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亘欧亚大陆的丝路绿洲干道，既是中西政治经济交流的大动脉，也是文化艺术交流的通衢大道。隋唐时期，由于封建社会文明达到了高度发展阶段，中西双方在文化、艺术、宗教、哲学等方面的相互影响，把中西文化交流也推向了新的高潮。
　　一、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到繁荣昌盛的时期。西方文化的传入不可能销融唐文化，而是作为补充，唐文化远播到西方各国，各国也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斟酌吸取，使本地文化得以加速发展。唐代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兴盛时代。 丝路交通在东方的文化交流活动，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西域各国使者都需要到长安或洛阳来进行政治和商贸活动，同时也传播外国的文化艺术，出国使臣或文化名人也大都从长安或洛阳出发，将中华文明传播到域外。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太宗在秦王府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士，即位后又置弘文学馆，精选天下文儒。弘文殿聚集群书，多到20余万卷，是全国藏书最多的中心书馆。长安有左右两教坊，左多工舞，右多善歌，通过丝绸之路由西域传来的新声曲，一经教坊排演，全城艺人争相仿效。长安还设有史馆，开官修前代史的新风，每有外国使者到来，鸿胪询问土地风俗，道里远近，报送史馆。长安国子监是全国教育中心，有学舍1200间，容有中外学生多至8000余人。外国贵族子弟来中国，多入国子监留学，各国使节云集长安，对东西文化的交流，起着重要作用。流寓长安的外国王侯，在长安供职的也很多，天宝以后留居长安的有4000多人。
　　西方循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文化艺术，主要表现在天文历算、音乐舞蹈、建筑艺术等方面。天文历算，是中国历朝极为重视的学科。隋唐时期，天竺历算书及历法相继传来。瞿昙罗在高宗时制经纬历。与麟德历参行，武后时又奉旨作光宅历。开元时，瞿昙悉达著开元占经，并将天竺九执历介绍到中国，僧一行又参考制定大衍历，自有大衍历以后，历家均遵循其格式，直至明末采用西洋法编历时，始有所改变。隋有九部乐，唐定为十部。其中燕乐、清商两部为中国传统音乐，西凉、龟兹、疏勒、高昌四部为西域音乐，天竺、高丽、安国、康国四部音乐均来自外国。长安住有大批外国音乐家。音乐依附舞蹈，许多乐曲即是舞曲，胡腾、胡旋和柘枝舞盛极一时。随着佛教的传入，唐代在佛塔的建造式样、石窟的开凿技术、楼阁的结构等方面，无一不受印度的影响。从拂菻、波斯、大食等传入中国的香药、石硫黄、绿盐、金星矾、乳香、没药、安息香等，大大促进了中国医学的发展。制糖、酿酒、玻璃等制造新工艺技术，也是经过丝绸之路传入的，属经济文化交流的成果。
　　中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西传，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唐代中叶，唐军中造纸等技术工匠人员被大食俘虏，紧接着在波斯、巴格达等地先后出现了造纸工厂，以后又传到埃及、摩洛哥等地，北越地中海到达欧洲，直到18世纪末，欧洲各国造纸时浸料与撩取完全用手，与中国的老办法并没有两样。隋唐初期中国已发明印刷术，随着造纸法、印刷术也沿着丝绸之路传向西方。埃及曾出土大批文件，其中50张左右的印刷品均为阿拉伯文，包括《古兰经》残卷和其他宗教性文件。据西方学者考证，这些印刷物的年代，起自晚唐印刷品的形式和印刷方法都与中国的印刷品相似。玄奘法师去天竺时，天竺戒日王曾向玄奘问及“秦王破阵乐”。初唐乐舞，以三大舞为代表作：一是七德舞，本为秦王破阵乐，采用民间流行的歌曲，掺杂龟兹乐制成，二是九功舞，是文舞，本为功成庆善乐；三是上元舞，本为上元乐。戒日王问及此，可见其传播之广。玄奘还将《道德经》译成梵文传至天竺。
　　二、丝绸之路沿线的宗教活动
　　从印度、西亚传入中国的宗教，是丝绸之路沿线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其中有佛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伊斯兰教等。
　　经丝绸之路沿线传入中国的宗教以佛教最为显赫，影响也最大。隋文帝杨坚就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他即位伊始，就普诏全国，任听出家修行，并令按人口出钱，营造佛像和佛寺，后又令名山之下，各立为寺。全国百余州，立舍利塔，共度僧尼约23万人，立寺3792所。李唐自谓是李耳之后，唐初也有抑佛崇道之意，但因玄奘自西域归来，奏请崇佛后，佛教复兴。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武承嗣又造瑞石，次年沙门怀义法朗等又造《大云经疏》，言武则天是弥勒转世，武后遂自立为皇帝，并颁《大云经》于天下，各州皆建大云寺，亲制《大唐新译圣教序》等文，名僧辈出，佛法大盛。至唐武宗时，全国约有佛僧26.05万人，大寺4600所，兰若4万个，大大超过隋朝时期的规模。
　　隋唐时期佛教的传播与丝绸之路沿线的突厥、回纥、吐谷浑、吐蕃等民族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突厥在佗钵可汗(土门子，木杆弟)时，有北齐沙门惠琳，入突厥劝其信佛，遂立寺求经。及至唐初，天竺沙门波颇与道俗10人，辗转北行，达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治所，授以佛法，深为崇信。玄奘西行求法时，敦煌以西皆为西突厥势力范围，得其资助才能到达天竺。中唐以后，回纥势张，继领西域地区，亦渐奉佛法，近来在新疆各地发现一种佛典文字，为突厥语言，“以回纥字母书写，还有建筑遗迹，均可证明。”[1]吐谷浑自慕利延西行于阗，南征罽宾回归以后，亦大事佛法，崇信释教。南、北僧侣多经吐谷浑道往还西域求经，及吐蕃吞并吐谷浑，仍立吐谷浑为属国，继续控制丝绸之路。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以前5辈，即拉托多聂赞时期，就有所谓“天降四宝”的传说，四宝都属于印度佛教密宗的东西。松赞干布与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文成公主联姻，两位公主都从家乡带一尊佛像到吐蕃，佛教寺院开始在吐蕃兴建。丝路吐蕃道开通后，唐代西行求经的僧侣们，如玄照、道希、法太、玄格、道方、道生、狮子惠、惠轮等人，不再绕道葱岭，而径由吐蕃道往还。“吐蕃道一词，也是首先由求法高僧们命名的。”[2]
　　祆教也是通过丝绸之路先传入中亚，北魏神龟时传入中国，隋唐时期最为兴盛。唐代长安祆教祠有四：一在布政坊西南隅，一在醴泉坊西北隅，一在普宁坊西北隅，一在靖恭坊街西。在洛阳也有会节坊、立德坊、南市、西市，亦称四祆祠。祆教既不传教，也不翻经，多为胡人自奉其所信，中国人信者不多。凉州因系丝路交通重镇，故有祆教祠，西域商胡大都信仰祆教。
　　景教，为叙利亚人聂思脱里所创，其特点是不崇拜圣母玛丽亚，不用偶像，自景教从基督教分离出来后，遭到排斥，于是景教信徒于公元489年集会波斯，自称正派，并逐渐向东传播教义。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景教教士阿罗本来长安传教，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朝廷准许建立波斯寺，仪凤三年(公元678年)波斯王卑路斯奏请于长安醴泉坊街南以东又建波斯寺。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义宁坊街东以北的大秦寺(即贞观十二年阿罗本所建波斯寺)，僧景净特为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此碑于明末在长安崇仁寺出土)，经中外学者多方研究考证，成为今日研究景教流行于唐代中国的珍贵史料。近世敦煌遗书又得《景教三威蒙度赞》后附尊经所说，大秦景教本经目录共有530部，其中由景净等译成中文的有30余部，有景教经典写本5种，已被斯坦因、伯希和先后运往国外。
　　摩尼教，武则天时传入中国，并与回鹘关系密切。据哈拉巴拉合逊出土的《九姓回鹘可汗碑》记载，回鹘登里可汗在平定史朝义，占领洛阳时结识了摩尼法师，返回时将4名摩尼法师带往回鹘，开始崇信摩尼教。摩尼教法师多为波斯人或粟特人，学识广博，有丰富政治谋略和经商才干，所以回鹘多借助摩尼法师从事交往或商贸活动。
　　阿拉伯人穆罕默德，于公元7世纪初创立的伊斯兰教，随着大食帝国的崛起，迅速沿丝绸之路向东传播。唐高宗时，已有大批大食商人陆续来到中国。但是，由于信仰和生活习俗的不同，仅是各自信奉，并不在民间传播。因此，信奉伊斯兰教的商人居住比较集中，如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都住有比较多的大食商人，他们大都信奉伊斯兰教。据唐代大食人旺各师墓志载：旺各师曾再三留住长安，因敕建大清真寺，足以说明唐代长安不仅住有信奉伊斯兰教的大食人，而且还兴建了一些清真寺。
　　三、玄奘西行的线路
　　玄奘俗姓陈，河南缑氏(今河南偃师)人(见图57)，其二哥陈素，自小出家为僧，在其兄影响下，玄奘13岁时就剃发为僧，同在洛阳净土寺学经，后又到成都(四川)、荆州(湖北)、赵州(河北赵县)、相州(河北临漳)等地求学。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来到长安。因在求学讲经时，发现中国佛教经典相互矛盾，派别林立，无所适从，疑惑难解，加之唐初似有抑佛崇道之意，遂立志西行求真法，以释众疑。
　　(一)玄奘取经往返天竺的线路 唐初，唐朝同突厥的关系紧张，尤其敦煌以西仍为西突厥的势力范围，因此皇帝严禁唐人西出，致使玄奘西行取经的主张受阻。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玄奘不顾朝廷禁令，踏上丝路东段关陇南道西行(见图58)，经秦州、兰州，到达河西道凉州、瓜州。北上伊吾，意欲由丝路中段西域北道西去，因高昌王麴文泰遣使相迎，遂得丰厚资助，改由西域中道经焉耆、龟兹、拨换城，西北过拔达岭(别迭里山口)，至大清池(伊塞克湖)，再循西段北道，又西经碎叶城、千泉、怛罗斯等地，渡锡尔河，南下费尔干纳盆地，出铁门关，至睹货逻(吐火罗)故地。再南渡阿姆河，越兴都库什山，至迦毕试国(即古健驮逻国)，复东南行，入北印度境，经迦湿弥罗国(克什米尔地区)，沿恒河流域到达中印度羯若鞠阇的国都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卡瑙季)。接着又去游学，巡礼佛教六大圣地，最后就学于佛教的最高学府、印度最大的寺院摩揭陀那烂陀寺(令印度比哈尔邦巴腊贡)。
　　玄奘旅途连同学习将近14年，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启程回归，动身时万人空巷，皆来送行，玄奘用大象、马匹运载所搜集到657部梵文佛经，溯恒河西北行，渡印度河上游，经弗栗恃萨傥那好国(今阿富汗喀布尔以东喀布尔河流域)，复进入睹货逻国故地，与去程相接。再过瓦罕走廊达摩悉铁帝国(亦名镬侃，又谓护密)，离开去程线路，东行至波谜罗川(即喷赤河上游的帕米尔河，又称瓦罕河谷)，越过葱岭，至朅盘陀国。但玄奘未能从朅盘陀，即今新疆塔什库尔干踏上丝路中段西域南道直东行，而是复又经乌铩国(今新疆莎车、即叶尔羌)，绕道佉沙国(疏勒)，斫句迦国(旧称沮渠、朱居、朱居波)，兜一大圈后到达瞿萨旦那国，即今新疆和田地区。经由西域南道，复经媲摩城(今新疆民丰县北)、睹货逻故国(即今新疆安迪尔河入沙碛处安得悦遗址)，折摩驮那国(即今且末西南60公里处有古且末遗址)，“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3]，到达罗布泊地区(纳缚波故国都为今新疆若羌县城东北的米兰遗址)，沿路已有官司迎接。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回到长安(示图5)。
　　(二)玄奘对中印文化交流的贡献 印度古称天竺，“玄奘据其正确发音，更正为印度，以迄于今”[4]。在印度玄奘向戒日王讲述中国经济文化成就，以及《秦王破阵乐》为歌颂唐太宗统一全国的歌舞乐曲等情况后，戒日王喜称：“我当东面朝之”。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自称摩伽陀(即摩揭陀)王遣使者上书。帝令云骑尉梁怀敬持节慰抚。尸罗逸多(又作尸罗阿迭多，即戒日王)惊问国人：“自古亦有摩诃震旦使者至吾国乎”?皆称为“无有”。“乃出迎，膜拜受诏书，戴之顶，复遣使者随入朝”。唐又诏卫尉丞李义报聘。尸罗逸多率大臣郊迎，倾都邑纵观，道上焚香，东面受诏书，“复献火珠、郁金、菩提树”[5]。玄奘不仅是一求法高僧，还是一外交大使，中印两国间遣使往还实为玄奘宣传之功。
　　玄奘返回长安时，唐太宗为征辽已驾幸东都洛阳，玄奘遂即往谒(见图59)，详细报言见闻。帝谓侍臣：“昔苻坚称释道安为神器，举朝尊之。朕今观法师词论典雅，风节贞峻，非唯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远”[6]。即命玄奘将其见闻著写成书，并允诺翻译以24匹马负载而归的佛经520匣。玄奘回到长安弘福寺(太宗为太穆皇后立)，开始他的著书译经工作(见图60)。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在门徒辩机的协助下，世界名著《大唐西域记》成书，共12卷，翔实记载了17年沿丝绸之路旅行中，经历110个国和传闻28个国的山川形势、地理位置、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物产等等，内容丰富生动、准确可靠，是研究中亚、南亚地区各国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现已译成多国文字，据以进行对古代印度和中亚历史文化遗址的研究和发掘。根据这部书的记载，考古工作者已把王舍城的旧址、鹿野苑的古寺、阿旃陀的石窟、那烂陀寺的遗迹等都一一发掘出来。
　　玄奘回国后，在印度的友人还不辞千山万水写信问候，赠送礼物，玄奘也亲切地作了回答。至今印度人民还念念不忘玄奘在那烂陀寺留学和主持曲女城学术辩论大会的情景。印度教科书里就有玄奘一课，博物馆里陈列有玄奘负籍求经的图像。“在到过印度的许多中国人之中，玄奘无疑是最伟大的一个，他是中印文化合作的象征。”[7]在中国，一千多年来有关唐僧西游取经的故事，更是喜闻乐见、家喻户晓。玄奘法师循丝绸之路去印度求经，除对丝路交通路程有记载外，还对沟通中印邦交、经济文化交流及结成友好情谊等均有很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旧唐书·拂菻传》
　　[2]《隋书·吐谷浑传》
　　[3]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二
　　[4]《旧唐书·回纥传》
　　[4]季羡林《大唐西域记今译》卷二
　　[5]《新唐书·天竺传》
　　[6]唐用彤《隋唐佛教史稿》
　　[7]拉德利西南《印度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