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沿线城镇的产生受地域生态条件的影响较为明显，但是城镇的发展却得益于沿线不同历史时期政权关系、中央政权西域政策和丝绸之路沿线商贸经济实力。
　　1．丝绸之路沿线城镇数量与丝绸之路兴衰呈同步化
　　从总量上来看，丝绸之路沿线城镇分布与历史上中原王朝的统治实力呈正相关，城镇建置数量与丝绸之路的繁盛呈现出同步化特征，两汉、盛唐、清朝沿线城镇的数量明显多于魏晋、宋元时期。从汉至唐，以关中京兆府、陇中黄土高原、河西走廊和南北疆等主干路沿线分布的城镇数量占到全国的15%，城镇的数量不断增加，城镇的规模不断扩大。如敦煌，逐渐成为河西走廊西部的统治中心，北庭(吉木萨尔)也称为西域东部的中心城市，这一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城镇、驿站星罗棋布，数量、规模都是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而两宋以后，由于战乱的损毁和政权的偏移，加上对河湟谷地林木采伐过度和沙漠绿洲地区毁林开荒导致生态逐步恶化，发展的自然和社会条件都走向衰退，丝绸之路沿线城镇日趋衰落，数量减少，规模骤缩，沿线城镇数量不超过10%。
　　从丝绸之路城镇发展的过程来看，沿线的城镇建设同步于丝绸之路的兴盛与衰败，经历了城镇萌芽期、建设期、繁盛期、动荡期和消沉期五个阶段。秦汉以前，丝绸之路沿线地域大多在少数民族和外来迁徙定居人口组成的小国控制中，这也是城镇萌芽聚合时期，为了防御外来侵犯和野兽，开始筑城发展。在两汉时期，移民屯边和军屯城镇成为当时丝绸之路沿线城镇最主要的建设期，在河西走廊设置郡县，在西域设置都护府、羁縻、众多分散的多民族小国，又在沿线设置亭台和烽燧，保障交通的稳定，促进贸易发展，经济活力以及中原农耕文明大大地改善了沿线的经济状况和城镇发展的基础条件，生存条件的变化吸引着大批中原人口和游牧民族向新设立的城镇集聚。经过魏晋时期的调整，隋唐时期是丝绸之路沿线城镇发展的繁盛期，城镇等级规模差别加大，外来文化和佛教盛行，促进沿线部分城镇职能出现分化，区域中心城镇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空间分布有了长足的进展。关中平原城镇密集，河西走廊和天山南北城镇发展轴线基本稳定，城镇分布的范围扩展至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城镇间联系进一步加强。但随着中原王朝的政权动荡和新的贸易路线的开辟，国家经济重心的南移，五代和两宋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城镇发展也进入动荡期，由于海上丝绸之路取代了西北丝绸之路的功能，经济上的衰退限制了沿线城镇建设的步伐，沿线城镇长期发展的经济基础条件发生变化，再加上沿线战争不断，城镇遭受着外敌入侵和生存压力等多方面的不利因素，众多城镇规模很快萎缩，城镇数量骤减，部分单纯的行政职能城镇因国家行政建制的变化而被取消。元明清及民国时期，政府对丝绸之路沿线复杂的民族关系和丰富的资源条件都比较重视，展开多次移民戍边和设县建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原有城镇发展的条件，西部城镇再次获得生机，取得新一轮的发展，但终因城镇发展的动力不足，再加上先前动荡期的破坏，许多沿线原有城镇已经消失，城镇发展进入消沉期。
　　2．丝绸之路沿线城镇分布沿着流域呈群组状地带性分布
　　历史上不同时期政权变更和行政区划调整，关系着沿线城镇的生死存亡，但是在绿洲存在的地方，无论政权如何变更，只要有稳定的水源，都会有不同的民族生活繁衍在这些生存条件相对较为优越的区域。
　　丝绸之路沿线自然环境丰富多样，平原山谷、黄土高原、沙漠戈壁、绿洲草原、崇山峻岭、荒漠旱塬等等复杂的地形地貌，气候干旱，降雨量少，境内多荒漠、戈壁，特殊的自然条件决定了水资源对于人类聚集地具有指向性作用。从分区城镇数量来看，因为关中平原与黄土高原地处中原内陆，沿着泾、渭流域形成的农业耕作区是历史上较为稳定的区域；长期处于中原王朝统治阶级的治理中，政治环境的稳定性和发达的农耕文明也孕育出较为稳定的城镇发展环境，城镇的位置和数量变化不大，城镇多相对均匀分布于河流两岸，政权变化较少，城镇建制较稳定，历史承递性较好。而河西走廊、天山南北等少数民族聚集区，因历史上民族纷争和战乱较多，城镇建制出现断断续续的发展，城镇位置的游移性较大。
　　由于内陆河流流域的相对封闭性，丝绸之路沿线城镇与绿洲具有较高的一致性，组成城镇群组，流域系统内部城镇经济联系较多，而流域间(城镇群组间)联系较少。如在塔里木盆地北缘沿着塔里木河和孔雀河同样呈现出带状流域城镇群组结构，如孔雀河沿岸的焉耆、尉犁、渠犁、轮台等城镇群组和开都河沿岸的米兰、伊循、若羌之间的联系就较少。
　　除了绿洲对于城镇分布的带状群组性作用，丝绸之路的交通条件也成为城镇带状分布的延伸轴，将沿线少数民族及其浓郁的民族文化串接起来，相互渗透交流，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有着相同的宗教信仰和追求的带状群组性的城镇分布格局，如楼兰、米兰、尼雅、于阗等城郭中居住的塞族人与贵霜人具有深厚的渊源，因而很容易受到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和佉卢语言文化的影响，形成具有相同信仰的带状城镇群组。
　　3．军事战略地位决定着城镇发展的前景
　　“自古戍边驻干戈”，古丝绸之路上城镇的建立，首先着眼于军事，而城镇在历史上发展的前景和规模，也主要依赖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地位。长久以来，政治军事因素一直是推动西北地区城镇发展的主要动力。综观历史，西北丝绸之路沿线城镇的建设，大都是统治阶级为了军事防御和军事管理建立军政机构驻地，如西汉初在河西走廊设置的一些郡县，就是为防止匈奴卷土重来而建的，基本上属于军事性质的城邑。西宁城位于丝绸之路青海道的中心位置；丹葛尔城面临湟水、背依日月山，路通西域、三藏；大通城位于西宁城北45公里，其北是扁都口，由西宁城北上经大通城、扁都口就可以到达位据河西走廊中心的张掖；碾伯城是西宁通往中原的关键所在，碾伯城东北45公里处有定西关，位于冰沟谷口，往东可达古鄯，可通河州。大通城是因其地“踞湟水上游，引极甘凉，控临青海西宁，外阂番夷”的险要位置而建的。伊犁将军府的伊犁九城也是在这个目的下设立的。历代政府所设置的州府治所，也多为当时的政治、军事发展结果。丝绸之路沿线因屯军、屯垦、督农等需要而进行的大量移民活动都会促成城镇建置与发展壮大。两汉在西北边陲，基本上保持着“百里一城”的局面。但是，政权的不断变化、军事地位和人为损毁，也是西域城镇衰亡的直接因素，如对于征服后不服管束的城池、国家，则会役其城民，火烧城池。
　　城镇建设和发展中对区位、服务范围、地域容量、市场需求等考虑较少，缺乏科学合理的选址论证，城镇设置基本上是自然要素限制下军事管理和政治因素的结果，受封建王权思想左右，行政范围的划定、城池的建设大多是封建封疆和奖励功臣的一种表现形式。如两汉时期为了保证戍边官兵的生活和沿线商贸补给，沿着疏勒河、党河绿洲从玉门市至安西县长约110公里的西部塞段，按照“十里一亭，三十里一驿”的间距设置驿站、烽燧、城障等30多座。为了防御洪水和外敌侵入的需要，这些城障大多位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峡口或较高的台地，交通不便，可扩展的发展范围非常狭小，城镇与区域和外界经济联系较少，城镇的生命力较脆弱，一旦受到外敌侵袭或生态变故，这类行政促生型城镇就失去生存发展的基础，陷入灭亡的边缘。
　　如今丝绸之路沿线散布着众多因军事管理而设置的城镇，建立在广阔而无人烟的草原、荒芜地带和峡谷地区，城镇与区域和外界经济、交通联系较少，分布呈单点状分散布局，城镇的生命力也很脆弱。如青海海晏的三角城，其区位选择是出于自发防卫和军事战略目的，在战争的影响下兴建，摧毁，又兴建，又摧毁，几度反复，最终没能保全和存留下来。
　　4．民族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是城镇兴旺发展的依托
　　除了绿洲对于城镇发展具有指向性作用外，丝绸之路沿线少数民族及其浓郁的民族文化相互渗透交流，互易货殖也成为城镇发展的动力源。丝绸之路沿线是我国历史上小国家和多民族集中分布的区域，不同民族间生产剩余的互补性及物产的差异性以及易货带来的潜在经济利益促使众多的胡商(昭武九姓)和吐蕃商人活跃在沿线众多民族和国家之间，促进了沿线人口集聚和经济繁盛的局面。而历史时期境外地缘政治的稳定也在扫除边贸障碍和扩张贸易需求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丝绸之路经济发展的影响远达中亚、西亚、南亚，大批内地和中亚粟特商人往返于此，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及中亚、南亚诸国构成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贸易伙伴。如楼兰、米兰、尼雅、于阗等城郭中居住的塞族人与贵霜人具有深厚的渊源，因而很容易受到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和佉卢语言文化的影响，因相同的信仰和文化交流活跃了城镇生活，促进了城镇繁荣和稳定。而魏晋时期因贸易发展也曾带动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交汇点——高昌地区的城镇由早期的7城发展至16城，大大地繁荣了城镇经济，增强了该区域发展的实力。此外，青海的西宁、都兰、岭南(今河源)、结古(玉树)，甘肃的平凉、静宁、天水、瓜州(安西)、拉卜楞，宁夏的固原、灵武，新疆的巴里坤、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等都是不同历史时期随民族贸易而兴起的城镇。
　　古丝绸之路作为佛教和伊斯兰教传入我国的主要路线，受其影响深远，形成许多著名的宗教型城镇，如敦煌、龟兹(库车)、于阗、喀什四大佛教中心，青海的湟中(塔尔寺)、循化、大通、隆务镇(隆务寺)、若尔盖扎达寺镇(扎达寺)等信仰使得不同民族差异缩小，为维持区域和平起到较大的作用(见图4-8)。
　　总体来看，由于关中平原历史上开发较早，发展的政治环境较平稳，因而城镇建置和变迁变化都不大，城镇发展较为稳定，而且由于历史积垫较长，城镇发展的规模都较大；但在黄土高原、沙漠绿洲和河谷地带，因严酷的自然条件制约着城镇建设选址，因而只要是适合于人类居住的地方，旧城被弃或被毁后，总会有新城在这些沙漠绿洲沿线再度产生，如天山南麓塔里木河支流的三角洲地区，由于水土条件生成的绿洲，是城镇生存发展的基础。
　　5．城镇位置随着区域生态变化具有游移性
　　从丝绸之路沿线城镇分布总体特征来看，早期的城镇为了防御外来入侵，城镇大多分布在河谷或绿洲等自然条件好、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峡口或地势较高的地段，沿着河谷与山地的峡口地势而筑。如车师前国都城交河古城(也称雅尔城)，位于天山山嘴地区两河相交处的30米高的黄土崖上，主要是为了防御外来入侵，位于今临夏县的西汉白石县城(东汉顺砾县城)，其城址就在今夏河县麻当遗址(见图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