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在位期间，厘定和充实驿站和驿运制度，实施“以法治驿”，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都起了很大作用。由于厘定和充实了驿道、驿站制度，使丝路交通畅通，商业运输又呈现繁荣。明代丝路运输主要包括茶、盐和域外贸易，以及救灾赈济物资运输等。
　　一、驿道、驿站和驿运制度
　　明代疆域，东北到鄂霍次克海和外兴安岭以北及鄂嫩河一带，北到大漠，西北到今新疆广西南到云南、西藏，南到南海诸岛，东到大海，包括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在这辽阔的疆域内，驿道和驿站纵横交错，星罗棋布。明代的驿运归兵部“车驾清吏司”，地方驿制各由“提刑按察使司”主管，既管粮储、屯田、驻军，又管驿运、水利、抚民等事务。州、县驿站设有驿丞，递运所设大使或副使，急递铺由州、县直接管理。驿运机构的建立和驿制的完善以及“以法治驿”的实施，对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月二十六，颁布诏令，兴驿、定驿律，经过不断修订补充，立法垂宪，奠定了明代驿制的基础。驿道和水陆驿站遍及全国。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在洪武年间就统管驿站1936处，驿道长14.38万里(7.19万公里)。以后经过整顿，到宣德年间还有驿站1357处，驿道总长9万里(4.5万公里)，还设急递铺1.5万所，特别是边疆地区驿制设施更加齐全。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这一线上，先后设置了“九边”，派兵驻守，形成了边防驿道，其中在西北同丝绸之路相连接，或相重线路就有4条：即宁夏、固原、甘凉、西宁大边驿道(见图77)，计长4220里(2110余公里)，沿路按40～60里(20～30公里)的间距设立驿站，并视运输任务的大小，地理位置情况，配备驿运设施和驿运人员，不少有驿站的地方还设有递运所、急递铺等机构。
　　丝绸之路沿线上的驿站，仅以陕西境内潼关至甘肃境内嘉峪关一段为例，其分布情况是：这段驿道长3500里(1750公里)，其中潼关至西安府间290里(145公里)，设6个驿站，7个递运所；西安府至长武县390里(195公里)，设7个驿站，8个递运所；从长武县至平凉府410里(205公里)，设6个驿站；平凉府至金城800里(400公里)，设11个驿站；从金城至嘉峪关1600里(800余公里)，设31个驿站。驿道还有烽燧信息联络设施，5里(2.5公里)一墩，10里(5公里)一大墩，30里(15公里)一堡城，又与县城、州(或府)城连为一线。墩即是烟墩。堡往往有城墙围绕，也称作城堡。有些堡内也有烽火台，把驻防和通讯结合起来。烽火台与烟墩都有兵卒昼夜守望。如遇急要事端或入关使节、商贾可及时按烽燧品位夜间点火，日间施烟，通报到县、州军事或行政机关，然后以同样方式回答。
　　驿站的驿舍建筑，颇似衙署，有厅堂、仪门、驻节堂、穿堂、后堂、鼓楼、厢户、耳房、库房、厨房、马厩房等。沿边地区的驿站，筑有城池或堡寨，作为守御之用。驿站“铺陈管支，俱照马出办”。差使分上、中、下三等，马和铺陈亦分上、中、下三等，铺陈包括床褥、缎被、枕、席、帐、手巾、浴巾等生活用品。管理驿站的官员称“驿丞”，“典邮传迎送之事。凡舟车、夫马、稟糗、庖馔、绸帐，视使客之品秋，仆夫之多寡，而谨供应之。”[1]驿夫，也称驿卒，包括马夫、水夫、轿夫、车夫、驴夫、馆夫、厨夫、门夫、库夫、斗级等等，各司其职。其中的斗级是负责仓库保卫工作的，还有防夫主管驿站安全，分工和职责之范围与军队管理无异。凡重要驿站，配备马80匹、60匹、30匹不等，一般驿站配备马20匹、10匹、5匹不等。还配备转运的车辆、牛、驴等。有的递运所转运任务大，配备的牛、车就很多，如陕西潼关递运所、华阴递运所、罗文桥递运所各有牛200头。沿边递运所，有的全由军卒充役。以宁夏沿边驿道上从事驿运的军卒为例，即达1600人。
　　还有担负特殊任务的驿站。为了加强与西藏的交往，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在甘州——西宁两卫间设置驿站。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又派杨三保入藏，“与阐教、护教、赞善三王及川卜、川藏等，共修驿站，诸未复者尽复之，自是道路毕通，使臣往还数万里，无虑寇盗矣。”[1]这样，西藏地方的官、僧及商贾，就可经今青海，甘肃进入甘州或东至西安府再东去京师，或西去肃州，再西去西域诸地。
　　明代，对使用驿站设施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不仅规定了范围，而且有期限的要求。如使驿规定：赍擎诏旨及奉旨差遣者；亲王进袭奉贺及差奏事者；各蕃属使臣之进贺及回国者；文武百官到任在千五百里以上者；职官病故，其尸体及家属回乡者等。上述人员使驿者凭“符信”(凭证)，并经各地官府验办方可使用驿站设备。期限要求，如甘肃境内的秦州卫到北京3320里(1660公里)，经55个驿站，限110天到达。
　　二、丝路运输
　　明代，西北边疆驻军的军粮统筹调运任务繁重，对丝路运输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到明朝中期，商品经济和商业运输有很大的发展，其中官营商销运输的货源主要有盐、茶叶、丝、绸、布和部分手工业产品。在中西贸易方面，明王朝对西方人给予许多优惠政策，因此，通过丝绸之路出入的商品数量仍然很大。
　　明代，在中亚和欧洲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原和西域等地也因商品生产的发展，出现了遍及各地的各类商品市场，有力地促进了商品交换。就西北而言，兰州、银川、西安府，还有甘肃的河州、凉州、肃州、新疆的哈密、火州、吐鲁番、别失八里、于阗、柳城、叶尔羌等地，都出现了经济贸易或物资交换市场，是西北各民族贸易中心所在地。这些市场的出现，促进了商品交换，商业运输尤其茶叶运输随之繁忙起来。
　　茶叶是丝路运输的主要物资。“茶也者，东南所有，西北所无。”[2]“川陕四路所出茶比东南十不及一。”[3]“茶马互市”所销茶叶，除陕西紫阳茶运距较近外，其余产于湖南的茯茶、四川的砖茶、云南的沱茶运距都很远，多从各路运至汉中，经西安、天水、再运至平凉、兰州、临夏、西宁、张掖及今新疆等地销售。洪武、永乐年间，仅今甘肃境内的4个茶马司岁运茶50万公斤。运往新疆、甘肃、青海、宁夏的茶叶，多以铁木大车、皮筏等工具转运，也有驮运。明初，川陕(今四川、陕西汉中)茶从汉中、雅州和沪州运入。军夫挑运每挑约20公斤，如“四川运茶八十四万三千零六十斤至陕西界，陕西倩军人运各司，用军夫二万一千零七十余名。”[4]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召川陕商纳米中茶运，交茶司40％，商人自有60％。弘治十六年(公元1504年)订商人买引运茶交茶司三分之一。正德时，以一半给商人作运价自卖，一半为官茶入库，沿以为例。汉川茶少价高，湖南茶多价低，商人持文凭多贩私茶。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规定先运汉茶，后湖茶。以汉湖茶并行，官茶商茶同市。虽定先开官茶后商茶办法，但“茶司居民，窃易蕃马以待商贩，岁无虚日。”[5]上等马匹尽归商人，茶司只能得其中下。召商中茶，“商私课茶悉聚于三茶司(洮州、河州、西宁)”。平均每年运输官、商茶约50万公斤。由于西宁茶马司的贡马与增纳马多，商人领引亦多，“西司只在五千上下”[6]，约25万斤。西北茶贵而马价廉，由于茶叶绕道转运，路途遥远，运费高昂且费时又费事。
　　食盐是明代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制定盐法，课以重税，限制运输，指定销区，成为地方官府的定制。军用盐引，源于延绥、宁夏、固原、甘肃四边纳两浙、两淮、山东、长芦等地，所产之盐，运距更加遥远；民用盐引，主要来源于宁夏惠安堡、花马池的池盐；青海、新疆的青盐和蒙盐，还有甘肃漳县、礼县的井盐。食盐是一项大宗货物，是丝路运输的又一主要物资。食盐运输主要靠畜驮和人背，还有车拉、骆驼、马、驴等驮畜。
　　经丝绸之路沿线各地区的商业贸易也较前兴旺。互市的货物增多，不仅局限于丝、茶、盐、马等，铁器、布匹、毛皮、烟丝等日用品也日益增多，所以手工业产品的运输量也加大，从事贸易和运输者的“商帮”出现，少则几百多则数千的骆驼和骡马。明代有山西帮、山东帮、陕西帮等，还有到蒙古、莫斯科的商队叫“骆驼帮”。丝绸之路沿线的今洛阳、潼关、西安、兰州、银川、西宁和武威、哈密等地商帮活动也随着东西贸易的发展，商队络绎不绝，“商旅往来，轮轴辐辏，盛极一时。”[7]据今甘肃靖远县境内石门黄河渡口处一座碑铭记载，过往黄河渡口的商贾涉及到山陕两省七府、三州、三十余县的商号，多达180余家。索桥南十余里的哈斯吉(蒙语为“玉”之意)一地，过往山陕货物云集在此，有大车店18处，仅店费就“日收斗金”。据明人吕大用的《建设水泉堡碑记》载：“边商之飞星运转，边商之蚁攘蜂熙，咸予此假道托宿，迎送奔驰者苦无宁日”。当时的凉州城(今甘肃武威)既是贸易集散中心，又是中转站，有些货物由凉州中转西去出嘉峪关运往西域各地。民间流传有“拉不完的西安，填不满的凉州”来形容贸易集散的庞大。经丝绸之路沿线的运输量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经丝绸之路沿线的贡道运输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由西域入嘉峪关，经甘凉大边驿道进入中原。另一条是从西藏拉萨出发，经柴达木西路穿越河西到京城，或经西宁、兰州进入中原。还有一部分贡队，常由玉树出洮岷道进入中原。贡队通行的季节，为避免内地夏季高温暑热和多雨泥泞的困难，多在秋季就道，冬季入贡。如《宣德实录》记载的25次西藏贡队到达时间24次，其中9月2次，10月6次，11月4次，12月11次，3月1次，贡使多在10至12月之间。经哈密，入嘉峪关东运的货物有马、驼、玉石、刀、兽、皮、珊瑚、琥珀、金钢钻之类。出嘉峪关，西运的货物主要有丝绸、茶叶、大黄、麝香、珍珠、瓷器、棉花、棉布、夏布、颜料、纸张、砂糖、干姜、药饵、乌梅、皂白矾、花毯、果品等。
　　赈济运输，系指经过丝绸之路运往新疆的救灾赈济物资。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六月，哈密忠顺王母累奏：“为癿加思兰所侵，禾苗无种，乞赐赈济。”[8]明廷当即“给哈密大小麦种子一百石。”[8]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正月，哈密遭遇荒年，民众缺衣少穿，没有粮食、种子，度日困难。哈密遣使通款，乞衣、粮、种子。巡抚右副御史朱英等，因情况紧急，“恐奏报延久，不能猝济，已发布三百匹、粮五百石赈之。”[8]对因灾荒而流入内地的西域民众，明廷也给予妥善安置。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是时哈密已大残，余众千余人走入塞。守臣抚存之，岁给耕种，多五百石，少百石。”[9]这些救济物资从陕、甘一带启运，或车载、或畜驮，经长途跋涉，千里迢迢，运到哈密，并及时送到灾民手中。这说明，明代新疆各族人民与汉族地区的民众交往是频繁的、友谊是深厚的。
　　参考文献
　　[1]《明史·职官志》
　　[2]《文献通考》
　　[3]《宋史·食货志》
　　[4]明《名臣奏议》
　　[5]《明史·食货志四》
　　[6]《西宁府新志》
　　[7]《靖远县新志》
　　[8]《明宪宗实录》
　　[9]《玄览堂丛书》续编《荒徼通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