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驿站设置和分布
　　蒙古汗国的疆域，西到中亚和欧洲部分地区，出于军事和汗国之间加强交往的需要，在通往这些地区的道路上，都按一定的距离和驿运任务的繁简设置了驿站。《元史·地理志》记载：“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
　　元代的驿站设置，始于成吉思汗，盛于窝阔台汗，完善于忽必烈。窝阔台颁布命令，蒙古语叫做“大札撒”，大力进行驿站建设、完善驿站管理制度。窝阔台把建立驿站和灭金同等对待、相提并论，说明驿道的开辟和驿站建设在蒙古汗国时的重要地位。忽必烈即汗位后，尤其是即皇帝位后，以大都为中心，建立了四通八达的驿道网络，并在驿道上设置站赤(驿站)和急递铺，建起了有元代特色的驿道系统和管理机构。驿道以大都为中心，通向各行省，又以各行省省城为中心，通向各路、州、府、县。为了加强与伊儿汗国、钦察汗国的联系，元朝修建了从太和岭到别失八里的驿道，置驿30余所，与丝路新北道相接，直通西亚和欧洲。元朝初建时，全国有驿站1395处，到忽必烈后期已超过万数。朝廷签发征派专有驿站服务的站户达30万户以上。驿站体系的完整和规模的宏大，都是道路交通史上前所少见的。按每一站户出站丁两名计，全国就有60多万人从事道路交通事业。根据元代史料综合记载，全国共有驿站1395个(包括水上驿站424个，狗站15个在内，但新疆、西藏、岭北地区的驿站未计在内)，配驿玛44301匹，每站(指陆站)平均46匹；牛8196头，平均每站8头；驴6007头，平均每站6头；总计每站平均有驮畜61头。全国驿站有车辆4037辆，每站平均4.2辆；全国有船5921只，平均每站14只，由此可见元代驿运的发展和规模了。
　　元代的驿站，蒙古语称“站赤”，是元朝和钦察、伊儿、察合台、窝阔台四大汗国以内，及其汗国之间相互连接的主要驿道上的交通管理设施和机构。元朝和四大汗国就是靠着驿站和急递铺，“通达边情，布宣号令”，“梯航毕达，海宇会同”[1]的。道路的修筑、驿站的设置，都是从成吉思汗开始的，在窝阔台汗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到忽必烈时，终于形成了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网和驿站系统。当时，从大都往东至通州，东北行，直到黑龙江入海口奴儿干；从大都往西北行至昌平，北行可至叶尼塞河上游吉利吉思部落，西北行可至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再西南行越黑海至君士坦丁堡，出爱琴海，至地中海到达意大利；从大都西行越葱岭，过撒马尔罕，巴格达直达地中海边，再至地中海沿岸各国；从大都出良乡西南行，经陕西可至今云南、西藏与缅甸、印度相通；从大都出良乡南行可至开封、至广州。
　　元代，丝路河西道各条驿道，以甘州、(今张掖)为起止点。甘州是元代东西方贸易的大市场，商贾云集，经济较为繁荣。除横贯河西走廊的东西驿道畅通外，还根据当时政治、军事的需要，开辟和利用了几条南北向的驿道，分别沟通了同内蒙古、青藏地区的道路。
　　甘州路至亦集乃驿道，由甘州北行，经7个驿站，达亦集乃(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驻地，元设亦集乃路)，北行至哈剌和林与元大都通中亚和欧洲的草原丝路北道相连接。
　　为了沟通与察合台汗国及钦察汗国的联系，开辟纳怜站道。以大都为起点，经纳怜(内蒙古境)等23个驿站到甘州，再西至沙州进入今新疆境内。
　　庄浪通西宁驿道，由庄浪(今永登)可西达凉州，南通河州，东到兰州，西北经通元驿、塘坊驿、河桥驿，渡大通河至西宁在城驿。
　　由甘州南行经今甘肃民乐、大斗拔谷至西宁道，嘉峪关外惠回堡经黑达坂、清水堡、红水坝、高台、野牛沟寺折东南至永安城，永登之镇羌驿、武威之张义堡、古浪之安远驿三道汇集于牙合台(今青海境)至北大通(今青海大通县北)道。
　　瓜州曲先道，由瓜、沙州(今安西、敦煌)越当金山口向南穿越柴达木盆地，一条通青藏，一条与西域南道相接。
　　以河州为中心的河湟驿道。元朝在河州设吐蕃等处宣慰司后，河州成为通往藏区的交通枢纽，向西经化隆入藏，向北经永靖到兰州，由东渡洮河至临洮，由南经沓中阴平道入四川，其中秦州经巩昌、临洮、河州、化隆至拉萨一线，是在“唐蕃古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元朝联系青藏地方政权的“黄金纽带”。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元大臣达门，曾沿此道到达西藏。至元十七年左右(公元1280年左右)，丞相桑哥也经此道入藏整顿驿站。公元1286年，元世祖下令废除临洮以东驿站，所有驿马移平凉等站安置，但这条驿道因来往使臣频繁，运输繁忙，于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地方官府呈通政院要求恢复，虽未正式批准，也因运输需要而成为一条相当规模的干线驿道。
　　联系陇东、陇南的驿道，即丝路东段羌氐大道等驿道的走向没有大的变化，只是驿道名称有所不同，如丝路东段中、南线这时称奉元北路和奉元南路(统称奉元官路)，同时在这条驿道上设置了驿站，并定期组织民众进行整修确保畅通。
　　今新疆境内，在成吉思汗时，北疆封给了窝阔台汗国，南疆封给了察合台汗国。两个汗国为了开通同中亚等地和两汗国的联系，都十分注重道路交通的开拓。窝阔台在继任蒙古汗国大汗后，就开辟了从和林至察合台封地阿力麻里的驿道，这条驿道经过窝阔台汗国通向察合台汗国都城阿力麻里，再向西直通钦察汗国都城萨莱，并使和林至钦察汗国都城的驿道连起来。察合台汗国部将按竺迩还开辟了一条从删丹(今甘肃山丹)，经甘州玉门关直达察合台汗国都城阿力麻里的驿道，使丝绸之路连结起来。忽必烈还在经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南北驿路上，设置了新的驿站。在北路，以别失八里和彰八里(今新疆昌吉)为驿路的枢纽，由驻在这两地的官员管理全线的驿站。公元1272年，先在和阗至阇鄽(今且末)、罗卜(今若羌)等驿道上设置驿站13个，公元1281年，又在太和岭到别失八里驿道上设置驿站30个。从公元1282～1286年又完成了和阗东至且末、若羌等驿道上的驿站设置。
　　驿站共分两类：一为军用驿站，是纯军事性质的交通组织，专门负责传输机要情报等。驿站内全由蒙古人当差，属朝廷通政院管辖，并规定军用驿站的驿道非军机大事者不能上道(见图67)；二是一般驿站，分布最广，既是工商运输的管理机构，又是接待使臣、商旅的服务性行业，业务量大，任务相当繁重。急递铺是专门传递公文的固定机构，除少量紧急公文驰驿传送外，其余全部文书由急递铺传送。急递铺大体10～15里(5～7.5公里)设1铺，每铺设铺兵5人，10铺设铺长1人，铺兵皆需健壮善走者，执行任务时，腰束皮带，悬铃持枪，日夜走递。
　　据《元史·兵志站赤》所列各行省站赤设置情况，以甘肃行省为例，省内有6处脱脱禾孙马站，这些马站均设在河西、临洮一带。主要原因是河西各州为东西道路交通的枢纽，经济贸易的大市场，商旅来往频繁，临洮为河州东大门，元廷使臣和西藏地方官员往来如梭，所以设置较严格的管理机构是十分必要的。因此，脱脱禾孙马站的设置，是元代丝路东段河西道上的一大特色。元代站赤(见图68)的设施配备也不同于一般驿站。以丝路东段陇关和河西诸道上的站赤为例，大致情况如下：
　　永昌路本府站、马莲泉站、辛记川站3个站由永昌路统辖；甘州本州站、青寺站2个站由甘州路管理；丝路东段陇关南线上的临洮站，由临洮路管理。上述6站共备马610匹，牛119头，驴141头，供食用的羊330只，其中最多的临洮站备马230匹，最少的甘州站备马40匹。军用站赤只在甘州至亦集乃和纳怜站上分布，共设置站赤30个，其中亦集乃道7站，纳怜站道23站。
　　官商合用的站赤数量最多，重要驿道和一般驿道上均有分布。站距一般为60～70里(30～35公里)，最多为200～300里(100～150公里)。站内配备运输工具多少，视驿运忙闲而定。最多的巩昌至定西间的通安站，备马就达230匹，少者如宁州、庆阳、环州等站备马仅20～30匹。根据《经世大典·天下站名》等书记载，元朝仅在甘肃境内驿道上共设置站赤47处，其中奉元至秦州、巩昌至兰州驿道上设有故关，上邽、杜树坪、秦亭、伏羌、文盈、通安、巩昌、赤嘴、首阳、临洮等12站，备马1940匹；奉元经六盘山至兰州驿道有泾州、白水、平凉、崆峒、席家堡、吴家湾、会州、定西州、金州、兰州等10站，备马千余匹；奉元经灵州至沙州驿道上有宁州、庆阳、镇原、环州、西凉、永昌府、马莲泉、辛记川、青寺、甘州、土不刺、肃州、赤斤、瓜州、沙州等16站，备马519匹。站内一应设施俱全，重要的都设有公堂、客厅、厢房、吏房、旅舍、牲畜圈、场以及马、牛祭祀场所。最大的脱脱禾孙马站，按从五品级官署建造，规模宏大，门禁森严。这是元代驿运发达的象征，也是贸易繁荣的具体表现。现仅将从大都开始，经今河北、河南、陕西、甘肃至新疆的喀什驿道上记载的驿站列于表3。
　　二、驿运机构和制度
　　元代在驿道上设置有蒙古(站赤)、汉地(驿站)两类。《元史·百官志》载：“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初，立诸站都统领使司以总之，站官六员。十三年(公元1276年)改通政院”，设立“诸站都统领使司”和“通政院”，这是中国历史上中央设置专职机构管理全国驿道运输的开始。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三月，因通政院对驿站“怠于整治，站赤消乏……，令兵部领之。”[2]同年闰七月，复立通政院，“止管达达站赤。”[3]兵部“掌管汉地站赤。[4]延祐七年(公元1320年)，诏依世祖旧制，蒙古站赤、汉地驿站，“今可依旧制，悉归之通政院管理。”[5]
　　地方驿运机构，最初由路“达鲁花赤”直接管理，减少了中间层次，避免了州、县干扰驿运事务的弊端，但路的管理范围太大，有些驿站远离路总管府，鞭长莫及，管理不便，因而，在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将驿站下放至州、县管理。州、县管理驿站可就近解决发生的问题。这样时而收归达鲁花赤管理，时而下放州、县管理，最终导致元代驿运管理的衰落。
　　在《元史·刑法志》中，对职官如何使用驿马、车辆，如何食宿以及脱脱禾孙、驿吏管理驿运和要求都有规定，如大小官员不得擅自借辖地内驿马，违者杖三十七，降职一等；使臣随便骑坏驹马，或以车易马者，各杖五十七；严禁使臣在城中骑使驿马；使臣使用驿马，除军情急务外，一日不得超过三驿，同时由驿官在关文上标明起止日程，违者各杖二十七，再犯罢役；往来使臣不归驿馆，乱居民家，扰民害民者，遣送行省、依法究治。再者，脱脱禾孙和驿吏不得私自搜检行李；使臣行李过重，压损驿马，而脱脱禾孙不以法追究者，杖二十七；脱脱禾孙不得擅自借驿马给使臣，违者杖五十七；驿使诈改文牒多用马者，杖八十七；其部下押解官马以夹带私马，多取草料者，没收私马入官。
　　上述条款足以证明元代驿运管理制度完善、精细和严格的程度，成为处理违犯驿律案件的依据。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中书省议断，思州知州提调官辄将铺马借与人骑坐，前去迤北。批曰：罚官俸一月；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都省断阿竹荒赚他人马匹骑坐，到站谎称大王位下使臣，随站倒换铺马，取要饮食。当日站官决：脱脱禾孙盘获，纵放在逃。决：断口配役；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御史台申明：内外应出使大小官员一切人等，俱于馆驿内安下，并不得于官员、民户安下……御笔批曰：敢有违者，使臣及本处官司，皆以故违圣旨论。
　　在蒙元时期，使臣只要持有蒙古汗国、后来的元朝和其他汗国的汗廷发给的符牌(长形或圆形)，作为凭信，就可畅通无阻。甘肃省博物馆1965年在丝绸之路沿线的今甘肃山丹县境内收集到一块银字圆牌，牌为铁质圆形，牌面的字系另制镶嵌在铁板上，两面凸出。圆牌高15厘米，宽11.5厘米。圆牌附有佩带的圆环，正反两面都铸有虎头纹样，正面错银凸出八思巴蒙古文五行。据历史学家蔡美彪的考释，系“长生天气力思皇帝圣旨，不从者治罪”之意，可以认定“银字差使圆牌”(见图69)，它是由居守地方的蒙古诸王贵族或军事长官所掌握，用以派遣使臣，以昭示于沿途的驿站。
　　元代驿站管理人员执行驿令、主持驿站工作，并负责传达朝廷法令。驿丞，协助驿令工作，提领管理驿夫、驿舍，并完成驿令、驿丞交给的任务，负责接待使臣，调度车船马匹，管理内务，任期三年，期满更换。元仁宗延祐四年(公元1317年)规定：“各处馆驿，除令、丞外，见役提领，不许交换，败事者依例追断停罢，廉能者虽历三载，听民举留”[6]，百户，即库官，领导库子即库丁任期三年。“脱脱禾孙”是各路设置的监察官，监督执行驿律，维护驰驿秩序。
　　元代驿站的工作人员中，还有“首思”，即食堂管理员；库子，即库房保管员；庖丁，即炊事员；“兀刺赤”，即马夫，其职责是跟随往来使臣，途中为使臣服务；押运官物及贡品，交与次站。
　　站户，专给驿站纳粮并供应驿站运输工具的人户。站户上、中户多是地方富绅，下户则是贫困的农牧户。站户可免交4顷地租税。忽必烈统一全国后，对驿站进行了整理，凡建一站，则签定一批人户充当站户。开始规定两户半养正马1匹，贴马(备用马)1匹，后规定为四户养正马一匹，贴马一匹，平均两户养马1匹。按此计算，元初陆站共有马44301匹，则需站户88000户。
　　站户除饲养驿马(牛站户，每户养牛2头)外，还要出车、出船。规定每百户出车10辆，水站6户供船1艘，全国驿站共有牛8196头、驴6007头、车4037辆、船5291只，还需站户8万多户。牛死、马毙、车坏、船毁，均要站户补充，站户每年纳米1石，还要养鸡养鸭，供应过往使臣的食用。虽然规定使臣1天支肉、面、酒各1斤，油盐杂支钞10文。但是官吏贪暴，若招待不周，要虐待驿马，驿马一毙命，驿户卖儿卖女也要补起来。
　　牌符，牌符有金虎符牌、金圆牌、银圆牌、海青牌数种。前三种始于成吉思汗，后一种仅元初使用过。金虎符牌，又名“虎头金牌”、牌面文字有汉字、畏兀儿字、八思巴字三种。金虎符牌刻有“天赐成吉思汗皇帝圣旨当便宜行事”或“如朕親行便宜行事”。金银牌符的形状大小略与金虎符牌相似，只刻有文字而无图案，亦称“索金牌”、“平银牌”，上刻“天赐成吉思汗皇帝圣旨疾”。上述牌符，只发给贵臣、使臣、军官，后来百官亦可佩用。
　　驿券，系用纸质制成，供下级官吏使用。又名驿马券，由中书省发给，券初盖中书省所属官衙之印，后专盖典瑞院之印。
　　铺马札子，札子是一种纸制品，“书中记明乘传之意”，因字系蒙古文，所以又印有马匹图形和马匹数目，作为给驿马数目的标志，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中书省发给陕西行省铺马札子19道，其中给铺马五匹的札子3道15匹、4匹2道8匹、3匹4道12匹、2匹5道10匹、1匹5道5匹共起铺马50匹。
　　使臣、官吏均按官职品级、公事性质使用驿马。沿边万户遇军情急务，差人飞报，各给铺马l匹。统军司都元帅府差官直赴朝廷，传递军情事务，给马也不过2匹。三品以上官员，正、从不过5人，供马5匹。四品、五品，正、从不过4人，供马4匹。六品至九品官员，正、从不过3人，供马3匹。使臣所负使命若不关紧要，在有水路时则不准行陆地，只能乘船，不准乘马。
　　递铺程限，一般规定每昼夜行400里(200公里)，在特殊情况下也有规定360里(180公里)或500里(250公里)的。《元典章》记有：“自亡宋收附以来，诸国悉平，比中统、至元之初，公事浩繁，入递文字何啻百倍，铺兵人数曾不加多，若必以昼夜四百里责之，窃恐往返频数疲劳，不能送解。拟合照依元奉圣旨事意，除边远军情、紧速等事，差委使臣勾当外，据应合入递文字，责令总铺依例类缄发遣，限一昼夜行三百里。渡涉江河，风浪险阻，不拘此限”。
　　由于元朝制定了一套比较完善的驿政、驿递制度，所以保证了道路交通的畅达。元大都距西域(今新疆)乃至中亚、欧洲万余里，元朝同伊儿汗、钦察汗国的联系，如果没有畅达的丝绸之路和完整的驿道管理制度统属是难以实施的。
　　参考文献
　　[1]《元史·兵志》
　　[2]《永乐大典》卷19420
　　[3]《元史·百官志》
　　[4]《永乐大典》卷19420
　　[5]《永乐大典》卷19421
　　[6]《永乐大典·站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