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平时所谈的丝绸之路，主要是指陆上丝绸之路。除此之外，还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它发自华南，经东南亚、斯里兰卡、印度而达波斯湾和非洲海岸。这是连接古代东西世界的又一条贸易通道，也是古代东西人民交流的友谊纽带，它的意义决不亚于陆上丝绸之路。
　　中国，既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大陆国家，又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是古代东方海洋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据考古发现，早在先秦时代，我国华南地区就与东南亚等地有了海上贸易往来。
　　在张骞打通西域，开辟陆上丝绸之路的同时，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又决计开辟海上交通线。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发楼船兵10万攻下南越，开辟了从广州徐闻、合浦通向印度、斯里兰卡的海上丝绸之路。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这条航路是沿越南沿岸航行，经南洋到达印度洋，再沿印度洋东岸向西南航行到黄支国(今印度南部)和己程不国(今斯里兰卡)，然后由此回国，航程数万公里，往返一次需28个月。这一航路打通后，汉朝的船队纷纷开始出海远航，南洋诸国“从武帝以来，皆献见”，出现了“外国使更来更去”的景象。
　　与此同时，随着美丽的丝绸的西传，远在丝路尽头的罗马帝国，也“常欲通使于汉”，但却苦于安息居间阻挠，一直无法和汉帝国建立直接的联系。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公元162年，罗马皇帝率兵东进，击败波斯大军，占领了安息，将波斯湾纳入了罗马的势力范围。公元166年，罗马皇帝派遣使者，带着象牙、犀角、玳瑁等礼品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出发，经海路到达中国，与中国建立了直接联系。从此，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全线贯通。
　　魏晋南北朝期间，中国经济中心南移，南方经济兴起带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据史书记载，当时南朝各政权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越南中部的林邑国、暹罗湾的扶南国、马来半岛的斤陀利国、斯里兰卡的狮子国、南印度的婆皇国、中印度的迦毗黎国和波斯王朝都有使节往来，出现了“四海流通，万国交会”，“舟船继路，商使交属”的海上贸易繁荣景象。随着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提高，中国海船逐渐脱离原来沿岸航行的传统航线，重新开辟了一条以广州为起点，横渡南海，穿越马六甲，经过塔库巴横越孟加拉湾，再西渡阿拉伯海的新航线。这条航线缩短了中国大陆通往南洋的航行距离，对促进古代中国与南亚和阿拉伯地区的海上经济文化交流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据王仲荦所著《魏晋南北朝史》一书中引用阿拉伯人《古行记》的记载称：“中国的商船从公元3世纪中叶开始向西，从广州到达槟榔屿，4世纪北达锡兰，5世纪到达亚丁，终于在波斯及美索不达米亚独占商权。”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期间，海上丝绸之路已是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了。
　　隋朝统一中国后，加强了对南海贸易的经营，海上交通日益频繁起来。隋炀帝时和中国进行海上通商往来的国家已遍及东南亚、南亚和波斯。当时，隋炀帝为了海上丝路的畅通，曾先后派遣使团访问东南亚、印度和波斯。例如公元607年，他派屯田主事常骏率使团从广州启航，经暹罗湾向南，抵达赤土国访问。当时的赤土是一个地方数千里，东滨暹罗湾，西临马六甲，扼东西海上交通线咽喉的大国，属印度移民的国家。隋炀帝派常骏出使该国的目的，就是为了扬国威，通商路。常骏使团圆满地完成了使命，此后赤土、真腊、婆利、林邑等国纷纷遣使来朝，南洋地区出现了一派和平景象。随后，隋炀帝又派朝廷大员出使南亚，到达印度，与印度建立友好通商关系。派云骑尉李昱率使团乘船经马六甲海峡，过印度洋出使波斯，与波斯建立友好通商关系。频繁的使节访问，友好通商关系的建立，使7世纪前后，南中国海出现了大批印度和波斯的商船，交州、广州、扬州成了当时最繁荣的沿海港口。
　　唐承隋制，继续执行海陆并举的中外贸易方针，在陆上丝绸之路发展的同时，海上丝绸之路日益繁盛。据唐代地理学家贾耽(730—805)记载，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指的就是广州通海夷道。这条道共分二段。前段以广州为起点，沿七州列岛，抵越南东南海域，进入马六甲海峡，然后沿苏门答腊出十度海峡，抵达斯里兰卡北部的摩诃帝多港，再沿印度西海岸到达波斯湾头的巴士拉。后段以坦桑尼亚北部沿海的三兰港沿东非海岸北行，至阿曼后往西航行，再至巴士拉与东路汇合。这条漫长的海上丝绸之路，始于广州，达于东非海岸，途经90余个国家和地区，航程三个月(不计沿途停留时间)，全程共约14000公里，是八九世纪世界最长的远洋航线，也是东西方最重要的海上交通线。从同时期阿拉伯人所著的地理著作看，他们从波斯湾到广州的航线与贾耽所记基本相同。主要差别是他们在东行穿过马六甲海峡后，不是沿中南半岛北上广州，而是向东进入爪哇海，再直驶菲律宾群岛，然后才向西折回中南半岛海域驶向广州。这说明八九世纪东西方海上航路不仅在波斯湾、印度洋有较大进展，而且在南中国海也有新的开拓，南海诸岛基本上纳入了东西方海洋贸易圈内。
　　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使丝路沿线出现了一大批国际贸易中心，其中尤以广州最为繁荣。当时的广州港，已经发展到能够停泊千艘海船的规模，成为一个“多蕃汉大商”，“有蛮舶之利”，“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稀世之珍，溢于中国”的世界大港，前来广州经商的外国客商和商船之多，商货之丰富，为前代所未有。各国到广州的客商所带的货品，使广州港商货辐辏，海外珍宝香料尤为丰富。不少外国商人在广州经营宝货，使广州逐渐发展成了国际性的珍宝市场。为了加强管理，公元714年，唐朝政府在广州设立市舶司，统一管理南海贸易。
　　航海业的发展，刺激了中国东南沿海青瓷和白瓷的生产，促使最适合水路运输的瓷器从八世纪末开始列入外销的大宗货物，展开了长达一千年之久的外销瓷器的繁荣期，所以有的学者亦将海上丝绸之路称作“陶瓷之路”。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进入鼎盛阶段。在五代分裂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宋王朝由于始终未能摆脱来自北方马背上的民族的威胁与挤压，西北陆路的外交空间基本堵绝，因此面向东南海路，发展与东南亚等国的关系，乃势所必然。与前代相比，宋朝与海外各国的贸易范围进一步扩大。例如宋朝新开辟了泉州、广州至菲律宾的航线，西洋航线则一直延伸到非洲的摩洛哥、桑给巴尔和欧洲的西班牙，来华商船的始发港则扩及印度西海岸、波斯湾和红海沿岸及非洲东海岸。各国与宋朝海上贸易的次数也明显比唐代多。以与宋朝关系最密切的占城、三佛齐、大食三国为例，占城在唐代朝贡27次，宋代40次；三佛齐在唐代2次，宋代30次；大食在唐代22次，宋代30次。与其他各国的贸易次数，宋代也远比唐代多。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大大增加了朝廷和港市的财政收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
　　元代铁骑征服了亚欧大陆，视四海为宇内，对外交通毋需设防，在重新开通与欧洲和中东陆上丝绸之路的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开始进入鼎盛期。据元代周致中的《南海志》记载，与元朝有贸易往来的国家达140余个，其中大多数是通过海上进行的。这里除了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外，有南洋诸岛国、印度半岛沿海国家、阿拉伯半岛国家，就连非洲地区的忽斯离(埃及)、芦眉(马拉加什)、墨加鲁(北非)、弼琶罗(巴巴拉)、摩加里(基尔)，西非的荣弼沙(加纳)也都与元朝往来，欧洲许多国家也曾多次派使臣、商人前来。公元13—14世纪，中国帆船活跃在通往南海、印度洋及欧洲的海路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操纵了南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海上交通。据14世纪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和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等描述，他们看到的中国帆船最大的有12张帆，4层甲板，可载1000余人。为了防备马六甲海峡的海盗，还备有弓弩、火箭、盾牌等兵器。海上贸易的繁荣，又促进了港口发展。这时泉州港一跃而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多次到过泉州的马可·波罗称泉州是世界最大良港。1345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泉州登岸，看到千帆竞发，外商云集，贸易兴盛，港口壮丽，也赞扬泉州“即使称作世界最大港，也不算过分”。海上丝绸之路由泉州伸向世界各地，东通日本、朝鲜，西接东南亚，通过印度洋直指地中海世界，将中国的丝绸、瓷器源源不断地输出，特别是瓷器的输出在元代已越来越超越丝绸，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
　　明朝建立后，一方面为打击方国珍余部势力和防范倭寇在沿海地区的劫掠，实施严厉的海禁政策，规定凡民众下海经商者要比照谋叛重罪惩处；一方面为满足皇室对东南亚的香料等奢侈品的需求，推行由官方主导的与海外各国的朝贡贸易，凡是前来“朝贡”的，不仅不予禁止，而且可以得到官方保护。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郑和远航的船队规模浩大，最多时达2.7万人，船只200多艘，航程远达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东非海岸39个国家和地区。
　　郑和七下西洋，扩大了明朝与西洋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打通了中国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和阿拉伯的海上通道，大大提高了明朝在国际上的声成，把朝贡贸易推到最鼎盛时期。但是，这些航海活动从根本上没有与海洋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耗费国库巨额经费，除去带回供皇帝贵族享用的奢侈品和奇珍异宝外，没多少正常的海外贸易和商品交流，最终使明朝库藏空虚，难以为继，所以明成祖一死，大规模海外航行便骤然停顿下来。郑和之后的明清两代，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东来和清朝统治者长期推行闭关锁国政策，我国的航海业逐渐衰落，这条曾为东西方交往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丝绸之路也随着愈来愈严厉的海禁而逐渐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