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兴替交错中的长安城
　　东汉第一个皇帝刘秀(光武帝)把都城定在洛阳，长安失去了首都的地位。但刘秀曾多次前往长安，并曾命人整修长安的宫殿。同时整个东汉近200年间，长安一直保持着旧日京兆尹的建制和官职。“京兆尹”是西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分布内史所辖东部地区而置，大致有今陕西省西安市以东、渭河以南、秦岭以北一带地方。其长官相当于郡太守，由于管理地区在京城附近，因而特称为“京兆”；长官称“京兆尹”。东汉时期仍然相沿不变，正表明了当时对长安的重视。
　　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交替专权，政治极端腐败。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汉灵帝死后，刘辩即位(汉少帝)，实际由何太后和她的哥哥何进掌握朝政。何进想召凉州豪强董卓率兵进京攻杀宦官，以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势，结果宦官先下手杀了何进。大官僚家庭出身的袁绍乘机发兵诛杀宦官。董卓到洛阳后，又赶走袁绍，杀何太后，废除了上台才五个月的汉少帝。而把刘协扶亡皇帝宝座，这就是汉献帝。由于残暴的董卓独揽大权，极力排斥官僚贵族和东部各地的地主豪强势力，因而遭到强烈的反对，纷纷兴兵讨伐，这便是曹操《蒿里行》中说的：“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在强大的压力下，董卓被迫带着汉献帝逃往长安。
　　到长安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日趋激烈，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司徒王允指使吕布刺杀了董卓，董卓部将李榷、郭汜、樊稠等又联合攻杀了王允等人。随后，李、郭各部又互相攻杀、四处抢掠，使长安城遭到极大的破坏，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以致“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①。王粲《七哀诗》中的“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泣独不还。”便是这种凄惨景象的真实反映。
　　长安的衰败情景，在经过将近100年之后，也还未能明显改观。西晋惠帝元康二年(公元292年)时的长安令潘岳，在《西征赋》中描绘长安的情景说：街上萧条无人，宫殿、官署、店铺、库房等建筑还不到从前的1％，都缩聚在偏僻的角落里。所谓尚冠、修成、黄棘、宣明、建阳、昌阴、北燠、南平等汉代长安的街道，都被破坏，名存实亡。登上长乐、未央、建章各个宫殿的台阶，泛舟于太液池上，徘徊于柏梁台和桂宫中，满目破败不堪的景象；野鸡在池台上飞鸣，宫殿旁边是狐狸、兔子的洞穴，令人无限感慨!
　　西晋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人刘聪的汉(后改名赵)王朝派刘曜、石勒率兵攻陷西晋都城洛阳，晋怀帝当了俘虏。一年多之后，即公元313年，秦王司马业在长安即皇帝位，这就是晋愍帝。但当时长安“城中户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车四乘”②；城外又不断有匈奴军前来袭扰，并不能发挥首都的作用。因此，只勉强维持了三年多时间，到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冬，晋愍帝便“乘羊车，肉袒衔璧舆榇”，出长安东门向刘曜投降。公元318年刘聪死，第二年刘曜自称皇帝，改国号为赵(前赵)，并把都城从平阳(山西省临汾市西南)迁到长安。前赵(公元319——329年)之后，还有前秦(公元351——383年)、后秦(公元384——417年)、西魏(公元535——556年)、北周(公元557——581年)等几个王朝陆续在这里建都。这些小王朝频频交替，时间最长的才30多年；加之统治范围很小，又忙于打仗，因而都是抱残守缺，将汉代的宫殿建筑稍加整修，便借以起居听政。
　　这一时期，后赵的都城虽不在长安，但公元340年后赵的统治者石虎曾派人整修长安城。后来他又命石苞代替他镇守长安，并征调16万民工整修了一次未央宫。解放后，考古工作者曾在汉城北墙基下发现一条砖砌水道遗址，砖上刻有“石安孙典”、“石安郭平”等字样。后赵统治时期曾将咸阳改为石安县，这些砖应是石安的工匠所烧制，也证明当时的确曾整修过长安城。
　　公元407年，匈奴人赫连勃勃以统万城(陕西省北部的靖边县)为首都，建立了夏王朝。当公元418年赫连勃勃攻取长安后，曾有人建议他迁都长安。但他认为东晋在江南，不足为患；而建都于平城(山西省大同市东北)的北魏离北京(指统万城)才数百里。若迁都长安，统万城则难以防守。因而赫连勃勃仅在长安设立了南台，派他的儿子赫连璝主持南台尚书事。今西安市陕西省博物馆中陈列着一匹石雕立马，是1953年从汉长安城遗址区移来的。这匹马刀法简练，形象古朴，雄浑有力，上有“大夏真兴六年”等隶字铭文。“真兴”是赫连勃勃的年号，真兴六年即公元424年。说明此石马正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从东汉末年直到北周灭亡为止的300多年间，中国虽然很不统一，又经常处于战乱之中，长安也远比不上昔日的繁荣。但长安与西方的交通往来，却大体没有间断过。
　　①《通鉴纪事本末》第八卷。
　　②《资治通鉴》卷八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