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济发展与城镇建置动态
　　从远古时期到夏、商、周，广阔的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就分布着许多人类的居地。仅考古学上称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大约从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遗址，在沿线地区就已发现和发掘了上千处。
　　当时，在黄河中游地区，经济以原始农业为主，饲养家畜，有定居的聚落。在黄河上游地区，经济以原始农业为主，兼有狩猎，中后期出现了定居的原始聚落。在新疆北部地区，经营游牧经济，居民逐水草而居。新疆南部原始农、牧经济兼有，先民们主要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周边的绿洲居住。
　　在地域空间上，大致形成丝绸之路沿线的东部黄土高原地区以农业经济为主，河西走廊、天山以北及青藏高原东部地区以草原游牧经济为主，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区农、牧经济兼具的地域空间分布格局。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处于典型的自然经济状态，其经济结构单一，经济规模较小，封闭性和自给性很强，受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极大。
　　这一时期在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尚未有城镇的生成，绝大部分还只是分布离散、各自独立、规模较小且不稳定的原始居民聚落。城镇的选址与形成发育，主要因地形地势及水源等自然环境条件，同时也要尽量满足自身生产生活方便的交通条件。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该时期虽然没有城镇的生成发育，但其经济活动的地域和聚落区位则为以后城镇的生成发育奠定了一定的区域基础。
　　汉代在河西走廊大力进行农业开发，河西走廊进入了农耕经济时期。从而使河西走廊从单纯的牧业区一跃而成为十分富庶的农业区，也成为当时汉王朝经营西域的后勤基地。西汉以后因其地理位置僻处西隅，政治上比较安定，经济上也较为富庶，所以内地一遇到战乱或灾荒，便有不少人徙往定居。西汉以后至明清时代，历史上河西走廊的农牧业经济亦有过复杂的变化，由于各民族势力的消长和变迁，农业经济和牧业经济曾多次进行交替，但繁荣的农牧业经济对河西走廊地区城镇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广大的西域地区，西汉王朝除实行军事、行政管理政策外，还在经济上实行屯垦戍边、减免税赋、经济交流、鼓励外贸等政策。屯垦戍边是保证筑城驻兵的生存与生活、维持边陲地区的长治久安的政策之一，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公元前48年，汉王朝派军2000多人到高昌屯戍，筑坞壁防卫，建粮仓积谷，修筑了高昌城。西域都护府建立后，西汉王朝在轮台曾驻有屯戍军队3000多人。楼兰城成了西汉在西域的重要军事基地和屯田基地，驻军常达万人以上。此外，西汉在各个屯田点上都有驻军，并把屯地变成重要的屯戍城堡。如渠犁屯区，先有驻军几百人，后增至1500人；交河屯区，先有驻军300人，后增至数千人；北胥鞬(今莎车县内)有屯军1000多人；赤谷城有驻军3000人；焉耆、龟兹、姑墨驻军也均在千人以上。西汉在青海的屯田主要分布在湟水流域，以军屯为主，屯田卒“田事出，赋人二十亩”。西汉的屯田规模最大时达到70余万亩。同时，西汉王朝将西域和内地连为一体，经济交流日益频繁。西汉屯军把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加工工具、农耕技术、植物栽培技术、水利灌溉技术以及冶铁、造纸等手工业技术带到了西域，同时也把西域的特色农牧产品及其种养技术以及玉器、珍珠、毛皮、毡毯等手工业品及其加工技术带回了内地，加之丝绸之路的繁荣，大大加强了西汉与中、西亚和欧洲国家的经济往来，进一步促进了边疆与内地的经济发展。
　　西汉筑城驻兵、屯垦戍边以及各项经济政策的全面实施，加快了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推动了边疆开发，增进了边疆与内地的经济交流，加速了丝绸之路的繁荣，从而形成了一系列诸如西域三十六国等城郭诸国。以后西域三十六国逐渐分裂为50余国，人口合计约30多万。其中实力最强的当属龟兹国(今南疆库车县)，人口约8万。北疆地区有山北六国及乌孙等国，其中最大的乌孙国约35万人，山北六国约14000余人。汉景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在乌垒设西域都护府，是当时西域地区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统辖大宛及其以东的城郭诸国，兼督察乌孙、康居等行国。西汉时西域地区这种城邦国家的建立，初步奠定了新疆城镇地域空间布局的基本架构。即南疆城镇主要环塔里木盆地分布，北疆城镇主要沿天山北麓分布。西域政治中心设在吐鲁番地区及南疆的库车和轮台之间。城镇在职能上一为行政管理中心；二为区域性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西域当时的中心性城郭国家主要有龟兹、车师和乌孙国的赤谷城。从乌孙国的人口和经济实力来看，赤谷城是当时西域最大的城镇。西汉末年，青海的城镇继续向西拓展，进入青海湖地区。
　　尽管东汉在西域三绝三通、战乱频繁、经济停滞、发展缓慢．但还是继承了西汉的经济政策，继续实行屯田戍边、减免赋税、经济交流和鼓励外贸等经济政策。在屯田戍边方面，东汉的屯田人数和规模远不如西汉，农业经济发展受到很大的影响。但东汉的商业贸易却不亚于西汉。当时，丝绸之路虽然艰险，但因丝绸贸易一本万利，各国商人仍然络绎不绝。如此相对发达的商业贸易经济，进一步增强了丝绸之路沿线城镇的商贸职能。东汉时期，于阗(今和田)、疏勒、莎车、龟兹为南疆地区主要的城邦国家，力量强大。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恢复西域都护府，治所为它乾城(今库车城西南)。此时的城镇仍以地方政权性质和军事兼屯田性质为主。东汉曾在吉木萨尔(今满城)设立以军事和屯垦为目的的戎部侯城。在今青海湖以北的海晏县设立海西郡，郡治三角城。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0年)，中原处于大动荡、大分裂的局面。长达300多年的分裂割据，使中原王朝对边陲地区的管辖比以前大大削弱。在丝绸之路沿线的西域，原有地方政权展开了激烈的兼并，形成了多国对峙的局面。然而，中原王朝与西域的经济贸易关系却十分密切。一是通过纳贡、赏赐，进行官方经贸交流；二是在丝绸之路沿线设置都护府、郡县、派兵驻扎屯垦，保护来往客商，为其提供方便，疏通经贸渠道；三是继续西域屯垦，发展西域经济。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农业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已经懂得制造和使用铁器，标志着其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手工业和商业也比较发达。棉纺、毛纺和丝绸织造技术大大提高，高昌布远销内地，高昌棉、疏勒棉、龟兹棉和龟兹毡等，都是当时西域的有名产品。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较大的城镇主要为疏勒、于阗、鄯善、焉耆、车师后部等。吉木萨尔作为北疆地区的行政管理中心，其地位和影响力逐渐增强。天山以北多为柔然、突厥等游牧民族统辖，城郭建筑多衰败。公元222年，曹操“凭倚西平亭，增筑南、北、西三城”为郡治，自此西宁成为青海重镇。公元439年，北魏拓跋氏势力进入青海，改西平郡为鄯州，领两县六郡。其中西平郡(西宁)辖西都、乐都、金城镇、浩门四县；西魏在循化、贵德一带设浇河郡。总之，这一时期各个朝代在青海地区的统治，时间有长有短，控制力度有强有弱，就城镇的发展来讲并无太大的变化。但值得一提的是，公元4世纪初，祖居辽东的鲜卑族吐谷浑部“西徙上陇，度枹罕，出梁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公元405年在赤水(今青海兴海县)、莫贺川(今青海贵南县)、浇河(今青海贵德县)建国都；公元535年在青海湖西北面建伏俟城(今青海共和县石乃亥)。修筑曼头、贺真城、树敦等城堡。吐谷浑政权仿效中原王朝推行封建政治制度，使吐谷浑人与当地羌人、汉人友好相处，相互融合，发展经济，繁衍人口，建立强大的吐谷浑国割据政权，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促进了青海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及其城镇的发展。这一时期，丝绸之路北线河西走廊道时通时阻，而吐谷浑所占领的丝绸之路南线青海道却畅通无阻，异常繁荣。沿途的驿站为往来客商提供食宿方便。吐谷浑国都伏俟城曾是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
　　总之，在西汉、东汉至魏晋南北朝的这一历史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一是生产工具的革新，特别是铁器工具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其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打破了原始的生产方式，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二是屯田戍边的实施，扩大了原有农牧业经济的生产规模，进一步强化了农牧业的经济地位，也创造了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特殊的一种屯田军垦经济类型；三是随着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手工业经济开始活跃；四是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加强了与内地和国际间的经济与社会文化交流，打破了原始经济的孤立、封闭性，商业贸易经济开始发展，从而使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经济类型开始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沿线地区的城镇开始逐步形成发育，基本奠定了城镇发展的轮廓。在地域空间上，大致在丝绸之路沿线的东部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多因郡县行政治所而形成，同时表现出强烈的“亲水性”和“亲农性”；在西部南北疆地区则多因城邦国都、军事重地、屯垦中心、商贸集散地等的建立而形成，同时也开始初步显现出诸如龟兹城、赤谷城、金满城、武威城、西平亭等一系列级别相对较高的区域性中心城镇。但后期的城镇发展受政权更替、军事割据、民族冲突的冲击较大，甚至某些地区的城镇因之而衰败消亡。
　　隋唐王朝的建立，使中国历史步入了空前强盛时期，也使丝绸之路处于繁盛的历史阶段。隋朝率先在西域实行郡县制，又设伊吾郡。为屯垦戍边，发展经济，提供了保障。
　　唐朝奠定了丝绸之路沿线地区长治久安、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环境基础。除了在行政上、军事上的管理外，在经济上，公元630—791年，唐朝坚持实行屯田戍边，并使其达到了鼎盛时期，从而大规模发展农牧经济，稳固农牧业经济基础。凡是驻守边疆的军队，无论驻防军队人数多少，都要进行屯田。特别是在军粮运输困难、无法供应的情况下，所属军队平时都更要根据人数的多少，就近屯田，发展农业，自己解决吃饭、吃菜问题，并要自己储备军粮。当时西域屯军曾达到5万人之多，屯田面积达50万亩左右。同时，唐朝还根据各地驻军人数和地理条件的不同，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屯田政策，即一是在驻军人数较多的战略要地和主要军镇，实行大规模的集中屯田，主要有11大垦区，其中北疆有伊吾、庭州、轮台、青海4区，南疆有西州、焉耆、乌垒、龟兹、疏勒、于阗6区，中亚有碎叶1区；二是在驻军人数较少的边防哨所和一些交通要道上，实行分散屯田，主要指在25个守捉城、各烽戍、州县和驿站、驿馆周围的屯田。这种屯田有的地方小到只有两三个人，多的也只有二、三百人。因此，这时的屯田分布极其广泛，几乎遍及唐朝势力所达到的各个角落。除军屯之外，还有一般的民屯和犯屯。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人数之多、成效之显著，均超过了前代，从而保证了唐朝在西域大多数地区不收赋税的前提下，养活了大批行政官员和驻军，确保了相对安稳的政治社会环境。同时为了生产与生活的需要，屯垦军民利用当时掌握的治水技术，基本上在所屯驻地区都兴修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进一步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与此同时，唐王朝积极实行均田制、赋税、商贸及交通管理等经济政策，大大推进了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使丝绸之路处于极端繁盛的阶段，也推动了沿线城镇的形成与发展。
　　隋唐时期，在巩固和扩大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农牧业经济的同时，其手工业和商贸经济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特别是唐朝对商贸采取积极的开放政策，鼓励商贾进行贸易，规定在州县治所等城置市，设市令、丞管理。贸易管理主要通过“互市”来实行。隋唐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城镇除行政、军事管理和农牧业经济功能比较明显之外，手工业和商贸经济功能也越来越突出，加之传统贸易商道和驿道的形成和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城镇之间、城镇和区域之间的社会经济联系，城镇在形态结构、等级规模、功能类型、对外交流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转型期。
　　两宋时期在高昌回鹘国、喀拉汗国，土地的占有形式主要分为国有土地、宗教土地、封建主土地、农民土地、农村公社土地等几种。回鹘族源自蒙古高原游牧民族，进入新疆后，高昌和喀拉汗国境内都有大量适应放牧的地区，所以畜牧业经济都比较兴旺。同时，受当地较高农业生产水平的影响，回鹘族迅速完成了封建化，由游牧民族变为农业民族。加之高昌回鹘国和喀拉汗国都处于丝绸之路的重要位置，随着农牧业经济的发展，工商业也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喀拉汗国对工商业采取鼓励政策，保护商队，疏通商路。不仅政府组织商队进行对外贸易，而且对商人自己组织的商队也提供方便。为了有效管理商业，喀拉汗国政府设有专人管理市场和物价，打击抬高物价的商人，征收商业税。同时推动手工业的发展。当时的工艺产品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制作精美。其中有些产品手工工艺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尤其是玻璃制造和釉下彩陶工艺，已达到相当精湛的水平。玻璃器皿被广泛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窗户用平板玻璃的广泛应用，提高了各民族的生活质量。
　　伴随着工商业发展而来的是大批城镇的产生，其中伊犁地区在公元10～12世纪就兴起了56个城镇，成为西域地区城镇发展相对兴盛的时期之一。在青藏高原地区，受角厮啰部的控制，由于游牧民族的东扩和重牧轻农思想的影响，出现了农牧替变和退农还牧的现象，传统的农耕区不再是城镇发展的主体，出现了城镇数量减少的趋势。同时由于高原民族政权的确立，使城镇发展重心开始偏移。
　　元代在经济上除继续屯田戍边之外，更注意学习先进的汉文化和汉族统治者治理西域的经验，发展农业生产，设立冶场、铸造农具、兴办手工业、发行纸币、发展商贸等，进一步提高了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农牧业经济、手工业经济和商业贸易经济水平，推动了城镇的发展。尤其是北疆的别失八里元帅府驻地城镇在全疆具有很高的地位。南疆西部的城镇，尤其是喀什、和田一带的城镇地位上升，以喀什为代表的南疆城镇在人口规模和城镇密度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明朝统治时期，除一度直接控制哈密王国之外，西域地区实际上长期处于地方割据的状态。各地方割据政权以明中央政权为宗主国，向其称臣纳贡，发展朝贡封赐的官方经济往来，通过保护互市贸易政策也带动了民间贸易经济的发展。后期由于明朝国力衰弱，哈密卫数建数废，西域长期处于割据战乱状态，严重影响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当时，南疆地区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兼营家庭手工业。叶尔羌汗国建立之初，积极采取措施保护和促进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减轻当地居民的赋税负担，实行免税政策；另一方面向阿克苏及叶尔羌河上游移民垦荒，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使南疆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当时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有麦、稻、豆、高粱、苞谷、棉花等；还种植瓜果、葡萄等。手工业有丝棉纺织、玉石加工等。纺织品胡棉、花蕊布、红绢布、撒袋花手巾在当时较有名气。和田织造的绸绢茧布细密光实，喀什葛尔能生产丝绸缎布，和田生产玉石。叶尔羌汗国有自己的矿冶业中心，能制造砍土曼、镰刀、铁锨、犁铧等农具。经济发展带动了商业繁荣，叶尔羌“商贾如鲫，百货交汇，屹然为是方著名商场”。叶尔羌、喀什葛尔、于阗、阿克苏等地成为南疆重要的贸易中心。然而，叶尔羌汗国实行农奴制统治，农奴不仅要受农奴主的经济剥削，还要受宗教势力的剥削，从而削弱了生产力的发展(见图5-8)。
　　在青海，公元1372年改西宁州为西宁卫，并在今柴达木和海北一带设安定、阿瑞、曲先、罕东四卫，归西宁卫统辖；东南设积石、贵德两州，归河州(临夏)卫统辖。公元1397年在西宁设茶马司，公元1596年明西宁守务按察使刘敏宽在北山(今青海互助县五峰乡)建立铁厂，使青海从此出现了工业。同时，大通煤矿也开始开采，形成了以采为主的集镇居民点。
　　在宋、元、明三个朝代历经的684年漫长历史时期，由于频繁的政体更替、军事割据和民族冲突等，使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时间上时好时坏，空间上很不均衡；同一时期有的地区发展较快，有的地区发展落后；从而对沿线地区的城镇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时兴时衰、此兴彼衰，形成相对比较明显的波动。
　　清朝前期，根据各地区、各民族原有的不同经济状况，实行不同的经济模式，以便恢复和发展各地的生产。首先，清朝政府在今新疆实行以农业生产为主、农牧业生产同时并举的政策。在清朝治理新疆以前，以天山为界，基本上一直是南农北牧的生产格局。历代政府虽然在天山以北地区开展过各种形式的屯田，但规模一般都不大，而且随着中央王朝的更替，屯田也时断时续。清代把天山北部地区作为农业开发的重点，从内地及天山南部迁居大批汉、维吾尔等各族军民在这里长期屯田生产，使天山北部地区的农业生产规模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达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不仅使全疆农业生产总体水平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而且基本上改变了长期以天山为界，南农北牧的生产格局，农业已成为新疆第一位的经济。此外，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清政府没有放弃传统的畜牧业生产。在天山南北，特别是在天山北部的伊犁、巴里坤、木垒等传统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除开办众多官办牧场、牧养大批牲畜外，还尽力帮助原来长期从事畜牧业生产的蒙古族、哈萨克族、布鲁特族(今柯尔克孜族)等少数民族牧民恢复和发展牧业生产。加上天山南北农业区各族群众利用新疆地广人稀的自然条件，在小片山间荒漠牧场饲养牧放各类牲畜，使畜牧业很快成为新疆仅次于农业的第二大经济产业。
　　加之清政府在新疆施行的特殊税收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对提高新疆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总归其经济制度仍然是以封建经济为主，农奴经济甚至奴隶经济长期并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经济发展水平。
　　清朝在新疆屯垦，历时195年，24个屯区遍布新疆南北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周围的绿洲。其中北疆14个屯区，南疆10个屯区，共有屯丁12.67万人，如果连同家属计算，约48万多人。屯垦布局重北轻南，带去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在北疆开垦了155万多亩农田，使北疆的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乌鲁木齐在内的北疆多数城镇也是在清朝屯垦中产生的。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清朝新疆城镇发展逐渐进入成熟期。尤其是准格尔叛乱平定后的屯田建镇，在伊犁设将军府，筑伊犁九城，大量移民屯垦戍边，使西域地区的城镇得到了迅速发展，北疆城镇的地位上升，成为主要趋势。当时南疆的城镇主要有库车、阿克苏、乌什、和阗、叶尔羌、喀什葛尔、英吉沙尔、喀喇杀而八大城镇。
　　清朝后期，由于西方列强侵略，清政府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双重打击，其政治腐败、军备松懈、经济衰退。1861年，清政府在青海柴达木盆地锡铁山设铅锌局，采炼铅锌，将青海的工业扩大到柴达木盆地西部，进一步促进了青海经济的发展和城镇的成熟。1884年新疆建省后，通过实行新疆政体与全国的统一、取消军府制、裁控军权等军政政策，以及扩大民屯规模、改变土地、赋税和货币制度、兴办实业等一系列经济变革政策，基本保证了沿线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求得了一时安宁。当时出现了带有近代工业性质的官办、官督商办以及商办的各种采矿、冶炼、铸造等工厂企业。和田、塔城、乌鲁木齐等地的金矿，拜城、焉耆、库车等地的铜矿，孚远(吉木萨尔)的铁矿，乌什的铅矿，乌苏的银矿，独山子等地的石油，都开始开采，但成效不大，同时，举办新政之后，新疆掀起了兴办近代工业的高潮。当局为了推动这一工作，在各地设立、创办各种工艺厂、劝工所、工艺局、织造局、农林实验厂等，组织各族群众进行纺织、制革、造纸等手工业生产及农林技术改良活动。另外，建省后，新疆的行政中心迁至乌鲁木齐(迪化)。于是北疆地区形成了以迪化为中心的城镇群落，其格局与今天的城镇布局大致相同。省下置三道，其中镇迪道下辖迪化、昌吉、绥来(玛纳斯)、阜康、奇台五县，1902年增设孚远县(今吉木萨尔县)和呼图壁县。各县相应建城，设县所，形成了相应的城镇群落。清代北疆地区的城镇主要有三个中心：一是以迪化为中心的镇迪道，主要城镇有迪化、库尔喀喇乌苏、镇西等；二是以伊犁和塔尔巴哈台为中心的伊塔道，主要城镇有伊犁、塔尔巴哈台、精河等；三是属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的阿尔泰地区，主要城镇有阿尔泰城等。清代北疆地区城镇的形成与发展，一是因政治军事需要而设立，如伊犁将军府和伊犁九城；二是移民屯田所形成的屯垦中心，如塔城、乌苏、玛纳斯等城镇；三是对外开展经济贸易所形成的物资集散中心，如奇台城等。
　　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虽然只有短短的37年时间，新疆却是频繁的政体更替，加之统治者“闭关而治”、战乱不堪、社会不稳定等，严重影响了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尽管个别统治者也曾有过对外交往、整顿财经、屯垦戍边、恢复农业、兴办工业、发展经济等种种发展之举，但终归都是短暂的、脆弱的、成效甚微的。只是由于中国社会总体发展的大势所趋，在城镇发展方面，迪化在1945年设为省辖市，其他各地相继筑城置县，城镇发展和布局在原有的基础上逐渐成熟。
　　纵观丝绸之路的产生、发展、演变及其沿线城镇的兴衰历史，经济因素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驱动性、关键性、保障性作用。
　　首先，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各地经济的相对发达是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无论政权更替和军事割据如何，中央王朝或地方政权大都比较重视丝绸之路的经济作用，积极维护和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和繁荣。如通过屯田的方式保证了丝绸之路畅通和来往使者、商贾的供应。因而我国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经济一直是一种开放型的经济，其城镇也是一种开放型的城镇。没有开放的经济，城镇就不可能得以发展。经济兴则城镇兴，经济衰则城镇败。
　　其次，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特殊的地理区位及其自然生态环境，孕育了其特有的基础性特色农牧业经济。沿线特色农牧业经济的开发历来受到各朝各代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从而为沿线城镇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和支持。屯田军垦是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补充。广泛分布在南北疆的每一个驻地，几乎都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一定规模、设施配套相对比较完善、功能相对比较综合、具有一定辐射范围的城镇，成为区域城镇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节点。为改变当地的农牧业生产基础条件，推进一、二、三产业综合经济的加快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根本上讲，丝绸之路首先是一条商贸通道(当然不仅仅是商贸通道)，因而当时沿线各国各地相对发达的商贸经济便是丝绸之路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动力因素之一，加之那种分段“接力式”的商贸经营运行方式，催促了沿线一系列商贸城镇的兴起与发展。
　　2．经济贸易与城镇兴衰的关系
　　丝绸之路贸易的兴起，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有关。丝绸之路是世界各文明古国和中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惟一孔道。丝绸之路的东边与经济发展较快的中原地区相连，西北深入亚欧大陆中心腹地，全长7000多公里，穿过黄土高原、河西走廊、沙漠绿洲以及帕米尔高原，其间虽有险峻的山峰，但也有山口通道可行，整个行程是可以畅通的。所经地区在历史上一度是东西方文化灿烂之地，包括地中海(希腊、罗马)文明、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中亚诸国、萨珊王朝及拜占庭帝国，都是丝绸贸易的积极参与者。沿线的安息和贵霜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中转站和集散地，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随着丝绸之路的拓通、贸易的开展，在商贸活动最活跃的地区形成了一批集镇，并在此基础上演变为以商贸为主要职能的专业性城镇。
　　城镇的盛衰与丝绸之路贸易的兴衰有着极为密切的因果关系。如历代“茶马互市”的开设，出现了“官市”、“民市”、“月市”和“私市”，其中一些逐渐发展为固定的城镇。在宁、甘、青、新等省区一批商贸城镇迅速兴起，如青海的岭南(今河源)、结古(玉树)，甘肃的平凉、静宁、天水、岷县、武都、瓜州(安西)、拉卜楞，宁夏的固原、灵武等，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等也随民族贸易而兴。这些新的城镇，产业结构单一，多数只具备乡村商品集散地的职能。随着贸易的停止，这些城镇萎缩、衰落或者消失，甚至出现“商家、居民已迁徙净尽”①。汉唐以前为丝绸之路北线重镇的居延，商业一度繁荣，马可波罗于13世纪未曾经过此地②，但在丝绸之路贸易改道后，也就消失了。
　　随着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原设置的一些军事政治职能很强的城镇，也因受到商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影响增添了一些新的职能，在丝绸之路贸易没落时，这些城镇的贸易职能也就弱化了，其繁荣程度受到影响。西汉“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隋唐先后在丝绸之路要冲设立“安西四镇”。河西四郡不仅成为丝绸之路贸易的屏障，而且发展成为贸易路上的商业城市。武威“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丰积”③，成为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商镇之一。魏晋以后，五凉诸国无不以凉州为中心控制丝绸之路贸易。到了唐代丝绸之路贸易昌盛时，凉州仍“襟带西藩，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④，⑤。据《凉州词》载，唐时武威就有七城，“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唐．岑参诗)。唐代诗人张籍的《凉州词》所描述的“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出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反映出凉州的繁荣和丝绸之路上驼队的繁忙景象。宋初“州城周回四十五里”，甚为壮观。又如，敦煌扼丝绸之路两关，建郡后成为中西贸易孔道，称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⑥。张掖也成为中西贸易集散地，因为隋统一之前，丝绸之路受阻， “西域诸藩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所以隋炀帝选中此处以招徕远国贸易⑦。由于丝绸之路贸易的影响，河西五郡成为中心商镇，在中心城市经济的影响下又出现了广泛的城镇分布和人口密集的趋势。据《汉书·地理志》统计，丝绸之路开辟后，包括金城在内的河西五郡，有户110540，人429859口；五郡领县计48个。丝绸之路贸易没落时，这些城镇的繁荣程度受到影响。如甘、凉、肃州和兰州，因为这些以行政职能为主的城市，经济职能往往处于从属的地位。丝绸之路贸易衰落使其回复到以军事功能或交通职能为主。汉武帝所置河西四郡远不及当年的繁华。
　　(2)经济贸易提升城镇经济实力，丰富了沿线城镇物品和生活方式，扩展城镇用地空间组织模式和结构。
　　经济贸易的发展也使中国古代城镇走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过去城镇中一般都是坊(住宅区)、市(商业区)分离，到宋代，坊、市的界线已被彻底冲破。随着城市的繁荣，原有城垣以内的范围已不敷使用，商业区扩大到城外。丝绸之路开通和中西交流日益深入，西方各国使者商客蜂拥而至，将中国中原的丝绸、茶叶、瓷器、造纸术、指南针、铁器等先进技术传播到广大西域及西方国家，也将西域地区和西方国家的良种马、洋葱、洋白菜、蚕豆、胡萝卜等丰富的农产品传入中原内地(见图5-9)，极大地丰富了沿线城镇居民的生活物品。沿线城镇也开始聚集专门的胡商居住区，并设有专门交易的市场，城镇内部功能能结构多元化发展。汉代京师长安城内有八街九陌、三宫九府、三庙十二门、九市、十六桥。“九市”目前可知者有柳市、东市、西市、直市、交门市、孝里市、交道亭市等7个。
　　随着丝绸之路进入繁华和鼎盛时期，城镇建设空前增长，城镇规模和数量不断扩大。丝绸之路贸易的影响远达中亚、西亚、南亚，沿线商旅频繁，大批内地和中亚粟特商人迁居于此。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及中亚、南亚诸国构成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贸易伙伴。贸易发展导致城镇经济实力的增强。到魏晋时期，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交汇点——高昌地区的城镇已由早期的7城发展至16城。最盛时期沿线分布有357个县，占到全国的27.21%。
　　(3)沿线经济开发和人口迁移增强了城镇吸引力，扩大了城镇规模和数量。
　　人口再分布促进了城镇的繁荣和发展，也提升了城镇人气指数，弱化了沿线严酷的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作用。从西汉开始，为了维护沿边政治稳定和巩固新开辟的土地，历代统治阶级都采取政策移民的方式促进丝绸之路沿线经济和人口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人口的增长互为因果，一大批城镇因此而兴起，并将中原先进的农耕文明和新科学技术传入西域，进而改变了沿线部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人们的聚居方式亦由漂泊游徙转变为定居。人口变化带来的社会分工日益细密和工商业人口的不断增加，促进了城镇的发展和繁荣。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城市规模日益扩大，人口不断增多。如河西的武威，人口渐增，日益繁华。二是市镇迅速发展。新兴的工商业市镇型城市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在关中地区，出现了“五里一市、十里一镇”的现象，市镇数量逐渐增加，市镇的人口也不断增加。
　　①《青海省商业史料汇编》第6册33—34页，转引自《青海风土概况调查集门源县风土调查记》。
　　②转引自李明伟：《丝绸之路与西北经济社会研究》。
　　③《后汉书 孔奋传》。
　　④《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第11页。
　　⑤“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其地宜马，唐置八监牧马六十万匹，汉班固所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是也。西夏得凉州，故能以其物力侵扰关中，大为宋患。然则凉州不特河西之根本，实秦陇之襟要矣”。(张澍《凉州府志备考》卷一“总叙”，19页，武威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据陕西省博物馆藏稿，1986年9月教印。)
　　⑥《续汉书 郡国志》引《耆旧志》。
　　⑦《隋书 裴矩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