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军权归枢密院，财权归三司。枢密院与兵部分掌交通运输事宜且相互制约。兵部内的驾部掌管舆辇、车马、驿置、厩牧，但驿马发放及驿递符牌的颁发，有关驿运法令的制定、监督等，则属枢密院。宋划全国为若干路，另在不同处所设有同级的府、州、军、监，下设县。各路大体设有帅司、漕司、宪司、仓司，其中漕司负责财税和交通运输。各州太守之下都设有官员掌管水陆路政、驿传、道路、津梁和舟车运输。县在县令之下设丞、主簿，掌管交通运输。
　　辽的货物运输分别由转运使司置正副转运使、同知转运使、转运判官等官员掌管。金代中央设有兵部、户部，兵部管驿事，户部设转运司、盐使司、漕运司掌管运输。辽金地方运输管理体制与宋大致相同。西夏驿制从遗留下来的西夏铜牌看，其西夏文字汉译为“敕燃马焚”，意思是“敕令驿马昼夜急驰”，说明也有自己的一套驿制。至于民间交通，西夏与吐蕃唃厮啰等皆崇信藏传佛教，佛教徒多以寺院作邸店，部族之间亦多靠僧侣传递信息。 一、驿运和茶运管理
　　宋代驿运在汲取前朝经验的基础上，又有除旧布新的发展，除驿之外，又设递铺负责邮递，使邮驿分立。驿指驿馆，包括亭、馆和铺舍，是过往官员住宿休息的地方并提供运输工具，在边疆民族地区由当地寺院辟出部分房舍待客；递铺分步递、马递和急脚递三种，承担递送公文、送人、送官物等繁重的运输任务。为运输茶叶，自买茶榷场至卖茶买马的茶马司途中还专门设置茶递铺，以兵卒代替民夫递运，
　　(一) 宋代的驿制 宋太祖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五月十七日“诏诸道州府以军卒代百姓为递夫。先是天下邮传率役平民，至是帝知其弊，始尽易之”；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五月二十三日诏郡县：“今不得差道路居人充递军脚力。”[1]不论民政或军务，以兵卒代替民夫担任驿传运输任务，这是北宋对驿运制度的一大改进。军兴时又设急递铺，大凡十里设一铺，每铺设铺长一人，铺兵重要道路10人，一般道路5人或4人。据《梦溪笔谈》载：“驿传归有步马急递三等，急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用之。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古羽檄也，以朱漆木牌金字日行五百里，军机速处分则速御前发下，三省枢密，莫得与也”。辽驿略同，辽圣宗开泰十年(公元1021年)，驰驿取石晋所上玉玺于中京，并置大同驿以待宋使等，唯管理较严，凡给驿者，必先奏报辽帝批准。其“法昼夜七百里，其次五百里，所至如天子亲临，须索更易，无敢违者。”[2]金于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亦置递铺，仿效宋朝以兵卒代民夫的驿递制度。
　　(二)西夏的驿路 公元1038年西夏立国以前，“其地东西二十五驿，南北十驿，自河东北，十有二驿而达契丹之境”[3]。立国后以都城兴庆府为道路交通中心，向东南开辟了“国信驿路”，即由宋都东京汴梁起，西达永兴军京兆府，北上鄜延路至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保安军与镇戎军为宋与西夏两大茶市贸易之所。西夏的国信驿路，即由保安军向西北，经万全寨、白池、人头、苦井、古雨、分山口，再西渡黄河，经永州达兴州(今宁夏银川市)。另西夏在建国前夕，李德明“以中国恩礼优渥，大使频临，遂于绥夏建馆舍二，曰承恩，曰迎辉。五百里内道路桥梁修治整饬，闻朝使至，必遣亲信重臣迎道左。”[4]汴梁城西的归染院是专门接待西夏使臣的蕃驿。宋旧有驿道由泾原路通镇戎军，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宋已收复西安州(今海源县西安乡)，遂置平夏城(今固原三营西北)的石门驿，临羌寨的秋苇驿和西安州的南牟驿，西通会州并经兰州直达青唐城。由镇戎军向北，经平夏城至今中宁，即可东达灵州，西赴河西走廊。自从西夏归附辽国以后，由兴庆府开“直路”直达辽都上京临潢府，置马练、吃罗、咯多、卒李、瓦井、布袋、连袋、陌井、乳井、咩逋、梁*(左口右夌)、横水等12驿。辽上京临潢府“西南同文驿，诸国信使居之，驿西南临潢驿，以待夏国使”。又中京大定府“来宾馆待夏使。”[5]从遗留下来的西夏铜牌看，也有自己的一套驿制，其铜牌上书四个西夏文字直译为：敕燃马焚，是紧急使驿的凭证(见图63)。西夏还有“马院”和“车院”，足见对制造车辆、发展交通运输的重视。
　　(三)吐蕃的驿运 《河南邵氏闻见录》中称：“吐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始衰，……独唃厮啰一族最盛，虽西夏亦畏之，朝廷封西平王，用为藩翰。陕西州县特置驿，谓之唃家位①，岁贡奉不绝。”[6]吐蕃唃厮啰于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始遣使贡宋，宋赐锦袍、金带、器币、供帐什物、茶叶药物等“凡中金七千两，他物称是”。并“数使使人至秦州求内属。”[7]吐蕃唃厮啰、甘州回鹘的贡使及西域胡商等皆走丝路青唐南道，从秦州至汴京与宋商贸交易。丝路东段关陇南道往返必经秦州，朝廷欲于秦州成纪(今甘肃秦安)县所属的永宁寨拨官舍50间给唃厮啰，以供过往住宿及收贮财物使用，陕西安抚使韩琦以为不便防察，奏称：“昨杨勤守至龟兹一行，皆鏁之于馆，我使至唃氏在驿，亦禁出入。远蕃于中国尚备虑如此防微杜渐，不可忽也，官舍勿给为便。从之”[8]。这一记载表明，宋使者至龟兹、唃厮啰皆被安置在驿馆，宋使亦应一律住驿馆，不另给房舍。丝路青唐道在唃厮啰时期，亦置有驿馆以供使臣、商贾住宿。唃厮啰“响家位”驿站即丝路青唐南道上渡大通城飞桥附近。所谓唃家位，只不过是以寺院所代替的民间驿逆(客舍)而已。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西夏右枢密使、吐蕃路都招讨使万庆义勇商议联合攻金，并派僧人臧波等带着蜡丸出往西和州的宕昌寨与宋朝联系，相约“合从犄角，恢复故疆。”[9]说明西夏经吐蕃地区的使者亦以僧充行，是“蕃法唯僧人所过不被拘留，资给饮食”便于旅行。为适应吐蕃人民以寺代驿的特殊情况，秦州官府应吐蕃军首策拉等人的请求，在来远寨置佛寺，“以馆往来市马人。”[10]这是北宋时期丝路沿线吐蕃民族驿制的具体实施情况。
　　(四)运茶特殊设置——茶递铺 茶马互市是北宋时期丝路交通运输线上的一件大事。北宋自熙宁拓边以来，屯兵熙河，费用日增，粮草转输十分困难，加之与西夏、辽对峙，战马需求量更大。北宋朝廷根据王韶“西人颇以善马至边，其所嗜唯茶，而乏茶与之为市，请趋买茶司买之”的建议，遂命三司干当公事李杞运蜀茶至熙河茶马司买马。每年运往熙河的茶叶为4万驮，除岁买马不下1.5万匹外，还在当地籴节余军粮22万石，马料10万石，买草80万束，不仅大大缓解了北宋边军粮秣、草料的供应和运输的困难，同时，也是宋军补充战马的奏效办法。因此，北宋朝廷更加重视茶马互市的推广和发展。绍圣中，买马增至2万匹，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庞寅孙等又以买御前良马及三万匹。”[11]战马多出自熙河，马源则出自唃厮啰部，因此，茶叶运输以青唐道为主要线路。
　　宋遣李杞入蜀，“即诏趣杞据见茶计水陆运致，又以银十万两，帛二万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12]考虑到青唐道上唃家位的佛寺作用，度僧牒与银、帛同样起货币价值作用，以解决招马与运茶问题，只要四川茶一进入吐蕃地区，即可依靠佛寺力量为之代运，茶马司与部落首领或寺院僧侣联系，即可完成茶马互市任务。至于从四川产茶区至熙河茶马司的茶叶运输，虽也依靠商人，令产茶州县出给长引，指定运至熙河后卖入官府，但主要是官府在四川至熙河沿途设置水陆茶递铺承运。茶递铺将茶由所经州县推排脚户，按时价招雇转运，如有损失全数赔偿。同时还由成都府差配搬茶铺厢兵负责搬运，因路途遥远，搬茶困难，铺兵死亡逃窜较多，故又决定“委逐处招刺，仍许投换。如不足即以州县首获逃军拣选充刺。尚不足即于辖下州军定差，一年一替。”[1]这些都表明北宋的茶递铺是由官府组织的官兵运输机构。
　　二、运输工具
　　宋代丝绸之路沿线，骡、牛、驴车载运输(见图64)，马、牛、驴、骡、骆驼驮运以及人力荷担、背负等运输方法多种多样，但是，车运在丝绸之路上使用比较普遍的是道路相对平坦的灵州道。至道二年(公元996年)，陕西转运使郑文宝，曾先后由环(今甘肃环县)、庆(今甘肃庆阳)二州向灵州车运军粮十二次，宋将王昭远、白守荣也多次车运军粮至灵州，其中白守荣一次押运军粮40万石车运至灵州。在运输过程中，令“车重”先后作三队承运，所谓“车重”就指车辆而言。宋真宗时(公元968～1022年在位)，朝臣杨允到灵州筹划军粮运输时提出环州至灵州人力、驴驮、车运三种运输方法，于是就打制小型人力和畜力车3000余辆投入军粮运输。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泾原路转运判官张大宁向朝廷提出车运计划。据《宋史·食货志》上三记载：“馈运之策，莫若车便。自熙宁至磨移口皆大川，通车无碍，自磨移口至兜岭下道路亦然。岭北即山险少水，车乘难行，可就岭南相地利建一城寨，使大车自镇戎军载粮至彼，随军马所在，以军前夫畜往来短运。”这些记载表明，车辆运输也是丝路运输的最佳方式。
　　(一)太平车及独轮车 两宋时期在丝绸之路沿线比较常用的载货车主要有太平车，这种车载一般可达数石(约500～600公斤)。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太平车，车厢如构栏而平，同车轮平。由车板向前伸出的二、三尺长的两根圆木构成车辕，与车箱成为整体，车板后装有长短同车轮半径相似的两根木脚托，使车辆停驶时保持车身平稳。太平车由人在车辕中间驾驶，前面用牲畜若干头曳拉，车后有后曳装置，以备车辆下陡坡车行过速时，用畜力或人力后拉，保持车稳安全。入夜行车，在车上悬铃，行即有声，便于让车或队车行走时相互联系。这种车辆在丝路东段的河南、陕西、甘肃东部等地均有使用，尤其在城镇或地形较平坦地带更为普遍。此外还有一种四轮车，置软套主要由牛曳拉(见图65)，这种牛车也叫太平车，多在河南境内的平原地带使用。
　　独轮车亦称串车。有的由一人推车，可载粮两石，运行一天可达百里，也有前后二人把驾，两旁两人扶拐，前有毛驴曳引，用于搬运竹、木、瓦、石的短途运输。还有的前用驴拉，后以人推，上用藤作拱形顶篷，以蔽风日，既可载人，又能运货，而且适于远行。如用以载人，人须两旁对坐，否则容易倾倒，如运货可装四至五石，又称双缱独轮车，如陕西在丝绸之路沿线的镇戎军等地运粮，驿递铺兵卒“每三人挽小车载二百五十斤至三百斤。”[13]此小车当是独轮车。
　　(二)畜力驮运 利用牲畜驮运也是丝绸之路沿线山区路段普遍的运输方法。自四川产茶区运至熙河路的茶叶，就是用畜力驮运的大宗物资。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宋廷曾征集开封府、河东路、京东西诸路马、驴、骡计5万头，以供北宋抵抗夏三川口战役军需之用。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自汴京顺天门至陕西路镇戎军、洮州等地发运银绢货物时，在丝绸之路沿线50～100里(25～50公里)间，设一递运铺，承担运输任务。铺兵生活十分劳苦，因无饮食供应致使沿途乞讨。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经陕西由丝绸之路沿线运往沿边地区的“诸般纲运军运器材料、衣赐布绢之类，马递铺兵，略无休息。”[10]所谓马递铺兵，即担任马递任务的递铺厢兵。一般马递只送紧急文报敕书等，不送官物，速度较快，但在军需紧张之际，也就以马为驮畜，转输货物。
　　(三)荷担背负 荷担背负一般用于交通不便的偏僻山区，在宋夏交兵之时丝绸之路上也出现过浩浩荡荡的荷担背负的运输方式。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曾令河东路转运司调民夫1万多人随军参加运输，往兰州运粮。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京西路转运司又调均州(今湖北丹江)、邓州(今河南邓州市)一带民夫3万人，往陕西鄜延路(今延安地区)运粮。每日支给米钱30文，柴菜钱10文，入陕后，因山路崎岖，行车不便，陕西都转运司于诸州县又雇人夫搬运，日给每夫米2升、钱50文，一般担挑30公斤。为适应官运和民运运量增加、运输紧迫的需要，宋廷和地方官府采取以兵卒取代民役为递夫办法，特置递卒，“优其禀给，遂为定制。”[14]递分为步递、马递、急脚递三种，除马递外，步递和急脚递实为人力递运，即以荷担背负的方法，承担繁重的运输任务，且以步递为基础，以步行不用畜力。急脚递是在宋与辽、金、西夏的战争中，为适应军事需要发展起来的，有的地方将步递和急脚递合而为一，递铺10里(5公里)一铺，也有30里(15公里)一铺的，是为了适应人力运输的需要而设置的，如铺距过远，则不利步递兵卒休息。官员出行乘轿，实质上也是一种步递运输方法。
　　以上运输方法是宋境内丝绸之路上的运输情况。如宋使出使西域，或西方拂菻、大食等地贡使及其商贸运输，一律使用马或骆驼，全凭畜力运输完成大量的运输任务。
　　①“唃家位”即吐蕃唃厮啰驿站之意。
　　参考文献
　　[1]《宋会要辑录稿》
　　[2]《辽史·仪卫志》
　　[3]曾巩《隆平集》
　　[4]《西夏记》
　　[5]《辽史·地理志》
　　[6]转引自祝启源《唃厮啰——宋代藏族政权》七章四节二注释(8)
　　[7]《宋史·吐蕃唃厮啰传》
　　[8]韩琦《安阳集·家传》
　　[9]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10]《续资治通鉴长编》
　　[11]《宋史·兵志马政》
　　[12]《宋史·食货志茶下》
　　[13]《宋史·张亢传》
　　[14]王林《燕翼治谋录》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