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立后，蒙古贵族不断南下，威胁明朝北部边境，同时，在东北又有女真的兴起。为了防御蒙古、女真等游牧民族的南进，朱元璋采纳了安徽休宁人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修整和连接北方长城，加强了对北方的防务。同时，在河西走廊的中部构筑了嘉峪关等一大批关隘要塞。还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边塞要地，设置军政合一的卫所，主管军事防务和屯垦；在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绥(今陕西榆林)、宁夏(今银川)、固原、甘州(今甘肃张掖)等九镇，分派大将统兵守御，统称“九边”。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又设延绥、宁夏、甘肃三边总制。“三边”是陕西都司所辖重镇，由于防务和军事运输需要，明朝廷致力于“三边”的驿站设置和驿道改善，并采取就近屯田措施，解决粮草供给问题。当时边防的巩固、农业的发展均依赖于道路交通的开拓。
　　一、长城接修和沿域道路
　　中国的万里长城，“上下三千年，纵横万余里”，气势的雄伟，工程的艰巨，历史的悠久，实属罕见。明代长城东起丹东附近的鸭绿江畔，西至嘉峪关祁连山下，长约1.34万里(约6700公里)。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开始修筑，到万历初年(公元1573年)，历时200余年，才基本完成，而一些个别城堡关城，一直到明末还在修筑。明代把长城沿线划分成九个防守区段，称为“九边”，每边设镇，配有镇守官员总兵，谓之九边重镇。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在北京的西北部，又增设了昌镇和真保镇，构成了九边十一镇的防御体系布局。
　　辽东镇总兵驻广宁(今辽宁北镇)，管辖的长城东起鸭绿江畔的江沿台，西至山海关(一说锥子山南的吾名口台)，全长2000余里(1000公里)。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始筑辽东长城。到了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还在修筑辽东长城的东端自开原抵鸭绿江畔的长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张鼐主持修筑自山海关至开原叆阳堡的长城，长1000余里(500余公里)。
　　蓟镇总兵驻三屯宫(今河北蓟县西)，管辖的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慕田峪(今北京怀柔县境)，全长3760余里(1880余公里)。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开始筑山海关等处长城。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洪钟主持修筑自山海关，经古北口，抵居庸关的长城1000里(500余公里)。隆庆三年至万历元年(公元1569年至1573年)，谭*(左纟右立)、戚继光主持修筑空心敌台长城。
　　为了加强明朝都城北京和帝陵(今明十三陵)的防务，从原蓟镇中增设了昌镇总兵驻昌平，管辖的长城东起慕田峪，西至紫金关，全长460里(230公里)。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就派大将军徐达修筑居庸关等处长城。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自长安岭起，至洗马林堡(今河北万全县西)筑石垣深壕堑。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吴一贯规划创建八达岭城及长城680丈。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王琼主持增筑八达岭城及长城680丈。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王琼主持增筑八达岭长城，东至黄花镇驴儿驼，西至镇边城，长130余里(65.5公里)。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王代主持修南山路长城，西起八达岭羊头山，东至四海冶火焰山，长160里(80公里)。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前后，翁万达主持筑中路长城2000余里(1000公里)，其中东路起四海冶镇南墩，至靖安堡长140余里(71.5公里)，北路起滴水崖，西北而西经独石口，南至龙门尽界，与东路长城相接，共长700里(350公里)。
　　真保镇，总兵驻保定，是为加强京都北京的安全而增设的。管辖的长城北起紫金关，南至故关，全长780里(390公里)。
　　宣府镇，总兵驻宣化，管辖的长城东起居庸关，西至西洋河(今大同东北)，全长1022里(511公里)。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宣大总督翁万达拟定长城施工方案，自阳和口暗门至宣府西阳河界之镇口台，长约140里(70公里)。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二月至次年三月，宣府镇全面整治长城，起西路西阳河，经中、北二路，抵东路永宁四海冶，长1023里(511.5公里)。
　　大同镇总兵驻大同，管辖的长城东起镇口台(今山西天镇东北)，西至丫角山(今山西偏关东北)，全长670里(335公里)。《明世宗实录》载：大同长城“起西路丫角山，逶迤而东北，历中、北二路，抵东路之西阳河镇口台，实六百四十七里”。
　　太原镇也称山西镇，总兵驻偏关。根据《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翁万达论及三关(偏关、雁门关、平型关)时说：“山西起保德州黄河畔，逶迤而东历偏头关抵老营堡尽境，实二百五十四里……山西老营堡转南而东，历宁武、雁门、北楼、至平型关尽境，约八百里。”
　　延绥镇也称榆林镇，总兵驻榆林，管辖的长城东起黄甫川(今陕西府谷境内)，西至花马池(在今宁夏盐池县)，全长1710里(885公里)。延绥长城分为“大边”和“二边”。大边长城为主干防线，东起河边墩，西达延宁墩，长1200里(600公里)；二边即复线，长1750里(875公里)。榆林长城从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开始，至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还在修筑，或用砖包砌。
　　宁夏镇，总兵驻银川。管辖的长城东起大盐池，西至兰州，全长约2000余里(1000余公里)。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兵部尚书兼陕西都尉史王琼主持修筑宁夏北长城30余里(15公里)。
　　固原镇，总兵驻固原。管辖的长城东起靖边与榆林长城相接，西至皋兰与甘肃镇长城相接，全长约1000余里(500公里)。另一说，东起饶阳堡西界，西至洮州卫峪口石崖，长达3000余里(1500公里)。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后，修东北自喜鹊沟，西南达大狼沟墩，长560余里(280公里)。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东起喜鹊沟，西至双墩，又448里(224公里)。总长度1850里(925公里)。
　　甘肃镇，总兵驻张掖。管辖的长城东起皋兰(今兰州)，西至嘉峪关祁连山下，长1600里(800公里)。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兵部尚书、三边总督李汶给皇帝奏文中说：“查得自凉(今甘肃武威)之泗水(今甘肃古浪泗水)以至靖(今甘肃靖远)之索桥(今甘肃景泰黄河边)，横亘不过四百里许……勘得自镇番(今甘肃民勤)以至中卫，烽燧相望，迄今旧址犹存……仍旧自永安(红山峡永安索桥)历皋兰，渡河逾庄浪(今甘肃永登)以至凉，则一千五百里。舍此四百里不守，而欲守一千五百里之边，果孰难而孰易。”[1]当年沿汉长城遗迹，筑永安索桥起，经裴家营、大靖，至古浪土门子长城200里(100公里)(见图74)是河西走廊现存的一段明代长城。《武备志》云：“东自松疆阿坝岭起，抵临洮双墩子界，西至嘉峪关一千八百余里。”[2]
　　嘉峪关是明长城的西端终点。肃州西长城即“嘉峪关南北延长西向之长城也”。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大学士翟銮行边，与兵备道李涵建筑，南自讨赖河，北尽石关儿，共长三十里。”[3]实际南入祁连山，即卯来泉堡西“可过肠子沟红泉墩，长城所自起也”[4]，此说红泉墩是长城终止点。
　　明长城防御工程，还包括镇城、路城、卫所城、关城、堡城、城墙、城台、敌台、烽火台等不同的等级，其数量庞大，无法计算，它们相互联系，相互配合，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
　　明代在修筑长城及其他庞大工程时，动用人力、车辆繁多，也要增辟一些新的道路。弘治十六(公元1503年)五月，甘肃总兵都督刘胜《奏备边四事》之三说：“甘肃一带孤悬，河外前镇巡议：自庄浪接宁夏冈子墩起，至肃州嘉峪关讨赖河止，于筑边墙总二千六百七十八里，连增移墩台，首末须三年告完。该用人夫九万。今陕西所属卫所除马队外见在步队并杂差旗军止一万六千余人。乞量于腹里起备人夫三五万，各委州县佐贰管领布按二司委堂上官同本边分守守备等官提督修筑。”[5]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都御史杨一清仅仅是负责修复宁夏东长城就调集民夫9万人。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为了修筑贺兰山中段的赤木关，仅水车就新造100辆之多，修长城时人车行走，还要给修筑长城的人和边防官兵运送军需，这就形成了边防道路。
　　榆林镇东西两侧自从修筑了长城以后，外侧“深沟高垒”，内侧的深沟成为甬道形的交通大道。由府谷县北的黄甫川至榆林东为东路，称“神木道”，长590里(295公里)。自双山堡至榆木镇西侧的龙州堡为中路，称“榆木道”，长490里(245公里)。自龙州堡至定边堡为西路，称“靖边道”，长440里(220公里)。沿长城的军道还有通各关隘、堡塞、烽火台的道路。南从庆阳府通往安边营的军道，从庆阳府出发，经业乐镇，元城沿东河川北上，入陕西界，自北行经铁角城、赵官人掌、田百户城、张木匠台、木头儿，过石涝池堡，到达安边营。
　　宁夏东、西、西南长城的内侧，全有重要道路。东道有宁绥车路，即宁夏通包头的大车道。宁夏境内200里(100公里)，由宁夏城向北，经李刚堡、姚伏堡、平罗城、黄渠桥、石嘴山，北行30里(15公里)入内蒙境，然后经河拐子、稗子地、磴口等地至包头。东路还有宁夏至定边车路，由宁夏城向东渡黄河，经横城、红山堡、清水营、兴武营、花马池，进入陕西界到定边，长360里(180公里)。西路、西南路有到固原的固宁大车道，由固原向北，经三营、李旺、同心共270里(135公里)，再经宁安堡、渠口、大坝、王宏等地至宁夏城、兰宁等大车道也属沿长城走向的道路。
　　修筑长城时还留有暗门孔道，道路从中穿过，是长城内外联系的通道。长城沿线有多少暗门，就有相同数目的道路穿过长城。宁夏内边有萌城暗门，有灵州通长安的驿道穿过稍西的下马关暗门，还有贯穿宁夏中、南部的大道通过，中卫县大边上的暗门，素有“兰(兰州)、靖(靖远)孔道”之称。
　　固原大边线路和甘凉大边线路，大部路段都在长城内侧，沿长城西去方向而同行，既安全又供应充足，无恐惧感。甘凉大边路线，即是明代丝路东段陇右线和河西线路的主要干线。
　　二、丝路交通要冲——嘉峪关
　　嘉峪关雄踞河西走廊中部和西部的交汇处，南望祁连，雪山巍峨万仞；北通沙漠，紫塞广袤千里；西接戈壁，瀚海万顷；东仰华夏，绿洲田连阡陌，自古就是丝路交通的要冲；南倚白雪皑皑的祁连山，北枕遥望焰焰的黑山，中扼东西道路交通要道的咽喉，素有“边陲锁钥”、“长城主宰”之称。
　　嘉峪关以其地势险要和战略地位重要，宋元以前“有关无城”。西汉在列亭障酒泉以西时，在黑山下的石关峡内设“玉门”，辟悬崖绝壁，凭险而设关，又有“石门”，或“玉石障”之称。西汉，现嘉峪关市境属酒泉郡天*(左阝右衣)县，东汉改置延寿县。“延寿县在郡西，金山在其东，至玉石障，亦是汉遮虏障也。”[6]金山即今黑山，金山以东的玉石障，恰是今石关峡。唐设“石牌关”。五代设“天门关”。由肃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门关，又西百里(应四百里)出玉门关，经吐蕃界。”[7]天门关“故址盖在嘉峪关外黑山湖左右，大道旧址在黑山下也。”[8]据此，天门关关址应在石关峡西部的峪谷。宋初，玉门关从唐玉门关(今安西县双塔堡)东移200里(100公里)，设在今嘉峪关市的石关峡。北宋乾德四年(公元966，年)诏遣行勤等157人赴西域求法，其中之一沙门行记中有：“灵州西行二十日至甘州，是汗王。又西行五日至肃州，又西行一日至玉门关”。[9]的记载。唐初僧人道宣“从凉州西而少北四百七里至甘州，又西四百里至肃州，又西少北七十五里故玉门关，关在南北山间。”[10]这些记载，既指出了肃州至玉门关的行程、里程，又指出了玉门关的地形特征。石关峡正好在南嘉峪山、北黑山之间。明代万里长城西端直修至祁连山下的红泉堡被称为“天下雄关”的嘉峪关，坐落在嘉峪山西麓(见图75)。
　　嘉峪关是“初有水而后置关，有关而后建楼，有楼而后筑城，长城筑而后关可守也。”[11]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征西大将军宋国公冯胜率兵进入河西走廊，沿途巡视，发现嘉峪山西麓依山傍水。它南北两山对峙，中有高岗，居高临下，便于设防。山下又有：“九眼泉”，“冬夏澄清，碧波不竭。以极西边关，有此涌泉，不惟民资所生，具有沃田数顷，盖磨其上，天之所以惠边民”。于是，在高岗“筑土城，周二百二十丈。”[12]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兵备道副使李端澄构大楼以壮观，望之四达。”[13]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肃州兵备副宪李端澄又监修内城东西二大楼，竣工后“环而视之，则崇墉屹屹，绵直与祁连并峙；重关叠叠，周密较阳玉(阳关、玉门关)尤严”。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尚书翟銮巡边上疏说：“嘉峪关最临边境，为河西第一隘口，墙壕淤损，宜加修葺”，并奏请在壕内立边墙(即长城)，按2.5公里设一墩，以为保障。他的奏议获准，便将关城加高，于当年和次年添筑了肃州西长城，即嘉峪关南北两翼的长城。
　　明代，由于嘉峪关南北两翼修筑了长城，所以丝绸之路在嘉峪关的南、北、中三条通道全部隔绝，并在原山口筑烽火台，驻兵把守不再通行，只剩有必须经过嘉峪关城的一条通道。
　　嘉峪关由外城、罗城、瓮城和内城组成。远望，楼阁纵横，城堞林立，森严壁垒；近看，只见城下道道重关，层层设防，形成城内有城，城外有壕，重关重城的并守之势。关城的布局非常严密，关的本身设了两重关，在西面还添筑了罗城，城墙用砖包砌。关口在城西，门上楼台三层三檐木结构关楼屹立广漠，气势雄伟。关门“以武营把总总司启闭，掌锁钥，飏旗鸣炮，日凡三次，声威甚壮。以文员巡检盘诘，异言异服出入最为严禁。”[12]
　　内城是关城的心脏部位，军事、行政部门、兵营、库房、夷厂皆在此正方形中。内城设东西二门，东门额刻“光化门”意为旭日东升，普照大地，借喻皇恩浩荡。西门额刻“柔远门”，意为明朝对关外民族实行怀柔政策，安抚、安定边疆地区。内城东西二楼与关楼在一个中轴线上，三层三檐木结构，“望之四达，足壮伟观，百里之外，了然在目”。
　　内城有东西瓮城回护，劈门南向，更增添了关城幽深肃穆的气势。西瓮城门楣题刻“会极”。会，相会亲善之意。极，即极边，指西极，也就是西域。意为从西域来的诸侯、官宦、商旅，亲善友好地在这里相会。东瓮城门楣题刻“朝宗”。“春见曰朝，夏见曰宗，望故土而相会也。”[14]这里指西域诸侯或地方官员，从西域而来，去朝见皇帝。
　　外城墙环绕关城东、南、北三面，黄土夯筑。其西端与罗城相接，罗城南端又与长城连为一体，其东北也与长城相接。东部沿岩岗边缘筑墙，形成一宽阔的广场，嘉峪驿就驻在此广场内。驿站租赁民房数十间，有驿马32匹，牛5头，车5辆，驿兵20人，驿夫5人。
　　嘉峪关是明代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冲。每年从西域来朝贡方国、部族或商队有70～80个之多，都须入关进入中原。关两只有道路一条，出口经大草滩、双井子堡、回回堡、赤金峡、哈密等，进入西域，东去经安远寨、丁家坝到肃州，或经野麻湾堡、新城堡、果园到肃州两条道。嘉峪关曾出现过“远人熏化来，款关无虚夕”和“洪散入版图，五十余属国”[15]的景象。
　　中亚行旅对关塞有以下一段记载：“近关处有连山(指祁连山)，崎岖危险，不通行人。仅此一隘，可以通行。国王(指明廷)遣兵驻之。商贾至者，皆须报告运载何物，自何方来，人数若干。报完后，王之卫士，日间则举烟，夜间则纵火以为号。传至另一望塔(指烽火台)，以次沿途传而至王都。传报迅速，不数时即可竣事，若用他法，则或须数日之久也，王亦举烟火以回答。商人或全许入境，或仅半数，或全不许入境也。若许入境，则由关隘起身后，皆有引路人指导前行，每日有站可停。站中衣食之价皆甚廉平。”[16]由此可见关守之严格了。
　　西域各地和各国使团、商队、僧侣、游人以及明廷出使各国的使节、使团来往不绝，相望于道。嘉峪关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关口，接待任务十分繁重。以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8月26日)为例：帖木儿帝国国王弥儿柴沙哈鲁，遣沙的火者，率其儿子亲王，即弥儿柴贝桑格儿算端阿合马、火都盖耶素丁为随员，前往明都北京任大使，到达嘉峪关。当日验证接待的使者、商人共510人。随员火者盖耶素丁遵王命，记载沿途情形，并写成《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书中记载了当日嘉峪驿驻守官员宴请使者的盛况：“八月二十六日(公历)驻守边境将士宴请使者。所食丰羊美，几比王侯。大使皆坐于将士之左手。契丹国以左手为尊，谓人心亦在左也。大使面前有两桌。第一桌上，置肉、鸡及干果等。第二桌上，置饼、糕、馒首及人工制成之花球。其原料皆为纸与丝绸，作工精致。其他客人面前，各有一桌。面前空中，悬有大鼓一具。鼓之前，有大会堂，满布锦旗及银磁制成之杯碟等。两旁有戏场，设备周密，扮演巧妙，有中国达官一人，起至各客座前，举杯劝酒。饮毕，自篮中取出人造花一朵，置于客之帽中。全亭自远望之，几如一玫瑰花坛也。有幼童，服华丽之衣侍酒。端送盆碟，碟中有榛、枣、胡桃、酸咸菜等。每样分别置于碟内。达官既劝酒后，侍童亦来，献碟于客，俾客可自由取碟中果实而食也。有童男衣妇人之服，面涂红白，演剧跳舞于客前。又有人扮诸兽，亦来舞跃。最巧妙者，为仙鹤一只，音乐作，则点其首，似知音者。其形与真无异，观者莫不赞赏。吾人第一次所见中国筵宴，可以称为盛会矣”。
　　三、边防驿道的开辟
　　明代的驿站有水马驿、递运所、急递铺三套机构，各司其事。水马驿设于京都以外交通要道，专为递运旅客，飞报军情；递运所是专门运送军需物资和贡品的运输系统；急递铺是专门传送官方文书的机构。
　　明代对驿制很重视。朱元璋称帝不久，即颁诏令，设置“各处水马站及递运所、急递铺。”[17]强调，“驿传所以传命而达四方之政，虽殊方绝域不可无也。”[17]同时，“以法治驿”，洪武二十六(公元1393年)颁布《应合给驿条例》，榜谕天下，大小官员“不得擅乘驿传船马，违者罪之”，执法也很严。违反规定，擅乘驿传者，一定治罪，就连驸马都尉欧阳伦走私茶叶，骚扰驿递，也被赐死。永乐时仍严法治驿，“惟机重务，以符验给驿，余并禁止。”[18](见图76)正统时，驿政出现了征收驿银，累害于民，敲诈勒索，营私舞弊等弊端。于是嘉靖、万历年间，对驿制进行了清理，促进了驿制的发展，驿道、驿站遍布全国。据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成书的《宇通志》记载，从太祖(朱元璋)开国到宣德(朱瞻基)67年间(公元1368～1435年)，为明代全盛时期，全国共设驿站1357处，约60里(30公里)至80里(40公里)置一驿，驿道总里程不下9万里(4.5万公里)。
　　西安府通往边防的主要驿道有四条：一条是西安府至甘州府的甘凉大边驿道，即丝路干道长2645里(1322.5公里)，再西400里(200公里)达肃州卫，再西可达西域；一条是西安府通往庆阳府的大边驿道；一条是西安府通往固原镇的驿道；一条是兰州通往西宁的驿道。
　　西安府至甘州大边驿道，由西安府治东南的京兆驿出发，经咸阳渭水驿西北行，经店张马驿至乾州威胜驿，再西北行，经永寿县永安驿、邠州新平驿至长武县宜禄驿。驿道至长武县后，向北分出一条支路，60里(30公里)至宁州东南境的政平驿，西北行经宁州城内的彭原马驿、合水县境的华池驿，达于庆阳府城内的弘化驿，然后经环县、灵州至宁夏镇；由长武西去，80里(40公里)至泾州东60里(30公里)的瓦云驿，又西50里(25公里)至泾州城内的安定驿，再西60里(30公里)至镇原县东南90里(45公里)的白水驿，复西70里(35公里)至平凉府城内的高平驿。驿道至平凉府后，分出一支折北行，经瓦亭驿至固原州城内的永宁驿。
　　从平凉府西行的西安府到甘州府大边驿道，经隆德、静宁、会宁、安定(今定西)、金县(今榆中)至兰州。然后，沿甘凉大边线路西北行。东起兰州，经沙井、苦水、靖边(今甘肃古浪)至凉州(今甘肃武威)。凉州北行经三岔、黑水等14个驿站，820里(410公里)至镇番卫(今甘肃民勤)。凉州西行，经怀远、沙河、永昌、水泉、石峡、新河、山丹至甘州。西安府至甘州的大边驿道上的驿站还兼有政治、军事、商业贸易等各种作用。
　　甘凉驿道继续西行，从甘州出发，过沙河、抚彝、黑泉、深沟、临水、肃州共17个驿站，465里(232.5公里)至嘉峪关的嘉峪驿。这段驿道属甘凉大边线路的一段，总长1750里(875公里)，共设31个驿站。
　　宁夏大边驿道，东起定边营(今定边县)，经花马池、兴武营、清水营、红山堡、横城至银川过黄河，全长360里(180公里)。由宁夏城(今银川)出发向南，经叶盛堡、曲沟堡、广武、石空寺、中卫、长流水、甘塘水、营盘水，再40里(20公里)入甘肃的青崖子，然后经一条山、打拉牌、沙河井、山字墩、水阜河至金城，全长1120里(560公里)。
　　固原大边驿道，由盐池和定边交界的饶阳起，东入陕西榆林，和延绥大边相接，长628里(314公里)，西经同心、靖远、金城和甘凉大边驿道相接，长962里(481公里)。
　　西宁大边驿道，自庄浪(今永登)西南行，40里(20公里)通远驿，60里(30公里)塘坊，20里(10公里)大通河桥驿，渡大通河西行50里(25公里)水沟驿，西南行40里(20公里)至老鸦驿，西行50里(25公里)碾伯嘉顺驿，60里(30公里)平稳驿，西行40里(20公里)到小峡，30里(15公里)至西宁卫，总长390里(195公里)。
　　在《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记载了肃州至北京沿途驿站的情形：“由肃州至汗八里(即北京)全途驿馆，共有九十九所。每晚不独赐给饭食，并有役人、床铺、被褥等供用也。各驿内，有马驴四五十匹，皆毕饰，以备旅客之用。又轿车五六十辆，每辆需十二人荷之，始得行。管马之幼童，名拔夫(即马夫)；管驴者，谓之驴夫；管车者谓之车夫……各驿皆有羊、鹅、鸡、米、面、蜜、酒、醴、蒜、盐、葱、菜蔬以供食。每至一城，大使等皆蒙赐宴。政厅所在地曰都森，宴会皆在该处举行。宴会时，辄虚设皇帝宝座于厅内。座前有帘帐，障蔽宝座。座前地上，有毯铺地，极为华丽。中国官吏及大使，皆坐毯上。其余诸人，则排列而立于后”。
　　四、沿长城九边线路上的军粮运输
　　明代沿九边十一镇，长约1.34万里(约6700公里)，全线配备防守官兵97.66万人。明长城各镇管辖范围和官兵名额时有变化，边防人马配备数额随其形势需要也有增有减。长城沿边驻扎这么多的官兵，吃、穿、用、行、军事装备数量就很大，于是促进了沿边军事运输的迅速发展。
　　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宁夏镇共编制马步军7.03万多人，年需调入军粮13万余石，固原镇驻军3.36万多人，年需调入军粮22万多石。这就是说，每年从陕西布政使司调入军粮总计35万石。《皇明九边考》说：“本州(固原州)发用军饷，原系陕西所属州、县起运粮草”。使用的这输工具，《明史·食货志》说是“九边之地，输粮大率以车”，所以西安府经平凉府通往陕西镇、宁夏镇的道路是能通行车马的大车道。
　　榆林有输粮于边的粮道。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九月，巡抚都御吏余子俊上疏：“寇自成化五年以来，相继犯边，累次调兵战守，陕西、山西、河南供馈浩繁”。其中晋地(今山西省)输粮道是晋北的粮食由保德州过黄河入府谷县，再沿长城内的军道运往神木、榆林，称为“北路粮道”；晋中的粮食由汾州经永宁州过黄河运入吴堡县，再由吴堡经绥德州，米脂县运抵榆林镇，称为“中路粮道”；晋南的粮食由山西河津运入陕西韩城，然后北运，称为“南路粮道”。
　　安边营至庆阳府也有一粮道，自旧安边营南行，穿过“大边”，经三山堡，饶阳水堡南去环县(在今甘肃省)，然后到达庆阳府。饶阳水堡位于榆林镇(今陕西省)和宁夏镇辖地接界处，二镇边事，均有环、庆驻军治理。陕西都指挥使司在此设仓储粮，以备当地驻军和过境军需。饶阳水堡“设在腹里，东抵三山堡，西南抵固原红德城，北抵定边营，有‘大边’可倚，唯聚粮饷以备本镇并邻镇固原、花马池(宁夏后卫)往来主客兵马支用。”[19]
　　宁夏镇每年由陕西布政使司调入军粮13.34万石，草16.12万多束(捆)，本镇军事屯垦自给军粮17.60万石，饲草23.02万束。固原镇每年由陕西布政使司调入军粮22.55万石，草28.32多万束。总计军粮53万余石，饲草67万余束。仅此两项，已经超过民用大宗货物的食盐运量(最高时69万石)，其余30余万石军粮系由“陕西所属各州县起运”。此外，还有军衣、军械。如遇重要军事所需，修筑长城，军事物资的运量又比平时多出数倍，所以，宁夏镇长城内侧的道路运输十分繁忙。“宁夏镇至花马池三百余里，运粮者循边而行，骡驮、车挽、昼夜不绝。”[20]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仅七、八两月，就从宁夏平原沿长城内侧运往花马池的麦豆即达2.6万石之多。
　　洪武末年，河西走廊甘凉大边沿线驻军3.55万人，年需军粮12.78万石(每石按75公斤计算，约958.5万多公斤)。即使屯田有了收益，也不能完全自给，也有部分军粮从陕西等地运入。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甘肃镇有屯粮21.34万石，还岁派军粮31.66多万石，每年都要从陕西关中地区调运大批粮食往甘州、凉州、山丹、永昌各卫。虽然早在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军士就下屯耕种，但到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仍然是“供给粮储惟借内地转运。”[21]永乐时，河东巩昌、临洮府运粮到甘州民夫，“皆陆行负荷及载以牛驴，中途民疲畜死，所输者少而所耗者多。”[22]洪武时“旧例边储皆收盐粮及趱运供凉州卫，商人运米二斗至仓，官给盐一引。”[21]宣德以后，军屯破坏，屯地抛荒，屯粮锐减，“屯运不足，渐取于民运。民运不足，又仰给于京运。”[23]各边“京运”(太仓库银)有固定数额，又叫“年例”。京运始于正统年间，开始时数量不大，以后逐渐增多。弘治、正德间为43万两，其中宁夏4万两，延绥3万两，甘肃16万两。早在永乐初年，朱棣就准甘肃总兵朱晟之请，“无分官民，令于甘肃卫仓中纳淮浙盐粮。”[22]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甘肃镇纳盐引两淮67500引，两浙54680引，山东9840引，长芦17980引。京运63333两，是用于粮盐款的。两淮盐每引6钱，两浙盐4钱，山东盐1.5钱，长芦盐2.5钱。陕西省粮原价每石2.5钱，嘉靖初“每石八九钱”。这么大数量的盐引要从山东以及江南运入甘肃，运距更远，运输任务十分繁重。
　　明代，每年都要从陕西关中地区调运大批粮食，运往甘州、凉州、山丹、永昌各卫。起初，这些粮食的运输线路一般走平凉、隆德、兰州之路，要翻越六盘山的蝎晰岭，十分艰苦。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采纳了陕西参政杨善的建议，改走迭烈孙(今甘肃靖远县境内)黄河道即从开城县(今固原南开城乡)向西北，经固原、海原、干盐池至迭烈孙堡过黄河，然后至凉州、山丹、甘州等地。这条道路不但平坦易行，而且较原路近500里(250公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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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梁珍：《秦边纪略》
　　[5]刘胜：《秦备边四事》《五边典则》卷一五
　　[6]《太平寰宇记》引《十三州志》语
　　[7]后晋高居诲：《使于阗记》
　　[8]陶葆廉：《辛卯侍行记》
　　[9]《西天路竞》
　　[10]道宣：《释迦方志》
　　[11]《大明会典》
　　[12]《敦煌杂抄》
　　[13]《肃州新志》
　　[14]《周礼春官·大宗伯》
　　[15]徐养量：《嘉峪关漫记》
　　[16]《白斯拜克记土耳其游客之谈话》
　　[17]《洪武实录》
　　[18]《永乐实录》
　　[19]《边政考·要害》
　　[20]王琼《北虏事迹》载《金声玉振集》
　　[21]《明太祖实录》
　　[22]《明太宗实录》
　　[23]《明神宗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