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沿线自然环境丰富多样，平原山谷、黄土高原、沙漠戈壁、绿洲草原、崇山峻岭、荒漠旱塬等等复杂的地形地貌，再加上不同地域的水土气候条件，影响着城镇在空间上的分布。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在城镇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耦合的作用下，城镇分布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中表现出以下四种空间形态。
　　1．散点状布局
　　丝绸之路沿线早期城镇的分布，大多是在人类集群抵御外在的生存危险(如饥饿、寒冷、战争、猛兽等)的作用下形成的聚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镇间并未有大规模的交流和联系，自发性较强，城镇的形成与分布一般源自两个因素：一是自然环境提供的生存活动空间范围和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下，人类选择具有相对优越地位的区域定居开发，城镇的分布具有自然环境决定的随机性；二是由于边防或者政治管理的需要，由政府行为在一些不适合建镇的地段建设的军镇、馆驿、哨所逐渐积聚而成。由于城镇功能结构单一，基本上处于一个原始封闭的状态，城镇大多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如陇东一带城镇的分布，多是在山谷、塬地上建立的，城镇建设和区位选择是出于自发防卫和军事战略目的。城镇内部结构一般只包括行政区、居住区等初级功能结构单元，城墙成为城镇与农村相区别的标志。城镇只能依靠自身循环推动社会发展，城镇建设与周边区域之间的关系基本不考虑(见图4-10)。
　　散点型是指城镇的分布具有相对的孤立性，城镇之间缺乏大规模的经济联系；具有特殊的时代功能特征和地理环境约束条件，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脆弱。城镇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一般呈封闭状态，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如外敌侵袭、生态变故等，这类城镇就失去生存发展的基础，陷入衰亡的边缘。散点孤立型城镇根据其形成影响因素的不同，又可以分为自发城镇、屯兵城镇和资源开发城镇等。由于散点状分布的城镇具有特殊的时代功能特征和地理环境约束条件，所以城镇的生命力较脆弱，一旦受到外敌侵袭或生态变故，这类城镇就失去生存发展的基础，陷入灭亡的边缘(见图4-11)。如青藏高原的海西、青南、藏西北、藏东峡谷等地区的城镇均具有自发形成的特点，而建立在高台之上的海晏三角城，在战争的影响下兴建，摧毁，又兴建，又摧毁，几度反复，最终没能保全和存留下来。
　　自发散点状城镇。丝绸之路沿线早期的城镇分布，大多是在人类集群抵御外在的生存危险(如饥饿、寒冷、战争、猛兽等)的作用下形成的聚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镇间并未有大规模的交流和联系，自发性较强。在自然环境提供的生存活动空间范围和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下，人类选择具有相对优越地位的区域定居开发，城镇的分布具有自然环境决定的随机性。这类城镇一般形成于古代的处女地，在城镇体系格局基本奠定后，这种自发形成的城镇就没有产生的土壤了。自发形成的城镇在形成初期其宜居性指标较好，但随着自然环境的变迁、人类开发活动的不合理，区域的承载能力有所降低，甚至不再适合人类居住，城镇因而消亡；反之其指标会有所提高，城镇因而兴旺发达。自发城镇随着历史发展和政局变化，时有波动。在城镇形成初期，该类城镇无疑占到绝对的比例。在大一统的时代，因该类城镇符合聚落发展的一般规律，均有较大的发展，但在政局动荡的年代，城镇所在区域往往成为统治者争夺的焦点，因沦为战场而衰败或废弃。
　　西域三十六国中的城郭国家，就是以绿洲为依托自然集中定居的国家(见图4-12)。定居点筑有城郭、庐舍，居民集中居住，有一些原始的手工业已成为区别于农村的城镇。这些城郭国家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及天山山麓的气温、地形比较适宜的盆地边缘、山前丘陵、平原地带，其发展的动因来自内部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分布在绿洲上的城郭诸国主要依靠自身循环推动社会发展，从而成为自发城镇的典型。
　　屯兵散点状城镇。屯兵城镇是由于边防或者政治管理的需要，由政府行为在一些不适合建镇的地段建设的军镇、馆驿、哨所，逐渐积聚而成的。屯兵城镇的功能结构单一，其建设和区位选择主要是出于自发防卫和军事战略目的，具备极强的政治发展条件，但缺乏必要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基础。各历史时期政权统治阶级为了更好地开发和管理该地区，不断通过移民和设立部分行政领地的方式促成屯兵城镇的发展。由于过分强调城镇的政治性与军事性，完全不顾及城镇所在地理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因此许多城镇建立在广阔而无人烟的草原、荒芜地带和峡谷山口地势较高的台地上。由于突出了政治军事功能，屯兵城镇的发展演变与中央王朝的开发经营程度息息相关，随着中央王朝的兴盛和衰败，对边疆扩张开发的强度大小和相应的行政建制、边防政策及军事重镇的设置情况等的不同，城镇的发展呈现出极强的波动性。凡是城镇发展的高峰时期也正是中央王朝的强盛的时期，凡是城镇发展的衰败时期也正是中央王朝的动荡更替的时期。就整个城镇体系而言，有时数量猛增，有时数量骤减；就个别城镇来讲，有时繁荣昌盛，有时残破不堪。历史上许多城镇，如建立在高台之上的海晏三角城，在战争的影响下兴建，摧毁，又兴建，又摧毁，几度反复，最终没能保全和存留下来；再如西汉初在河西走廊设置的一些郡县，就是为巩固收复的土地，防止匈奴卷土重来而建的，基本上属于军事性质的城邑；汉代新疆东部出现的几座城镇，也明显是为了军事的需要而建立的。它们既是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地，又是驻兵屯戍的“壁垒”，因而像高昌、交河就称“高昌壁”、“交河壁”①。
　　资源散点状城镇。资源城镇是依托矿产资源的开发而发展形成的城镇。由于矿产资源的指向性比较强，因而其立地条件一般来说并不是非常理想，再加上区域社会经济基础薄弱，因此城镇的发展态势、规模、演变等与矿产资源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城镇的专业化方向明显，主导产业规模大，但产品结构单一，附加值不高。在丝绸之路沿线资源城镇的功能结构往往是不完整的，由于立地条件差，在大多数情况下生产基地与生活服务基地是分开的，生产基地接近资源产地但宜居性较差，而生活服务基地一般则选择在宜居性相对较好的地区。如青海花土沟镇是以石油开采为主的城镇，花土沟本身仅仅是生产基地，而生活服务基地则安排在甘肃的敦煌。在空间上，丝绸之路沿线的矿产资源较为集中分布在“聚宝盆”柴达木盆地、“万宝山”祁连山、河湟谷地等地区，组合条件好，有利于大规模开发利用，但由于自然环境使其开发利用受到极大的限制，使资源城镇呈现出数量多但规模小的特点。
　　2．流域群组型
　　在丝绸之路沿线干旱的自然环境下，人类对于水源的依赖性决定了绿洲与城镇发展的共生性。水源形成的绿洲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依托，水资源及水系分布特征决定了绿洲的位置及承载力，进而制约着城镇的区位指向和空间网络组织。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城镇，多是在雪山融水的滋养下发展起来的，外围荒漠、戈壁限制了城镇的生长，因而水源成了影响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重要因素。城镇的空间分布受到内陆河水系的影响而具有独特性，城镇大多数沿着主要河道及其分支流域呈现葡萄串状分布于内陆河沿岸，以获取充足的水源。
　　城镇沿河流谷地成串状分布是自然环境所决定，因而即使到现代，这种空间分布格局也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在河西走廊的石羊河流域与塔里木盆地的南缘，以且末河、于阗河、喀喇玉龙河、喀喇昆仑河等水系及其支流(包括引水干渠)为主轴展布的城镇，在空间上构成了分别以且末、于阗(和田)、莎车、疏勒(喀什)为中心的城镇相对密集区，于阗河流域以渠勒、于阗、扜弥等城镇组成串状分布。这些城镇大多符合自然选择法则，城镇产生发展农业基础较好，一般区位较为稳定，不会随着政权更替而兴废，如天水、甘谷等城镇。即使因不同历史时期政权更替毁于战火或者政治性废弃，经过几年后人类的居住区和发展区会在这些地方重新发展起来，周而复始。如甘肃省自乌鞘岭以西至敦煌沿线，分别是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党河流域的中游地带形成的河谷区，在地形和水资源双重有利的条件下，城镇的分布呈现出沿着河谷伸展的明显的带状组群分布特征，如河西走廊和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城镇分布与发展，都是沿着河流水系形成的组群：在石羊河和金川河汇聚后形成的休屠泽(猪野泽)中下游，受祁连山和走廊北山山脉的制约，集中集群分布着休屠、宣威、武威三座县城；古弱水(黑河一支)沿岸，由于弱水与居延泽滋润下的居延绿洲繁衍出上游的屋兰、觻得、昭武、临泽等城镇群组，下游有大、小方城和黑城等城镇群组；讨赖河(北大河)沿岸有禄福、绥弥、金塔等城镇群组，而沿着疏勒河、党河绿洲从玉门市至安西县长约110公里的西部塞段集中分布有烽燧、城障30多座。在塔里木盆地北缘沿着塔里木河和孔雀河同样呈现出带状流域城镇群组结构(见图4-13和图4-14)，如孔雀河沿岸的焉耆、尉犁、渠犁、轮台等城镇群组。
　　虽然从流域看城镇成集中分布，但是由于绿洲的封闭性导致其群组间联系较少，形成流域城镇经济区。流域内城镇间联系相对较多，绿洲(流域)与城镇在空间分布上具有的一致性，一般都处于交通干线和河流沿岸，相比较而言，有着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能够承载相对较多的人口聚集，从事生产生活，促进游牧民族向蓄养型定居生活转变。如河西走廊、天山南北、青海东部地区和藏中南宽谷地区，城镇分布较多，开发历史悠久，城镇密度相对较大，城镇发育较好、水平较高。泾河、石羊河、额济纳河、疏勒河、库车河、塔里木河地区城镇兴废都具有这一规律性。
　　流域群组型城镇是自然环境因素占主导地位，以流域(绿洲)为依托所形成和发展的一类城镇②。在丝绸之路沿线干旱的自然环境条件下，人类对于水源的依赖性决定了河流谷地、绿洲等地理环境与城镇发展的共生性。水源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依托，干旱区特有的水资源及水系分布特征决定了城镇的区域位置及发展规模，进而制约着城镇的空间网络组织结构和城镇间的经济联系强度③。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城镇，多是在雪山融水的滋养下发展起来的，外围的荒漠、戈壁限制了城镇的生长，因而水源成了影响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重要因素。
　　流域群组型城镇在空间上还表现出“小市镇多中心”的格局。以甘肃河西走廊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流域为例，分布着占河西城镇人口84.3%的7个市、13个县城以及众多城镇。
　　3．交通节点组合型
　　丝绸之路沿线城镇在交通体系中的功能比较稳固，丝绸之路促使沿线不同区域文化的交融，从而丝绸之路成为沿线城镇带的发展轴，促进了沿线城镇呈带状分布的格局。城镇的发展对交通依赖性增强，其中较大的驿站最终发展成为城镇，沿着所依托的交通线呈带状分布。如楼兰、米兰、尼雅、于阗等城郭中居住的塞族人与印度贵霜人具有深厚的渊源，因而很容易受到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的影响，形成具有相同信仰的带状城镇群组。
　　另外驿站作为城镇发展的先导也成为城镇扩展枢纽。驿站简单讲是古代接待传递公文的差役和来访官员途中休息、换马的处所，后来由于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举凡运送使客、接待官员、转输军需、运送贡品等等，均属于驿传运输范围。丝绸之路沿线古称西域，深居内陆，地域广袤，城镇的发展严重依赖于早期交通的发展，基本是沿丝绸之路驿站交通线分布。汉代驿传制度是在交通要道上隔几十里置一驿(一般为三十里左右)，即供应人夫车马和食宿的交通站。随着汉朝势力的向外发展，汉政府把国防设施和交通邮递结合起来，加强了边疆地区驿站的建设。张骞通西域后，酒泉亭障展筑到玉门，后又延伸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泊)。直到东汉，这带地区仍是“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近代交通运输的发展，驿站的作用才日渐削弱。城镇的发展对交通依赖性增强，其中较大的驿站最终发展成为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说，驿站是城镇形成的最初形态。但并不是所有的驿站均可形成城镇，只有在具备了城镇发展的交通条件上，驿站才有可能成为城镇。由驿站发展而来的城镇，必定处于所依托的交通沿线上，呈带状群组型分布。
　　4．交通—流域复合型
　　随着丝绸之路的繁兴和贸易、人口的流动，加上因政治因素、经济贸易、宗教因素、文化因素、农业技术水平因素而发展起来的军屯、田屯和商贸城镇交互穿插，丝绸之路主干线上的重点城市外围形成具有流域组群和交通网络互通的城镇群分布状态，成为中外交通和文明连接的纽带。然而由于地域条件限制，许多因交通功能设立的城市，同时受水资源流向和分布的制约，区域发展的空间、人口集聚规模和城镇分布相对稳定在流域绿洲沿线，围绕核心城镇及其所在的流域形成较稳定的交通—流域组合型城镇群组分布形态。如古长安、河西四郡、安西四镇和明清以后的兰州、灵武等地，作为政治中心、贸易中心、文化宗教中心、交通枢纽而兴起和发展，城镇经济实力和文化影响力增强，带动流域城镇建设呈现出复合化、网络化趋势。城镇经济活动日渐丰富，城镇职能日趋多样，在人为因素干预较少的情况下，空间分布表现出的一种发育程度较高的状态。
　　整体来看，丝绸之路沿线城镇空间分布四种形态大致与丝绸之路文明进程、交通状态、地缘政权、经济物流等时段高度相关。在丝绸之路地缘政治较为尖锐，形势严峻的时期，城镇间的布局多是以政治军事目的设置的，呈分散无规律布局。如西晋永嘉之乱后，各国图虚名，往往在各自统治的较小区域内随意分置许多州。五代时期，地方割据，地方政权为了彰显统治地位，在水草丰美的绿洲沿岸新建立许多城镇，如西州回鹘的新兴谷城(今艾丁湖北岸)，于阗王朝的哈得城(今策勒东)、媲摩城(今策勒北)、扎瓦城(今墨玉西南)、贡刺城(今墨玉西)，各部落的素叶城(今羯丹山西北)、下巴尔思汗城(今江布尔东北)、冻村城(今热海南)、羯饭馆城(今莎车西北)，这些城镇建设多数没有考虑地域辖区有效范围，更没有考虑到绿洲的容量，如今这些城镇都已随着历史湮没在风沙中。而沿着交通轴线和流域组群发展起来的城镇，多数是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经济贸易融合的结果，绿洲、交通、资源、市场等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城镇自身充满发展活力，带动流域城镇经济、人口、文化不断纵深，因而大多最终得以存活和延续下来。
　　5．沿线区域城镇分布特征
　　历史上丝绸之路沿线具有城镇建设和辖区的包括府、州、县、镇四级建制机构，由于资料有限，此处的讨论将以州、府、县三级城镇建制分布以及城池规模情况分析为主，对于因军屯、田屯等需要而设置的小城池，有资料的情况下或有涉及。对于历史上丝绸之路沿线城镇的结构研究，主要从不同历史背景下沿线城镇分布的宏观特征、中观区位和微观内部结构特征三个方面入手加以探讨。受历史政治因素和地域条件的限制，沿线城镇的分布表现为显著的区域历史阶段特征。
　　(1)关中平原的网状城镇格局
　　沿着泾、渭流域形成的农业耕作区是历史上较为稳定的区域，因为长期处于中原王朝统治阶级的治理中，政治环境的稳定性和发达的农耕文明也孕育出较为稳定的城镇发展环境(见图4-16)。城镇的位置和数量变化不大，城镇多相对均匀地分布于河流两岸，如西汉时期关中平原有28个县城，东汉时期行政区划调整中将关中平原、陇东高原混合，郁夷、赉县、谷口、杜阳四县调整与合并到其他县城中。至盛唐，在县城的规模普遍扩大的情况下，关中平原保留下来的县城数量为24个，直至民国保留下来的县级城镇有29个。
　　(2)河西走廊的串珠状城镇格局
　　由于河西走廊地处两山峡谷地带，区域城镇发展的基础高度依赖石羊河、黑河(额济纳河或弱水)、疏勒河三大流域及其支流系统形成的绿洲农业支撑条件，形成四大流域城镇体系。城镇受地域地貌条件的限制，城镇位置大多稳定在河谷沿线，表现为顺着主干河流的支流呈葡萄串状分布(见图4-17)。如西汉政府为了“通货羌狄”、“远徕与国”，“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④。此后，河西城镇发展一直稳定在以这四郡为主的流域系统内，形成串珠状城镇分布特征。
　　(3)新疆地区的环状城镇格局
　　由于地处内陆，气候干旱，降雨量少，境内多荒漠、戈壁。特殊的自然条件导致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首先要解决基本的用水问题，因而水资源对于人类聚集地具有指向性作用。水源有无、水流量大小、水资源流向和分布的形态决定着区域发展的空间、人口集聚规模和城镇分布的形态。受水资源的制约，城镇历史地理位置相对稳定在流域绿洲沿线，围绕塔克拉玛干沙漠呈环状分布(见图4-18)。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和中原农耕技术与沿线文明的结合，加上因政治因素、经济贸易因素而发展起来的军屯、田屯和商贸城镇交互穿插，围绕着塔里木盆地和天山南北形成环状分布的城镇群落，成为中外交通和文明连接的纽带。
　　(4)青藏高原的点状城镇散布
　　山高沟深，加上游牧民族生活习惯比较松散，青藏高原上的城镇建设总是落后于丝绸之路沿线其他地区。只是在交通交汇地区，因为皮毛、茶叶、马匹等交易的需要而发展起来为数不多的商贸型城镇。
　　①李燕，石静.中美西北地区城镇体系发展比较[J]．开发研究，2003，(1):28～30
　　②杨永春，赵鹏军．绿洲城镇体系研究——以甘肃省河西走廊为例[J].人文地理，2001，16(3)：6～10
　　③张志斌，张小平．河西地区城镇体系特征及未来发展构想[J].冰川冻土，2002，24(4)：463～469
　　④《汉书·地理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