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朝商品经济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元朝灭南宋以后大规模征战基本停止，元朝开始注重恢复和发展经济，用忽必烈的话说，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所以在有元一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远高于宋代，特别是手工业和民间商品经济都得到较快地发展。
　　蒙古民族是一个游牧民族，本身经济力量弱小，技术水平也很低，为了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对军队的装备十分重视。蒙古汗国在立国之初，不仅重视吸收外族、外国的生产经验发展手工业，尤其对发展武器制造业和有技术的人才也十分重视，建立了一支比较稳定的、技术素质高的工匠队伍。如蒙古汗国军队进占撒马尔罕时，曾将其3万余工匠，分赐给蒙古王公。在征伐中原时，只要你会拉锯子、拿瓦刀，就可以活命。窝阔台在灭金之后，就得民匠72万户。忽必烈在灭南宋后，前后三次得民匠42万户。仅此两项就有114万户，每户一个工匠，即114万人，由此可见官营手工业工匠队伍的庞大了。在蒙古汗国西征时，中国、中亚的技师，随军西行，蒙古军队班师东归时，西亚、欧洲的工匠又随军东来，中国人、中亚人留在西亚、欧洲，西亚人、欧洲人留在中亚、中国，就是一次带有世界性的东西方工业技术的交流。
　　蒙古汗国在建国初期，就很重视官营手工业的发展。元王朝建立后，继承了这一传统，在大都和地方建立了大批的官营手工业工场，进行集中生产并相应地设立了管理机构，叫做院、局和提举司。从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开始，在北方的手工业工匠，凡百户以下者设院，五百户以下者设局，五百户以上者设提举司。在这些机构之上设总管府，在这些机构以下设有作头(即工长、班组长)。院有院长，局有大使，提举司有提举，均是由工匠中选任，一旦选任，就步入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行列。由于南方手工业的匠户数量和生产的规模等都比北方大，所以后来在南方也设置了类似的机构。元廷还在大都及其附近地方，设立了专为宫廷织造缎疋的“织染杂造人匠都总管府”，下设“绫锦局”、“纹锦局”、弘州“纳失失局”(一种高级金锦，蒙古语音译)、荨麻林“纳失失局”。在大都还设有专为诸国百官织造缎疋的“大都人匠总管府”。同时，在盛产骆驼、绵羊的甘州(今甘肃张掖)、宁夏路(今宁夏银川)设立“织毛缎匠提举司”，以白骆驼绒与羊绒混合纺织成的绒布，很受外商青睐，所以就地组织工匠生产这类产品。南方则征集各地制瓷工匠，据蒋祈《陶纪略》记载：集中于景德镇的官营手工业局、院的“浮梁瓷局”管辖下的就有300余座瓷窑，均有相当的规模，少则几百户，多者上千户，甚至数万户。
　　中国同中亚、欧洲的经济交往，已经有了直接贸易，意大利人裴哥罗蒂所著的《通商指南》中就描绘了公元1340年，由塔那到大都的商路，对如何到中国经商作了全面介绍，尤其是丝路交通的畅达，加速了往来和交流。
　　元朝通过丝绸之路同西方国家每年的经济贸易总额有多少，中外史籍都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是，史学界普遍认为同隋、唐、宋时期相比要大得多，就以一个商队的交易而言，每次交易的物资和价值都是相当可观的。现以《通商指南》记载的资料为依据进行估算，欧洲有一个商队来华每人携带5000个索摩银(欧洲流通的货币名称)价值的商货物资到大都进行交易，除去路途费用等约160个索摩银，还剩4840个索摩银，每个索摩银可购3.5疋花绫缎子，每人在大都可购花绫缎子16940疋。《通商指南》记载，由于路途不安，只要“结队至六十人同行，即当最危险之际，亦与居家无异”，由此，可见这个商队大约为60人，这同成吉思汗派往花剌子模的商队450人相比要小得多。以这个60人的商队为例，在大都购买约1016400疋花绫缎子，要用290400个索摩银，这就是元朝对这一商队出口货物的贸易额。再按每个商人携带4840个索摩银价值的货物在京进行贩卖，这样元朝对这个商队的进口货物的贸易额是290400个索摩银。根据上述交易情况，可以估算元朝同这个商队经济贸易的进出口货币总额为580800个索摩银，再根据一个索摩银等于5个金佛罗林(欧洲流通的货币名称)，一个金佛罗林等于0.5个英磅(英国币制)计算，则580800个索摩银等于145200个英磅，这在700年以前不算是个小数字，而欧洲每年有多少商队到大都已无从考察了。然而，当时发达的小商品生产，却为国内外贸易提供了丰富的商品。根据《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大都国际贸易盛况非凡，“凡世界上最为珍奇宝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这里出售的商品数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根据登记表明，用马车和驮马载运生丝到京城的，每日不下一千辆次。”[1]根据每天到大都运送生丝的马车、驮马不下一千辆次的记载，若按车、驮各半计，一马车拉500公斤，一驮150公斤计，这样“一天估计进入大都的生丝约达32.5万公斤，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出大都丝织业和丝绸贸易发达的情况了。
　　二、元朝同汗国之间的经济往来
　　伊儿、钦察、察合台汗国虽然归属元朝，但在经济上却有相对的独立性，双方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据史籍记载：“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三月癸丑，诸王不赛因(伊儿汗，公元1317～1335年在位)遣使朝贡。四月甲子，诸王不赛因遣使来贡。……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十二月戊寅，诸王不赛因遣使贡珠，赐钞二万锭。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春正月壬子，诸王不赛因遣使献西马。二月戊午，诸王不赛因献驼马。八月丁酉，藩王不赛因遣使献玉及独峰驼。九月戊辰，命欢赤等使于诸王怯别(察合台汗)、月思别(钦察汗又作月祖白，公元1312至1342年在位)、不赛因三部。十一月庚子，藩王不赛因遣使来献虎，已酉，诸王不赛因遣使来献马。四年三月辛亥，诸王槊思班、不赛因等以文豹、西马、佩刀、珠宝等物来献，赐金钞万计。丁卯，诸王不赛因遣使献文豹、狮子、赐钞八千锭。”[2]由此可见，元廷仅同伊儿汗国就有如此多的往来，可见经济文化交流的繁忙景况了。这种景况除中国史书有记载外，波斯史学家瓦萨甫也有记述：说合赞汗遣使者“往东方大汗之廷(指元朝)献珍珠异物、虎豹等兽。合赞给使者重金，俾在中国购买物品。……抵大都后，大汗命给波斯计以旭烈兀离东后所积四十余年之岁赐，优待诸使，居大都四年而归。”[1]
　　伊儿汗国在与元朝经济交往过程中，还有一件值得提及的事是乞合都汗(忽必烈赐的藏名)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曾仿照元朝的宝钞发行纸币。忽必烈派枢密副使孛罗出使到伊儿汗国，孛罗对乞合都汗说：“纸钞就是盖有皇帝印玺的纸，它代替铸币通行于整个中国，中国的金银就收入国库了。”[3]乞合都汗所发行纸币的形式完全是模仿中国的，上面除印有波斯文“有伪造者，并其妻子处死，财产籍没”等字样外，还印有汉字“钞”。
　　元朝和钦察汗国的关系与伊儿汗国一样也是密切的。延祐七年(公元1320年)三月，斡罗思(指钦察汗国)等内附(指觐见)后元廷即“赐钞万四千贯，遣还其部”；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八月，“北边诸王月即别遣使来京”[4]，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秋，“北边诸王月即别遣南忽里等宋朝贡”[5]，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秋，“札你别(即钦察汗月即别子)之地献大撒哈刺、察亦儿、米西儿(即埃及)刀弓锁子甲，及青白西马各二匹，赐钞二万锭。”[6]
　　中国和伊儿汗国、钦察汗国的经济交往，得到了文物考古的证实。在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沿线上出土的伊儿汗国银币1枚，钦察汗国银币4枚，根据俄罗斯学者研究，这些货币不是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通货流通的，只是作为贵金属块，起着计算货币或者信用货币的功能，表示着他们代表的价值而已。
　　三、元朝同欧洲的文化交流
　　元朝建立以后，由于中西道路交通和丝路运输的畅达，尤其伊儿和钦察两汗国的建立，使元朝同欧洲的文化往来也逐步频繁起来，而罗马教廷和欧洲各基督教国家，都希望与靠近西方的两个蒙古汗国和东方的元朝建立友好关系，其目的一是缓解同蒙古汗国战争威胁；二是扩大宗教影响，使基督教东传；三是想借蒙古汗国的力量在本地区扩大基督教的影响。由于蒙古汗国直接与欧洲国家为邻和元朝兼容并蓄的宗教策略，以及蒙古汗国同色目人的往来等，都促进了中国和欧洲诸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交流。
　　中国的印刷术，如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等随着蒙古汗国的西征再次传入中亚，并进入波斯和欧洲。从伊儿汗国仿“至元宝钞”印刷纸币开始，“纸牌”印刷在波斯、德意志、意大利等国也迅速流传。被阿拉伯人称作“中国雪”、“契丹火箭”等中国硝和火药也相继传入中亚、西亚和欧洲。
　　宗教是东方与西方之间最密切的文化联系。中国景教徒的西去波斯和欧洲，欧洲基督教徒的出使中国，在和林城中修建了基督教堂、伊斯兰教清真寺、佛教寺院及道观，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教皇英诺森派遣意大利人柏朗·嘉宾教士率领使团，从里昂出发，于公元1266年4月到了钦察汗国首都萨莱，经拔都批准奔赴和林，7月到达和林，8月参加贵由汗的受位大典，并受到贵由汗的接见。公元1247年秋，柏朗·嘉宾回到教廷，著有《蒙古史录》作为使团报告呈教皇。公元1247年5月，教皇派遣伦巴底的多明我(地名)僧侣审温为首的使团，去见驻在波斯的蒙古汗国将军拜住那颜，返回后里昂教皇接见了随审温同来的突厥人埃伯克和基督教徒沙杰斯两个蒙古使者，这是蒙古汗国和西欧各国友好交往的开始，审温使团的报告被后人称作《鞑靼史》。公元1249年，法国国王派遣教士安德烈带着礼物随使东来，出使蒙古汗廷受到礼遇。公元1253年，法国国王再次派遣教士鲁布鲁克出使蒙古汗国，同行东来的还有波兰、奥地利等国的商人，他们于公元1254年到达和林，两次受到蒙哥汗的接见，在大汗宫廷中，见到许多为蒙古汗国服务的法国人、英国人、日耳曼人、俄国人、匈牙利人。公元1289年，意大利传教士孟高维诺携带教皇致元世祖忽必烈的书信，奉命到中国传教，于公元1294年到达大都，元成宗准允传教，这是史载基督教经皇帝批准传教之始，他在大都修建了一个正宗基督教的第一座教堂，前后接受洗礼者3万多人。公元1307年，教皇任命孟高维诺为大都及东方总教主，其后教皇多次派教士到中国来传教主持教堂事务，其中有名的如鄂多利克，于公元1336年回国，后人把他的见闻写成《鄂多利克东游录》。公元1336年，元顺帝派遣泉州主教法兰克人安德鲁等人出使教廷。公元1338年，教皇派遣佛罗伦萨人马黎诺里为特使，率领50余人的代表团出使中国，并于公元1342年到达大都，献给元顺帝一匹骏马，哄动一时。公元1346年，他离开中国返回，历时9年抵达阿维尼翁城，呈献元顺帝致教皇克莱孟六世的国书，并著有《马黎诺里游记》。马黎诺里是元代到过中国并留有详细记录的最后一个欧洲使节和传教士。
　　元代，阿拉伯天文、数学、医药、建筑、造炮、音乐等科学和艺术，通过丝绸之路输入中国，大大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公元1263年，忽必烈委任叙利亚人爱薛专管西域星历、医药二司，命不花剌人札马剌丁编制“万年历”，他后来又倡导并参与了包括钦察、伊儿、察合台汗国以及元廷辖区在内的整个元帝国地图的编绘工作，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颇有贡献。13世纪也是中国数学的一个发展高峰，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编入中国数学书中的命题和解算理论。阿拉伯数字由于回回司天台的使用，在中国得以流传。著名阿拉伯建筑师也黑迭儿父子对大都的宫城修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伊儿汗国炮匠亦思马因和阿老瓦丁应召来大都，使“回回炮”发挥了威力。
　　参考文献
　　[1]多桑《蒙古史》
　　[2]《元史·泰定帝本纪》
　　[3]《中国历代史话·元朝史话》
　　[4]《元史·文宗本纪》
　　[5]《元史·文宗本纪》
　　[6]《元史·顺帝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