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诗歌创作源于生活，也是社会历史的集中反映之一。“交河”语汇在唐代“边塞诗”创作中颇具影响，其意象的变迁大体经历了突厥汗国、边塞功业、西域交河、藩镇之乱四次比较明显的变迁。这一流变历程体现出唐代诗歌创作中的现实性特征，反映了西域与唐中央政权关系的变迁。同时，也表明“边塞诗”更多的可能体现的是一种抗争精神的传承，而非时空转移的形式。
　　关键词：唐诗 交河 意象
　　唐诗是唐代文学的发展高峰，也是反映唐代历史的重要内容之一。边塞诗不仅反映着唐代诗歌创作的新气象、新成就，也反映出新时代的历史强音。西域语汇唐诗在初盛唐边塞诗中占有重要地位。尤以楼兰、交河、轮台、安西、西州、疏勒、天山、昆仑、盐泽、蒲海、乌孙、月氏、大宛等语汇为代表。①由此，在现存的唐代诗歌中形成了一个以西域语汇为特征的作品系列，我们或可名之为“西域语汇唐诗”。其大体可归入“边塞诗”的范畴，但也有其独特性。“交河”在唐代西域语汇诗歌创作中的流变是颇具代表性的一种文学现象，从中或可看出“边塞诗”的动态特征。
　　一
　　《全唐诗》收录“交河”语汇诗歌共计40首。“交河”语汇的意象先后约有四次比较明显的流变，而且大体与唐代政治形势、边疆与中央关系的历史变迁同步。
　　其一，指向突厥汗国，体现隋末唐初征战突厥的豪情壮志
　　公元552年，土门自号伊利可汗，宣告突厥汗国的建立。隋朝及唐代初期与突厥汗国的关系成为国家政治事务的核心内容。隋文帝用离间之计，促使东西突厥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突厥汗国分为东西两部，达头可汗主西突厥，沙钵略可汗统东突厥。公元598年，突厥达头可汗犯塞，隋越国公杨素奉命出塞讨伐。作《出塞二首》，有“汉虏未和亲，忧国不忧身。……交河明月夜，阴山苦雾辰”的诗句。②薛道衡、虞世基等有相和之作。薛道衡诗曰：“边庭烽火警，插羽夜征兵。……当知霍骡骑，高第起西京。”③将杨素比为霍去病。陈子良有《赞德上越国公杨素》诗曰：“君侯称上宰，命世挺才英。……交河方饮马，瀚海盛扬旌。拔剑倚天外，蒙犀辉日精。”④陈子良在唐高祖时为东宫学士。其诗当与薛道衡等作于同时。诗作虽然继承乐府古题之传统，用霍去病伐匈奴等汉典，但诗中“交河”、“瀚海”等可能实际指代的是突厥区域。
　　唐太宗有《饮马长城窟行》诗曰：“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扬麾氛雾静，纪石功名立。荒裔一戎衣，灵台凯歌入。”就诗歌本身而言，充满着豪壮之气与刚健之风。虽在形式上有仿效隋炀帝同题诗的痕迹，⑤但显示出唐太宗对于唐代初年边塞与国运关系的深刻认识。诗中“塞外”指长城以北的地区，也称塞北。“瀚海”、“阴山”是蒙古大漠地域的表征。漠北和玉门关一带正是唐代突厥的势力范围，对唐中央政权的威胁也最大。因此，此诗或写于贞观四年(630)平定东突厥汗国之前。末句体现了唐太宗对于平定突厥，彻底解决困扰唐中央政权威胁的决心和愿望。诗中“交河”是指代突厥地域。
　　虞世南有《从军行》诗曰：“烽火发金微，连营出武威。……萧关远无极，蒲海广难依。……交河梁已毕，燕山旆欲挥。”虞世南的诗作主要是拟乐府诗，其中的8首边塞诗和游侠诗最具代表。⑥诗作描写边塞征战的艰辛，流露出对边塞将士的关注之情。清人沈德潜评此诗“渐开唐风”⑦。诗中“武威”、“萧关”、“蒲海”、“交河”、“燕山”等地名均指突厥地域。又《中妇织流黄》诗曰：“还恐裁缝罢，无信达交河。”此处“交河”也是指与突厥交战的前线。又《结客少年场行》，诗篇将少年侠客从军报国的雄心壮志写得生气勃勃，诗中“天山冬夏雪，交河南北流。云起龙沙暗，木落雁行秋”几句似乎勾勒的是西域的景观，“交河”语汇也似指西域交河。又《出塞》诗曰：“雪暗天山道，冰塞交河源。”⑧诗作描写将士为国出征，长途跋涉，历尽艰险。“天山”、“交河”似乎是对西域的具体描述。但从虞世南所处的初唐时期，西域尚未成为唐初边塞的主要内容。后两首诗作仍然与杨素、陈子良、唐太宗作品相似，在继承乐府古题传统的同时，指向与隋唐政治稳定关系密切的突厥汗国及其与之的战争，具有一定的写实特征。另有陈昭《昭君词》曰：“交河拥塞路，陇首暗沙尘。”⑨陈昭，约为太宗时期人。⑩“交河”于此也指突厥之地。
　　其二，指代边塞功业，体现大唐兴盛与士子追逐功名的心态
　　“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有《王昭君》诗曰：“合殿恩中绝，交河使渐稀。……愿逐三秋雁，年年一度归。”卢照邻是当时文坛革新派，尤以五律为长。(11)《王昭君》(又名《昭君怨》)也是乐府旧题。傅璇琮先生认为显庆五年(660)卢照邻“西使出塞”，《昭君怨》、《关山月》等诗写于西使之时。(12)《昭君怨》表达作者对于朝廷少于眷顾、才华难以施展的心情，表面似有闺怨诗特征，实际乃是大唐兴盛之际，士子追逐功名的一种期冀心态的表达。诗中“交河”乃泛指边关要塞，即建功立业之地。
　　骆宾王有《从军中行路难》诗曰：“阴山苦雾埋高垒，交河孤月照连营。……阵云朝结晦天山，寒沙夕涨迷疏勒。”骆宾王成亨元年(670)初，从军边塞。(13)其间创作了不少边塞军旅的作品。傅璇琮先生认为，此诗写于咸亨三年(672)骆宾王从军姚州时。(14)诗中虽有“阴山”、“交河”、“天山”、“疏勒”等较为具体的西北边疆代表景观，但表达的主要是“但使封侯龙额贵”的心态。诗中“交河”并非确指西域，而是边关要塞的泛称。刘希夷有《入塞》诗曰：“霜雪交河尽，旌旗入塞飞。……课绩朝明主，临轩拜武威。”《入塞》是乐府横吹曲名，内容多写军人从边塞返归的情景。刘希夷略晚于初唐四杰中的卢、骆，善写军旅、闺情诗。诗作反映的是将士从边塞归来的情景，有功成名就的意味。诗中“交河”是边关要塞的泛称。又有《捣衣篇》一首，诗曰：“缄书远寄交河曲，须及明年春草绿。”在古典诗词中，《捣衣》诗多是反映征人离妇、远别故乡的惆怅情怀。诗中“交河”是泛指遥远的边关要塞。
　　李元纮，开元初，擢京兆尹，玄宗时著名宰相。《相思怨》诗曰：“交河一万里，仍隔数重云。”《新唐书·李元纮传》载：“元纮再世宰相，有清节，其当国累年，未尝改治第宅，僮马敝弱，得封物赒给亲族。”(15)诗中“交河”泛指远在边关要塞的亲人。李白也有《捣衣篇》诗曰：“玉手开缄长叹息，狂(一作“征”)夫犹戍交河北。万里交河水北流，愿为双燕泛中洲。……”诗作与刘希夷《捣衣篇》同，“交河”是边塞的泛称。李昂，开元中人，存诗两首。《从军行》诗曰：“麾兵静北垂，此日交河湄。”诗中“交河”也泛指边塞，体现作者对于建功边陲的期望。
　　其三，专指西域交河，体现盛唐之际西域境况与中原的联系加强
　　骆宾王有《晚度天山有怀京邑》诗曰：“忽上天山路，依然想物华。云疑上苑叶，雪似御沟花。行叹戎麾远，坐怜衣带赊。交河浮绝塞，弱水浸流沙。”傅璇琮先生认为骆宾王于咸亨元年“西行出塞”，此诗写于是年。(16)前四句是以京城长安的景物与天山边防之地比拟。如“天山”的寒冷、萧条与京城的“物华”，边塞的“云”与“上林苑”的繁茂树木，边塞的“雪”与“御沟”(即宫城的护城河)中飘落的“花”的对比。诗中“交河”，指水名，源于天山，流经交河城下。
　　李颀的《从军行》是“交河”语汇唐诗的代表作，诗曰：“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从军行》是乐府古题。诗作对当代帝王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视人民生命如草芥的行径，加以讽刺，悲多于壮。诗篇先写紧张的从军生活。白天爬上山去观望四方有无烽火；黄昏又到交河边上放马饮水。“公主琵琶”是指汉朝公主远嫁乌孙国时所弹的琵琶曲凋。“空见蒲桃入汉家”，“蒲桃”即葡萄。此处是讥讽好大喜功的帝王，牺牲了无数人的性命，换到的是什么呢?只有区区的蒲桃而已。诗作虽然以汉代故事为描写对象，但“交河”却是有实际所指，即西域水名。
　　王维的《送平澹然判官》诗曰：“不识阳关路，新从定远侯。……瀚海经年到，交河出塞流。”诗中“阳关路”，是经阳关通往西域的道路。“定远侯”，汉将班超，出使西域有功，对定远侯。贞观十四年(640)“于西州置安西都护府，治交河城”(17)，“以其地置西州，又置安西都护府，留兵以镇之”(18)。所以有“瀚海经年到，交河出塞流”句。“交河”即实指西域。
　　杜甫也有《高都护骢马行(高仙芝开元末为安西副都护)》诗曰：“安西都护胡青骢，声价欻然来向东。……腕促蹄高如踣铁，交河几蹴曾冰裂。”诗中“踣铁”是形容马蹄坚硬如铁，行于“交河”之上，曾踏裂冰层。“交河”指西域河流。又有《前出塞》一，诗曰：“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钱谦益论曰：“《前出塞》为征秦陇之兵赴交河而作。”(19)《出塞》是汉乐府旧题。杜甫《前出塞》共9首，此为其一，约作于天宝十一载(752)。玄宗时，唐王朝在今青海、新疆一带与吐蕃争战，大量征发关中状丁远戍西北，给人民带来很大痛苦。诗中“交河”乃实指西域交河，又有《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诗曰：“骢马新凿蹄，银鞍被来好。绣衣黄白郎，骑向交河道。……”此诗约作于唐肃宗至德二年(757)，杜甫已为左拾遗。诗中“交河”指西域交河。
　　岑参是初盛唐交河语汇诗歌创作的代表人物。因其供职于安西、北庭都护府，其所作诗篇中“交河”大多是西域交河的实际地名或河流名。如《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诗曰：“曾到交河城，风土断人肠。”此诗作于天宝十载五月。(20)岑参于时在武威安西幕府中任职，(21)而是年五月，高仙芝统唐军与大食交战，大败而还。诗题中所及刘单，时为安西高仙芝幕府判官。按廖立先生注，诗中“热海”(西域湖泊)、“铁门”(自安西、北庭到热海必经之地)、“火山”(鄯善、吐鲁番间的火焰山)、“昆仑”(喀喇昆仑山)、“赤亭”(鄯善东北)等都是唐代西域地名、山水名，“交河城”即西域交河。(22)又《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诗曰：“交河城边飞鸟绝，轮台路上马蹄滑。”傅璇琮先生认为此诗作于天宝十三载冬季。(23)此时岑参在北庭。诗中“交河”仍为实指。又《使交河郡》诗曰：“暮投交河城，火山赤崔嵬。”此诗作于天宝十四载，(24)诗中“交河城”也是实指。又《火山云歌送别》诗曰：“缭绕斜吞铁关树，氛氲半掩交河戍。”傅璇琮先生认为此诗作于天宝十四载。(25)岑参于时在北庭，诗中“交河”指交河城。又《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诗曰：“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金叵罗”见李白《对酒》诗：“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当是一种金酒杯。“交河美酒”即指西域葡萄酒。又《送崔子还京》诗曰：“送君九月交河北，雪里题诗泪满衣。”廖立先生认为此诗写于天宝十四载。(26)岑参时在北庭。“交河”也是实指。不过吐鲁番九月不会有雪，当指“交河”北部的天山雪岭。
　　孟郊有《折杨柳》诗曰：“谁堪别离此，征戍在交河。”《折杨柳》也是乐府旧题。此处“交河”指交河城。陶翰，约唐玄宗时人(27)，有《燕歌行》诗曰：“雪中凌天山，冰上渡交河。”该诗写于何年，难以确定。考陶翰有《送封判官摄监察御史之碛西序》，述及封常清随高仙芝，“封弱水，擒月氐，略康居，取勃律”。因此“拜命封侯，功成事立，不同日言矣!”“别路云树，苍茫欲秋。可以赠离杯，可以赠离唱，乃命座客，唯然赋诗。”(28)可见，陶翰与封常清感情甚深，《燕歌行》或作于此次离别。(29)诗中提及的“家在辽水头”、“出自为汉将”、“雪中凌天山，冰上渡交河”，当是指封常清的直接上级高仙芝。《旧唐书·高仙芝传》曰：“本高丽人也。……少随父至安西，以父有功授游击将军。……开元末，为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30)高仙芝出自高丽即“辽水头”，少年随父从军安西，后为“四镇都知兵马使”，即西域封疆大吏，故诗中“交河”当指西域交河。贾岛的《积雪》诗曰：“昔属时霖滞，今逢腊雪多。南猜飘桂渚，北讶雨交河。……”“桂渚”指栽有桂树的洲渚，形容风景幽雅之地。如鲍照《喜雨》诗曰：“惊雷鸣桂渚，回涓流玉堂。”贾岛诗中的“交河”与“桂渚”对应，描写南北冬季景色，“交河”当指西域交河。
　　其四，意指藩镇之乱，体现唐中后期国家形势的变迁和人民疾苦
　　安史之乱爆发，唐朝由于忙于剿灭安史叛军，无暇顾及边防，吐蕃等政权乘机入侵，大片国土因此丧失。宝应二年(763)秋七月，“吐蕃大寇河、陇，陷我秦成、渭三州，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等州，盗有陇右之地。整个西北边陲尽失”(31)。“二庭四镇，统任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国朝以来，相奉率职。”(32)但自河、陇陷虏，伊西、北庭为蕃戎所隔，其土已失，李嗣业、孙志直、马磷辈皆不过遥领其节度使名。虽然安史之乱最终平息，但藩镇割据的局面已然形成。藩镇叛乱成为中晚唐时期中央王朝面临的最大挑战。贞元、元和年间，唐朝开始推行一系列的变革，希望摆脱困境，重振大唐盛世。中唐文学在这种背景下，兴起了著名的“古文运动”。诗歌创作也在形式和风格上迅速革新，追求写实、通俗、详尽、怪奇等倾向形成趋势。(33)“元和体”成为当时的主要代表。西域语汇唐诗在这一背景下，也倾向于写实的变化。
　　清江《早发陕州途中赠严秘书》诗曰：“人家依旧垒，关路闭层城。未尽交河虏，犹屯细柳兵。”清江约生活于唐大历、元和期间。傅璇琮先生认为诗题中“严秘书”即严维，严维在建中年间入朝为秘书郎。据此诗，则建中年间清江又曾北游上都，并寄寓严维家中。“人家依旧垒，关路闭层城。”傅先生认为此句“甚可注意”，因为建中二年(781)河北三镇合纵而叛，四年(783)春正月，李希烈陷汝州，东都震骇，陕州一带也告紧急，此诗或作于此一期间。(34)因此诗中“交河”语汇代指河北三镇之叛军。白居易《缚戎人》诗曰：“缚戎人，缚戎人，耳穿面破驱入秦。……忽逢江水忆交河，垂手齐声呜咽歌。……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缚戎人》叙述了边镇附近的一个居民，在代宗时被吐蕃俘获，到德宗时期怀着一颗爱国心冒死逃归，却被唐边将捉住，当做“藩虏”，被流放南方。(35)揭露了边将拥兵不战，不但不救援沦陷区的遗民，反倒把历经艰险归来的爱国者当做“藩虏”捕捉、流放，而不加甄别。诗中“交河”指代唐与吐蕃交界之藩镇边地。
　　皎然有《效古》诗曰：“思君转战度交河，强弄胡琴不成曲。”皎然，俗姓谢，幼年出家。出家后，始终不忘吟诗。常以诗会友，与同时代的颜真卿、韦应物、卢幼平等都过从甚密，是诗僧中之佼佼者，在百花争艳的唐代诗坛，可谓一家。吴蔼宸先生《历代西域诗钞》未收此诗，而收录了皎然的《塞下曲二首》，说明此诗或不在西域诗范畴。因诗中所述乃一种闺怨情调，实际也是对于战争的无奈和哀怨。诗中“交河”也是指代藩镇之乱。雍裕之(贞元后诗人)《五杂组》诗曰：“五杂组，刺绣窠。往复还，织锦梭。不得已，戍交河。”《五杂组》是古代诗歌体裁之一，以三言为特征。《艺文类聚·杂文部》二“诗”载：“古《五杂组》诗曰：‘五杂组，冈头草。往复还，年马道。不获已，人将老。’”(36)后代又有齐王融《代五杂组》、梁范云《拟古五杂组》等作品。雍裕之此作也是拟古三言乐府。三言古体诗因受字数限制，难以表达复杂细腻的思想情感，也较少反映出时代特征，或因如此，三言体诗未能成为唐代诗歌的主要类型。比较唐代同题作品，如“五杂组，甘咸醋。住复还，乌与兔。不得已，韶光度”(颜真卿)、“五杂组，五色丝。往复还，回文诗。不得已，失喜期”(皎然)等，大多表达的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并无明确的时空概念。所以，诗中“戍交河”也是泛指边塞，考量作者所处时代，当是对因藩镇割据而起的战乱的不满和无奈。
　　张仲素，宪宗时为翰林学士，后终中书舍人。其诗39首，多为乐府歌词。浯言清婉爽洁，悠远飘逸。《塞下曲》诗曰：“交河北望天连海，苏武曾将汉节归。”张仲素贞元十四年登进士第。贞元十七年为徐州幕从事。元和十年，作《燕子楼》诗三首，悼念徐州故张尚书(愔)爱妓盼盼，白居易继作三首。(37)他主要活动于唐宪宗元和时期。考之史文，中唐以后，为朝廷巨患者，莫大于吐蕃。双方时有战争，河西、陇右多为吐蕃占据，断不会有“交河”战事。而宪宗时期在削弱藩镇方面卓有成效，相继平定西川、夏绥两镇叛乱，从而坚定了宪宗消除藩乱、统一疆域的信念。元和元年，一些藩镇表示愿意归顺朝廷。其中有武宁军节度使张愔。贞元二十年，张仲素“从事武宁军累年”，是张愔幕府从官。元和元年张仲素当仍在武宁军供职。因此，该诗所写应是武宁军归顺朝廷事，诗当作于元和元年十一月前后。诗中“交河”代指武宁军节度使所辖地域。
　　赵嘏《恒敛千金笑》曰：“玉颜恒自敛，羞出镜台前。早惑阳城客，今悲华锦筵。从军人更远，投喜鹊空传。夫婿交河北，迢迢路几千。”赵嘏，会昌三年(843)“落第在京”(38)。时太仆卿赵藩出使黠戛斯，赵嘏作诗6首送别。会昌末或大中初复往长安，入仕为渭南尉。此作为《昔昔盐二十首》之一。赵嘏《昔昔盐二十首》是唯一保留完整的曲辞。诗作中可见“阳关”、“关山”、“塞上”、“征西”、“玉关”、“居延”、“海西”、“征戍”等语汇，可知多是以描写女子思念远征亲人为内容。诗中“交河”与“阳关”等语汇同是边塞的泛称，而于时当是指藩镇之乱。
　　于濆，在唐末诗坛较少为人所重，其创作具有现实主义特色；患当时诗人拘束声律而人轻浮，故作《古风》三十篇，以矫弊俗，自号逸诗。(39)《沙场夜》诗曰：“士卒浣戎衣，交河水为血。”该诗描写的是“交河故城”驻军，在交河中饮战马、浣戎衣，战袍上的鲜血染红了流淌的交河水。诗中“交河”看似实指西域交河，但唐代后期对于西域已经难以顾及。该诗虽然描写的是边陲将士的艰辛、痛苦，实际反映的是中原战乱不已，士兵对自己的生死难以预料。故诗中“交河”，实际是指代藩镇战乱。
　　张乔《赠边将》诗曰：“翻师平碎叶，掠地取交河。”张乔，生卒年不详，懿宗咸通中年进士，当时与许棠、郑谷、张宾等东南才子称“咸通十哲”。傅璇琮先生认为，张乔曾游历过东北边境、西北凉州、沙州等地。但于时西域地区已被吐蕃占据，而此诗当与《再书边事》写于同一时期，指张义潮收复河潢地区之事。“交河”即指代被吐蕃占据的河潢之地。
　　胡曾《交河塞下曲》诗曰：“交河冰薄日迟迟，汉将思家感别离。”作者生卒年不详，懿宗咸通年间(860～874)中进士，曾任汉南节度使从事。高骈镇蜀时，任其为书记。胡曾为军官多年，历览古代兴废陈迹，辄慷慨悲歌。诗中“交河”代指边塞，考之时代，当指代藩镇地区。
　　陈陶《水调词》诗曰：“征衣一倍装绵厚，犹虑交河雪冻深。”这首诗写征戍之苦与征夫思妇的哀怨，刻画细腻，凄婉动人，与其“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同一旨归，表达了作者的反战思想。此处“交河”是指代连绵不断的藩镇战乱。
　　陆龟蒙《孤烛怨》诗曰：“前回边使至，闻道交河战。”《新唐书·隐逸传》载陆龟蒙：“不喜与流俗交，虽造门不肯见。不乘马，升舟设蓬席，赍束书、茶灶、笔床、钓具往来。时谓‘江湖散人’，或号‘天随子’、‘甫里先生’。”(40)可见他以散淡自处，努力放神于自然。该诗为唐代闺怨诗的代表作之一，字里行间蕴涵着深细入微的担忧和体贴，表达着对战争的无奈和反抗。与陈陶的“征衣一倍装绵厚，犹虑交河雪冻深”似为相类。诗中“交河”也是对藩镇战争的指代。
　　二
　　边塞诗是唐诗中具有重要影响的类别之一。其中运用西域地名、国名、风物等语汇的诗歌占有较大的比重。诗歌语汇的运用往往与社会历史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交河”语汇唐诗意象四次流变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或许可以形成如下的几点认识。
　　第一，“边塞诗”的内涵与外延是随着时代形势的变迁而变迁。如何对“边塞诗”进行界定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文学史界对于“边塞诗”的界定大体有广义和狭义之别。从广义上讲，“举凡从军出塞，保土卫边，民族交往，塞上风情；或抒报国壮志，或发反战呼声，或借咏史以寄意，或记现世之事件；上自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下及朋友之情、夫妇之爱、生离之痛、死别之悲，只要与边塞生活相关，统统可归于边塞诗之列”(41)。就狭义而言，“边塞诗以地域而言，主要指沿长城一线及河西陇右的边塞之地。以作者而言，要有边塞生活的亲身体验。以边塞诗作者的作品而言，要是他们作品中的主要成就部分”(42)。多数学者认为广义界定比较易于接受。对于“边塞诗”产生的时空限定，有学者认为“边塞诗”只产生于唐代，甚至只是盛唐这一特定时期的产物，中晚唐不涉及，更不能上溯至汉魏，下流至宋元。地理方位也应该限制在边塞，即长城一线，向西延伸到安西四镇，时间上应指盛唐和中唐。(43)新近论者认为“边塞诗”产生的时空界限应上溯至先秦两汉；“边塞诗”早于“边塞诗人”或“边塞诗派”。(44)无论广义还是狭义的界定，“边塞”、“战争”可能是所谓“边塞诗”的基本要素。以战争为视野，岂止先秦两汉至于宋元，整个中国古代始终都有发生于边塞地区的战争，也岂止长城一线?从“交河”语汇唐诗在初盛唐和中晚唐的意象变迁可以看出，所谓“边塞”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既有疆域控制的动态变迁，也有时势的动态变迁。诗歌创作因时而作，言表志趣，多以时势的变迁为转移。初盛唐“交河”语汇唐诗的意象从“突厥汗国”到“边塞功业”，又到“西域交河”，中晚唐转移为“藩镇之乱”就说明了这一点。“边塞诗”的界定可能更多的应该是一种“精神”或“魂”的传承，而不是以战争或边塞为基准。这种“精神”或“魂”就是抗争，有积极的抗争，或言之进取；也有消极的抗争，或名之悲怨。
　　第二，“边塞诗”在唐代的创作风格比较明显地体现中现实性特征。无疑，诗歌创作较之史书撰修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个性化特性。但无论个性化的张扬达到何等程度，也难以完全脱离时代的烙印。汉乐府对“边塞诗”的影响也许最明显的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写实精神。据《汉书·艺文志》：“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45)所以萧涤非先生曾论：“盖乐府本含有普遍性与积极性二要素，以入世为宗，而不以高蹈为贵。以摹写人情世故为本色，而不以咏叹自然为职志。”(46)后世“边塞诗”深受汉乐府之现实主义影响，表现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精神”。(47)唐代“边塞诗”的创作比较明显地体现出了这种现实主义特征。贞元、元和之际，唐代诗歌的革新可谓如火如荼。正如白居易所论：“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就诗歌创作思想的转变而言，跳出盛唐风骨远韵，追求理想化的程式，转而推崇尚实、尚俗、务尽的风格，(48)无疑是中晚唐诗歌创作的特性。从上述“交河”语汇唐诗的创作中可以发现，“交河”语汇意象的转移，正是建立在这种务实的思想倾向之上。初盛唐解除突厥压力、经营西域边疆的时代内容，成为诗歌创作的重要源泉；初盛唐“交河”语汇唐诗则以此现实内容为基础，反映时人的现实宿求。中晚唐之际的西域，包括交河、安西甚至陇右之地多为吐蕃所控。盛唐之际“西域交河”作为大唐武功象征的意象，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现实基础，转而变为指向“藩镇之乱”的意象，这成为诗歌创作以现实特性为基础的重要例证。文章为时而作，或为确论。
　　第三，“交河”语汇在唐诗创作中的突出地位，体现了唐代“边塞诗”创作中强调现实功业的特征。这一点，“高昌”语汇提供了反证。唐诗中仅见的“高昌”语汇作品是柳宗元(773～819)的《乐府杂曲·鼓吹铙歌·高昌》。《诗序》曰：“高昌，言李靖灭高昌也。”诗曰：“麴氏雄西北，别绝臣外区。既恃远且险，纵傲不我虞。烈烈王者师，熊螭以为徒。……献号天可汗，以覆我国都。兵戎不交害，各保性与躯。”(49)《柳河东集》对《序》注曰：“据新旧史高昌传及李靖传，皆不见靖灭高昌事，而公题云靖灭高昌，无所考焉。”(50)贞观四年(630)，唐太宗遣李靖平定东突厥，俘虏颉利可汗，解除了北边的威胁，突厥各部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十四年(640)，又派侯君集平定高昌麴氏，于其地置西州，并在交河城置安西都护府，为高宗时期最终平定西突厥汗国奠定了基础。李靖平定东突厥汗国，侯君集攻灭高昌王国，明见于正史，并无异议。《诗序》之误，是该诗将唐初两件重大军事行动合并叙述。诗文前12句描述麴氏高昌王国叛唐及唐平定高昌。后10句则讲李靖平定东突厥汗国。柳宗元断不会张冠李戴到如此地步，可能是《诗序》本含李靖、侯君集两事，其间有错漏，致使混乱。查柳宗元《鼓吹铙歌》十二篇，大体按照晋阳起兵到唐初统一的先后，叙述历次重大军事行动，展示唐朝国威的不断壮大。如《晋阳武》叙晋阳起兵、《兽之穷》叙李密降唐、《战武牢》叙破窦建德、《泾水黄》叙平定薛举、《奔鲸沛》叙伐辅公祏、《苞枿》叙平定江南萧铣、《河右平》叙平定河西李轨、《铁山碎》叙平定东突厥、《靖本邦》叙击刘武周、《吐谷浑》叙破吐谷浑、《高昌》叙灭麴氏高昌、《东蛮》叙平定东谢蛮。李靖、侯君集均是唐初名将，在上述战争中，或统率全军，或主持方面。李靖在十二篇中也多次出现。如《铁山碎》、《吐谷浑》等，在《高昌》中再次提及，或是诗文错简所致。众所周知，“高昌”一词在汉文文献中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文曰：“出高昌壁，入匈奴。”(51)高昌的历史，大体可分为高昌壁、高昌郡、高昌国三个时期。(52)按常理而言，汉唐之际，“高昌”语汇应该具有较高知名度和丰富的文化意象。
　　“交河”一名也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文载：“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53)“交河”从未成为王国名称，其显赫或不应比“高昌”更高。何以在上述唐人诗歌创作中，“交河”语汇远比“高昌”突出?《旧唐书·太宗本纪》载：贞观十三年(639)“十二月丁丑，吏部尚书、陈国公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帅师伐高昌”。十四年“八月……癸巳，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平南昌，以其地置西州”(54)。“交河道”是唐代按照行军路线或作战地点命名的一种“道”，长官为某某道行军总管，(55)有别于作为监察区的“十道”、“十五道”。不过，无论是因战争而设置的行军道大总管，还是因监察而派出的诸道巡察、黜陟等使，都是代表天子或国家行使征讨和监察权力的机构和官员。因此，“交河”由作战地点成为军事统帅部的名称，可视为“交河”语汇最高级别的运用。平定高昌王国而不以“高昌”命名统帅部，而用“交河”，史无明文，难以确解。不过应可推知，“交河”语汇在唐代的现实意义或许因此而超过了“高昌”。加之，此役之凯旋，使“交河”成为初唐赫赫武功的象征。“交河”语汇的凸显或由此使然。
　　第四，“交河”语汇唐诗四种意象的流变，也从诗歌创作的视角，提供了一幅西域与唐中央政权关系变迁的画卷。从40首“交河”语汇唐诗的梳理中不难发现，唐代“交河”语汇表现为指代突厥汗国、泛指边关要塞、确指西域交河、直指藩镇之乱四种基本意象，而四种意象的应用同西域与中原的政治、社会关系变迁基本同步。
　　综上所述，诗歌创作来源于现实生活，“交河”语汇成为唐代诗歌创作中颇具历史文化特征的语汇，体现了唐代以现代功业为诗歌创作主要内容的文学倾向。“交河”语汇在唐诗创作中语义的流变也反映出西域与唐中央政权关系的变迁。同时，也表明“边塞诗”的意蕴可能更多地体现于抗争精神之传承，而非时空转移之形式。
　　本文摘自《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2期
　　* 盖金伟，新疆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① 吴蔼宸选辑《历代西域诗钞》，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该诗钞是国内较早选集西域诗篇的代表作，“西域诗”概念的界定当始于此。吴先生称：“凡歌咏当地风土人情，以及赠行咏物诸篇，均在采取之列。推至篇中凡有‘天马’、‘天山’、‘塞庭’、‘翰海’、‘沙碛’、‘玉关’、‘河源’等字者，皆认为西域之诗，其涉及地名者更无待论。”陈之任等人编纂的《历代西域诗选注》一书(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较吴著早出，但未有明确界定“西域诗”。
　　②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4，中华书局，1983，第2676页。《出塞》二首，疑作于开皇十八年(598)左右。《隋书·杨素传》曰：“十八年，突厥达头可汗犯塞，以素为灵州道行军总管，出塞讨之。”
　　③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4，第2680页。
　　④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本文所引唐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此书。
　　⑤ 隋炀帝《饮马长城窟行》曰：“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见。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释兵仍振旅，要荒辜方举。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⑥ 乔象钟、陈铁民主编《唐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第72页。
　　⑦ (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1《五言古诗·虞世南》，中华书局，1975，第7页。
　　⑧ 《结客少年场行》在(宋)李昉等编《文苑共华》卷197中作虞世基诗，题为《出塞二首》，此为其二(中华书局，1966，第937页)，题下注曰：“和杨素。”(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21《横吹曲辞》(中华书局，1979，第319页)、《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6(第2710页)同。据此，或本诗当为虞世基所作。
　　⑨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30《人部》十四“怨”载“陈明昭君辞”，注曰：“《乐府诗集》二十九作陈昭，按晋讳‘昭’作，‘明’，当是陈昭沿旧称作‘明君辞’，后人误倒。”(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第540页)《艺文类聚》载诗为“郊河壅塞雾”，而《全唐诗》卷19作“交河拥塞路”(第214页)，其中“郊河”与“交河”不同，按诗句含义，或《艺文类聚》为确。
　　⑩ 《艺文类聚》收陈昭《昭君辞》，而是书作者欧阳询于贞观十五年(641)去世，故陈昭应在此前已知名。
　　(11) 乔象钟、陈铁民主编《唐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第117页。
　　(12) 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辽海出版社，1998，第165页。
　　(13) 乔象钟、陈铁民主编《唐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第112页。
　　(14) 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辽海出版社，1998，第217页。
　　(15) 《新唐书》卷126《李元纮传》，中华书局，1975，第4418页。
　　(16)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第207页。同书第216页认为，咸亨二年(671)秋天，骆宾王在西域军中，作边塞诗多首，如《在军中赠先还知己》、《久戍边城有怀京邑》等。冬天，骆宾王、杨炯、卢照邻、王勃在长安。
　　(17) (宋)王溥：《唐会要》卷73《安西都护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1567页。
　　(18) 《旧唐书》卷198《高昌》，中华书局，1975，第5293页。
　　(19) 钱谦益：《钱注杜诗》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92～93页。
　　(20) 廖立笺注《岑嘉州诗笺注》，中华书局，2004，第25页。
　　(21) 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辽海出版社，1998，第853页。
　　(22) 廖立笺注《岑嘉州诗笺注》，中华书局，2004，第25～31页。
　　(23) 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辽海出版社，1998，第915页。
　　(24) 廖立笺注《岑嘉州诗笺注》，中华书局，2004，第143页。
　　(25) 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辽海出版社，1998，第922页。
　　(26) 廖立笺注《岑嘉州诗笺注》，中华书局，2004，第774页。
　　(27) 傅璇琮先生认为：“安史之乱后即未见翰之行迹，其卒年或当在天宝末，其确切之生卒年则不可考知。”见《唐才子传校笺》卷2《陶翰》，中华书局，1987，第283页。
　　(28) (清)董诰《全唐文》卷334《送封判官摄监察御史之碛西序》，中华书局，1983，第3379～3380页。
　　(29) 傅璇琮先生认为《陶翰送封判官摄监察御史之碛西序》大约作于天宝六载(747)封常清担任判官。见《唐才子传校笺》卷2《陶翰》，第283页。
　　(30) 《旧唐书》卷104《高仙芝传》，第3203页。
　　(31) 《旧唐书》卷11《代宗本纪》，第273页。
　　(32) 《旧唐书》卷12《德宗本纪》下，第329页。
　　(33) 罗宗强：《唐诗小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第179页。
　　(34) 《唐才子传校笺》卷3《清江》，第537～540页。
　　(35) 吴庚舜、董乃斌主编《唐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第261页。
　　(36)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56《杂文部》二“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第1007页。
　　(37) 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辽海出版社，1998，第743页。
　　(38) 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辽海出版社，1998，第221页。
　　(39) 吴庚舜、董乃斌主编《唐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第459、460页。
　　(40) 《新唐书》卷196《隐逸传》，第5613页。
　　(41) 胡大浚：《边塞诗之涵义与唐代边塞诗的繁荣》，载《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甘肃教育出版社，1988，第44、45页。
　　(42) 谭优学：《边塞诗泛论》，《府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第2页。
　　(43) 《关于唐代边塞诗的讨论综述》，《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第356、357页。
　　(44) 余正松：《边塞诗研究若干问题刍议》，《文学遗产》2006年第4期，第56～64页。
　　(45) 《汉书》卷30《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第1756页。
　　(46) 萧涤非：《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260页。
　　(47) 余正松：《中国边塞诗史论》，四川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第30页。就边寒诗产生重大影响的奥妙问题时论道：“奥妙就在于它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淀了深厚的民放文化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余先生虽然是讨论边塞诗的影响，但也可说是在论边塞诗传承的是某种“精神”。
　　(48) 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277页。
　　(49) 《全唐诗》卷17《乐府杂曲·鼓吹饶歌·高昌》，第179页。另一首见卷878《童谣·高昌》：“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第9941页。此诗虽收入《全唐诗》，然“童谣”与诗毕竟有别，故不纳入唐诗范畴论之。
　　(50) (唐)柳宗元：《柳河东集》卷1《雅诗歌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16页。
　　(51) 《汗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24页。
　　(52) 冯承钧：《高昌事辑》，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63，第48～83页。
　　(53)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21页。
　　(54) 《旧唐书》卷3《太宗本纪》，第50、51、52页。
　　(55) 张国刚：《唐代官制》，三秦出版社，1987，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