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传播与丝路交通有着密切的联系。敦煌遗书的发现，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考古成果之一，遗书的传播是中华文化传播的组成部分，对名扬丝路交通起着重要作用。
　　一、敦煌遗书的发现及其来历
　　甘肃敦煌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早在西汉时期就已是中西道路交通总枢和总绾东西“华戎所交”的大都会。自前秦开始修凿的敦煌莫高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颗明珠。宋、元以后，随着全国政治中心和丝绸生产基地的南移以及海路交通的逐步开拓，丝绸之路中西通衢大道的作用降低，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原因，敦煌和莫高窟逐渐的不再为世人所瞩目。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六月，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大量文书被发现，这是20世纪中国考古成果之一，藏经洞内有十六国到北宋时期大量的经卷和文书，因而引起了官府和学术界人士的瞩目，并逐步被世人视为敦煌遗书、文书、瑰宝等。敦煌遗书发现后，立即成为帝国主义者窃取和掠夺的目标之一，使敦煌瑰宝遭到掠夺、窃取和破坏。随着大量经卷和文书的散失和流传到国外，又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震惊和轰动，使丝绸之路和位于甘肃最西端的偏僻小县敦煌，再度为世人所瞩目、举世所驰名。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现编号为第17窟)，珍藏了从公元4世纪至10世纪(即十六国至北宋)包括近10个朝代的各种文书、文物、经卷、画卷等4.7万余件(也有3万多件之说)，这些文物主要有用汉文、藏文、梵文、回鹘文、龟兹文书写的佛教经典和买卖契约，借贷典当文书以及文学、历史、天文、地理、历法、医学等内容的经卷、文书写本，还有雕版印本、绢画、刺绣、佛像等珍品。这批瑰宝自北宋初期(即公元976～983年)为避西夏之乱，封闭①在约一丈见方，六尺多高的藏经洞内长达900余年后才被发现。
　　藏经洞的发现者是道士王圆篆(盝)，他原在肃州(今酒泉)巡房军中当兵，退役后出家当了道士，以“化缘”度日，游历到敦煌以后，就在莫高窟的一所洞窟内定居下来。由于兵荒和人为地破坏以及长期无人管理保护，莫高窟已格外荒凉，不仅大部分洞窟木结构外廊已不存在，而且不少洞口已经崩塌，窟内积起了厚厚的黄沙。这时只有一些粗通汉语的红教喇嘛居住，诵读佛经，为当地群众做些“法事”。莫高窟仍是远近群众心目中的圣贤之地，不仅经常有人到此焚香礼佛、祈福消灾，而且每年农历四月初八都要在这里举行规模盛大的香会。敦煌地区的道教也源远流长，到清末已有相当势力。清代在莫高窟重修的洞窟中，有不少也增加了道教的内容，当时群众常把佛道两教同一信奉，因而王圆箓定居莫高窟没有引起群众的反对，相反，因为他说的是汉语，诵读的是汉文道经，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信仰虔诚，很快受到了群众的信任。王圆箓准备按照自己对道教的理解，靠信徒施舍的钱财，重修莫高窟洞窟，他要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雇人清除洞中的积沙。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清沙工作进行到第16窟时，洞窟甬道两壁的壁画都已被流沙淤塞，在清除积沙后，甬道北壁第17窟的封闭处，因支撑力位移而裂缝。清沙雇工杨××在休息时间用当地产芨芨草点燃旱烟后，无慧之间将芨芨草伸进了洞缝里，发现裂缝深不可及，杨某感到奇怪，即用手敲洞壁，依其声音，象似空壁，杨某就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天圆箓。当夜，王圆篆和杨某就沿着裂缝，铲去了第17窟封闭处的封泥打开了洞口，中国20世纪考古成果之一——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就这样被发现了(见图89)。
　　二、敦煌遗书的历史价值及其散失和流传
　　莫高窟座落在今敦煌市东南50里(25公里)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南北长约1600米。据唐代碑文记载，莫高窟创建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到唐朝武则天时期已开凿石窟100余个。嗣后，历代都有开凿，虽经长期自然和人为的破损，至今仍保存了前后1000多年的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西夏、元各代洞窟共492个，2000多身彩塑、4万多平方米的壁画，成为研究中华民族政治史、经济史、美术史、建筑史、音乐舞蹈史以及生产、生活等古代文化各个方面历史的珍贵图像资料。莫高窟是适应宣扬佛教的需要而创建、发展起来的，虽然各个时代的题材不尽相同，但都以表现佛教思想为主题内容，是全面研究佛教文化的瑰宝。尤其藏经洞遗书的内容涉及到宗教、政治、法律、经济、军事、哲学、语言、文学、民族、民俗、书法、历法、医学、科技、中外文化交流等广泛的学术领域，也是研究中国和中亚、南亚历史难得的珍贵文献(见图90)。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五月，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以后，虽然他并不知道遗书和文物的真正价值，但已意识到是一堆非同寻常的宝物。因此，他想借此发现引起地方官府和名流的重视，以便从中得到一些物资，实施重修、改善莫高窟的愿望。于是就邀请敦煌县的名流、绅士参观藏经洞的发现。嗣后，王圆箓又挑选了一些精美的绢画、书法和比较精致的经卷，作为稀世宝物送人，以引起人们的重视。于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消息和洞中的一些文物，很快在西北地域流传开来，并逐渐传至全中国。帝国主义者和外国文化界闻风而至。同时，由于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昏庸和无能，使藏经洞的瑰宝遭到了掠夺、窃取和破坏。
　　(一)帝国主义者及外国文化界的窃取和掠夺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遗书的发现和珍藏经卷、绢画流传以后，很快引起了帝国主义各国尤其是文化界的瞩目和偷窃、掠夺、窃取活动，使其遭到散失和破坏的严重恶果，其中使瑰宝损失最大的是帝国主义者的掠夺和盗骗，其次是地方官吏窃取及王圆箓的走私。从1907年到1925年期间，先后由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沙皇俄国的鄂登堡、日本的桔瑞超、美国的华尔纳等，他们以“探险”、“考察”的名义进入新疆、甘肃、蒙古、西藏等地刺探政治、军事和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并对西北地区的文化古物进行掠夺。
　　藏经洞发现以后，最早到莫高窟窃取遗书的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也有俄国人奥勃鲁切夫之说)。斯坦因自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至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曾两次到西北，打着“探险”的幌子，窃取了大量的文物瑰宝。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斯坦因在英印政府(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的支持下，到中国西北地区进行“探险”，在新疆塔克拉玛干南沿绿洲遗址，掠走了12箱古代珍贵文物，其中有各种绘画、织物和用汉文、梵文、藏文等书写的经卷和文书。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四月，再次到中国西北“探险”，他由丝绸之路中段南线东行，沿路发掘遗址，并于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三月中旬到敦煌。在敦煌停留期间，从一位定居敦煌的今乌鲁木齐商人处得知了莫高窟藏经洞的一些情况。这时藏经洞已经封闭上锁，钥匙由主持道士王圆箓掌管。斯坦因抓住王圆箓修建道观，整修、改善洞窟的心理愿望，采取欺骗、引诱的手段，取得了王圆箓的信任。王圆箓打开了洞口，让其在洞内任其挑选，仅用24锭白银的代价就运走了5箱艺术品和24箱经卷、文书。同年9月，斯坦因再次到莫高窟，采取同第一次相同的方法，又廉价窃走经卷、绢画等200余捆。这批文物分别收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印度。
　　继斯坦因之后到敦煌的是法国的保罗·伯希和。他除了精通汉语以外，还熟悉中亚等10多种语言，对中国历史学、目录学和历史地理学都有比较全面地了解。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伯希和率领法国的中亚“考察队”从巴黎出发，经中亚到新疆，从喀什开始对塔克拉玛干沙漠北沿的遗址进行考察。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十月，伯希和一行到达今乌鲁木齐休整时，得到了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并且见到了从藏经洞中流散出来的经卷“写本”后，立即赶到敦煌。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二月，伯希和一行到莫高窟并见到道士王圆箓，他步斯坦因之后凭其精通汉文、汉语，熟悉中国历史的优势，进入藏经洞长达20余天，对洞内几乎每份手稿、每张纸片都仔细地进行了翻阅，最后竟以500两白银的代价，换取经卷、绢画6000余件(一说5500余件)它们都是精美的文物。这些经卷文书和绢画藏于巴黎集美博物馆。
　　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皇俄国曾多次派“探险队”到中国新疆、甘肃活动，也掠走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俄国佛教艺术史学家鄂登堡曾在敦煌停留好几个月，为莫高窟编写了叙录，测绘了平面图，拍摄了3000张黑白照片，临摹了一些壁画，采掘了石窟沙石样品，搜集了大约1.2万余件文书和350余件的绢画、雕塑等艺术品。这批文物现藏存在圣彼得堡艾米尔塔什(即冬宫)博物馆。
　　1923年以后，莫高窟又遭到帝国主义者的掠夺和破坏。1923年秋，由美国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的华尔纳和宾西法尼亚博物馆杰恩组成的第一支美国“探险队”到达中国。他们从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经过兰州，先到黑城遗址进行盗掘而后转赴敦煌。这时王圆篆已无遗书可卖，于是华尔纳就把掠夺的目标转向莫高窥壁画和彩塑方面，华尔纳只出70两银子的代价就得到王圆箓的默许，他采取极其恶劣、卑鄙的手段剥割了10多个洞窟，26幅珍贵壁画约3.2万平方厘米的画面，至今仍藏放在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内。在此以前俄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的“探险队”都曾采取盗剥，或同壁洞一起凿下来的办法，窃取了西北地区不少佛教洞窟的部分壁画画面，使其珍贵的古代艺术遭到了破坏。
　　(二)地方官吏的窃取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五月，道士王圆箓发现藏经洞以后，立即报告了敦煌县贸府，知县汪宗瀚立即派人携卷上报甘肃藩台，藩台叶昌炽见后，断定这是一批有很高价值的古物，遂建议藩台衙门把藏经洞的全部藏品运到兰州保存，但估计需支运费五、六千两白银。当时，由于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清廷订立《辛丑条约》，给帝国主义的巨额赔款分摊各行省筹措之际，甘肃正聚敛战争赔款尚且不暇，哪能再筹银两拯救与其毫无关系的藏经洞宝藏。所以，甘肃藩台衙门以无力筹措运费为由，拒绝了叶昌炽的建议。只是在1904年责令敦煌知县汪宗瀚对藏经洞经卷和绢画做一次调查，并责令王圆箓再次封存起来，但未贴官府封条。于是县衙、豪绅纷纷索要，使遗书遭到层层窃取，直至引起帝国主义者的瞩目和掠夺。
　　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伯希和从藏经洞劫得的文物运抵巴黎以后，又受法国国立图书馆的重托，到北京购买图书时，随身带了一分遗书珍本。伯希和曾将这批文献出示给中国学者蒋斧、罗振玉等人。在大量文物、珍品已经窃取流传到外国的情况下，才引起了震动。北京学术界立即上书清朝学部，请求采取措施，抢救劫余的文献。清廷才电令陕甘总督，清查莫高窟藏经洞经卷文书，全部运到北京，并明令禁止外国人购买和窃取。但是，在清理、装箱和转运过程中，又遭到偷盗、窃取和遗失的厄运。首先，是王圆箓的转移，在清理以前，王就将其部分珍贵写本装满了两大桶，转移到他处收藏；其次，转运途中的被盗和遗失；第三是，押运和接收人员的窃取。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运送经卷、文物的车辆到北京以后，负责押解接收的新疆巡抚何彦升又擅自将经卷运到家中，把其中不少珍品据为已有。最后入藏京师图书馆时，仅剩下8600余件。
　　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甘肃省文化厅再次对莫高窟藏经洞进行清查，又清理出藏文文书告示94捆，这批文书一部分运到甘肃图书馆，一部分移至敦煌劝学所，一部分封存在莫高窟。
　　(三)莫高窟的破坏和王圆箓对文物的走私 公元1920年至 1921年间，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遭到失败的数百名沙俄白军越过边界进入中国，被中国当局扣留，当局官府竟以莫高窟的佛教洞窟作为扣留这批残兵的住所。这是一批既无佛教信仰，又缺乏文化修养的绝望之徒，在这座举世闻名的艺术宝库中住了6个月之久。他们在珍贵的壁画上乱写、乱画，甚至让佛口吐出沙皇匪军的下流话，代以发泄其惨败和穷急潦倒的绝望情绪。他们在洞窟支灶生火做饭，浓烟和黑灰污染了大批壁画画面。沙皇俄国残兵的作为，使敦煌莫高窟珍贵艺术遭到了很大破坏。
　　道士王圆箓自发现藏经洞以后，乘机变卖、私藏部分遗书和绢画，也是文书、绢画、文物大量被盗、散失的原因之一。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五月，斯坦因窃取的一大批文物，就是王圆箓在甘肃藩台衙门已令封闭洞窟以后，在敦煌县府蒋孝琬和王圆箓的全力支持下私自运走的。直到1919年官府才下令，经过多次清查，藏经洞的遗书才清理干净。但是藏经洞总计约4.7万件的遗书、绢画，最后藏入京师图书馆时，仅剩下8600余件，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最大的不幸和历史的悲剧。
　　三、敦煌遗书对弘扬丝路交通的作用
　　藏经洞发现以后，敦煌莫高窟文物为世人所瞩目。嗣后，随着丝绸之路沿线文化遗址的继续发现和发展，尤其新疆吐鲁番绿洲文化遗址的发掘和传播，进一步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竞相研究且研究领域和规模不断拓展和扩大，丝绸之路再度引起重视。学术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不仅涉及到古代道路走向、运输工具、运输物资的规模、流向等，而且对丝绸之路沿线如何开辟现代道路交通也作了卓有成效地探讨。
　　自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四月，藏经洞遗书、绢画被外国文化窃掠以后，先后流传至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和美国、沙皇俄国、德国、日本等。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在世界学术界的倡导下，在德国汉堡举行了“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会上洛克济②介绍了敦煌莫高窟保存的精美壁画和雕塑以后，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轰动。中华文化尤其是丝绸之路沿线上的龙门石窟、莫高窟、吐鲁番石窟艺术的进一步发掘和研究及黑城遗址、新疆绿洲遗址的发掘，吸引了国际学术界对丝绸之路沿线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诸方面的研究。于是各种形式的“探险”“考察”队蜂拥而至，从新疆或从内地沿丝绸之路进行“探险”、“考察”活动，尤其辉煌丰富的莫高窟和吐鲁番文物为世人瞩目，成为中国和外国竞相研究的学科，并逐步形成了一门国际性的显学——敦煌学、吐鲁番学。敦煌、吐鲁番学为一体，学会名称为“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国内外文化界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呼吁下，国民政府于1944年2月1日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并由常书鸿任所长。从此，对丝绸之路沿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和交流工作，逐步开展和发展起来，并为新中国成立后丝绸之路研究的再度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
　　随着敦煌学的发展和研究领域的扩大，丝路交通的研究不仅涉及到道路、桥梁和运输等方面，而且对沿丝绸之路开拓现代公路交通方面也做了卓有成效地探讨。于是，用比较先进的方法，对丝绸之路沿线的地理、水文、气象等方面进行考察和研究，对道路交通的研究也不断开展起来。尤其对丝绸之路沿线的桥梁、渡口、关隘和以丝绸之路为主线开辟的驿道、设置的驿站及沿线的运输工具、运输物资、交通重镇方面，考察的纪实、资料、文献、专著、论文等应运而生，为进一步了解和研究丝路交通创造了条件。如《莎车行纪》③、《西行日记》④、《湟中行记》⑤等纪实性的著作和文献都详细地记载了丝绸之路的走向，具体路线，通过的桥渡、驿站、关镇、实际里程，及其沿线物产、风俗、民情等方面的翔实情况。尤其1933年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为首的科学考察团，受中国政府的委托，对内蒙、甘肃、新疆进行考察，并设想勘测和修筑一条新疆和内地相接公路的可能性。这个考察团从归绥(今呼和浩特)出发，经包头、沿昆都伦、胡济图河行进，跨越平原，过高山到达三德庙，再穿越阿拉善荒原抵达额济纳齐河，穿越戈壁沙漠，经过哈密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斯文·赫定经过新疆省府的批准，又从库尔勒出发，赴罗布泊进行考察，最后，又由罗布泊盆地的东部折返甘肃的安西，沿甘新、陕甘驿道，经酒泉、张掖、武威、兰州、平凉、长武回到西安。这个考察团的经历可谓“波澜万丈，扣人心弦”，其成果为后人兴修国、省道公路提供了宝贵资料。
　　随着中华文化的传播，敦煌莫高窟和丝路交通进一步驰名，成为中外学术界向往和争相研究的热门课题。从此以后，丝路交通便为世人皆知，随着中华大地的解放和开放，丝绸之路也随之步向繁荣发展的新阶段。
　　①藏经洞封闭年代，还有北宋皇祐以后(公元1054年)绍圣中期(公元1094～1098年)和元初、元明之间等说法。
　　②洛克济即匈牙利地质学家拉乔斯·洛克济，曾于1879年以“探险者”的身份最早到莫高窟游览的外国人。
　　③《莎车行记》清道光年间叶尔羌(即莎车)帮办大臣蒙古族倭仁著。
　　④《西行日记》清人冯俊光著。
　　⑤《湟中行记》清人，蒙古族阔普通武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