大部分西徙(称大月氏)，少数未西迁的进入祁连山(称小月氏)，大月氏西徙至锡尔河以南阿姆地区，并与康居人融合发展，唐时有康国等九个小国，时称昭武九姓国。
　　参考文献
　　[1]郑*(上啓下木)《开天传信记》
　　[2]《明皇杂录》
　　[3]《贞观政要》
　　[4]《全唐文》朱敬则《隋文帝论》
　　[5]《新唐书·西域传》
　　[6]《隋书·食货志》
　　[7]《通典》
　　[8]《元和郡县图志》
　　[9]陆羽《茶经》
　　[10]费长房《历代三宝记》
　　[11]韦应物《石鼓歌》
　　[12]《旧唐书·玄宗本纪赞》
　　[13]《资治通鉴》卷193唐纪9隋纪五181卷
　　[14]《唐会要》
　　[15]宋敏求《长安志》
　　[16]敦煌遗书《沙州文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