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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蒙古汗国和元朝的驿运制度
作者: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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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驿站设置和分布
蒙古汗国的疆域,西到中亚和欧洲部分地区,出于军事和汗国之间加强交往的需要,在通往这些地区的道路上,都按一定的距离和驿运任务的繁简设置了驿站。《元史·地理志》记载:“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
元代的驿站设置,始于成吉思汗,盛于窝阔台汗,完善于忽必烈。窝阔台颁布命令,蒙古语叫做“大札撒”,大力进行驿站建设、完善驿站管理制度。窝阔台把建立驿站和灭金同等对待、相提并论,说明驿道的开辟和驿站建设在蒙古汗国时的重要地位。忽必烈即汗位后,尤其是即皇帝位后,以大都为中心,建立了四通八达的驿道网络,并在驿道上设置站赤(驿站)和急递铺,建起了有元代特色的驿道系统和管理机构。驿道以大都为中心,通向各行省,又以各行省省城为中心,通向各路、州、府、县。为了加强与伊儿汗国、钦察汗国的联系,元朝修建了从太和岭到别失八里的驿道,置驿30余所,与丝路新北道相接,直通西亚和欧洲。元朝初建时,全国有驿站1395处,到忽必烈后期已超过万数。朝廷签发征派专有驿站服务的站户达30万户以上。驿站体系的完整和规模的宏大,都是道路交通史上前所少见的。按每一站户出站丁两名计,全国就有60多万人从事道路交通事业。根据元代史料综合记载,全国共有驿站1395个(包括水上驿站424个,狗站15个在内,但新疆、西藏、岭北地区的驿站未计在内),配驿玛44301匹,每站(指陆站)平均46匹;牛8196头,平均每站8头;驴6007头,平均每站6头;总计每站平均有驮畜61头。全国驿站有车辆4037辆,每站平均4.2辆;全国有船5921只,平均每站14只,由此可见元代驿运的发展和规模了。
元代的驿站,蒙古语称“站赤”,是元朝和钦察、伊儿、察合台、窝阔台四大汗国以内,及其汗国之间相互连接的主要驿道上的交通管理设施和机构。元朝和四大汗国就是靠着驿站和急递铺,“通达边情,布宣号令”,“梯航毕达,海宇会同”[1]的。道路的修筑、驿站的设置,都是从成吉思汗开始的,在窝阔台汗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到忽必烈时,终于形成了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网和驿站系统。当时,从大都往东至通州,东北行,直到黑龙江入海口奴儿干;从大都往西北行至昌平,北行可至叶尼塞河上游吉利吉思部落,西北行可至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再西南行越黑海至君士坦丁堡,出爱琴海,至地中海到达意大利;从大都西行越葱岭,过撒马尔罕,巴格达直达地中海边,再至地中海沿岸各国;从大都出良乡西南行,经陕西可至今云南、西藏与缅甸、印度相通;从大都出良乡南行可至开封、至广州。
元代,丝路河西道各条驿道,以甘州、(今张掖)为起止点。甘州是元代东西方贸易的大市场,商贾云集,经济较为繁荣。除横贯河西走廊的东西驿道畅通外,还根据当时政治、军事的需要,开辟和利用了几条南北向的驿道,分别沟通了同内蒙古、青藏地区的道路。
甘州路至亦集乃驿道,由甘州北行,经7个驿站,达亦集乃(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驻地,元设亦集乃路),北行至哈剌和林与元大都通中亚和欧洲的草原丝路北道相连接。
为了沟通与察合台汗国及钦察汗国的联系,开辟纳怜站道。以大都为起点,经纳怜(内蒙古境)等23个驿站到甘州,再西至沙州进入今新疆境内。
庄浪通西宁驿道,由庄浪(今永登)可西达凉州,南通河州,东到兰州,西北经通元驿、塘坊驿、河桥驿,渡大通河至西宁在城驿。
由甘州南行经今甘肃民乐、大斗拔谷至西宁道,嘉峪关外惠回堡经黑达坂、清水堡、红水坝、高台、野牛沟寺折东南至永安城,永登之镇羌驿、武威之张义堡、古浪之安远驿三道汇集于牙合台(今青海境)至北大通(今青海大通县北)道。
瓜州曲先道,由瓜、沙州(今安西、敦煌)越当金山口向南穿越柴达木盆地,一条通青藏,一条与西域南道相接。
以河州为中心的河湟驿道。元朝在河州设吐蕃等处宣慰司后,河州成为通往藏区的交通枢纽,向西经化隆入藏,向北经永靖到兰州,由东渡洮河至临洮,由南经沓中阴平道入四川,其中秦州经巩昌、临洮、河州、化隆至拉萨一线,是在“唐蕃古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元朝联系青藏地方政权的“黄金纽带”。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元大臣达门,曾沿此道到达西藏。至元十七年左右(公元1280年左右),丞相桑哥也经此道入藏整顿驿站。公元1286年,元世祖下令废除临洮以东驿站,所有驿马移平凉等站安置,但这条驿道因来往使臣频繁,运输繁忙,于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地方官府呈通政院要求恢复,虽未正式批准,也因运输需要而成为一条相当规模的干线驿道。
联系陇东、陇南的驿道,即丝路东段羌氐大道等驿道的走向没有大的变化,只是驿道名称有所不同,如丝路东段中、南线这时称奉元北路和奉元南路(统称奉元官路),同时在这条驿道上设置了驿站,并定期组织民众进行整修确保畅通。
今新疆境内,在成吉思汗时,北疆封给了窝阔台汗国,南疆封给了察合台汗国。两个汗国为了开通同中亚等地和两汗国的联系,都十分注重道路交通的开拓。窝阔台在继任蒙古汗国大汗后,就开辟了从和林至察合台封地阿力麻里的驿道,这条驿道经过窝阔台汗国通向察合台汗国都城阿力麻里,再向西直通钦察汗国都城萨莱,并使和林至钦察汗国都城的驿道连起来。察合台汗国部将按竺迩还开辟了一条从删丹(今甘肃山丹),经甘州玉门关直达察合台汗国都城阿力麻里的驿道,使丝绸之路连结起来。忽必烈还在经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南北驿路上,设置了新的驿站。在北路,以别失八里和彰八里(今新疆昌吉)为驿路的枢纽,由驻在这两地的官员管理全线的驿站。公元1272年,先在和阗至阇鄽(今且末)、罗卜(今若羌)等驿道上设置驿站13个,公元1281年,又在太和岭到别失八里驿道上设置驿站30个。从公元1282~1286年又完成了和阗东至且末、若羌等驿道上的驿站设置。
驿站共分两类:一为军用驿站,是纯军事性质的交通组织,专门负责传输机要情报等。驿站内全由蒙古人当差,属朝廷通政院管辖,并规定军用驿站的驿道非军机大事者不能上道(见图67);二是一般驿站,分布最广,既是工商运输的管理机构,又是接待使臣、商旅的服务性行业,业务量大,任务相当繁重。急递铺是专门传递公文的固定机构,除少量紧急公文驰驿传送外,其余全部文书由急递铺传送。急递铺大体10~15里(5~7.5公里)设1铺,每铺设铺兵5人,10铺设铺长1人,铺兵皆需健壮善走者,执行任务时,腰束皮带,悬铃持枪,日夜走递。
据《元史·兵志站赤》所列各行省站赤设置情况,以甘肃行省为例,省内有6处脱脱禾孙马站,这些马站均设在河西、临洮一带。主要原因是河西各州为东西道路交通的枢纽,经济贸易的大市场,商旅来往频繁,临洮为河州东大门,元廷使臣和西藏地方官员往来如梭,所以设置较严格的管理机构是十分必要的。因此,脱脱禾孙马站的设置,是元代丝路东段河西道上的一大特色。元代站赤(见图68)的设施配备也不同于一般驿站。以丝路东段陇关和河西诸道上的站赤为例,大致情况如下:
永昌路本府站、马莲泉站、辛记川站3个站由永昌路统辖;甘州本州站、青寺站2个站由甘州路管理;丝路东段陇关南线上的临洮站,由临洮路管理。上述6站共备马610匹,牛119头,驴141头,供食用的羊330只,其中最多的临洮站备马230匹,最少的甘州站备马40匹。军用站赤只在甘州至亦集乃和纳怜站上分布,共设置站赤30个,其中亦集乃道7站,纳怜站道23站。
官商合用的站赤数量最多,重要驿道和一般驿道上均有分布。站距一般为60~70里(30~35公里),最多为200~300里(100~150公里)。站内配备运输工具多少,视驿运忙闲而定。最多的巩昌至定西间的通安站,备马就达230匹,少者如宁州、庆阳、环州等站备马仅20~30匹。根据《经世大典·天下站名》等书记载,元朝仅在甘肃境内驿道上共设置站赤47处,其中奉元至秦州、巩昌至兰州驿道上设有故关,上邽、杜树坪、秦亭、伏羌、文盈、通安、巩昌、赤嘴、首阳、临洮等12站,备马1940匹;奉元经六盘山至兰州驿道有泾州、白水、平凉、崆峒、席家堡、吴家湾、会州、定西州、金州、兰州等10站,备马千余匹;奉元经灵州至沙州驿道上有宁州、庆阳、镇原、环州、西凉、永昌府、马莲泉、辛记川、青寺、甘州、土不刺、肃州、赤斤、瓜州、沙州等16站,备马519匹。站内一应设施俱全,重要的都设有公堂、客厅、厢房、吏房、旅舍、牲畜圈、场以及马、牛祭祀场所。最大的脱脱禾孙马站,按从五品级官署建造,规模宏大,门禁森严。这是元代驿运发达的象征,也是贸易繁荣的具体表现。现仅将从大都开始,经今河北、河南、陕西、甘肃至新疆的喀什驿道上记载的驿站列于表3。
二、驿运机构和制度
元代在驿道上设置有蒙古(站赤)、汉地(驿站)两类。《元史·百官志》载:“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初,立诸站都统领使司以总之,站官六员。十三年(公元1276年)改通政院”,设立“诸站都统领使司”和“通政院”,这是中国历史上中央设置专职机构管理全国驿道运输的开始。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三月,因通政院对驿站“怠于整治,站赤消乏……,令兵部领之。”[2]同年闰七月,复立通政院,“止管达达站赤。”[3]兵部“掌管汉地站赤。[4]延祐七年(公元1320年),诏依世祖旧制,蒙古站赤、汉地驿站,“今可依旧制,悉归之通政院管理。”[5]
地方驿运机构,最初由路“达鲁花赤”直接管理,减少了中间层次,避免了州、县干扰驿运事务的弊端,但路的管理范围太大,有些驿站远离路总管府,鞭长莫及,管理不便,因而,在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将驿站下放至州、县管理。州、县管理驿站可就近解决发生的问题。这样时而收归达鲁花赤管理,时而下放州、县管理,最终导致元代驿运管理的衰落。
在《元史·刑法志》中,对职官如何使用驿马、车辆,如何食宿以及脱脱禾孙、驿吏管理驿运和要求都有规定,如大小官员不得擅自借辖地内驿马,违者杖三十七,降职一等;使臣随便骑坏驹马,或以车易马者,各杖五十七;严禁使臣在城中骑使驿马;使臣使用驿马,除军情急务外,一日不得超过三驿,同时由驿官在关文上标明起止日程,违者各杖二十七,再犯罢役;往来使臣不归驿馆,乱居民家,扰民害民者,遣送行省、依法究治。再者,脱脱禾孙和驿吏不得私自搜检行李;使臣行李过重,压损驿马,而脱脱禾孙不以法追究者,杖二十七;脱脱禾孙不得擅自借驿马给使臣,违者杖五十七;驿使诈改文牒多用马者,杖八十七;其部下押解官马以夹带私马,多取草料者,没收私马入官。
上述条款足以证明元代驿运管理制度完善、精细和严格的程度,成为处理违犯驿律案件的依据。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中书省议断,思州知州提调官辄将铺马借与人骑坐,前去迤北。批曰:罚官俸一月;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都省断阿竹荒赚他人马匹骑坐,到站谎称大王位下使臣,随站倒换铺马,取要饮食。当日站官决:脱脱禾孙盘获,纵放在逃。决:断口配役;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御史台申明:内外应出使大小官员一切人等,俱于馆驿内安下,并不得于官员、民户安下……御笔批曰:敢有违者,使臣及本处官司,皆以故违圣旨论。
在蒙元时期,使臣只要持有蒙古汗国、后来的元朝和其他汗国的汗廷发给的符牌(长形或圆形),作为凭信,就可畅通无阻。甘肃省博物馆1965年在丝绸之路沿线的今甘肃山丹县境内收集到一块银字圆牌,牌为铁质圆形,牌面的字系另制镶嵌在铁板上,两面凸出。圆牌高15厘米,宽11.5厘米。圆牌附有佩带的圆环,正反两面都铸有虎头纹样,正面错银凸出八思巴蒙古文五行。据历史学家蔡美彪的考释,系“长生天气力思皇帝圣旨,不从者治罪”之意,可以认定“银字差使圆牌”(见图69),它是由居守地方的蒙古诸王贵族或军事长官所掌握,用以派遣使臣,以昭示于沿途的驿站。
元代驿站管理人员执行驿令、主持驿站工作,并负责传达朝廷法令。驿丞,协助驿令工作,提领管理驿夫、驿舍,并完成驿令、驿丞交给的任务,负责接待使臣,调度车船马匹,管理内务,任期三年,期满更换。元仁宗延祐四年(公元1317年)规定:“各处馆驿,除令、丞外,见役提领,不许交换,败事者依例追断停罢,廉能者虽历三载,听民举留”[6],百户,即库官,领导库子即库丁任期三年。“脱脱禾孙”是各路设置的监察官,监督执行驿律,维护驰驿秩序。
元代驿站的工作人员中,还有“首思”,即食堂管理员;库子,即库房保管员;庖丁,即炊事员;“兀刺赤”,即马夫,其职责是跟随往来使臣,途中为使臣服务;押运官物及贡品,交与次站。
站户,专给驿站纳粮并供应驿站运输工具的人户。站户上、中户多是地方富绅,下户则是贫困的农牧户。站户可免交4顷地租税。忽必烈统一全国后,对驿站进行了整理,凡建一站,则签定一批人户充当站户。开始规定两户半养正马1匹,贴马(备用马)1匹,后规定为四户养正马一匹,贴马一匹,平均两户养马1匹。按此计算,元初陆站共有马44301匹,则需站户88000户。
站户除饲养驿马(牛站户,每户养牛2头)外,还要出车、出船。规定每百户出车10辆,水站6户供船1艘,全国驿站共有牛8196头、驴6007头、车4037辆、船5291只,还需站户8万多户。牛死、马毙、车坏、船毁,均要站户补充,站户每年纳米1石,还要养鸡养鸭,供应过往使臣的食用。虽然规定使臣1天支肉、面、酒各1斤,油盐杂支钞10文。但是官吏贪暴,若招待不周,要虐待驿马,驿马一毙命,驿户卖儿卖女也要补起来。
牌符,牌符有金虎符牌、金圆牌、银圆牌、海青牌数种。前三种始于成吉思汗,后一种仅元初使用过。金虎符牌,又名“虎头金牌”、牌面文字有汉字、畏兀儿字、八思巴字三种。金虎符牌刻有“天赐成吉思汗皇帝圣旨当便宜行事”或“如朕親行便宜行事”。金银牌符的形状大小略与金虎符牌相似,只刻有文字而无图案,亦称“索金牌”、“平银牌”,上刻“天赐成吉思汗皇帝圣旨疾”。上述牌符,只发给贵臣、使臣、军官,后来百官亦可佩用。
驿券,系用纸质制成,供下级官吏使用。又名驿马券,由中书省发给,券初盖中书省所属官衙之印,后专盖典瑞院之印。
铺马札子,札子是一种纸制品,“书中记明乘传之意”,因字系蒙古文,所以又印有马匹图形和马匹数目,作为给驿马数目的标志,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中书省发给陕西行省铺马札子19道,其中给铺马五匹的札子3道15匹、4匹2道8匹、3匹4道12匹、2匹5道10匹、1匹5道5匹共起铺马50匹。
使臣、官吏均按官职品级、公事性质使用驿马。沿边万户遇军情急务,差人飞报,各给铺马l匹。统军司都元帅府差官直赴朝廷,传递军情事务,给马也不过2匹。三品以上官员,正、从不过5人,供马5匹。四品、五品,正、从不过4人,供马4匹。六品至九品官员,正、从不过3人,供马3匹。使臣所负使命若不关紧要,在有水路时则不准行陆地,只能乘船,不准乘马。
递铺程限,一般规定每昼夜行400里(200公里),在特殊情况下也有规定360里(180公里)或500里(250公里)的。《元典章》记有:“自亡宋收附以来,诸国悉平,比中统、至元之初,公事浩繁,入递文字何啻百倍,铺兵人数曾不加多,若必以昼夜四百里责之,窃恐往返频数疲劳,不能送解。拟合照依元奉圣旨事意,除边远军情、紧速等事,差委使臣勾当外,据应合入递文字,责令总铺依例类缄发遣,限一昼夜行三百里。渡涉江河,风浪险阻,不拘此限”。
由于元朝制定了一套比较完善的驿政、驿递制度,所以保证了道路交通的畅达。元大都距西域(今新疆)乃至中亚、欧洲万余里,元朝同伊儿汗、钦察汗国的联系,如果没有畅达的丝绸之路和完整的驿道管理制度统属是难以实施的。
参考文献
[1]《元史·兵志》
[2]《永乐大典》卷19420
[3]《元史·百官志》
[4]《永乐大典》卷19420
[5]《永乐大典》卷19421
[6]《永乐大典·站赤》
中国丝绸之路交通史/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 编著.-北京: 中国公路交通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