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皇城东南和西南的东、西两个市场，是长安乃至全国的一个橱窗，它集中地反映着当时商业的繁荣和生产的发展。很多由丝绸之路输出或输入的货品，都可以在这里看到。
　　安史之乱以前，唐王朝处于上升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蓬勃发展，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太宗贞观初年，“户不及三百万、绢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小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一直到唐玄宗前朝，仍然保持着发展的势头和繁荣的局面，如同书记述天宝五年(公元746年)的情况说：“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诗人杜甫在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也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①
　　唐代的丝绸、陶瓷、金银器、制茶等手工业，都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也是手工业发展史上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就丝绸来说，当时各地贡品中便有绢、绸，绫、縠、锦、纱、缎、罗、练、绮、仙纹绫、鸡眼绫、八蚕丝、轻容、花纱、紧纱、宝花罗、花纹罗、白平绸、白绵绸、交棱縠、子方縠、蕉花练等几十类花色品种。②一些华贵的地毯，也用丝织成，白居易曾在《红线毯》中描绘一种宣州(安徽宣城县)所贡“开样加丝毯”款式的精美和制作的困难说：“红线毯，择茧缫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蓝，织作披香殿上毯。披香殿广十余丈，红线织成可殿铺。彩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美人蹋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宣州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当时民间普遍养蚕织绸，一些地方富商也开有很大的丝绸作坊，如定州(河北定县)何名远家，便有绫机五百张，赀财巨万”③。唐长安的皇家手工业更是机构庞大，人数众多。如掌管土木建筑的将作监有工匠1.5万人，掌管百工技巧的少府监有工匠1.9万人。少府监主要管纺织，据《新唐书·百官志》，其所辖的绫锦坊，有巧儿365人，内作使绫匠83人，掖庭绫匠150人，内作巧儿42人。此外，唐玄宗时专供杨贵妃院的织锦刺绣之工，便达700人之多④。这都是指经过专门训练、具有专业技能的工匠，还不包括大量的刑徒奴婢。这么多的能工巧匠从事于同一行业，自然能织出大量上好的衣料来。相传唐中宗时皇家工场为安乐公主用百鸟毛织成一条裙子，正看一色，旁看另是一色；日中一色，影中又一色，“百鸟之状，并见裙中。”⑤
　　各地出产的最好物品，不断向长安汇集，仅唐玄宗天宝初年，韦坚开漕渠引渭水至长安禁苑东的广运潭时，一次开来的船上所载各地贡物便有锦、镜、铜器、海味、绫衫缎、罗、吴绫、绛纱、玳瑁、象牙、沉香、名磁、酒器、茶釜、茶铛、茶碗、空青石、纸、笔、翡翠、米等等。
　　东、西市是长安最大的商业区，各设令一人，丞二人，市中有管理人员办公的旗亭(唐代也将市上的酒楼称为旗亭)。曾有一名叫魏伶的西市丞，为了盘剥商贩，专门养了一只赤嘴鸟，“每于人众中乞钱。人取一文而衔以送伶处，日收数百，时人号为魏丞鸟”⑥。市中设有固定的店铺和货栈兼客舍的邸店，而且交易有固定时间，“日中击鼓三百以会众，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而散”。⑦据宋敏求《长安志》“东市”条注文，东市经营门类二百二十行，“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市应大致与此相仿。唐武宗时来长安学习的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说：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六月二十七日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已西十二行，四千余家”。按此数字折算，一行约有300余家，可知当时长安市场上各行从业人数之多，也表现了商业贸易的繁荣。
　　由于朱雀门大街之东靠近大明宫和兴庆宫，因而这里的坊里多为权臣贵族所占，又由于富商大贾多住在城西，西市也较东市更加繁华。据《唐两京城坊考》等书记载，西市有秤行、衣肆、*(左革右伙)辔行、卖锦绣采帛的、卖胡琴的、窦家店、张家楼饮食店、侯景先家寄附铺，以及药材肆、麸行、笔行、帛肆、肉行、鱼行、金银行、铁行、油靛行、法烛行、煎饼、团子店等。窦家店主窦乂，是一个颇有心计的经营家。他开头先买下西市秤行南一片低洼积水地，在其中心竖立了一个高竿，挂上旗子，并在附近临时修起饭铺，叫小孩们拾砖瓦土块打竿上旗子，凡能命中的，就赏给煎饼、团子吃。这样不到一个月，就填平了洼地，在上面盖了20间房屋，号为“窦家店”。由于这里地当交通要冲，故“日收利数千”⑧。寄附铺相当今日之寄卖所，唐人小说《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便曾令侍婢“潜卖箧中服玩之物，多托于西市寄附铺侯景先家货卖”。唐人小说《李娃传》中的李娃，则曾带着那个落魄公子，去市场“旗亭南偏门鬻坟典之肆”，买了许多书籍。据《唐国史补》记载，当时全国名酒中出于京城长安的，有“西市腔、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又有三勒浆类酒，法出波斯”。“西市腔”应即西市上之名酒。“虾蟆陵”本名下马陵，因长安方言音近而误。其地在今西安城东南的兴庆公园之南，相传为“董仲舒墓门，人过皆下马，故谓之下马陵”⑨这里位于唐长安常乐坊中，是白居易《琵琶行》中那位弹琵琶女子在长安住家的地方。
　　东、西市都有一些资本雄厚，“货赂山积”的富商。如住在西城怀德坊南门之东的邹凤炽，由于背驼，人称邹骆驼。《太平广记·杂录类》记载，他“尝谒见高宗，请市终南山中树”，说一树若值绢一匹，“山中树虽尽，臣绢不竭”。可见邹凤炽一家，垄断了多少丝绸!无怪“其家巨富，金宝不可胜计，常与朝贵游。邸店园宅，遍满海内；四方货物，尽为所收”。唐人张鷟所写《朝野佥载》中说，邹骆驼足长安人，早年家贫，住在城东胜业坊。
　　市场中也有许多经商和善于鉴别玉石的外国人。唐人杜子春便曾遇见一位长者，因见他很可怜，从西市波斯邸取出许多钱相赠，不留姓名而去⑩。再如曾受窦乂资助的胡人米亮，劝窦买下城西崇贤里的一座小宅子，说他见宅内有“异石”，“是捣衣砧，真于阗玉”。窦乂还不相信，另从延寿坊招玉工去看，玉工大惊说：“此奇货也!”最后，让玉工制成腰带銙等，共获利“数十万贯”。窦乂便将这所宅子送给了米亮(11)。《南部新书》也说：“西市胡人贵蚌珠而贱蛇珠。蛇珠者，蛇所吐尔，唯胡人辨之。”
　　唐长安有许多经营珠宝玉器的波斯、大食等国商人，往往被称为“胡人”。《太平广记》引《宣室志》说：严生游长安时，曾在春明门附近让一胡人看他所带的一枚黑色珠子。胡人捧珠而喜曰“此天下之奇货也，愿以三十万为价。”同书引《酉阳杂俎》又说，长安平康坊菩提寺僧，曾将长数寸的一物拿去让西市胡商看，要价一千。“胡见之大笑曰：‘未也，更极言之。’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宝价值一千万。’遂与之。僧访其名，曰：‘此宝骨也。’”长安大安国寺僧，也曾将一枚珍贵的“水珠”，卖给了大食国的珠宝商人(12)。
　　胡人在长安开酒店的也不少，“五陵少年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13)。“金市”即指西市。李白《送裴十八图南归蒿山》中的：“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则写的是在唐长安东城中门春明门或南端的延兴门胡人酒店中饯别时的情景。
　　波斯商人还有与唐朝皇帝做生意的。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九月，波斯大商人李苏沙，便曾进修亭子的沉香木(14)。
　　解放后，考古工作者曾对唐长安西市遗址进行了部分发掘。其中西市南大街东端街南出土大量瓷碗、盆残片和石臼、石杵等。在一些小圆坑中，还埋有坛罐。推测这可能是饮食业所在地。在西市南大街中部街南，出土大量骨制梳、钗、笄、刻花骨饰物、料珠、珍珠、玛瑙、水晶等质地的装饰品，以及少量金饰品。此外，还出土许多骰子和制作骨器用的骨料。推测这里可能是珠宝商店的遗址。各处出土物的不同，证实了古代文献中关于东、西市按行分区的记载。也诚如宿白同志所判断的：“骰子是双陆(由西域传来的博戏)的附件，原为中亚、西亚一带流行的玩具，唐初以降始风行于内地。这种玩具和许多珍宝饰物同出，自然引起我们联想当时来自中亚，西亚一带多营珍宝的‘胡商’的记载。”(15)说不定这一出土地点，正是当日某家胡商或波斯邸的所在地。
　　各坊中也有许多小商贩、手工业作坊和旅店。如安善坊与大业坊之一部分，曾是长安的牛马驴市，昌乐坊官园出梨花蜜，永昌坊有茶肆，延寿坊有经营金银珠宝的，宣阳坊有染丝绸的采缬铺，丰邑坊有经营殡丧器具的凶肆。饮食方面，辅兴坊的胡麻饼名扬京师，长兴坊有毕罗店，这是一种少数民族的饮食。升平坊门旁有胡人饼店，一个名叫郑六的大清早要离开此坊，由于尚未到开坊门的时间，他便坐在这家正点炉子的大饼店帘下等候(16)。此外，颁政坊有馄饨曲，长乐坊出的美酒叫“郎官清”，平康坊有卖姜果的，宣平坊有卖油的。《朝野佥载》说，住在胜业坊的长安人邹骆驼，早年家贫，以推小车叫卖蒸饼为生。他家所住巷转角处有几块砖，往往推到这里就碰翻了他推的车子。后来邹骆驼挖去砖块，想不到竟挖出一个瓷瓮，“有金数斗，于是巨富”，他的儿子邹昉也得以与驸马的儿子萧栓交结。当时人编了几句顺口溜讽刺道：“萧栓驸马子，邹防骆驼儿。非关道德合，只为钱相知。”(17)未知此人是否即前文所说住在怀德坊的那个富商邹骆驼。
　　坊里中也有因手工业比较集中或因其工艺考究而出名的。如靖恭坊有巷名毡曲，是因这里多产毡，而成了街巷的名称。延寿坊则有许多玉石雕刻家。崇仁坊南赵家最善于修理乐器，唐文宗时，皇家乐工郑中丞所用号为“小忽雷”的一把琵琶坏了，便特意送到这里来修理。
　　唐长安许多坊里中都有称为旅邸、逆旅、僦舍、旅馆、寄舍等不同名称的旅店，表明当时长安的确是一个四方辐辏的大都会，往来的商人，旅客很多。曾长期居住在亲仁坊的姚合有诗句说：“三年赁居亲仁里，寂寞何曾似在城!”唐宣宗大中九年(公元855年)到长安的日本僧人圆珍，也曾在崇仁坊的王家店和春明门附近的高家店居住。
　　皇家贵族有时也去市场上闲游，但他们的到来，往往伴随着一场灾难。玄宗天宝十载(公元751年)正月十五日夜，大约为了看灯，杨贵妃的三姊妹和两从兄家五宅人前往西市。途中遇到广平公主的马队，为了争先进西市门，杨家随从挥鞭抽打，落在公主衣裾上，公主应声掉下马来，驸马前去扶公主，也挨了几鞭(18)。当时的混乱情景，可想而知；杨氏一门的煊赫气焰，也于此可见。
　　商业的繁荣，使金钱大量集中，出现了专门经营串钱绳索的人，如住在东市附近宣平坊贺知章家对门的王老，便是做这种买卖的(19)。也出现了寄储钱币的柜坊或僦柜，窦乂在购买崇贤里那一小院宅屋时，便是临时去西市柜坊取钱支付的(20)。再如一个叫三卫的，在长安将绢2匹以2万贯的价钱卖给“白马丈夫”，而此人的钱“先已锁在西市”，也就是说，白马丈夫在西市柜坊中存着钱(21)。波斯人也有开柜坊的，《太平广记》记载，有卢生资助李生2万贯钱，让他还所欠官府的账，“乃与一拄杖曰：‘将此于波斯店取钱。’……波斯店主见拄杖惊曰：‘此卢二舅拄杖，何以得之?’依言付钱。”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由于节度使朱滔联合王武俊、田悦等共同判乱，朝廷军费不足，因而德宗曾强迫长安富商和各僦柜主出了200万贯钱(22)。
　　在柜坊存钱的，除一般商贾外，还有许多地方官吏，如《唐会要·泉货》记载宪宗时，“京师里闾区肆所积，多方镇钱。如王锷、韩宏、李惟简，少者不下五十万贯”。数字的确是很惊人的。
　　当时有许多长途贩运的行商，逐利而动，足迹遍于全国各地，甚至到了西域。元稹在《估客乐》中说他们“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首都长安是他们所必去的地方，“经营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迎客兼说客，多财为势倾。客心本明黠，闻语心已惊。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归来始安坐，富与王家勍。”在长安邸店老板的点拨下，这个客商以财货贿赂了朝廷的权臣贵族，站住了脚，他的财源也就更茂盛了。
　　为便于行商四处走动，又出现了一种将笨重的铜钱变为汇票，而到目的地后凭票取钱的办法，叫做“飞钱”或“变换”。这无疑是唐代商业繁荣的产物，它对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方便条件。
　　①杜甫：《忆昔》。
　　②见《新唐书·地理志》。
　　③见《朝野佥载》卷三。
　　④见《旧唐书·杨贵妃传》。
　　⑤见《旧唐书·五行志》。
　　⑥见《南部新书》巳。
　　⑦《新唐书·百官志》。
　　⑧见《太平广记》引《乾*(左月右巽)子》。
　　⑨《唐国史补》卷下。
　　⑩见《太平广记·杜子春》。
　　(11)见《太平广记》引《乾*(左月右巽)子》。
　　(12)见《太平广记》引《纪闻》。
　　(13)李白：《少年行》其二。
　　(14)见《旧唐书·敬宗本纪》。
　　(15)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
　　(16)见《太平广记》引《任氏传》。
　　(17)见《朝野佥载》卷五。
　　(18)见《旧唐书·杨贵妃传》。《杨太真外传》记载此事作“广宁公主”。
　　(19)见《太平广记》引《原化记》。
　　(20)见《太平广记》引《乾*(左月右巽)子》。
　　(21)见《太平广记》引《广异记》。
　　(22)见《旧唐书·德宗本纪》，及同书《卢杞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