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期，沿丝路交通东来、西去的使臣、商队中，传教士和探险家等也络绎不绝，说明了在中西经济交流中，文化交流也随之而发展。
　　一、耶律楚材与《西游录》
　　耶律楚材(公元1190～1244年)，契丹人，金朝遗民，世居燕京(今北京)。蒙古兴起，改仕新朝，很得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的器重，因而实现了其“致君泽民”的夙愿，成为蒙古汗国的开国功臣之一。
　　金宣宗贞祐三年(公元1215年)，元兵攻破燕京，当时耶律楚材隐居不出，后被征召出山。金宣宗兴定二年(公元1218年)，应诏在漠北行宫进谒成吉思汗。从此，耶律楚材跟随成吉思汗西征，以备咨询，后又跟随窝阔台汗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远见卓识的建议，成为元朝开国功臣之一。他跟随成吉思汗西征，并在河中府(今撒尔马罕)住过多年，将自己耳闻目睹的西域情况，于公元1228年整理写成《西游录》一书，成为我们研究13世纪中亚史和中西道路交通史的重要资料。根据《西游录》的记载，耶律楚材西行西域的线路如下：
　　耶律楚材于公元1218年3月由燕京西行，至云中(今大同)，抵天山(今阴山)，西北行涉大碛到达成吉思汗设在今科布多草原(在今蒙古国西部)上的指挥所，拜见了成吉思汗。耶律楚材在《西游录》中说：“未浃十旬，已达行在，山川相缪，郁郁苍苍，车帐如云，将士如雨，马牛被野，兵甲赫天，烟火相望，连营万里，千古之盛，未尝有也”。公元1219年夏，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西南行，越金山(今阿尔泰山)至也儿的石河畔(今新疆境内的额尔齐斯河)，耶律楚材在翻越金山时，看到三太子窝阔台率军开山劈路。同年秋天，大军出发，南下到别失八里，西行过瀚海(今新疆准噶尔大沙漠)，至不剌城(今新疆博乐)，西南行越阴山(今新疆天山)，当行至天池(今新疆赛里木湖)以西之塔勒奇山谷(即今新疆伊犁地区果子沟)，长140里，山高路险，大军无法通过时，见二太子察合台劈山开路，打通通向阿力麻里(在今霍城以北)的道路。《新疆古代道路交通史》说：“山谷里，山峦起伏，沟深水急，形势险要，人迹罕至，察合台指挥军民顽强搏斗，在丛山峻岭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大道。传说施工中遇到山石，就架起烈火将山石烧红，然后泼水或醋，待山石酥裂松动再逐一撬开，路乃成。遇到溪水或沟坎，则因地制宜就地砍伐木料，架设木桥，共建大小木桥48座。其工程之艰巨，施工规模之浩大，在当时是空前的”。所以，阿尔泰和塔勒奇山道的开辟后，从蒙古高原至伊犁河谷，不再绕道阿尔泰山、天山，乘马从科布多至阿力麻里过去走数月，路修通后只用10余天即可。
　　通过塔勒奇山谷到阿力麻里，渡亦列河(今伊犁河)，西行至虎司窝鲁朵(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再西行至塔剌思(今哈萨克斯坦境内江布尔)，再西南行到古盏城(今忽毡，在塔吉克斯坦境内)，越忽章河(今锡尔河)至寻斯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当时叫河中府)。在他居住河中的12年内，曾从撒马尔罕东行，沿锡尔河而上，到达八普、可伞(今乌兹别克斯坦卡散赛)、芭榄等地；由忽毡北顺锡尔河而下，至赤察(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讹打剌(即兀提刺耳，在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由撒马尔罕西行至蒲华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由撒马尔罕南行渡阿姆河，至班城(今阿富汗马札里沙里夫)、砖城、黑色印度城，从布哈拉北行，顺阿姆河而下至玉里犍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库尼亚乌尔根奇城)。耶律楚材遍游河中地区写了大量诗篇，歌颂蒙古汗国，赞美西域的锦绣山河。他在《河中游西园》中有：“金鼓銮舆出陇秦，驱驰八骏又西巡，千年际会风云异，一代规模宇宙新”诗句。在《河中春游有感》一诗中也有“西域渠魁运已终，天兵所指破金墉，崇朝驲骑驰千里，一夜捷书奏九重”的诗句。
　　二、长春真人与《长春真人西游记》
　　金朝末年，山东登州栖霞县(今山东栖霞)有一个道士叫丘处机(公元1148～1227年)，自号“长春子”，后因成吉思汗尊称为“真人”，所以后人尊他为“长春真人”。他和耶律楚材一样，也是往来于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并写有游记的一个重要人物，所不同的是丘处机西行的道路更长、更曲折，而在他的弟子所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又有他许多触景生情的诗，在这些诗里，既有吟咏西域风光山川的，也有抒发自己抱负的，还有对战争给人民造成苦难的批判。
　　金宣宗兴定三年(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率大军西征花剌子模。据耶律楚材《西游录》(下)记载，有一降臣叫刘温，举荐丘处机“行年三百余岁，有保养长生之术”。这一举荐使已至暮年的成吉思汗很感兴趣，连发两诏，要丘处机“不以抄漠悠远为念，或告以忧民当世之务，或示以恤朕保身之术”。当时已74岁的丘处机，看到成吉思汗嘱他“逾越山海，不限岁月，期必致之”之语，认识到不能象过去拒绝宋、金两国皇帝那样拒绝成吉思汗了。同时，又为了实现他“止戈保民”的夙愿，就毅然走上了西行的道路。公元1220年2月，成吉思汗派刘仲禄(刘温)悬虎头金牌带兵二十余人护送，于是丘处机就带领了19名弟子，离开山东栖霞，西行经潍阳(今山东潍县)到济南，北上至燕京。然后，他继续北上越大漠(今也可迭烈孙沙漠)，至呼伦池。沿陆局河(今蒙古国克鲁伦河)西行，又越戈壁沙漠，到科布多(今蒙古国西部)。因为要继续西行，翻越阿尔泰山、天山，所以必须“宜减车队，轻骑以进”。于是丘处机留弟子9人，“选地为观”，名曰：“栖霞观”，以纪念他们是从山东来的，然后带弟子10人，“从以二车，蒙古驿骑二十余，傍大山西行。宣使刘公(即刘仲禄)，镇海相公又百骑”西南行，经大山深谷，至金山(今阿尔泰山)东北，又经深谷长坂过金山，西渡也儿的石河(即今新疆北部额尔齐斯河)，再南行渡龙骨河(今新疆北部的乌伦古河)，沿今新疆准噶尔沙漠东缘之白骨甸沙漠(今将军戈壁)，南下至鳖思马(今新疆吉木萨尔县以北)，再沿天山北麓西行，“南望阴山，三峰突兀倚天(今博格达山)”，留下中国史诗上颂赞天山博格达山峰的第一首诗：“三峰并起插云寒，四壁横陈绕涧盘。雪岭界天人不到，冰池耀日俗难观。岩深可避刀兵害，水众能滋稼穑干。名镇北方为第一，无人写向画图看”。
　　丘处机一行继续西行至轮台(今乌鲁木齐之北)，又历二城至昌八剌城(亦名彰八里，在今新疆昌吉市境内)，渡玛纳斯河，继续沿天山北麓西行，渡沙场(今新疆精河县东之沙漠)，至普剌(今博乐)，南行长坂七、八十里，西南行二十里至天池(今新疆赛里木湖)。“天池”一名，亦系丘处机所起，在他的《西游记》中说：“晨起，西南行，约二十里，忽有池，方圆几百里，雪峰环之，倒影池中，师名之曰‘天池’。”更为可贵之处是《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了阿尔泰山、天山的险阻和二太子、三太子劈山开路之事，比耶律楚材的《西游录》更有独到之处。
　　丘处机一行沿天池正南下，进入果子沟。出果子沟进入东西大川(今新疆伊犁河平原)，至阿里马城(亦名阿力麻里，在今新疆霍城西北)。丘处机说，这儿的民族与汉人的关系很好，称汉人为“桃花石”，并大加称赞。渡亦利河(即伊犁河)西行，至吹没辇(即今楚河)，渡河至虎司窝鲁朵(今托克马克)，西行渡答剌速河(即今塔拉斯河)至塔剌思(今江布尔)、塞兰城(今奇姆肯特)、察赤(今塔什干)，渡忽章河(今锡尔河)，越沙漠至的柴克城(今乌兹别克斯坦治扎克城)西南行至邪米思干(今撤马尔罕)。丘处机一行就停留在撒马尔罕，等待着成吉思汗的召见。
　　蒙古成吉思汗十六年(公元1221年)，成吉思汗传旨召见于是丘处机南行。3月至碣石城，进入铁门关，出关后，东南行，越阿姆河，翻越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至成吉思汗八鲁湾(今阿富汗查里卡)行营大帐，觐见了成吉思汗。丘处机所讲的卫生之道和治国之方很受成吉思汗的称赞。次年，丘处机第三次觐见后，请求东归，得到批准。成吉思汗下令保护汉地全真教徒，免其门下弟子一切租徭，并派遣宣差、副使等人护行，取近路东归。东归线路与来时路线并不一致，是由塔什干东北行至赛兰(在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东)，渡碎叶川(即楚河)、伊丽河(即伊犁河)、至阿里马(即阿力麻里)，至天山沿果子沟北行至天池，由天山北麓至金山，翻越金山至布勒棍河(今布尔根河)，渡河东行，又越阿不罕山至科布多新建的“栖霞观”，与停留的弟子相会。丘处机师徒会聚后，分三批由科布多东归，过天山(杭爱山)，越大沙漠(今蒙古戈壁大沙漠)，至阴山(今河套之阴山)，东行至渔阳关(在阴山山脉中)，逾关而东，行至丰州(今呼和浩特东)。7月东归至下水(今内蒙古凉城)，再东行至云中(今大同)，过扬河(今洋河)，至白登(今阳高县)、天成(今天镇县天成驿)、怀安，渡浑河(今桑干河)，至宣德(今宣化西)，入居庸关，于公元1224年2月回至燕京，年已77岁。成吉思汗诏令丘处机入主太极宫(即后来的长春宫，今北京市白云观)(见图70)，掌天下道教，丘处机于1227年病故于此。丘处机西行东归来回都是走的驿道，“马牛更递铺”，“驿马程程送”，“万里乘官马”，说明了在成吉思汗时期，驿道畅通，交通便利。
　　三、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是公元13世纪意大利的著名旅行家，他把在中国的种种所见所闻汇集成书，叫做《马可·波罗游记》，对中世纪时代的地理学史、中西道路交通史、文化交流史，都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随其父尼古拉·波罗和叔父玛窦·波罗从威尼斯乘船抵阿迦(地中海东岸港口，即今巴勒斯坦的阿克)。他们到耶路撒冷取得了圣油，然后渡海到剌牙思(当时小亚细亚南临地中海的重要港口，在今土耳其)。11月，新教皇格雷戈里第十继位，将波罗兄弟召回阿迦接见，并决定派两名教士随波罗三人一道东行。当他们返回到剌牙思时，听说沿路上有战乱，两名教士不愿冒险前行，便将教皇的特许状和致忽必烈大汗的书信委托给波罗父子三人。波罗父子知难而行，由剌牙思绕小亚细亚半岛航行，进入马尔马拉海、黑海，沿黑海南岸航行至阿雅斯港(今土耳其阿马斯拉)，不再北航至克里米亚，而是上岸东南行至锡瓦斯(今土耳其中部)，东行至额儿哲鲁木(今土耳其东部埃尔祖鲁姆)，东南行至帖必力思(今伊朗之大不里士)，再西行至马可(今土耳其马尔可)，进入底格里斯河谷，顺河东南行至毛夕里(今伊拉克摩苏尔)、八吉打(今伊拉克巴格达)，至波斯湾，航行至忽里模子(霍尔木兹海峡之阿巴斯港)，由于海道风浪险恶，他们又改变了主意，上岸陆行。从忽里模子东北行，至起儿曼(今伊朗克尔曼)。经过伊朗高原东部沙漠地带(今伊朗卢特沙漠)、帕罗帕哈高原，至呼罗珊首府赫拉特(在今阿富汗境内)。东北行至巴里黑(今阿富汗马札里沙里夫)，东北过巴达克山、越过帕米尔高原至可失哈儿(今新疆喀什)，沿丝路中段西域南道，经鸦儿看(今莎车)斡端(今新疆和田)，阇鄽(今且末)、罗卜(今若羌)，沿罗布泊西岸北行至坤闾(今库尔勒)，东行越过沙漠(今白龙堆沙漠)入玉门关，进入河西走廊，到达沙州(今甘肃敦煌市)，经肃州(今甘肃酒泉市)、甘州(今甘肃张掖市)、凉州(今甘肃武威市)、宁夏(今银川市)顺黄河而下至河套，东行至天德军(今内蒙呼和浩特东)，于公元1275年抵达上都。
　　波罗父子的到来，使元世祖忽必烈非常高兴。忽必烈召集百官，开盛会欢迎，设大宴洗尘，并将马可·波罗列入了荣誉侍从名册之中，从公元1275至1291年的17年中，波罗家族三人都在元朝宫廷供职。马可。波罗年轻聪明，办事认真、谨慎，学识精进，仪态端方，又熟悉蒙古语和宫廷礼仪，故深得忽必烈的器重，忽必烈曾派他巡视过南方和出使过爪哇、苏门答腊、菲律宾、缅甸、越南等国。马可·波罗每到一地，详细考察当地的风俗习惯、民情、物产，为他撰写《游记》著作打好了基础。
　　马可·波罗及其父亲、叔父，长年客居在外，因而思乡之情与日俱增，他们多次向忽必烈请求返回祖国，都未能获准，直到公元1291年，他们才借护送元朝的阔阔真公主去波斯(即伊儿汗国)完婚之机，以向导身份跟随护送特使，从福建的泉州出发，沿海路西归，于1295年回到威尼斯。
　　公元1298年，威尼斯和热那亚为了争夺商业贸易市场而爆发了战争。作为威尼斯市民的马可·波罗·慷慨解囊，自备战舰亲任舰长，奋勇抗战，不幸大败，受伤被俘，被关进热那亚监狱。在狱中，他口述了自己远游东方的经历，在公元1298年由同狱的比萨城文学家鲁思蒂谦，用法文记录成《马可·波罗游记》一书。由于马可·波罗的名声，迫使热那亚政府不得不于公元1300年释放了他。出狱后，他在家继续经商，并娶妻生子，于公元1324年去世，葬于威尼斯圣洛伦索教堂基地，享年70岁。
　　《马可·波罗游记》一书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一部实录，是当时的历史写照。从丝路交通史上讲，他从欧洲到中国，从中国回欧洲，波罗父子两次来华，走遍了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和传统丝绸之路绿洲干道全线，返回时又南下中国海，从印度洋进入波斯湾，经西亚渡地中海回到意大利，他是唯一走遍丝绸之路全线的使节或商人。蒙古汗国成立于公元1206年，1219年开始西征，1259年西征结束，前后达40年，疏通了中国和欧洲的直接交通，而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正是在西征结束后的第一年即公元1260年东来经商，途经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并于公元1266年到蒙古汗国京城大都见到了蒙古大汗忽必烈。公元1269年又奉忽必烈之命西归，途经察合台汗国、伊儿汗国到意大利。在元朝建国的1271年，马可·波罗父子又从陆路东行经伊儿汗国、察合台汗国，于公元1275年到元朝京城大都，在元朝供职17年。又于公元1291年奉旨护送阔阔真公主到伊儿汗国完婚，从海路西归，公元1295年回到祖国意大利。没有这样的经历，是写不出13世纪中国与欧洲之间通过丝路交通进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情况的，没有这样的经历，就不可能有如此真实、生动、丰富和有趣的《马可·波罗游记》(见图71)。
　　马可·波罗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是中意人民友谊的象征。他在书中热情颂扬了中国的文明，比较完整地向欧洲人民介绍了中国的状况，因而在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四、列班·扫马出使欧洲
　　畏兀儿(维吾尔族的祖先)人列班·扫马(也有译作“列边·骚马”、“拉班·扫马”的)生于京城大都，基督教徒，扫马的父亲在大都基督教教会中任职。扫马自幼有志于传教事业，23岁就接受洗礼，后又招收马可思为徒。师徒俩传经布道，并希望能去耶路撒冷朝圣。在扫马50岁时，才得到忽必烈的允许，有了西去的机会。
　　扫马师徒俩于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从大都起程西行，至科尚城(今山西东胜)，受到蒙古王公贵由汗的女婿(驸马)不花、忽必烈女婿(驸马)爱不花的接待，提供了越过沙漠所必需的马匹、毛毯等给养，经唐古忒(今宁夏银川)进入河西走廊，再经沙州(今甘肃敦煌)，出玉门关，沿丝路中段西域南道到斡端(今新疆和田)、喀什噶尔(今喀什)，出葱岭西北行，至怛罗斯(今江布尔)，晋谒海都(窝阔台汗)，后沿里海南岸西行，取道今阿塞拜疆，行至马腊格城(今大不里士)，遇到景教教长马屯哈(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最高领袖，长驻巴格达)。因为扫马通晓蒙古文和畏兀儿文，并且来自忽必烈大汗的身边，遂被马屯哈任命为特使，出使伊儿汗国。
　　扫马师徒去耶路撒冷朝圣，这本是宗教徒个人的宗教行为，当他接受了马屯哈教长的使命后，就成了一个基督教地区组织的宗教活动，其宗教活动的目的却是争取基督徒在东方传教的特权。扫马顺利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就欲往耶路撒冷朝圣，因为路途不宁，只有暂住伊儿汗国。这时，马屯哈教长决定利用扫马师徒俩的才能和诚心及其为教会服务的虔诚，采取高官收买的作法，任命马可思为“契丹城市(今北京)和汪古部(即中国北部)”的大主教，赐名雅巴拉哈，任命扫马为总视察，并派回中国传教。在回国的途中，因发生战乱，道路被阻，又获悉马屯哈死于巴格达，于是折回送葬。葬毕，在推选新的教主时，马可思被推为“东方教会大总管”，称为“雅巴拉哈三世”。扫马被推选为巡视总监。不久，扫马又被任命为伊儿汗国的使节和“东方大教会大总管”的使节出使欧洲。扫马作为中国的维吾儿族、基督教徒，西行朝圣，未能如愿，而寓居伊儿汗国之时，不但没有屈人之下，反而身价百倍被委以重任，出使欧洲。
　　公元1287年3月，扫马从报达(今巴格达)出发，率领使团沿古商路西北行至黑海一港口，乘船西行至拜占庭(东罗马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扫马受到东罗马帝国皇帝安德罗尼古斯二世的热情接待，又西航到那不勒斯，热那亚、北上陆行到今法国巴黎，扫马在巴黎受到法国卡佩王朝国王腓力甫四世的热情接待。在巴黎停留一个月后，又到法国西南部加斯科尼地区首府波尔多，觐见了绰号为“长脚杆”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英国国王非常高兴，厚赠扫马使团。同年12月，扫马一行回到热那亚，第二年(公元1288年)春，罗马教廷选出新的教皇尼古拉斯四世继位，于是扫马返回罗马，教皇很快接见扫马一行。公元1294年扫马逝世于巴格达，公元1317年马可思逝世于大不里士。他们的事迹由同代人用波斯文写成传记，但600年之后，即公元，1888年才被人发现首次出版。
　　五、鄂多利克东游
　　鄂多利克(公元1286～1331年)，意大利佛罗伦萨人，少年时代就加入了圣方济各会，在乌丁寺内修道，以节欲苦行著名。据说他八岁就对马可·波罗的东方之行感慕至极，萌发了东游列国的念头，特别是向往到中国来。
　　元仁宗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罗马教皇需派人到中国了解教务情况，鄂多利克毅然应召。元仁宗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鄂多利克开始了东来中国之行。他从海路经土耳其、伊朗、伊拉克至印度半岛，横渡印度洋，经越南进入中国，历时8年到大都。鄂多利克为了探寻一条中国通往欧洲的新道路，于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离开大都西行，经天德军(今内蒙古河套平原)南下，渡黄河，经延安到西安，西行至河州(今甘肃临夏)，沿河湟道西行至西宁，再沿朵甘思驿路，经柴达木盆地越唐古拉山至拉萨，西南行至萨斯迦(今西藏萨迦)，沿乌思藏驿路，穿过雅鲁藏布江河谷，进入印度河谷，至纳里速古鲁孙元帅府(今列城)。沿喀喇昆仑山西侧、兴都库什山南麓西行至白沙瓦(在今巴基斯坦境内)、迦布罗(今阿富汗喀布尔)、呼罗珊(今阿富汗赫拉特)，沿里海南岸、高加索山脉南麓西行至塔伯利兹(今伊朗大不里士)，经君士坦丁堡，于元文宗天历三年(公元1330年)回到威尼斯。鄂多利克不仅是第一个到达西藏的欧洲人，而且也是第一个出印度河谷，翻越兴都库什山，西行到伊朗的欧洲人，所以，鄂多利克探寻了亚欧交通南线的道路，在中西道路交通史上有重要贡献。
　　六、《通商指南》记载的中西道路交通
　　《通商指南》为意大利商人、著作家裴哥罗蒂于公元1335～1343年编著而成，这本书的原名叫《各国商业志》，后改称为《通商指南》。裴哥罗蒂于公元1315～1343年之间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英国伦敦、塞浦路斯经商，并任各地商业公司的经理。由于他长年经商，接触去过东方、西方各国的商人很多，了解到许多情况，收集了不少有关去东西方各国贸易的有关资料，因而就写成了这部《通商指南》。
　　《通商指南》涉及的地域很广，东至中国、西至英国，其中前三章记述了14世纪从欧洲通往中国的道路，即丝绸之路沿线重要城市和其进出口货物以及度量衡制度等。《通商指南》一书的稿本一直藏于佛罗伦萨市一个图书馆，直到422年后的公元1765年才刊出。虽然裴哥罗蒂没有到过中国，但他书中的资料却是来自于到过中国的商人所述，说明了当时中国与欧洲之间道路交通的畅达、贸易繁荣和到中国从事贸易的欧洲商人的情况。
　　《通商指南》中的欧洲至中国的道路交通线路，证明了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和通过西域的丝绸之路在元代是直接相通的商业贸易交通线路，也是一条古代的亚欧大陆桥。根据《通商指南》中记载，这条道路的走向为：由阿索甫海岸(今亚速海)的塔那(今俄罗斯罗斯托夫)东行，牛车需要25天，马车需要10天或12天就可到靖塔昌，由靖塔昌至萨莱(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有河道可通，乘船一日即至。由萨莱东行至撒拉康科(今哈萨克斯坦古里耶夫)乘船在黑海内航行8天。再走陆道，“然由水道，货物运费颇小也”[1]，经撒拉康科至玉龙杰赤(今乌兹别克斯坦库尼亚乌尔根奇)，乘骆驼车20日可到，“带货而行必可获利，至玉龙杰赤商务繁盛，货到即可销出。”[1]由玉龙杰赤至斡脱罗儿(即讹答剌，亦即兀提剌耳，今哈萨克斯坦讹提剌儿古城址)乘骆驼东行35日至40日可到。“若无货物随行，可由撒拉康科直至斡脱罗儿，仅五十日程耳，较之绕道玉龙杰赤便捷多矣。”[2]不绕道走草原路50日，而绕道走玉龙杰赤，则需两个月，相差10余天。由斡脱罗儿骑驴带货45日可至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以北)，再由阿力麻里骑驴70日可至甘州(今甘肃张掖)。由甘州骑马45日至一大河(指长江)，然后由长江下行至京师(今杭州)，由京师至汗八里(今北京)王都30日即到。
　　《通商指南》第二章讲的是，从威尼斯前往中国经商途中应注意的事项。他说要在塔那雇用水平高的翻译，虽价钱高一些，但不会出差错。又说要视各个驿站的路程多少，决定带多少“糇粮”(即干粮)，不可多带，亦不可带肉和其他用品，因为“盖沿途皆有，尤以肉品为最多也”。一般讲，旅途是安全的，“由塔那至契丹，全途皆平安，无危险，日间与夜间相同”，仅是由塔那至靖塔昌之间“颇有盗匪”，由斡脱罗儿至阿力麻里间“盗匪甚伙，几于每日皆可遇之”，但这些均在今俄罗斯、中亚，而不在中国境内。“然若结队至六十人同行，即当最危之际，亦与家居无异”。同时还记载了每捆“丝”或每磅“丝”的价格，每疋花绫缎子的价格，每辆车能装载多少捆“丝”，往返一次需用的费用等。
　　《通商指南》特别记述了当时北京的繁荣景象：“契丹国内，城市甚多，尤以汗八里都城商务最盛，各国商贾，辐辏于此，百货云集，此城周围一百迈耳(即英里)。城内比户鳞居，人口甚众”。
　　参考文献
　　[1]裴哥罗蒂《通商指南》，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科汇编》第一册
　　[2]裴歌罗蒂《通商指南》，见张星烺《中西文通史科汇编》第一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