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秦汉时期城镇建制
　　我国自商周时代就实行分封制，即采取“封邦建国”的办法管理国家，商王及周天子除王畿附近的土地由自己直接统治外，其他土地都分封给诸侯、卿大夫等各级大小领主，作为他们的采邑。各诸侯国领主除了对天子有少量象征性的贡纳和服役外，在自己的封地内拥有绝对的主权，大多一城一国，建有一个城池作为邦国的象征，保护封地范围和彰显自己的权利，城池与国家为一体，城破国亡，都城与封国同名(尤其是小国)。
　　春秋中叶后，有些诸侯国逐渐强大，开始发展中央集权，对新开拓的疆土或剥夺来的土地，不再进行分封，而由君主直接设县统治，在荒僻的郊区，设立郡进行管理，郡县不相统隶。如秦武公时(公元前697年—公元前678年)灭邽戎、冀戎地置邽县(今甘肃天水市)、冀县(今甘谷县东)。
　　秦始皇26年(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郡辖县，设36郡和近900个县，凡是郡县治所均为规模不等的城市(镇)。自此，中原地区建立了国家和地区管理的二级体系，分别筑城戍边加以管理，推动城镇建设。如《史记·秦本纪》中就有记载“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先秦封地诸侯小国都城到了秦统一王朝实行郡县制时就成了郡、县治所驻地，构成国家城镇体系的组成部分。陕西处于全国的政治中心区，经济较发达，郡县数量多。宁夏境内北地郡的富平县(今吴忠市西南)、甘肃境内陇西郡的袍罕县(今临夏东北)、临洮县(今岷县)、下辨县(今成县西北)是随着秦王朝版图的扩张而新出现的城镇(见图4-1)。
　　同时，在西域的一些绿洲地带，游牧民族和迁移到这里的其他地区人民逐渐定居下来，建立国家发展农牧业，一城一国，都城规模相当于内地的一个县城，这些国家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周围及天山山麓的绿洲上，如扜弥国(今于田县境内)、戎卢国(今于田县以南地区)、渠勒国(今策勒县一带)、精绝国(今民丰县境内的尼雅)、皮山国(今皮山县境)、楼兰国(今罗布泊)等，绿洲大则国大，绿洲小则国小，大国二、三万人，最大的约八万人，小国数千人，最小的只有六百七十人。此外，西域还有一些游牧民族国家，过着“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①的游牧式生活。公元前2世纪末，西域有36小国②，也有说33小国的，史籍资料和不同的学者研究的结果反映出的西域小国数量和名称有些偏差③，这里借鉴清代徐松著的《汉书西域传补注》为准。随着战争和内部的纷争也曾被分成57个，都分布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西域绿洲小国有城廓田畜，从事农业耕作，如楼兰、焉耆、龟兹、于阗、乌孙等几个绿洲大国都有城邦建制，而匈奴、乌孙以游牧为生，没有城廓。在游牧生活方式下，走哪歇哪，少数城郭国家也只是具有阶级等级体制的聚集居住区，以增强共同防御外敌和野兽的能力。因而严格意义上的城镇很少。
　　汉初，沿用了秦王朝的管理体制，实行中央集权下的诸侯封国与郡县并存制度，郡国并行，郡下设县，县下再设乡、亭、里等，在县以上各级政治管理机构驻地和军事驻镇正式筑城护卫。由于雄踞北部的匈奴势力强大，在北部建立起奴隶制游牧国家，控辖着东北至西域的广阔范围，并时常南下骚扰汉朝边境，威胁到汉王朝的政治统治地位和部分商人的利益。汉武帝继位后，凭借着几十年休养生息，国力大增，通过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联合西域诸国展开对匈奴的大规模反击战争，终将匈奴驱逐到焉支山以北的草原地区，将河西走廊正式纳入汉王朝版图，先后设立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河西四郡。在边远地区有归降的民族聚居地，“存其国号而属汉，治民比郡”④，安置内迁的少数民族；在西域以属国都尉(与郡同级)的方式加以管理，设立龟兹、楼兰、鄯善、且末、精绝、于阗等属国，分辖数县。为了增强抵御匈奴的力量，阻断匈奴与羌族的联络，在北部山岭、沙漠的边缘，组织大规模移民戍边，修筑长城防卫匈奴再度进犯，另外在西域乌垒设置西域都护府，在疏勒设置戊己校尉府，设置军屯驻城防备匈奴的再度入侵，建立田屯城镇、商贸驿站保证戍边官兵的生活需求。如在丝路沿线设置有天水郡、武都郡(今武山一带)、临洮郡(今漳县一带)、陇西郡(今临洮)、北地郡(今甘肃庆阳)、安定郡(今固原)、金城郡(今兰州)、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敦煌郡等加强沿线商贸和政治安全管理。随着政局稳定和沿线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日益昌盛，丝绸之路沿线城镇建设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河西四郡就辖34个县城⑤与西域都护府一起对于稳定边疆，确保边境安全，发展东西经济文化交流起到较大的作用(见图4-2和表4-1～表4-3)。
　　东汉时期基本延续了西汉的郡县制和西域封国管理政策，并为安抚和管理羌人在湟水谷地新设置护羌校尉和一批郡县，如金城郡的临羌县(今湟源附近)、破羌县(今乐都东)和安夷县(今乐都西)，又从金城郡(今兰州)中析出西平郡(今西宁市)；在河西走廊建立了张掖居延属国都尉，主要安置匈奴及西域其他族降人；将西汉时期设立的西域都护府更名为西域长史府，迁至龟兹国附近的它乾城，在伊吾设宜禾都尉府，在交河置戊己校尉府，在陇西置凉州刺史治所(今甘肃张家川西)，自东汉始刺史有了固定的治所和城池。但是东汉政府的边疆治理策略时有间断和不同，西域三通三绝，东汉末年，中原地区动乱，中原人士纷纷逃亡流入河西，西域地区也出现了军阀割据。这些割据政权在当地的统治，直接影响了当地城镇的发展(见表4-4)。
　　2．魏晋南北朝时期城镇建制
　　魏晋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受曹魏政权控制，对辖区的管辖完全承袭了两汉时期的州郡县管理制度和统治方法。魏文帝曹丕派兵消灭了东汉末年河西的割据势力，置凉州并将凉州的城池置于武威郡姑臧县，凉州共辖九郡，即金城、西平、安定、北地、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西海(包括现在的河西走廊和青海北部、宁夏南部地区，金城以东的陇西、天水、武威等地划入秦州)。委派尹奉为敦煌太守，继续推行西汉以来的屯田戍守政策。西域长史府迁至罗布泊附近的海头城，统管着西域城邦国家。
　　公元265年，西晋取代曹魏，实现了短暂的统一，西晋继续维持着对西域的管辖。晋朝初年，凉州地区时常遭受少数民族的骚扰，公元278年(咸宁四年)，鲜卑族攻占了武威，整个河西交通断绝。晋武帝时期再次收复武威，平定凉州叛乱，恢复凉州地区的安定。公元316年，西晋灭亡后，北方陷入了少数民族贵族的激烈争战之中，史称“五胡十六国”。公元327年，前凉完全取代了西晋在西域的统治，在西域“置高昌郡，立田地县”(顾野王《舆地志》)，设立西域长史、西域校尉、伊吾都尉等官职，丝绸之路沿线先后为五凉、吐蕃诸部、回鹘等控制，各国建国立城，沿线出现过几个少数民族政权的都城：后凉都姑臧(今甘肃武威)、北凉都张掖、南凉都廉川堡(今青海乐都)、西凉都敦煌、酒泉等(见图4-3)。
　　西晋永嘉之乱后，各国图虚名，往往在各自统治的较小区域内随意分置许多州，如北凉政府在甘肃张掖、民勤、山丹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县城里，就先后设置3州。州制比较混乱，地位已与郡相仿，城镇建设和管理也一度出现混乱的局面，到了南北朝后期不少的州只辖一二个郡，一郡只辖二三个或一二个县，有的州竟没有县镇可领，州郡一级形同虚设⑥。两汉时期的雍州和凉州，分隔成雍州、秦州和凉州三州，凉州的城镇明显增多，反之，陇西地区处于战乱中，城镇数量相对萎缩(见表4-5)。
　　公元327年前凉时期，出于经营西域的需要，前凉统治者张骏把敦煌、晋昌、高昌等三郡，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等三营合并为沙州，任命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治所设在敦煌。在高昌地区建立郡、县、乡三级政权，第一次把郡县制度推行到了西域，撤销了戊己校尉的编制，改设为高昌郡，下设高昌县(今吐鲁番)、田地县(今新疆鄯善县鲁克沁)。
　　北魏时期，魏王恩威并济远传西域，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盘陀、鄯善、焉耆、车师、粟特等国分别“遣使来献”⑦，但是北方的柔然逐渐强大，并控制了西域。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和九年，北魏两次进军西域，柔然向北方迁移，西域诸国纷纷归附，丝路再度畅通，改敦煌镇为瓜州、张掖郡为甘州、酒泉郡为肃州，并将秦州分成雍、凉、梁三州，在鄯善“赋役其民，比之郡县”⑧，使鄯善地区直接置于北魏的统治之下，置焉耆镇，焉耆成为北魏镇守西域的另一个军事据点。
　　在城镇地域管理系统的设置上，秦、西汉和东汉前期地方行政制度实行郡辖县二级制，东汉以后，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都实行州、郡、县三级制。自魏晋始丝路沿线形成地方割据之势，与中央王朝的联系减弱。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先后为五凉所控制，并在该地区建国立城，出现过几个少数民族政权的都城：后凉都姑臧(今甘肃武威)、北凉都张掖、南凉都廉川堡(今青海乐都)、西凉都敦煌、酒泉等。整体来看，魏晋南北朝时，由于频繁的政权变更和沿线分裂割据的存在，河西走廊一带多次被各少数民族攻占，不同民族间城镇建设的承接性较差，城镇建设一度低迷。塔里木盆地南北道的丝绸之路却因北方草原地区的鲜卑、柔然、高车等民族战争不断，众多城镇毁于魏晋十六国之间的战争中。虽然历经魏晋南北朝和五胡十六国的动荡时期，西域诸国不时受到匈奴、柔然、懨哒(yanda)、突厥、吐蕃势力的侵袭和控制，但并没有断绝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与中原王朝的归属关系一直延续下来。
　　3．隋唐时期城镇建制
　　公元581年(开皇元年)隋朝建立，由于魏晋郡、州、属国的体制比较混乱，隋朝建立后，于公元583年(开皇三年)罢天下郡，以州领县。公元589年隋统一南北后，将州县两级制推行至全国，公元607年(大业三年)又改州为郡，变成郡县二级制，以郡领县，与南北朝相比，县的数字基本上无大变化，而县级以上机构却大大精简了。隋统治河西后，以凉、瓜、甘三州分管各县，命裴矩至张掖掌管对西域的贸易事务，在河西走廊设置“河西五郡”，即西平郡(驻湟水，今乐都)、武威郡(驻姑臧，今武威)、张掖郡(驻张掖)、敦煌郡(驻敦煌)、鄯善郡(驻若羌)。由于河西处西北边境，和突厥、吐谷浑、吐蕃接壤，经常受到这些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侵扰和进犯，隋炀帝派兵灭掉吐谷浑，在吐谷浑故地设置西海郡(驻宣德伏俟城)。隋朝对河西走廊的治理为唐朝稳定西域边境，加强西域开发铺平了道路(见表4-6)。
　　公元618年，唐建立初期平定了黄河流域的纷争，接管了河西，在敦煌置瓜州，沿用了隋朝的管理模式，改郡为州，恢复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州县制。尤其是唐王朝经历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奠基与发展，经济繁荣，边贸发达，国力达到了鼎盛时期，强盛的国力促进了黄河流域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产生。如唐长安，不仅是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城市，更是当时享誉世界的国际性大都会。城略呈东西长方形，东西9.7公里，南北8.65公里，城周36.7公里，总面积84平方公里，是我国中古时期面积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唐长安城有东西大街14条，南北大街11条，多数大街宽达百米左右。城内北部正中是宫城(皇族所居)，宫城南是皇城(中央衙署)，人口达百万之多。
　　唐朝在西域，一部分地区实行了与内地相同的州、县、乡、里制度，在西伊吾、庭两州设有健全的县、乡、里等行政机构，实行严密的编户制度，推行均田制，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治理和经营。公元623年(武德五年)，唐改瓜州为西沙州，州治设在敦煌，另在原瓜州属下的常乐县置瓜州，设总管府，辖瓜、西沙、肃三州。贞观四年，灭东突厥，原来归附于东突厥的伊吾城主率七城来降，唐朝在伊吾设置伊州，在当地推行与内地完全一致的州县制。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唐改西沙州为沙州。唐在龟兹置设安西都护和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以巩固边陲，在高昌故地设置西州，在西突厥的可汗浮图城(今吉木萨尔北)设置庭州，与伊州、西州隔天山相望，遥相呼应，伊、沙、西、庭四州构成了唐王朝在西域地区东部有效的军政管理系统。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灭西突厥，敦煌与河西成了“中国之心腹”。出于经营西域的需要，唐前期加强了敦煌的军事防卫力量。在玉门设立了玉门军，在沙州城内设豆卢军，并一度把西域南部的石城镇(今若羌)和播仙镇(今且末)划归沙州管辖，使其再度成为中原王朝的边防重镇。在敦煌和河西的其他地方，有赤水军、建康军、墨离军、大斗军、白亭军和悬泉、常乐、张掖、交城等守捉。唐王朝还在西州设置安西都护府，形成了“都护府—军镇—手捉和州(郡)—县—乡—里”管治下完整的军政管理体系。
　　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在西域加强屯兵镇守，在于阗设置了毗沙都督府，将原本分为五州的于阗细分为十州。由于国势强盛，唐朝政府仿效汉代西域都护府的建制，采取了都护府和羁縻府州的制度，由唐朝政府任命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羁縻府州都督刺史，颁发印信，可以世袭。全国共设置了800余羁縻府州，分别由若干边州都督府和都护府统辖，安西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南的西域地区，北庭都护府管辖天山以北的西域地区。
　　公元711年(景云二年)，唐廷从陇右道分出黄河以西地区设立了河西道，在凉州设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这是唐王朝所设的第一个节度使。军事防卫力量的加强和安西四镇的设置为敦煌、河西经济、文化的稳步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见图4-4)。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公元742年(天宝年间)沙州(下辖敦煌、寿昌二县)登记户籍在册6395，人口32234，成为前凉、前秦以来敦煌户口最多的时期。唐王朝积极经营西北边疆，大大加强了同西北各族的联系，同时也促进了西北经济及城镇的发展。当时的甘肃陇右道，境内置有秦、成、武、宕、叠、洮、岷、渭、兰、河、郭、凉、甘、肃等14个州，30几个县。黄土高原的灵州(治所在今灵武境内)和原州(治所在今固原)规模也都较大。青海东部陇右道由鄯州所辖，由于丝绸之路的间歇性阻隔和青海道的开辟，在黄河、湟水谷地形成了西宁、乐都、民和、伏俟城、多玛等一些城镇。唐代在西北道设置驻所城市鄯州(今青海乐都)，北疆设置北庭都护治所庭州(今吉木萨尔)，伊犁河谷平原设弓月城(今霍城一带)，吐鲁番盆地设安西都护府(今交河城，后迁到今库车，辖龟兹、疏勒、于阗、碎叶等安西四镇)，并根据西北边防的需要新设安西节度使(今新疆库车)、北庭节度使(今吉木萨尔)、河西节度使(今甘肃武威)、朔方节度使(今宁夏灵武)、陇右节度使(青海乐都)。受中原地区经济渗透的影响，加之“丝绸之路”的兴旺发达，丝绸之路沿线的城镇数量增加，商贸活动进一步活跃，除了著名的“安西四镇”，南道还新增加了伊循(今米兰)、鄯善(今若羌)、且末、精绝(今民丰)、莎车等商业城市，如唐代的高昌城，面积达200万平方米，周长约5公里，略呈正方形，城内街道纵横，全城布局严谨，略似长安。
　　安史之乱后，民族战争频繁，唐王朝国力明显衰弱，河西一带先后沦于吐蕃，兴盛于汉唐间近千年的丝绸之路随之中断衰落。公元764年(广德二年)河西、陇右、安西四镇相继为吐蕃占领，吐蕃统治者废除了沙州的县、乡、里等各级行政机构，与中原地区截然不同的管理方式和体制，导致了安西四镇与中原地区的割裂，丝绸之路沿线城镇的管辖和行政设置阻断，东向长安的道路受到阻碍，要绕道天德城(今内蒙古乌喇特旗西北)。直到唐朝末年沙州张义潮逐走吐蕃，率领沙州、瓜州、肃州、甘州、伊州回归唐朝，才逐渐开始与内地重新建立起联系。公元851年(大中五年)，唐在沙州成立归义军节度使，管辖伊、瓜、沙、肃、甘、鄯、西、廓、河、兰、岷11州。公元862年(咸通三年)，张义潮收复凉州后，唐在凉州设节度使，领凉、洮、西、鄯、河、临6州，吐蕃力量日渐衰弱。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经济发达，国力强盛。对丝绸之路沿线的治理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随着唐代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因素在西北民族地区城镇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逐渐增强，丝绸之路加强了中原地区与西北地区和亚欧大陆间的贸易往来，以及内地养蚕织绢技术的传入，当地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等，都为该地区城镇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城镇的演变出现了一些新的特色，形成了一批具有交通、商贸职能的新型城镇。原有那些军事政治职能很强的城镇，也因受到商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影响增添了一些新的职能。
　　唐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都是州县制的管理模式⑨，在与州平级的管理体系中设府，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升首都雍州为京兆府，升陪都洛州为河南府，以后陆续将新建的陪都和皇帝驻跸过的州等均升为府，府虽与州同级，但地位略高于州。唐朝在全国设置300多个府州，1600多个县城，丝绸之路沿线分布的城镇数量占到全国城镇数量的1/8，在今我国境内丝绸之路沿线就有161个州，在今我国境外还有16个州，30多个县城。其间由于自然环境的变迁和行政建制的变更，也有部分城镇逐渐消亡，如两汉时期在河西设置的35个县制，此时合并后仅剩余15处，汉武威(石羊河下游)、楼兰、尼雅、伊循／鄯善等众多曾经繁华一时的城镇都逐渐衰亡。
　　4．五代两宋城镇建制(公元907—1279年)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以后，我国又进入了一个封建割据的历史时期，即五代十国、宋、辽、金、西夏时期。在这一混乱的历史时期，丝绸之路陕西境内和甘肃南部沿线分别属于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分别设置州县加以管理，沿线州府主要有：邠州(今彬县)、衍州、泾州、宁州、原州、庆州、盐州、灵州、乾州(今乾县)、凤翔府、陇州、渭州、武州、义州、秦州、凤州等16个州，归属顺义节度使(耀州)、静南节度使(邠州)、漳义节度使(义州)、凤翔节度使(凤翔)、雄武节度使(秦州)、朔方节度使(灵州)等六军管辖。此外还在一些重要的交通要道设置县镇加以疏通，如方渠镇(今环县东北)、青刚峡镇、保静镇、怀远镇、陈仓镇。五代十国时期，河西走廊甘、凉、瓜、沙四州沦为甘州回鹘牙账，而宁夏贺兰山和青海祁连山两侧分由党项族、吐蕃等少数民族占领，西域地区也出现了多个地方政权，如高昌西州回鹘政权、于阗李氏王朝和西部葛逻禄部落、拔汗那部落、突骑施部、炽俟部等。各政权组织在水草丰美的绿洲沿岸建立了他们的王朝统治系统，新建立许多城镇，如西州回鹘的新兴谷城(今艾丁湖北岸)，于阗王朝的哈得城(今策勒东)、媲摩城(今策勒北)、扎瓦城(今墨玉西南)、贡刺城(今墨玉西)，各部落的素叶城(今羯丹山西北)、下巴尔思汗城(今江布尔东北)、冻村城(今热海南)、羯饭馆城(今莎车西北)。
　　公元947年，契丹人在北方建立了辽朝，对西域大部分地区的管辖上沿用了汉唐以来的属国制度，西域境内的突厥、黠戛斯、阿萨兰回鹘、于阗等都成为辽朝的属国。辽代在形式上沿袭了唐代的道制，沿袭唐制，将全国分为五道。每道有一政治中心称府，建有京号，并以京号为道名，合称五京道。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吸取了唐末藩镇割据的教训，政府革除了藩镇的实权，并将全国分成若干个“路”区，负责征收和转输各地财赋的转运使路，陕西有永兴(治京兆府，今西安市)、秦风(治风翔府，今陕西凤翔)二路，因军事防御需要设置的安抚使，西北地区分为秦凤、永兴、环庆、鄜延、熙河、临洮六路，这些路主要体现为行政管辖范围上的划界，没有具体的建置属地。由于北辽和北宋的战争，西域各属国中于阗和西州回鹘势力逐渐恢复和扩大，分别建立王朝，黑汗(喀喇汗)部落逐渐统一了西域西部葱岭一带的其他部落，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形成三个地方王朝政权统领西域的形势。北宋时期，回鹘民族⑩对于丝绸之路南道的维持与某种程度的振兴起过积极作用。高昌回鹘是西域和内地宋朝商品往来的桥梁，而龟兹回鹘和高昌回鹘又同为契丹与中亚、波斯往来的中介，于阗、高昌、龟兹、回鹘都曾与北宋互派使臣通好。回鹘商人的足迹常到北宋的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但北宋王朝时期西夏、柔然部族控制河西走廊，宋朝与西域的陆路交通一度中断，宋神宗时虽然得到恢复，却须绕道青海北部，由秦州(今甘肃天水)入境，陆路交通的剧变带来青藏丝绸之路沿线新城镇的快速发展和兴盛，如都兰等青海城镇基本都兴起于这一时期。
　　乾道元年(公元1068年)，西夏消灭了瓜州、沙州的回鹘政权，在河西走廊建立了稳定的西夏政权，合并了唐宋制度，实行州县二级地方行政区划，并将瓜、沙二州的统治中心从沙州移到了瓜州，为了障显声势、安置部属，将原来的城、镇、堡、砦改建为州，州的规模很小，人口稀少，但是数量极多，可考证的就达36个(11)。此外还有郡和府的设置。郡兼理军民，置于边防要地，如五原郡、灵武郡、蕃和郡，镇夷郡等。府有东京兴庆府(兴州)、西京西平府(灵州)，成为银川平原上两个政治中心。
　　随着全国战乱和各地区部落的逐渐壮大，在公元1115年以后，全国呈现出北蒙古、东北金、东南南宋、西南吐蕃、西域西辽、中间西夏的分割局面。丝绸之路在这种政权割据中受到很大的阻碍，南宋政府虽在凉州设立了西凉府，但实际上并没有正式在凉州以西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机构，其统治的范围向西仅到兰州、西宁一带，控制河西四州政权的仍然是吐蕃和西夏部族。
　　南宋时期政府从军事管理上对行政管理体系进行了调整，设立道府(12)、州、军、城四类管理机构，另有隶属于州的州、军、城，实与县同级，将皇帝涉足的地方及地位重要的州全部升为府，五代十国时期各国首都和陪都均升为府，在黄河流域有开封府、大名府、太原府、河南府、京兆府、凤翔府等。宋代沿袭五代出现的军，将唐时的军镇演变成地方行政单位，统辖县及城、镇、堡、寨。军监有领县和不领县两种，领县的与府州同级，不领县的与县同级。领县的军监虽与府州同级，但其地位一般低于府州。县级政区除县外，还有城镇、堡、砦(寨)等军事单位，大多设在西北边防地区。整体上来看，这些行政监察、管理机构组成的城镇建设却也只有两级：州府级和县级。
　　五代以及两宋时期，经历了盛唐的繁荣与昌盛以后，随着封建社会开始衰落以及中原汉族政权统治中心的逐渐东移和南移，再加上西北地区少数民族，诸如党项、契丹、女真、蒙古、回鹘、吐蕃等的各自统治王朝的建立，全国割据形态使得西域地区与中原王朝之间完全失去了联系。加上造船，航海事业的发展，丝绸之路虽然仍承担着东西方物质文明的交流使命，但其重要地位已逐渐让位于海上运输，沿线经济急转直下，中原王朝对于陆上丝绸之路的控制逐渐松懈，城镇发展的支撑条件和有利因素逐渐消失，沿线盛唐时兴起的部分城镇也因缺乏有效的管理而逐渐衰败。如唐长安城到宋以后，84平方公里的面积仅余1/16，周长由36.7公里减少到仅11.9公里，人口由近百万减至“仅数万家”。此外自南宋以后海上丝绸之路日趋活跃，敦煌逐渐失去中西交通咽喉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转站的重要地位，其商业和文化也渐趋衰落。
　　总之，自从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以后，直到元朝建立，此期间大约三个半世纪中，中国通往西方的这条丝绸之路几乎被废弃。沿线城镇建设也因民族割据战争带来的破坏逐渐衰败，至南宋末年，丝绸之路沿线余留下来的城镇不足百座，众多汉唐时期兴起的城镇，曾经对丝绸之路线路的贯通和中非、中欧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起过重大作用的城镇，曾经在人类文明历史上担任过重要传播职能的沿线城镇，都逐渐没落或付之一炬。
　　5．元明时期(公元1271—1644年)城镇建制
　　公元13世纪，蒙古人建立的蒙古政权先后灭掉了周围的畏兀儿、西夏、金、大理以及南宋政权，入主中原，最终于公元1279年统一了全中国，建立元朝，将过去源于魏晋的暂时性辅助管理机构行台定制下来，并在中国境内实行行省、路府、州县三级制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丝绸之路沿线设置陕西行省(省会奉元，今西安市，辖境相当今陕西，甘肃东南部和内蒙古部分地区)和甘肃行省(省会甘州，今张掖市，辖境包括甘肃河西走廊、宁夏大部及内蒙古部分地区)。路府的等级相等于魏晋南北朝和唐朝以来的州府，而州县的规模则相当于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县。金、元时期，北宋修筑的军寨城堡被升格为地方行政建制。如：金朝升安西城为定西县、元朝升为定西州；金朝升外底堡为静宁州，笼竿城改为德顺州，元朝为隆德县；金于宋张堡置西宁县，元朝升为会州，移建今会宁县址。这些州县城镇与元代统治下的疆域扩张和交通发展关系密切(见图4-5)。此外，元代还在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上设置了相当密集的驿站和“站赤”，对西域地区实行了有效的管辖和治理，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中西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交往。
　　从元代在河西走廊以及天山南北的统治和行政建制来看，经过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丝绸之路沿线多民族战争中，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多年发展建设起来的城镇大多遭到毁灭，尤其是河西走廊和新疆天山南部地区几千年的人类文明积存，大多毁于短短的200年间。原有的大多数县城、军城都不复存在，或烧或废，永远埋在历史长河中。元在凉州设立西凉府，并于公元1272年(至元九年)分封在凉州的只必帖木儿为永昌王，筑新城永昌府，后于公元1278年(至元十五年)改为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隶属于永昌路。自此以后，凉州地区的政治中心即转移到武威城西北的永昌府。此外，元代在张掖置甘肃路总管府(后改为甘州路总管府)、甘肃行中书省，以控河西诸郡。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在敦煌置沙州，经由敦煌、河西的交通路线再度成为连结西域与中原的主要通道。蒙古帝国和元朝的版图比汉、唐都大，和西域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也比以往更加密切。为了保证过往使团的需要，元政府在河西的瓜州、肃州、敦煌以及西域丝绸之路沿线设置了众多的驿站。建立在蒙驿基础上的“五里一亭，十里一驿，百里一台”等便捷的交通条件为丝绸之路的复兴提供了基础保障。另外，元代在青海和西藏等地分别设立了军政机构，在西北、西南地区进行由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并世袭的土司制度，同时开始土府、土州、土县的建设，为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开辟以及西南丝绸之路开发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促进了青藏高原上城镇聚集的发展。14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元朝统治的日渐衰落，西域和中亚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实际掌握于察合台汗国。
　　明代初期再次营建长城，并沿长城设九边重镇防戍，其中最西边的是甘肃镇(镇设张掖，领嘉峪关，全长1600多里，同延缓、宁夏两镇合称陕西三边)，拱卫着明王朝西北部边疆，同时继承元代的行省制度，内地城镇建设与管理依然采用行省、府、州三级管理，在边区则采用行都司、卫、所的管理制度。但由于行省管理下的地方政权太大，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各省加置1个都卫，下设都司，行都司卫所(卫所)，大抵5600人为1卫，1120人为1所(千户所)。公元1375年改都卫为都指挥使司，主管一省军户卫所和番汉诸军府，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主管一省民政，分领天下府州县及羁縻诸司，上与中央六部直接联系，改路为府，由省直辖府、州、县和卫所。丝绸之路沿线主要隶属陕西宣布政使司，辖区范围包括今陕西全境、宁夏全境和甘肃东南、青海东北大部分地区。明朝平定河西后，废除了元朝的军政机构永昌路西凉州，并结合边区军户多民户少的特点在河西走廊增设陕西行都司(治甘州卫，今甘肃张掖)，统辖凉州卫(今武威)、永昌卫(今永昌)、山丹卫(山丹)、甘州卫(今张掖)、肃州卫(今酒泉)等甘州五卫和庄浪卫(治今永登)、西宁卫(治今西宁市)、镇番卫(今民勤)、碾伯所(今乐都)、古浪所(今古浪)、高台所(今高台)、镇夷所(今金塔县天城镇附近)等三卫四所。
　　明代对于西域地区的管辖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明初到天顺末年(公元1368—1464年)是第一个时期，先后向西域地区派遣使臣，设立了哈密卫，恢复了元代的站赤，巩固西域地区和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往来与行政管理。明成化年间到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465—1545年)是第二个时期，由于吐鲁番部兴起和逐渐强大，为了争夺对于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吐鲁番部和明王朝在哈密地区战争和兵祸不息，阻塞中原与西域地区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西域地区因明政府的战败和全面闭关绝贡防御政策而陷入多民族割据纷争之中，中原通往西域各国的沙漠丝绸之路被阻隔，导致了明朝和西域各国的关系日益疏远，再加上自宋代以来，中原王朝的都城逐渐向东、向北迁移，日渐发达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取代了限于战乱中的沙漠丝绸之路，成为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经由河西的陆路通道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以及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统治者从沙州、瓜州往甘州强制移民，使敦煌的战略地位下降，经营西域的基地丢失，嘉峪关以西丝绸之路沿线城镇的发展也因统治阶级的屯军、屯田职能的降低而逐渐没落，欧亚陆路物质流通和文明交流渐行渐远。
　　6．清朝以后城镇建置
　　清朝时期，对于西域地区的管理也可以分为不同的时期。清朝最初入主中原之时，因为忙于处理满族与汉族之间的斗争和应付西南三藩的叛乱，对于西域无暇顾及。因此，在顺治、康熙和雍正三朝基本上并未对之采取较为有效的管理措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乾隆皇帝在位时期。乾隆皇帝统治期间，对于位于天山北麓和南麓的新疆回部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最终将其纳入到清朝的统治版图之中。但是清政府打退了沙皇俄国的侵略，平定了准格尔和“回部”上层分裂势力的叛乱后，对西域大力开发，筑城守卫，使沿线城镇获得恢复和发展。清政府在甘肃新增县城4个，青海、宁夏各3个，新疆设县建城26个，占清代全国新设县建城208个的12.5%。乾隆年间在伊犁河两岸，筑起9个新城。惠远城、惠宁城、绥定城、广仁城、瞻德城、拱宸城、熙春城、塔尔奇城、宁远城；在南疆建8大城：喀什格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
　　清代以后是我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致使丝绸之路沿线的城镇建设也逐渐低落，城镇建制与管理基本上沿用了自元明形成的行省管理制度，城镇体系构成主要由首都，省城(明布政使司，清置省)、府(州)城、县城、镇的稳定五级行政管理体制(见图4-6)。在边疆地区部分汉、回民族聚居的地方，因从事农业生产，仿照内地置府、厅、州、县，如新疆有镇西府(今巴里坤)、迪化州(今乌鲁木齐)、吐鲁番厅等；在没有农业生产的边域和游牧民族集中的地方，设盟、旗管理，盟相当于府，旗相当于县。在西藏地区则设城、营进行管理。民国初年辙废了府、厅，州制度，全改为县，由省直辖县。另有设治局(性质近似清代的厅)管理少数民族地区。国民政府时期又增市一级政区，分院辖市(初称特别市，后改)。
　　县城自秦汉以来一直是相对稳定的基层行政单位，但是置废频繁，一般县治越久，人口规模越大，人口规模约为0.5～2万人。市镇主要开始于宋代，人口规模介于500～2万人之间。
　　民国时期，由于军阀割据导致城镇建设没有大的发展，基本沿用了明清时期的城镇建制，只是对河西走廊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并对许多城镇的名称进行了修订和更新，对青海、新疆许多辖地过大的府、州、县进行了裁析，分置出24县。
　　①《汉书·地理志》
　　②《汉书·西域传》，卷96，386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③高文德著，《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总结《后汉书·西域传》西域36国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玉门以西，葱岭以东。东汉荀悦《汉纪》分为27小国和9大国。
　　清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的西域36国为：若羌、楼兰、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扜弥、渠勒、于阗、皮山、乌秏、西夜、子合、蒲犁、依耐、无雷、难兜、大宛、桃槐、休循、捐毒、莎车、疏勒、尉头、姑墨、温宿、龟兹、尉犁、危须、焉耆、姑师、墨山、劫、狐胡、渠犁、乌垒。冯惠民等编，《通鉴地理注词典》，西域始通于汉凡三十六国，其后分置五十余国：若羌、楼兰(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扜弥、渠勒、皮山、乌秏、西夜、子合、蒲犁、依耐、无雷、难兜、罽宾、乌戈山离、犁键、条支、安息、大月氏、大夏、康居、奄蔡、大宛、桃槐、休循、捐毒、莎车、疏勒、尉头、乌孙、姑墨、温宿、龟兹、乌垒(轮台东野云沟附近)、渠犁、尉犁、危须、焉耆、乌贪訾离、卑陆、卑陆后国、郁立师、单桓、蒲类、蒲类后国、西且弥、东且弥、劫国、山国、狐胡、车师前国、车师后国。
　　雪犁主编，《中国丝绸之路辞典》，总结天山南路南道10国：若羌、楼兰、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扜弥、渠勒、于阗、莎车；天山南路北道12国：疏勒、尉头、温宿、姑墨、龟兹、乌垒、渠犁、尉犁、危须、焉耆、墨山、狐胡；山后2国：车师(姑师)、劫；葱岭8国：皮山、西夜、子合、蒲犁、依耐、无雷、难兜、乌秏；葱岭西4国：大宛、捐毒、休循、桃槐；到三国时，36国仅剩鄯善、于阗、龟兹、车师、疏勒及焉耆。
　　巫新华著，《驼铃悠悠：中国古代丝绸之路》，记载的西域36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与阿尔金山、昆仑山之间，从东向西依次为：鄯善、若羌、且末、小宛、精绝、扜弥、于阗、渠勒、皮山、蒲犁、莎车、戎卢等12国；帕米尔东麓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主要有疏勒；天山以南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之间，从东向西有：山国、渠犁、乌垒、龟兹、姑墨、温宿、尉头、焉耆、危须、尉犁；吐鲁番盆地有：车师前部；天山以北有：车师后部、东且弥、西且弥、卑陆前国、卑陆后国、蒲类前国、蒲类后国、单桓、郁立师、乌贪訾离。
　　④《汉书·武帝纪》
　　⑤参阅李并成著，《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⑥《南齐书·州郡志》
　　⑦《北史》卷97《西域传》
　　⑧《魏书》卷4《世祖记》
　　⑨唐朝在公元742—758年间(天宝元年至乾元元年)曾一度改州为郡，后又恢复。唐朝近300年历史中实行郡县制仅16年，基本上是州县制。
　　⑩也称回纥，维吾尔族的古称，元明时期称畏兀儿
　　(11) 章巽《夏国诸州考》
　　(12)其中道属于监察机构，不设固定城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