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尤其明朝前期，在丝绸之路沿线进行的中西文化交流，其地域跨及亚、欧、非三大洲。交流的内容也十分广泛，大凡有自然科学、哲学、医学、天文、历法、绘画艺术、体育、音乐、造纸、印刷术等等，促进了中西方文明社会的发展。
　　一、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化交流
　　明代，沿丝绸之路进行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容，明初主要有：历法冠服科举制度的颁给、图书乐器度量衡的赠予、风俗宗教的崇扬、建筑绘画雕刻的流传和奇异植物的采集移植等。还有阿拉伯的科学，印度的哲学以及其他国家的艺术，都为中国人民所喜好。
　　中国与阿拉伯的文化交流很广泛，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中国造纸术、炼丹术、脉术以及指南针、火药等技术的流传。而阿拉伯对中国影响最大是天文、历法、医学和伊斯兰教，特别是“回回万年历”等。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在设立明朝传统的司天监的同时，又设有回回司天监，监中又设“回回历法科”。因此，中国天文历法受阿拉伯影响长达400年之久。阿拉伯医学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阿拉伯的药材、医学和外科手术也传入中国。明朝大医学家李时珍，在他所著的《本草纲目》里就收进了很多阿拉伯药物和治疗方法。
　　明代，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也有发展。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罗盘等都经阿拉伯相继传入欧洲。造纸术初传撒马儿罕，在撒马儿罕的贸易输出中，纸张跃居第一位，后传入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纸张长期流行欧洲各地，享有很高声誉。宋元之间，中国盛行纸牌。14世纪末叶以后，欧洲也流行印刷的纸牌。欧洲最初印刷的书籍也是雕版，印刷、装订都与中国相同。直到公元1450年左右，谷堡才将木活字改为金属活字，从而加快了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自从印刷术传入欧洲，书籍印刷大大加快。公元1466年，意大利首先建立了印刷厂，对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德国宗教改革发生了很大影响。欧洲国家也争相翻译李时珍著的《本草纲目》。中国的炼丹术也传入了欧洲，15世纪末叶霍思海姆的巴拉塞尔修斯有一句名言：“金丹术的宗旨不是冶炼黄金，而在于为人类疾患研制药品”。13世纪后期，欧洲人从阿拉伯人书籍中获得了火药的知识。到了14世纪初期，欧洲在对伊斯兰教国家的战争中开始制造和使用火药，火器等方法。
　　二、丝绸之路上过往的传教士
　　明代，沿丝绸之路进行经济贸易和物资交流虽然不断，宗教文化交往和文化使者、传教士却大大减少了，丝绸之路沿线宗教文化的交流呈衰落趋势。
　　明朝对佛教，采取了大力扶植政策。据《明史》的粗略统计，封法王的就有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大善法王、大庆法王、大德法王等等。封王的又有阐化王、赞善王、护教王、阐教王、辅教王等等。封为灌顶国师、国师者那就更多了。这是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为善”的宗教政策的具体体现。其中同丝绸之路沿线相联系的是西藏上层宗教人士，通过丝绸之路与明朝的往来。释加由失曾两次到北京。第一次是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他代表宗喀巴大师赴京传法，明成祖封他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他二次赴京，宣宗封他为“大慈法王”。后来他又到蒙古等地弘扬黄教，“是黄教传布内地之始。”[1]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蒙古土默特部在俺答汗的率领下西入青海，明廷无力阻止，只好采用和解办法，并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封俺答汗为顺义王。但仍无休兵之意。所以，又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应甘肃巡抚侯东莱的邀请，到了甘州与侯东莱会晤。索南嘉措从甘州给明朝的宰辅张居正写信并送礼物。信中说：“有阁下吩付顺义王早早回家，我就吩付他回去。”[2]索南嘉措根据明朝皇帝的意图，办了一件明朝皇帝办不到的好事，即由索南嘉措吩咐俺答汗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率大部返回内蒙古土默特部。索南嘉措跟随俺答汗去内蒙古讲经说法，把黄教传播到内蒙古。当时的蒙古人还大部分信仰萨满教，有夫死妻殉葬的残酷风俗，还有给死者宰杀很多驼马以作祭祀的习惯。索南嘉措劝导俺答汗废除了这些风俗习惯，受到了蒙古人的敬仰。抛弃萨满教改信黄教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明代经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传教的葡萄牙人鄂本笃，是耶稣教会神甫。公元1603年，他从莫卧儿的腊和儿(今巴基斯坦拉合尔)起程，扮成亚美尼亚商人，起名“伊色阿伯德拉”(意即耶稣天主的仆人)，与中国喀什做生意的商人500多人结伴同行。经白沙瓦到“百货荟萃，商贸云集”的可不里(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鄂本笃在这里又同从麦加朝圣的喀什王的妹妹结伴东行，向北越兴都库什山，东北向过葱岭，经塔什库尔干，到了“商贾如鲫，百货交汇”的叶尔羌。在叶尔羌鄂本笃又加入一个既有护照又以叶尔羌王代表身份的商队共172人。鄂本笃将货物换成玉石东运。公元1604年，这个商队从叶尔羌起程，向东北经阿克苏、库车到焉耆，后经吐鲁番。于1605年10月17日到达哈密。在哈密住了一个月，又“由哈密行九日，抵支那北方之长城。此城世界著名。停留处曰嘉峪关。在此休息二十五日，以待是省总督之回音，可否入。至后总督复音许入，于是起身。行一日而抵肃州，在此闻得北京及其以前所知各地名。至是时，鄂本笃心中最后怀疑始全去，契丹即支那，同地而异名而已。”[3]
　　鄂本笃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十二月初至达嘉峪关，年底到肃州。鄂氏由于路途寒苦，备受艰辛，到肃州不久卧病不起，便派随行人约翰·肥的南德前往北京。肥的南德于公元1606年12月12日离北京，翌年3月底返回肃州。后11日，也就是公元1607年4月11日，鄂本笃病逝于肃州，终年45岁。“回教人欲以回教礼法，葬鄂尸骸。肥的南德拒之，而自葬之于适当地点，俾以后可以重寻之也，亦撒克及肥的南德二人，无祈祷书在身侧，故送棺车时，一心数念珠祈祷而已。”[3]以后，北京耶稣会舶利玛窦等人，根据鄂本笃的日记及其伙伴亦撒克的回忆，写成了《鄂本笃访契丹记》一书。
　　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的甘州，是明代进行商业贸易的大城市，哈密“前后所遣使臣，往往于甘州延住或三年或五年者有之”[4]；也是宗教活动的盛地。“甘州城内，有佛寺一所，方五百骨尺。寺中有卧佛一尊，长五十步，足底长九步，足附周二十一骨尺。像后及头上，别有佛像多尊，高皆一骨尺。又有佛教中以前比丘僧之像，大小与生时相同，雕塑工夫精致，故诸像绵与活人无异。近墙处，亦有像多尊，雕塑完美。大卧佛(卧佛乃释迦牟尼涅槃之像也)有一手，枕于头上。又一手置股上。全身以金涂之，名曰释迦牟尼佛。四周人民，皆来至像前礼拜(见图81)。……同城内，又有一寺，香火之盛，亦与此寺相同。城中又有八角形塔一座，由顶至底，共十五层，回教徒称之曰天球。每层外有廊道，内有房间。房皆契丹漆傅之，光彩鲜明。塔底有魑魅魍魉之像，塔基即负在诸像之肩上。全塔皆以光木构成，木之外面涂金。工作巧妙，故人视之，几如全体皆金也。下有地窖。长铁柱一，自底至顶，贯穿塔之中央。柱底置于铁板穴中。其上端，则负全塔之重量。人立地窖中，稍用力即可将全塔旋转也。世界木匠、铁匠及漆匠，欲自己职业兴隆者，皆不可不来此考察研究也。”[5]这些都是对明代甘州宗教盛地的真实记述。
　　参考文献
　　[1]《明史·西域传》
　　[2]《西藏民族政教史》
　　[3]《鄂本笃契丹访问记》
　　[4]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
　　[5]《沙哈鲁遣使中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