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代出现的丝路交通蓬勃发展的局面，到唐代完全承袭下来，并有很大的发展，尤其经唐太宗贞观之治和唐玄宗开元盛世百余年间，唐代的封建社会经济达到了物殷俗阜，左右库藏，财货山积，物产丰富的景象，封建社会的经济盛世，促进了丝路交通的长足发展，并形成了较长期的繁荣兴盛之势。道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东至宋州汴梁，西达岐州、西凉府，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据《中国通史》记载：唐太宗采用魏征“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建议，统一了全国，尤其在西域设置都护府、都督府等军政机构以后，丝路交通有了长足的发展，“出西京安远门，西到凉州，再西到西域诸属国凡一万二千里，沿路有驿，供行人酒肉”。丝路交通的发展又为唐朝同西域各民族的往来及其经济、文化频繁的交流，沿途商业贸易的繁荣提供了运输条件。这时草原丝绸之路沿线的诸民族的酋长也都自称唐民，往京师如诣父母。丝路吐蕃道上唐与吐蕃间“金玉绮绣，问遗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1]天竺和西方拂菻、波斯、大食等与中国的贸易，至开元盛世达于极点。故盛唐之际，正是丝路运输繁荣昌盛之时。
　　一、丝路运输和贸易主要形式
　　隋唐时期中国与周边民族和远方国家的贸易，主要是以“贡赐”、“互市”的形式进行，其主导权控制在中国皇帝，周边民族单于、可汗、赞普和远方国家的君主手中，是为官方贸易。随着唐朝经济的高度发展，丝绸等产量的不断增加，至盛唐时，在丝绸之路上的丝绸等物资运输十分活跃。
　　(一)“贡赐”，即朝贡与赏赐运输 隋唐之际以官方贡赐形式为主的贸易，其主要物资是西域地区出产的马匹和中国特有的丝绢，故又称绢马贸易。隋炀帝在榆林行宫(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境)会见突厥启民可汗时，一次就“享启民及其部落酋长三千五百人，赐物二十万段，其下各有差”[2]。由此，足见其运输量之大了。其间高昌、伊吾、石国、康国、安国、于阗、焉耆、龟兹、钹汗、米国、乌那曷、漕国、何国、挹怛、曹国、史国、穆国、吐火罗、疏勒、波斯等，都已遣使朝贡或献方物，赏赐甚厚。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西域诸国又来朝贡。贞观初，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遣真珠统俟斤“来献万钉宝钿金带，马五千匹”；武则天时，东突厥默啜可汗遣大臣亦力可汗，入朝献马千匹及方物，朝廷“重赐以遣之”[3]。后回纥恃助唐平叛有功，除诏令今后每年赐绢2万匹外，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动辄以数万匹马来和市，所购缯帛、茶叶等大量物资，均靠众多骆驼、牛、马等承担运输任务。
　　(二)地区或民间的“互市” 地区或民间的“互市”是在民间或周边地区进行的贸易。盛唐以后，饮茶之风在北方各个民族中间十分普及，所以绢马贸易和“茶马互市”大兴。回纥曾大驱名马市茶而归，给唐以极大的贸易压力，因此唐朝对绢马、茶马互市规定有一定的限额，量入计市，输往边境互市场所的绢、茶每年也有配额，以此控制互市。先后开放的互市场所在榆林、张掖、焉支山、安西都护府驻地龟兹、朔方军三受降城、青海赤岭承风戍，松潘西北甘松岭等地。
　　互市不象贡赐那样，来物必须全盘接受，而有商量的余地，一般是在地方一级官吏的主持下进行。但是，对域外可汗、公主等指派的官吏到唐朝边界地区进行的互市，则由朝廷指派的官员接待，并处理贸易事宜，上述贸易均属官方性质。这种形式，虽不及同朝廷直接进行的贡赐贸易高级，但因注重效益，灵活自治，特别在边境，民间进行的贸易更是灵活多样。“诸官私互市，唯得用帛练蕃彩，自外并不得交易，其官市者，两分练(帛)，一分蕃彩。若蕃人需籴粮食者，监司斟酌须数，与州司相知，听百姓将物就互市所交易。”[4]由此可知，官府给互市提供的丝绢、彩帛和粮茶等贸易是在严格控制下进行，并非无限度的。绢茶马市的开辟也是经朝廷核准的，不能私自设立，这种互市所交易的各类物资，均依赖道路运输进行集散，其方式不外乎官运和民运来实施。
　　互市与贡赐。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炀帝出巡榆林，与启民可汗就达成协议：突厥卖给隋朝战马3000匹，隋付给突厥马价绢1.2万疋。史书记载“启民及义成公主宋朝行宫，前后献马三千匹，帝大悦，赐物万二千段。”[2]“于是岁贡不绝”、“每岁遣使朝贡”。隋唐与吐谷浑、吐蕃商定在赤岭承风戍互市，而史籍所载皆属贡赐关系，并无互市内容。又如开元三年(公元715年)，突厥别部突骑施忠顺可汗，其妻金河公主遣牙官赍马干匹诣安西互市，安西都护杜暹拒绝了这次交易。大历八年(公元773年)，回纥派赤心领马万匹来市，经过交涉只收购6000匹等。这种明为互市贸易，有时双方使节相互利用出使机会，挟带大批私货进行交易。如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回纥可汗养子药罗葛录使唐，曾携近2000匹马过境互市，获“市马绢七万疋。”[5]同样咸安公主嫁回鹘武义成功可汗时，送亲的唐朝使团官员皆“多私赍，以市马规利入。”[6]这虽有假公济私的成分，但是这种贸易行为同样促进了丝路运输的发展。
　　二、文成、金城公主和亲与丝路运输的开拓
　　隋唐时期，以和亲形式发展起来的绢马贸易，繁荣了丝路运输。文成、金城公主和亲时，吐蕃为了迎亲，分别修建曼头岭(青海湖南山)至孔雀河(黄河上源星宿海)段和悉诺逻岭(唐古拉山)段的道路，采取凿石通车的办法，改善了丝路吐蕃道的通行条件。
　　(一)文成公主和亲 隋末唐初，吐蕃在青藏高原上崛起。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遣使来唐，唐遣行人赵德楷入蕃晓谕，因吐谷浑阻挠，遂引发了李靖平吐谷浑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唐太宗又“遣使者冯德遐抚慰吐蕃。吐蕃闻突厥、吐谷浑皆尚公主遣使随德遐入朝，多赍金宝，奉表求婚”[7]。经多次婚使往还，至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松赞干布又命大相禄东赞，带着黄金5000两和珍宝数百件再次求婚。唐太宗审时度势，终于答应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揭开了丝路东段吐蕃道(见图54)大批人员物资繁忙交流的丝路运输序幕。
　　文成公主和亲，唐陪送妆奁很多。珍宝器物、锦绮服饰、饮食器皿、佛像佛经、多种书籍等等，涉及文化和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应有尽有，无不具备，并带有谷种、蚕种、乐器、药物以及大批工匠随从。据藏文资料记载和传说，随嫁带去的谷物就有3800类，牲畜5500种，工匠5500人。文成公主嫁到吐蕃，使中原地区的农具制造、纺织、缫丝、建筑、造纸、酿酒、制陶、碾磨、冶金等生产技术和历算、医药等科学知识也陆续传至吐蕃。其中尤值一提的是，随文成公主入藏运送的一尊铜佛像，为释迦牟尼佛12岁的身量像，同尼泊罗尺尊公主运入的8岁身量像，与印度金刚座上的30岁身量像，是名贵的3座释迦牟尼佛化身像。据说“文成公主一行经过拉萨中心树林边的沙滩时，载运佛像的马车在泉水边陷入泥中，大力士拉噶与鲁噶二人亦来能将马车拽出”，“于是派遣二位力士在此守护佛像，并以绸缎将佛像覆盖起来。”[8]这就是用车载佛像，又以大象、骆驼、牛马驮运丝绸等众多物资的庞大运输队，陪同文成公主一道至达吐蕃，这是丝路吐蕃道上一次大规模的物资运输及其以和亲名义进行贡赐与互市的典型事例。
　　当文成公主经过万水千山的长途跋涉到达拉萨时，吐蕃人民穿着节日的盛装，万人空巷地迎接了这位为联系汉藏民族亲谊，不远万里而来的赞莫(王后)。松赞干布特在拉萨为文成公主修建了华丽的宫室以居。直到现在，著名的布达拉宫内，还妥善地保存着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结婚时的洞房遗址和他们的塑像。吐蕃道沟通后，吐蕃又派青年到唐朝求学。吐蕃妇女流行的椎髻、赭面以及吐蕃社会传统的打球游艺等也传到了中原地区。为纪念文成公主入蕃和亲，吐蕃道上建有公主佛堂，在玉树结古白都满沟建有文成公主庙(见图55)。唐高宗即位后，授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賨王”等官职爵位。松赞干布表示愿意效忠于朝廷。“这些无可辩驳的史实证明了早在七世纪时就已确立了吐蕃王朝和祖国中央政权的臣属关系”[9]。
　　(二)金城公主联姻 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即文成公主和亲70年后，在吐蕃一再请婚的情况下，唐中宗又将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赤德祖赞(松赞干布五世孙)，这是唐蕃间第二次联姻。吐蕃遣其大臣尚赞咄，率千人使团来迎亲，唐命左骁卫大将军、河源军使杨矩为送亲使。唐中宗亲幸兴平，诸朝臣赋诗送别，并改隋兴平县为金城县作为纪念。
　　金城公主联姻，可以说是亲上加亲，陪送物资更加丰富，陪杂彩锦缎4万疋以上，杂使诸工悉从，并给龟兹乐队等。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吐蕃遣使请和，唐“以杂彩二千段赐赞普，五百段赐赞普祖母，四百段赐赞普母，二百段赐可敦，一百五十段赐岔达延，一百三十段赐论乞力徐，一百段赐尚赞咄及大将军、大首领各有差。皇后亦以杂彩一千段赐赞普，七百段赐赞普祖母，五百段赐赞普母，二百段赐可敦。”[10]以玄宗皇帝、皇后的名义赐给吐蕃赞普等有名可指的杂彩为5880段，其余大将军、大首领等不知其数。仅此一项赏赐，也得组织一支庞大运输队方能运入吐蕃。又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唐工部尚书李嵩使吐蕃，“以国信物一万段，私觌二千段，皆杂以五彩遣之。”[10]说明吐蕃道上曾是一派繁忙的运输景象。据《唐蕃会盟碑》文记载：“彼此轻骑，一任常相往来，依循旧路，蕃汉并于将军谷交马，其绥戎栅已东，大唐祗应，清水县以西，大蕃供应”，即有关使臣往还和所携带物资，以清水为界，分工运输。
　　自唐蕃和亲开始，至吐蕃政权瓦解的200多年中，据有关史料的不完全统计，双方使臣往来共有191次，平均将近一年一次，其中唐使入蕃66次，在一年中遣使两次的有8年。蕃使来唐125次，在一年中遣使两次的有14年，遣使3次的有6年，遣使4次的有3年。使臣的任务有通好、朝贺、申请、献物、宣慰、请婚、送婚、报捷、告丧、吊祭、会葬、请和、会盟、请盟、请市、求书、求医、送僧等多种活动。联系面的广度，反映了民族关系和道路运输发展的深度，至今尚存的清水会盟碑和长庆会盟碑便是历史的见证。
　　三、唐同西域诸国贸易和丝路运输的发展
　　丝路运输是以丝绸为大宗物资与西方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边疆各民族所获得的大量丝绸，从来就不是以自己消费为主，是以商品转输到更远的西方，以谋取商利，而西亚、欧洲地中海地区才是真正的丝绸消费之地。拂菻、波斯、大食等西方诸国，也力求避免居间商的重剥，愿直接与中国发展贸易关系，这是道路运输发展的条件和主要因素。
　　(一)唐与拂菻的贸易和道路运输 隋唐时的拂菻，即以拜占庭为都城的东罗马。东罗马为了开通丝绸运输，维持与中国的丝绸贸易，曾与波斯人进行长达5个多世纪的连续战争，直至隋初，打败波斯，疏通了丝绸之路，发展了丝绸贸易和运输。
　　拂菻与隋朝的丝绸交易，主要是通过波斯人、*(左口右厌)哒人、昭武九姓的粟特人及突厥人等居间经营。公元7世纪初，东罗马史学家摩喀塔编著的《莫利斯皇帝大事记》一书中，记述了东晋至隋的一段中国历史，其中《陶格司国记》一书中说：“国中有蚕，丝即由之吐出。蚕种甚多，各色皆有，蛮人畜养此蚕最为能巧”。查莫利斯皇帝即位于公元582年，602年死，正当隋文帝开皇二年至仁寿二年。“可以肯定，突厥人在将中国丝绸贩运到拜占庭时，也将丝绸的原产地中国介绍给了东罗马人。”[11]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拂菻，即东罗马皇帝波力多，遣使贸易东来至长安。以赤玻璃、绿金精等宝石交易绫绮，受到唐太宗的欢迎。乾封、大足、景云时，又派遣使者以方物来换取丝绸。开元七年(公元719年)，东罗马特派吐火罗大首领即粟特商人的商队来贸易，商品中有狮子、羚羊各2只。数月后，又有基督教的主教等以帝国使节身分前来贸易并传教。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拂菻又派基督教徒来中国贸易。盛唐时，拂菻与中国的丝绸贸易从未停止过。
　　(二)唐与波斯贸易和道路运输 波斯，古称安息，位于西亚的伊朗高原及两河(幼发拉底河及底格里斯河)流域，西邻拂菻，东接昭武九姓，印度和中国西部边疆，因居丝路交通要冲，也是中西贸易的实际控制者。自帕提亚(今土库曼斯坦南部和伊朗的东北部)的波斯侯阿尔达希尔举兵独立，重新统一伊朗高原，建立波斯萨珊王朝(公元226～642年)以后，中国、印度、西亚、东罗马之间的贸易往来，都得经过波斯。波斯的手工业和商业也十分发达，毛织品、丝绸织锦以及武器、珠宝等，也运销国外，因争夺丝绸贸易控制权而展开的与东罗马帝国的长期战争，无形中影响了丝绸之路的畅达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并限制了基督教的发展，扶持了祆教的传入，也引发了景教与摩尼教的兴起。
　　隋炀帝曾遣云骑都尉李昱出使波斯后，双方建立了官方贸易关系。波斯派使节随李昱来访，并携方物进行贸易。唐与波斯关系最为密切。唐代波斯遣使入贡近40次，远居西域诸国之上。其实，自唐置波斯等都督府，并以卑路斯为波斯都督后，波斯同唐朝的往来更为密切和频繁。怛罗斯之战①以后，波斯全境为阿拉伯大食所有。所以，天宝末年以后，以波斯名义入贡者，大都是波斯商人或萨珊王室贵族，纯属贸易性质。波斯所献玛瑙床、火毛绣舞筵、狮子、香药、犀牛、象、豹、珍珠、琥珀、沉香亭子等，名目繁多，尤以金缕织成的波斯锦最为有名。隋代波斯所献波斯锦袍，十分华丽，隋炀帝遂命何稠仿造，何稠织成的金帛织品，其质量还超过波斯所献。波斯人先是用唐朝生丝和提花机织成夹金线的波斯锦，返销到唐。至波斯萨珊王朝末年，唐的蚕桑工艺由丝路交通中段西域南道经于阗传入波斯后，才开始用自己生产的生丝织成波斯锦。自唐运往波斯的物资除丝绸外，还有陶瓷、铜、茶叶、大黄、肉桂等。
　　(三)唐与大食贸易和丝路运输 大食，即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原为波斯属部，自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统一各部，建立国家后，其后裔疆域不断扩大。至阿巴斯王朝建都巴格达时，大食帝国因伊斯兰教义问题，指责建都于大马士革的倭马亚王朝正统教派(逊尼派)是非法的，自称是穆罕默德的叔父阿巴斯的后裔(十叶派)，史称黑衣大食，阿巴斯王朝将全国分为20几个行省，由总督统管。为巩固统一，驿递部在各省设置驿站900多处，并开辟驰道，以巴格达为中心的交通干线，东达锡尔河，东南到波斯湾沿岸，北通摩苏尔，西北通叙利亚，干线的两旁又有若干支线相联络，为丝绸之路的畅通作出很大贡献。阿拉伯商人从事远距离的商贸活动，足迹遍及亚非欧三洲。巴格达还设有专卖中国货物的商店，以满足人们对中国丝绸等商品的需求。
　　自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大食遣使唐朝以来，至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最后一批“以黑衣大食使含嵯、乌鸡、莎比三人并为中郎将，放还蕃”[10]为止，中经148年，到长安的使节，即官方贸易代表共有39批。这些使节携带商品有阿拉伯良马、香料、毛锦、波斯锦织成品(如金线织袍)、珠玉、异兽等，其中以阿巴斯王朝为主要贺易对象。如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正月、四月、七月、十二月，一年竟来贡4次。这是因唐安西部护，四镇节度使高仙芝被大食打败，大食进至葱岭地区，直接与中国相遇的缘故。驿道通至碎叶城后，即与大食驿道相沟通。唐与大食在丝绸之路沿线上的贸易，可以直达无阻。中国输出品，除丝绸外，陶瓷已成为西方最喜爱的另一物品，茶也在域外逐渐成为新兴的饮料。
　　四、胡商的经商活动及其贡献
　　丝路交通的发展、繁荣，与西域各个民族，即胡商的活动息息相关，活动在丝绸之路上的主要有使节，包括以使节名义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各种宗教的学者和传教士，音乐、舞蹈、绘画等方面的艺术家、杂技艺人，以及落户在长安、洛阳等地的移民，而以沿线专事商业贸易的各个民族为主，对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都默默无闻地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以丝绸为主要物资道路运输业的发展 唐人张籍在《凉州词》中称：“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在漫长的丝路绿洲干道上，绿洲与砂碛相间，荷负雪白的丝练跨越而去的主要运载工具是沙漠之舟的骆驼，而尾随驼铃的主人虽是负责官赐运输的官吏，又是牵驼人。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安西大都护郭虔瓘请朝廷募关中兵万人诣安西讨击，皆给递驮及熟食(递驮者，系沿路递发马、牛、驴驮运兵器什物也)。《唐六典》载：“驴载日驮，每驮一百斤，其脚直一百里一百文，山阪处一百二十文，驴少处不得过一百五十文，平易处不得下八十文；其有人负处，两人分一驮。又给熟食，欲其速达安西。”[7]这段文字说明唐代丝路运输的运价和短途是以驴运，长途则以骆驼驮运的情况。
　　胡商以骆驼为主要运力，将中国的丝绸、陶瓷、茶叶、麝香、漆器、药材、铜铁等运往西域地区，甚至西亚和欧非大陆后，又将那里的土特产、珍宝异物，如赤玻璃、绿金精、珊瑚、琥珀、玛瑙等运回中国，以赚取厚利。陶瓷著称于世，与茶叶同是唐代丝路贸易中的主要产品。麝香乃青藏高原等地所产，在西方极为珍贵。胡商携带金银币在中国采购丝绸，麝香等货物到西方进行贸易，成为丝路运输的主要内容。洛阳、西宁等地曾出土不少波斯萨珊王朝卑路斯王的银币。据考古学家夏鼐分析：“波斯钱币在中世纪中亚、西亚占有国际货币的地位，流通很广。尤其是一大批一起发现的场合下，是作为商品的等价被携带着或窖藏着；所以它们被发现的地点，常可表示当时贸易和交通的路线。”[12]据此可知，波斯商人在当时对丝绸等物资贸易和运输中的重要性。
　　(二)粟特波斯人东来经商的运输 丝绸之路不仅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也促进了沿线各族人民的和睦和友谊。自乌孙、月氏、匈奴、突厥、回纥等相继西迁后，粟特、波斯等又接踵东来，相互交流和往来。
　　粟特人本是伊朗(即波斯)人中的一个分支，有时也被称为“中亚伊朗人”，约于公元前16世纪，就已生活在两河(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粟特又译作“粟弋”、“窣利”。后裔属游牧于今伊塞克湖以西楚河流域的康居人，“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今甘肃临泽县境内)(见图56)，因被匈奴所破，遂有其国，支庶各分五，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亦不忘本也。”[13]以月氏人、康居人和粟特人共同融合而成的昭武九姓诸国位于中亚地区，为丝路交通的繁荣建立了不朽的功业。据斯坦因在敦煌附近长城烽燧遗址中所获8封粟特文古信札中《二号信札》的作者纳奈凡达克，是住在姑臧的一个庞大粟特人商团的首领，信中“天神之子”当指中国皇帝即天子。信中提到敦煌、酒泉、姑臧、金城、长安、洛阳、黎阳、南阳、淮阳等地都有粟特人，仅黎阳一地就住着100个来自康国撒马尔罕的粟特贵族，专做销售大麻织物、米酒、毛毯、香料等贸易物资，又从中国收购成疋成捆的丝绸、麝香等，本利双收。唐初，伊吾地区的石万年，鄯善地区的康艳典，且末播仙城主何伏帝延，龟兹克孜尔石窟中栗特文题记，以粟特语命名的“据史德”城聚落，敦煌粟特人信仰的祆教庙宇，灵州南界的6胡州大首领康待宾、安慕容以及长安、洛阳等地出土的大批昭武九姓诸国人的墓志铭都说明在丝绸之路沿线到处都有胡商的活动。
　　波斯人自唐初开始，波斯王伊嗣俟同唐朝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显庆以后，因遭大食进逼，波斯王俾路斯及其子泥涅斯率部来唐，授右武卫将军及左威卫将军，皆病故于长安。长安西市是胡商云集的主要市场，其中“西市波斯邸”颇为有名。波斯人阿罗咕亦入仕于唐，官至右屯卫将军、上柱国、金城郡开国公，又曾任大使，出使拂菻，并于拂菻西界立碑，他是对发展丝路交通有所贡献的历史人物。
　　①怛罗斯，古城名，在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将高仙芝同西域大食国曾在此作战，怛罗斯之战即指此。
　　参考文献
　　[1]独孤及《昆陵集·敕与吐蕃赞普书》
　　[2]《隋书》卷八十四《北狄·突厥》
　　[3]《旧唐书·突厥传》
　　[4]《唐六典》
　　[5]《旧唐书·回纥传》
　　[6]《新唐书·赵景传》
　　[7]《资治通鉴》卷193唐纪9隋纪五181卷
　　[8]达藏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97页
　　[9]王辅仁、索文清《藏族史要》
　　[10]《册府元龟》
　　[11]李明伟《隋唐丝绸之路》29页
　　[12]夏鼐《西宁出土之波斯萨珊朝银币》载《考古论文集》
　　[13]《隋书·康国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