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是古代沟通我国和东南亚、中亚、南亚以及欧洲的通商大道。它的开通和发展，虽有政治上的需要，但其更大的动力和基础，正如它的名称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在于经济交往的需要。商品交换、人员往来是联结这条横贯亚欧通道的重要历史内容。正是这种东西方经济发展的需要，促使古代中外商旅们，不畏艰险，冒严寒，顶酷暑，长期奔波于这条通道上。他们为促进各国友好往来和加速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商贾往来于丝路，早于张骞“凿空”西域。张骞出使大月氏时，已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了四川的“邛竹杖”和“蜀布”。大夏人告诉张骞，这些货物是：“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由此可见，在丝绸之路开辟前，已有中国和印度商贾往返于中国与南亚、中亚的千里交通线上了。
　　张骞“凿空”西域，丝路开通后，西域各国纷纷和汉朝建立友好关系。许多富商巨贾见此争着上书，想借政府资本到西域谋取暴利。争当使者之风盛行于帝都。一时间，丝绸之路呈现出空前繁荣的状况。据文献记载，当时丝绸之路上已是“使者相望于道”。这些使团很大一部分是假借汉使名义赴西域去从事贸易的商人。他们携带价值万金的丝绸等物资前往安息、奄蔡、条支、身毒等国。与此同时，中亚、西亚、印度和罗马的“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一年之中多至数千人。在西域出使中国的使团中，也有不少是商人冒充的。他们假借“贡献”为名，以获取中国政府的超量“赐赠”。例如，中亚的罽宾国“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汉朝政府为了接待这些商人，把长安的蒿街开辟为外国人居住区，建立有“蛮夷邸”。长安九市上也出现了专门经营西域商品的肆市店铺，西方的毛织品、火浣布、切玉刀以及明珠、文甲，充于市场。据西方一些学者估计，汉代贸易盛期，每年通过丝路的中外贸易总额，可能相当于100万英镑。可见此时中外贸易已十分繁盛。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不已，独河西较安定，外商纷纷改在河西贸易。这一阶段，丝路上最活跃的商人是中亚粟特人。按中国史籍记载，这是个“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国，利所有无所不至”的民族。大约在公元4—6世纪，他们大批前往中国，在丝路沿线的西域和河西走廊一带定居下来，充当起了中西丝绸贸易的转运者，源源不断地把中国的丝绸输向波斯、印度和东罗马，获得了大量的利润。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攻灭北凉时，就在北凉首都姑臧发现了好几千粟特商人。北魏统一中原后，西域商人纷纷东来，使北魏首都洛阳出现了商贾云集的景象。北魏政府为了接待这些商人，特在洛阳城外伊河和洛河之间设立了“四夷馆”。在这里定居的外国商人达万余家。“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洛阳成了万商云集的国际商贸中心。
　　隋唐统一中原和西域地区后，中原和西域地区的贸易更加频繁，丝绸之路进入了最繁盛时期。据史籍记载，当时丝路上最活跃的是波斯和阿拉伯商人。随着通达的丝绸之路，他们源源不断地前来中国从事经商活动。据称当时仅在长安、洛阳等地的波斯、阿拉伯商人就不下10万。他们中很多人长期甚至世代居住中国。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广州、泉州、扬州又迅速成为外商云集之地。据统计，在公元9世纪时侨居广州的外商及其亲属已达12万人，涉及的民族有阿拉伯人、犹太人、埃塞俄比亚人、波斯人、印度人、叙利亚人、马来人、柬埔寨人、越南人等。唐朝政府为了妥善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特指定城西南濠东岸蕃船码头作为外商专住地区。于是广州城内开始有“蕃坊”。宋元年间，泉州成为丝绸之路第一大港，长年居住在泉州的阿拉伯商人达万人以上。阿拉伯商人蒲寿庚还被任命为提举泉州市舶司，掌管泉州的对外船务和贸易长达30年。
　　一千多年来，丝路上的商贾们克服各种艰难险阻，行进在万里丝路上，从不间断。他们为中国和各国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作出了贡献。正像蜜蜂采蜜时传播花粉一样，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他们把我国的古文明传到了西域各国，又将西域各国的古文明带到了中国。一千多年来，友谊之桥很大部分是在他们的努力下架设起来的。
　　除了商人外，丝路上东来西往的人流中，还有大量的普通人民，他们或沿途设防巡哨，守护着丝绸之路的安全；或戍边屯田于荒漠绿洲，为商队、使者提供充足的粮草；或迁徙往来于西域中国，将中西文明互为交流。民间往来是丝绸之路上对外交往的重要方面，正是这样一批批普通的人民，在丝绸之路上架设起了绵亘千年的友谊彩虹。
　　丝绸之路开通后，历代王朝为了维护地方秩序和保护丝绸之路，在河西走廊至西域的千里丝绸之路上修筑烽燧堡垒，驻屯戍兵田卒，设立关卡驿站，为来往商旅使者提供安全保障、食粮补给和休息场所。近年来从敦煌、玉门、楼兰、于阗、疏勒等地的烽燧、驿站和屯田点中发现了大量的汉简和实物，其中有汉代的苣(点烽火的草把)、麻纸；有铁锄、渔网等农具；有古代戍兵用过的燧石、陶碗、梳子、笔砚等日用品；有古代的粮食大麦、小麦、谷子、青稞等，这既反映了万里丝路上戍兵们的艰苦生活，又充分证明了正是这些默默奉献的普通人民，才使丝绸之路这条中西交通命脉能够长期繁荣畅通。
　　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使民间往来、迁徙日益频繁。据公元5世纪亚美尼亚史学家摩西的《史记》记载，早在公元2世纪末中国人就迁居到了亚美尼亚边境。
　　唐玄奘西行时，也在怛罗斯西见到一座小孤城，城内有居民300余户，全部是从中国内地迁移去的。此地远在碎叶以西，时间也在建立安西四镇以前，这是内地人民沿着丝绸之路迁居生息于中亚的又一实例。
　　在中国人迁居西域、中亚的同时，中亚和西亚等地人民也沿着丝绸之路大量迁居到中国。特别是到了唐代，由于幅员辽阔，与外界交往频繁，所以来中国的外国移民特别多。他们有的在中国担任文官武将，有的则成了著名的文学家、音乐家、美术家和天文学家。
　　例如安史叛乱两主将，均是中亚人。安禄山，本姓康，是中亚康国人，到中国后寄养于安波主，才改姓安，开元、天宝之际，成为边镇中实力最强的武臣。史思明，则是中亚史国人。他们的叛乱，差一点推翻了唐王朝，由此可见藩将势力之大。除了安史两人外，唐代名将中还有大量中亚、西亚甚至印度人。由于唐代藩将很多，故《新唐书》中专设《蕃将列传》。中亚、西亚移民不但在唐朝出任武将，而且还大量担任文官。据《北梦琐言》记载，自大中至咸通(847—873)20余年间，被唐朝任为宰相的就有白中令、毕*(左讠右咸)、曹确等人，以至宰相崔慎猷叹道：“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这么多外裔移民出现在唐朝的政治军事舞台上，既充分显示了唐朝对外开放的气魄，同时也说明了外裔移民影响之大。
　　民间往来的加强，也为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的交流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例李珣、李舜弦兄妹两人，生于波斯，后随其祖辈移居四川。经过刻苦学习，他们兄妹两人都成了唐朝末年著名的文学家。李珣著有《琼瑶集》，写有大量诗歌。今《全唐诗》收有他3首诗和54首词。妹李舜弦后被蜀王纳为昭仪，《全唐诗》也收有她的3首诗。我国古代许多著名的音乐家都是出身于中亚或中亚人的后裔。如北齐时乐工曾妙达、安米羽、安马驹均因擅长音乐而封王开府。唐初此风依然，乐府伶工仍多外国世家。琵琶名手曹保、曹善才、曹纲祖孙三代相传，均是中亚曹国人。唐玄宗时住在长安街东，号称琵琶第一手的康昆仑和筚篥高手安万善则分别来自康国和安国。歌手兼舞蹈家米嘉荣、米和郎父子则来自于中亚米国。侨居长安的康国画家康萨陀和于阗画家尉迟跋质那、尉迟乙僧父子一起传入了印度画法，他们所作的佛画、人物、花鸟充满异国情调，对唐代画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朝的“司天台”(天文台)有不少印度天文学家。其中长期侨居长安的迦叶、瞿昙和俱摩罗3家最为著名。特别是瞿昙氏一家祖孙4代人都服务于唐代的司天台，绵延110年以上，为唐朝天文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丝路上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中，有两位很著名的人物，其中一位是旅行家杜环，一位是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
　　杜环出身望族，是唐代著名史学家杜佑的族子。天宝年间(742—754)，他随唐将镇西节度使高仙芝沿着丝绸之路出征西域。此时大食的势力已扩展到中亚地区。中亚地区的康国、安国、石国等小国多次请求唐朝出兵相助，唐朝政府没有同意。公元750年，拔汗那王与石国王不和，请中国皇帝援助。高仙芝以石国王不遵守藩臣礼仪为名，发兵讨伐石国。石国王请降，高仙芝假装同意，但突然攻破石国，杀老弱，虏壮丁，搜括财物，并将石国王送往长安处死。石国王子求告于西域各国，各国愤怒，准备联合大食以进攻安西四镇。6月，高仙芝率军3万，进至怛罗斯城，在此与阿拉伯军队大战一场。战斗中，原与唐军联合的葛逻禄部叛变，与大食夹击唐军，高仙芝大败，只剩几千人撤回安西，2万余人被大食俘虏。杜环就是2万被俘唐军中的一个。他离开怛罗斯城后，往西南行，到达石国。渡过真珠河(今锡尔河)，南行到康国，西行渡过今阿姆河到末禄国，然后沿着伊朗北部到达伊拉克和大食阿拔斯王朝的首都亚俱罗(今伊拉克库法城)，再西行直到地中海东岸，走完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全程。他还漫游了阿拉伯地区，是第一个留下姓名，确曾到过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的中国人。11年过去后，杜环从埃塞俄比亚的马萨瓦港返航，最后在波斯湾乘上商船，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踏上归程，最后抵达广州。
　　公元762年，杜环回国后，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经行记》一书，引起了当时人们的极大兴趣。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本书不幸失传了。但值得庆幸的是杜环的族叔杜佑当时把《经行记》中的一些片断，摘录在他的名著《通典》中。虽然现在从《通典》中辑录出来的《经行记》只有短短的1500余字，但它记录下了在大食见到京兆人樊淑、刘沘，织络者河东人乐*(左阝右睘)、吕礼及俘虏中有造纸工匠，教会撒马尔罕人以碎布造纸，造纸法由此传入穆斯林世界等中西文化交流的大事件，并相当翔实地反映了当时中亚的拔汗那国、康国、石国、末禄国，西亚的波斯、大食以及拂菻和非洲摩邻国等国的情况。所以《经行记》一书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和很高的评价。中国现代学者陈垣认为《经行记》是“中国典籍记回教事最早而又最正确者”。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认为《经行记》是“关于拂菻方面唐代之第一手史料”。
　　马可·波罗生于1254年。他的父亲尼古拉和叔父玛窦都是威尼斯商人。1271年，当尼古拉兄弟第二次前往中国时，年仅17岁的马可·波罗随父亲和叔父前往中国。他们沿着丝绸之路，经过整整3年半的艰苦跋涉，于1275年5月完成了横贯欧亚的旅行，抵达元代的上都。在那里他们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盛情款待。
　　由于马可·波罗聪敏好学，来中国后很快就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并且熟悉了元朝的宫廷礼仪和行政法规，因而深得忽必烈的宠信。他除了以客卿身份在朝中供职之外，还经常奉元世祖之命出巡全国各地，并在扬州任地方官3年。以后又奉命出使缅甸、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地。每到一地，他都详细考察当地的风俗民情，物产资源等情况。1291年，客居中国已17年的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因思乡心切，遂乘忽必烈将阔阔公主嫁波斯阿鲁浑汗之机，自荐任向导，从泉州启程，经海上丝绸之路到达波斯，完成了护送向导的使命。以后又继续西行，经两河流域，从黑海乘船到达君士坦丁堡，再循近东航线回到故乡。1296年，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由于商业上的利益冲突，发生战争。马可·波罗站在威尼斯一边作战。1298年威尼斯战败，马可·波罗当了俘虏。在狱中，马可·波罗将他在东方的见闻绘声绘色地讲给同狱难友、彼萨城的作家鲁思悌谦听，由他用法文笔录下来，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是第一部向欧洲人系统、真实地介绍丝绸之路沿途各国及中国的巨著。从书中可以看出，马可·波罗完整地走过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全部过程。不愧为“横断亚细亚全洲的第一人”。同时更难能可贵的是马可·波罗“所至之地，所见各国，莫不详举其名，考风辨俗”，为后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史料。
　　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还满腔热情地向欧洲人民介绍了中国的富强、文明，并以敏锐的眼光，将中国的驿站制度、常平仓制度、纸钞制度，以及航海、造船和用煤作燃料等许多新奇的事物向欧洲人民作了介绍。这对当时禁锢于中世纪神权统治之下、孤陋寡闻的欧洲人无异是开辟了一个知识的新天地。因此，德国著名学者、现代地理学的创始人亚历山大·冯·洪堡特称颂马可·波罗是“古往今来各国最伟大的陆上探险家”。他认为马可·波罗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不畏艰险，勇于克服困难，长途跋涉到东方的执著精神，更重要的是他在回国后，排除世俗的偏见和教会的威胁，勇敢地告诉了他的同胞“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那里的人民热情好客，勤劳智慧，他们发明了指南针、印刷术，用地里采出来的黑石头当燃料”。灿烂的东方文明远远超过当时的西方世界，这对打破隔阂，相互沟通了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其游记也使欧洲人对东方的富庶、文化昌盛倾慕备至，推动了15世纪欧洲至美洲新航路的发现，为世界性的大交融奏响了前奏曲。
　　频繁的商旅交往，有力地推动了中西各国间的了解和互相学习。友谊的种子，就是在这种频繁的交往中播种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