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左宗棠①出任陕甘总督以后，为了沟通中原同西北的交通，保证清廷进军新疆的运输需要，曾动员沿路民众和官兵整修官马西道，即丝绸之路东段和中段的部分线路。同时，还在沿线组织合理运输、发展道路运输业，对促进西北地区道路交通的发展和巩固边防、抗击列强侵略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左宗棠倡修道路和整修官马西道
　　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以后，提倡民众修治道路，尤其对官马西道及与此相接的支线驿道，也动员民众或组织官兵进行整修，从而构成了以官马西道为主线的驿道网。驿道网络经过整修后畅通，运输条件得到改善，不仅对西北道路交通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而且使丝绸之路再度起到了沟通中原同边疆，乃至中亚的作用。
　　(一)官马西道的重点整修 官马西道是清朝京都和中原腹地通往西北边陲的交通大道，也是清代沿袭明代北京、西安府、甘州间驿道线路而形成的官马大道。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左宗棠出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后，进军新疆所需用的军火、军装和军粮、银饷等，主要由上海和东南及中原有关省、区先运到陕西、甘肃，再转运到新疆各地。因此，整修官马西道成为陕西、甘肃、新疆地方官府的重要任务，其中甘肃和新疆境内的整修任务最大、工程最为艰巨。
　　陕西行省内路段的整修 官马西道由风陵渡跨黄河进入陕西以后，道路虽属平直，但路面很差，尤其是西安至潼关间的华州路段，雨后积水，道路泥泞，路害严重，人马难行，地方官府和官兵在沿路铺垫砂土，改善通行条件，在西安府潼关厅一段沿途路面一律用筛细的黄土铺垫，并仿照秦汉“御道之制”，在沿途设驿置铺，随地形和道路的要求不同，拓宽路基，最宽处达10～15米左右，不仅使畜力车通行无阻，还为后来兴修公路奠定了基础。
　　甘肃行省内路段的整修 官马西道在甘肃境内长约3400余里(1700余公里)，其中兰州以东和兰州以西至古浪路段，线型复杂，路况较差，崇山峻岭，沟深坡陡，平凉至兰州路段，系黄土高原的山洪冲刷地带，洪水泛滥，道路时常阻塞。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左宗棠组织沿路民众和驻军，对平凉至兰州，兰州至平番(今永登县)两段驿道进行整治，凿山开道，沟河架桥及其改善、改线工程，如平凉三关口，高峰突起，驿道从山上越过，异常危险，便在山脚下开辟一条新路，长约20里(10公里)。越过三关口沿泾河走向，遇有河水猛涨时就冲断驿道，便从蒿店至瓦亭，另筑石块路面长40里(20余公里)；六盘山山高路陡，行路危险，于是在上下坡的两端，按车行标准修路20里(10余公里)；翟所至会宁县城一段，河沟弯曲，俗称“七十二道脚不干”，原路不能利用，则修新路长44里(22公里)；从会宁到安定(今定西县)间也是险阻路段，都一概整治平实；兰州以西到平番县(今永登县)境内的烂泥湾地带，是整修陕甘新驿道中工程最艰巨的一段，填筑块石，铺筑碎石路面，治理了路基泛浆和烂泥路段。经过整修的这条干线驿道，保证了畅通，被称为“左公大道”，即丝路东段陇右、河西道部分线路。据考证，为确保驿道畅通，在整修路基、路面的同时，还整修了一部分桥梁，仅在今甘肃境内就修建石拱、砖拱等类型的桥梁80余座。其中在泾川境内修建桥梁9座，平凉境内29座，固原境内10座，会宁境内19座，安定境内8座，金县境内3座，皋兰县木桥1座，平番县石桥1座。在会宁县的两座桥上，还有左宗棠的亲笔题词，一座是青家驿东倒回沟的“利济桥”、一座是青家驿西尚家湾的“履顺桥”。巩昌府知府王廷赞，曾调动民工在安定县境内宋家沟修建了一座桥，人称“王公桥”，后因多年失修而不能畅通，左宗棠命地方官府加固整修，后改为“永定桥”。比较有名的还有泾川境内汭河上的“活动桥”，定西境内宋家沟的砖拱桥，永登境内庄浪河上的石桥等。同时，对兰州黄河浮桥也进行了修葺，曾议定修建黄河铁桥，但因外商索价过高而未成。
　　新疆行省内路段的整修 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陕甘总督左宗棠率领清军7万余众，浩浩荡荡地进军新疆，并在境内一边进军，一边整修驿道。从哈密到巴里坤，要翻越36盘天山山脊。左宗棠命部下张曜在此凿平险阻路段，主要工程是降低坡度，立石贯木，围绕36盘装设扶栏，经整修后的路面，宽5米左右，左宗棠为纪念这段工程而作《天山扶栏铭》云：“准其化险贻之安，嵩武上将惟桓桓，利有攸住万口欢”。
　　从哈密到吐鲁番的了墩至七克腾木(鄯善东)段，有南北两线，南线是官路，经过三间房和十三间房路段，一遇大风则飞砂走石，时有人马被刮走之险。北线经一碗泉、七角井和西盐池等地，虽是小路，可以避过风区，但沿途无住房，行人无处食宿，清军部将刘锦棠率部进军时，把南路台站移到北路，添建房屋，供应饮食草料。
　　达坂城地处天山南北孔道，山路绝陡，车常折轮，驼常失足，清军通过时，辟修了新路。从托克逊到喀刺沙尔(今新疆焉耆)，要经过苏巴直山口、山径曲折，有83里(41.5公里)长的路段，是南北八城的咽喉，其中，苏巴什驿往南80里(40公里)到阿哈布隘口，即唐书所云：“银山道”，两峰壁立，积石峻峰，一径羊肠，下临无际，车驮经过，辄有意外之虞，清军就在这里“追幽凿险，化险为夷”。
　　在喀剌沙尔的清水河以西有泥泞碱滩4～6里(2～3公里)，行路十分艰难，清军通过时，一律填渣筑路，以利通行。进疆清军途经汉代称轮台的布古尔东4～6里(2～3公里)处，有一大河，原有一苇桥十分危险，清军即将危桥修筑完善，使人马辎重顺利通过。
　　左宗棠率清军，从中原进驻新疆的过程中，对陕西、甘肃、新疆行省境内官马西道上的险要路段进行整修，修建、改建桥梁，使这条干线驿道的通行条件大大改善，并使清军顺利地到达新疆边陲地带，这不仅对这条大道的畅通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新疆沿边地区道路交通的发展和边防线的巩固也有重要作用。
　　(二)置驿设卡 加强管理 左宗棠在倡修道路，整修驿道的同时，对道路运输安全也十分重视，在沿官马西道一线，一般按30～50里(15～25公里)的距离设置驿站1处，并按“五里筑一小墩，十里筑一大墩”的要求，设立“官路”里程标记，自陕西境内至兰州府，直至新疆伊犁，沿路“五里一卡、十里一哨，百里一营”[1]配驻了护路官兵，并在沿路每10里(5公里)建兵房3间，旗杆台一，土墩五；标明里程者为大墩，“卡”为一小墩。“十里一哨，百里一营”，是当时驻军防护交通线路的设施。
　　(三)植树造林 绿化驿道 左宗棠在指挥筑路建桥时，十分重视路旁植树。在他统率的楚、湘军所到之处，都组织沿线军民就地植树造林，要求驿道两旁种1～2行或4～5行榆柳或白杨树，人称“左公柳”。路旁植树的作用是稳固路基，限戎马之行，保护农禾，供行旅阴凉。据《左文襄公在西北》记载，清军和沿路民众在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长600余里(300多公里)的驿道上，历年种活的各种树木就有26.4万余株，自泾州以西到玉门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驿道两旁所种的杨柳，夏日青茂，夹道以伴行人，蔚为壮观(见图85)。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左宗棠的老部下杨昌濬奉命筹办清军后勤事务，沿官马西道到陕西长武以后，看到陕、甘境内驿道两旁，杨柳成行，绿树成荫，又听说是湖、湘军所栽，即景生情，遂吟诗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2]这首诗传诵到肃州大营(清军进疆前的大本营)一时成为美谈，左宗棠听后捋髯大笑。后人为保护这一成果，曾沿路布告：“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砍勿伐，左侯所植”，以此告诫人们倍加爱护。
　　二、组织合理运输发展道路运辅业
　　左宗棠出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以后，为解决从江浙和毗邻省、区往新疆运输军械及粮秣等物资供给问题，采取分段运输，合理使用运输工具和官办民营等办法，组织合理运输，充实和加强运输管理，发展了道路运输业。
　　清朝前期，在京师通往大西北官马西道上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主要有驿站。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至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间，为了适应军械和军粮等物资运输的需要，又在“官马西道”和同其相连接的主要驿道上设置了军台、营塘和转运局等机构，从而加强了道路运输事业，为动员民众从运、组织合理运输创造了条件。清军从潼关开始，由东而西，横亘陕、甘两省，一直到天山南北，沿途设置驿铺，车马齐备，随时供过往官员和从运者使用。官马西道在陕西西安的潼关，又有东通洛阳、郑州、开封，与官马南道相接的中原同西北连接的驿道。左宗棠督办陕甘以后，要求所辖官府在驿站内和驿道沿线增设“官店”和“货栈”、“客栈”等运输服务行业。在店、栈内修建房屋、置备柴草、供赶车的人、畜歇宿，还在沿途搭起了一些棚场，配备、储存了绳索、口袋、鞍屉等什物，并备请有木匠、铁匠等，以便及时修补，添制车驮，供给什物，解决了官兵转运和人、畜食宿以及日用品的供应等问题。同时，在清军驻扎集中的地方，还允许商贩在距营盘半里远的地方搭棚场、设店铺、做生意，所以有大批商贩随军做生意，称做“赶大营”，这是官马西道沿线道路运输管理的独特形式。当时，在横穿陕西、甘肃、新疆三行省官马西道沿途的官店、商棚随处可见。为了组织运输工具，合理配置货源，加强运输物资调配工作，陕甘总督还在官马西道上设置了陕甘后路粮台、襄阳水路“转运局”、荆紫关“陆运分局”和潼关“转运局”等机构，加强了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以后，深感加快转运速度之难。他在给清廷上奏筹粮问题的奏折中称：“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3]于是根据西北大部分地区道路要穿越沙漠戈壁地带和人烟稀少的情况，按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习惯，充分调动农民从运的积极性，合理调配运输工具，采取分段运输的方法，大力组织短途运输，比较好地完成了军粮等物资运输任务。在组织运输的过程中，先把从上海、湖南、湖北等地运往新疆的物资，由长江、汉江等水运，经汉口、丹江运至河南浙川县荆紫关后，再改陆运，经龙驹寨(今陕西丹凤县)到西安府，或自湖北省襄阳改陆运，经南阳、洛阳、潼关等地运到西安，其中由潼关运进陕西的物资主要有饷银、军火和军装。由湖南、湖北运来的军粮，也由汉水运到陕西白水县夹河(甲水)口，利用夹河运至山阳县漫川关，再改陆运，经商县运到西安，或由汉水船运到洵阳县蜀河口再改陆运，经镇安、孝义厅(柞水县)等地运至西安；在四川筹集的军米，主要利用嘉陵江船运到陕西略阳，并在略阳设军米局，把集中到略阳的军米改陆运，经甘肃徽县、陕西凤县运至宝鸡，再顺渭水运到西安。在西安集中的军械、军装、军粮和军米由西安府组织陆运，沿官马西道经长武、泾州、平凉、兰州、凉州、甘州等地转运到肃州，再组织驮畜等运输工具(以骆驼为主)采取“层次节运”的方法陆运到新疆；在山西、内蒙古筹集的军粮，主要分两路进行转运：一路是在汾州(汾阳)和军渡设立采运局，把粮运到陕西吴堡，再运至绥德州；一路经内蒙古绥德厅(今呼和浩特市)转到托克托城，然后利用黄河船运到陕西吴堡或葭州，再改陆路运到绥德州。在绥德州集中的军粮，也采取“层次节运”的办法，逐段进行转运，“自绥德州起，每四、五十里为一局，得壮夫万人，可设二十局。由绥德州起到葮州(今陕西葮县)，不过五百里，每局五百人，每人米半斤，算钱六十文，盐菜钱三十文，计每人日需九十文，万人日需九百串。”[4]这就是左宗棠所说的运粮之法，即长运不如短远的实施办法。陕甘总督在陕西关中各地的转运局都是雇车、驮或人夫转运。在潼关厅至西安府间，既有挑夫、抬夫又有牛车载运，并对各种运输工具的载重也规定了标准，即每名挑夫或抬夫承挑或抬30公斤，来回运费每里给2.86钱银，双套牛车每辆承装300公斤，往返运费给28.7钱银。比平常承运商贸物资重量轻、运费多，如遇雨天，道路泥泞难行，可酌情减轻载重，途经草料昂贵的地方，运费酌加。运费支付办法，先由承办州、县垫付，每积10批，开单向指定地方领还。潼关直运西安府一段，归潼关厅承办。支配商车，限定按站计日到达，每日每辆马(骡)车给运费一两，每积10批由潼关厅报明车数，领价转发。这就是左宗棠的沿途依次接运法。
　　有报酬的组织民间运输，减轻农民负担。同治初年规定：在陕甘两行省设立车马局，承办兵差，令民众护粮摊车，陕、甘两行省的州、县官衙，一向有流差，即军营官员过境，州、县有供给车、驮的义务。左宗棠认为滥索和滥供，都对军需运输不利。因此，规定所有紧要流差均由官府拨款办理。同时，在办理军需运输时，官府与百姓交涉的运务事件中，主张官要吃亏，百姓负担要合理，用兵不扰民或少扰民，百姓因应付兵差吃了苦的要给以补偿，这样才能调动百姓的积极性，运输才能维持下去，并把这种作法称为“地丁合一”组织民众从运法。
　　三、合理使用运输工具和组织军粮运输
　　左宗棠认为，要保证把大量的军运物资很快地避进新疆，仅靠官营大车、骡马、骆驼驮运，困难是很多的，并清醒地认识到，“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之要着。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乎此。”[5]他经过细心盘算，进疆7万余兵众，若人均日食0.5公斤粮食，全军每天需耗粮3.5万公斤，年耗粮1277.5万公斤，这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在短期内将数千万公斤的粮食由关内运进新疆各地是很不容易的。同时，在短期内筹集这样巨大数量的军粮，在内地困难也是很大的，况且甘肃、新疆产粮很有限，必须从关内征购才能满足供应，因此，左宗棠把筹粮地区、粮运路线、运输工具等都作了精密部署，并对粮源进行了分析研究，决定从甘肃河西走廊甘、凉、肃三州和归绥、山西、陕西、四川、宁夏等地分头采购，再循丝绸之路运进新疆是比较快捷和经济合算的。于是，从河西走廊各地采购粮食990万公斤，再把采购到的粮食分南北两路用骆驼、牛车运抵肃州、安西储存，然后再驮运到哈密、巴里坤等地粮仓。在归绥、包头等地设立采粮分局，把筹集的300万公斤粮食，用骆驼经内蒙古等地运抵新疆各地。清军还在新疆的哈密、奇台、古城等地也存放了部分粮食。俄国旅游官吏索思诺齐斯基为获取利润，也主动提供粮食250万公斤，并将粮食由吉木乃运至新疆的古城，这批粮食由于运距相对而言较短，故粮价则低于国内。
　　左宗棠在军粮运输中，为了按期完成任务，对时间、费用和沿途人畜所需食、料问题，都进行了周密地筹划和细致的安排。他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利用关内、关外的不同条件，分析比较了各种运输工具的利弊，充分发挥了各种运输工具的作用。正如他在给朝廷奏疏中说：“多用骆驼负载是最合算的，每驼负载三百斤，日行六十里，在关内走，每天食料不过三斤，夜间可以放牧，不需草料，到了关外，可只给草不给料，如过于劳乏至多喂料一斤，另加一些食盐即可。一个驼夫同时可牵管五峰骆驼，每天口粮最经济。如按车运，从肃州、安西经哈密至巴里坤，二十四站，计程虽仅两千余里，但道路绵长，且多戈壁。车驮均需水草柴薪之便，憩息牧饮不能按站而行；中间人畜疲乏，又需停止养息，即催趱自促，断非三十余日不能到吧。计每骡一头日须啖料八斤，一车一夫，口食须两斤。兰州以西，料豆缺乏，喂养用青稞、大麦、粟从等充之；畜食之料，即人食之粮也，车行三十余日，计一车运载之粮，不过六百斤，两骡喂养，即耗五百数十斤，车夫口食，亦需七、八十斤，而车粮一罄，安有余粮达巴里坤乎，即达巴里坤，而车骡之喂养，车人三口食，又将安出?尚有何供军食乎?”[5]。根据运输道路分析，左宗棠采取关内以车载运为主，关外以骆驼驮运为主。用上述方法，把关内运往新疆的几千万斤粮秣和大量的军需物资及时运到新疆各地，保证了清军的后勤供应，为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四、倒给官贴组织民间运输
　　为了把大批军粮和军需物资从关内运往新疆，陕甘地方官府采取“倒给官贴”的办法，购买运输工具或低价把运输工具、牲畜卖给个人，专门从事军需运输，并派人到今内蒙古与蒙古国沿边地区购回骆驼600峰，在河西走廊的安西、新疆哈密、巴里坤、古城子间，使用官驼3000余峰，组织商驼万余峰，在肃州至古城子间，组织大车1000余辆；古城子至乌鲁木齐间，组织大车500余辆，官商骆驼3000余峰；巴里坤至七克腾木间，组织大车900余辆，驮骡200余头，吐鲁番至南疆间，组织大车300余辆，骆驼8000余峰，驮骡1000余头，承担军粮和军用物资运输任务。
　　为了争取时间，及时完成运输任务，根据不同路线，规定了行程和限期。如肃州至古城子运距为2640里(1320公里)，大车往返80天；古城子至迪化运距468余里(234余公里)，大车每月往返两趟半(即两个月往返五趟)；吐鲁番至达坂城200里(100余公里)，大车往返6天；从吐鲁番到巴里坤，运距330里(165公里)，要翻越天山，道路险阻，则用“节节短运”的办法承运。左宗棠认为“长运疲牲畜之力，且为日太久，稽核不能迅速，故短运为宜。”[6]从甘肃凉州经甘州、肃州、玉门、安西、然后进入新疆，沿途经沙漠、戈壁地区。西出安西，荒漠无垠，水草奇缺，饮水困难。面对这些困难，采取以驮为主，主张多用驮畜，少用大车，多用台车或雇用民车，少用官车，并把一些官车减价出售给百姓，指定购车者只能供用台车，如三套大车每辆成本白银164两，售价为130两；双套大车成本为118两，售价减为92两，从运者因售价便宜而买车，对车辆使用倍加爱护，对牲口饲养也十分耐心，比官运效益好。在人烟稀少地区长途运输，无论是官运或民运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运粮所经各驿站，储备粮料和杂物，由车户领用，在运价内扣回，此举虽赔钱，但运转速度较快。在运输方法上，左宗棠给清廷奏折说：“臣在肃与诸军集议，官军分起(起即批)，次第行走，必先将甘、凉采粮料，运存肃州，又由肃州出关运至玉门，然后头起开拔，至玉门又用其私驼转拔玉门存粮以赴安西。腾出官驮、官车，转运第二起军粮，而后第二起继进，余均照此办理。比抵达安西，作一停顿，又裹粮运进哈密，如此层递衔接，人畜之力，方稍舒展，而士气常新，可无意外之虑。”[7]分段转运与分批转运交替进行的方法(见图86)，对争取时间十分有利，不仅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合理的运输方式，而且对后人组织运输也是可资借鉴的经验。
　　左宗棠率清军出关进军新疆，由于运输问题解决得好，因而粮足食丰，兵强马壮，士气高昂，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收复了北疆失地，首战告捷，并于公元1878年，全部歼灭了阿古柏残余势力。清军取得这一胜利，除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以外，主要还在于军粮筹集、转运等后勤工作的保障。事实说明，后勤运输对取得战争的胜利至关重要，所谓“兵马未到，粮草先行”，这是战争胜利的关键，清军进疆，正是抓住了这一关键。人民群众在从运过程中的艰苦精神，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誓驱入侵之敌的英雄气概。同时，也显示了左宗棠治军和筹办运输的组织才能和策略。
　　①左宗棠(公元1812～1885年)，湖南湘阴人，清末举人，洋务派运动首领之一。1866年任陕甘总督，1875年督办新疆军务，率兵讨伐阿古柏，收复迪化(今乌鲁木齐)、和阗(今和田)等地，阻遏了英俄对新疆的侵略。1881年又先后任清廷军机大臣、两江督等。
　　参考文献
　　[1]杨建新《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486页
　　[2]秦翰才辑录《左宗棠逸事汇编》
　　[3]甘肃省公路交通史编写委员会《甘肃公路交通史》第一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37页
　　[4]陕西省交通史志编写委员会《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448～449页
　　[5]甘肃省公路交通史编写委员会《甘肃公路交通史》第一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38页
　　[6]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岳麓书社，1984年11月版
　　[7]甘肃省公路交通史编写委员会《甘肃公路交通史》第一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