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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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莲鹤纹铜壶中的印度文化消息

作者：王炳华

　　新中国成立前，在河南省新郑、汲县等地曾出土过一种青铜制造的莲鹤纹壶，壶体或方或圆，时代在春秋中期，或晚到战国初叶。
　　这种莲鹤纹方壶，有非常值得注意的造型特点。对此，郭沫若先生生前早就注意到并曾予以精辟分析。他说，新郑铜壶“全身均浓重奇诡之传统纹饰，予人以无名之压迫，几可窒息。乃于壶盖之周骈列莲瓣二层，以植物为图案……而于莲瓣之中复立一清新俊逸之白鹤，翔其双翅，单其一足，微隙其喙作欲鸣之状……此鹤初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躇满志，睥睨一切，践踏传统于其脚下，而欲作更高更远之飞翔。此正春秋初年由殷周半神话时代脱出时，一切社会情形及精神文化之一如实表现”。
　　对这件新郑壶及汲县山彪镇战国墓中出土的立鹤方壶，负责发掘工作的我国考古学家郭宝钩先生生前亦曾有过介绍：新郑“莲鹤方壶为青铜时代转变期的一个代表作品。盖顶一鸟耸立，张翅欲飞，壶侧双龙旁顾，夺器欲出，壶底两螭抗拒，跃跃欲动，全部格局，在庞然大器的附着上，有离心前进动向……立鸟是立在一个长方形平板上，板心铸有爪迹凸起，为鸟与板原为联铸确证……1935年发掘汲县山彪镇，在一座王侯墓中，亦发现立鸟华盖壶两对，铜质银白，花纹精美，鸟立板心，盖中透空……汲、郑即不约而同，东周曾有此制流行，确可互证”。
　　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会出现这么新颖的莲花立鹤形象，郭老的观点是：因为接受了印度文化艺术的影响。他曾明确说：“以莲花为艺术创作之动机，且于莲花之中置以人物或它物者，此乃印度艺术中所习见之图案。盖赤道地方之大莲，硕大无朋，其叶若花每可以乘人载物也。此壶盖取材于莲花，复于花心立一白鹤，与印度艺术之机杼颇相近似。中国自来无此图案，中国自来亦无是大莲。谓作者闭户造车，出门合辙，然必有相当之自然条件为前提，中国之小莲与此夸张之着想不相应。余恐于春秋初年或其前已有印度艺术之输入，故中原艺术家即受其影响也。”〔1〕
　　这一分析论断，中肯有力，可以信从。不论是新郑或汲县铜壶，都是周代的传统形式，主体花纹也是传统的云纹、回纹等几何图案，龙耳螭足，为传统怪兽形象。现在，传统浓重的旧器上出现了源于现实生活的莲花、立鹤，印度的影响明显。据此自可窥见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与印度间存在思想和文化的交流。而此交流的途径，最大的可能，是取西域一途。
　　关于我国古代与印度联系的途径，据季羡林先生比较全面的分析，可有“南海道”、“西藏道”、“缅甸道”、“安南道”、“西域道”五条途径。这五条道路中，早期最主要的要算“西域道”，“西域道”是“丝绸之路”的干线；新疆和田地区古代居民操“和田塞语”，与印度西北部古代居民语言相同，交往便利；昆仑山北麓古代居民使用的佉卢语，也是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东部、阿富汗地区古代居民使用的俗语，彼此肯定交往频繁。在全面分析以后，季羡林先生结论“西域道”作为我国古代丝及丝织物西传印度的通路，有其特殊的便利条件。〔2〕印度文化东传我国黄河流域的路线，通过新疆，同样是非常合理的。这一考古资料附着于此，既可以作为中原与新疆地区文化联系古远一例，也可以从这里看出当时中原地区经由新疆与印度交往的历史事实。
　　〔1〕上列引文，见郭沫若《新郑古器之一、二考释》、《新郑古器中“莲鹤壶”的平反》，载《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2〕转引自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76～96页。

西域考古文存/王炳华著.-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