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宁
　　(1)地理环境
　　西宁位于湟水谷地中部盆地内，平均海拔2250～2600米；北面达坂山，南部拉脊山，山地海拔3000～3500米，其间低山丘陵区岗峦起伏，广泛覆盖黄土，由于流水强烈侵蚀，黄土地貌发育较为典型，梁、峁地貌分布广，坡地多表现支离破碎，沟壑纵横，红层广泛出露，是较典型的丹霞地貌。西宁盆地呈东西狭长带状，长约35千米，南北宽3～5千米不等，最窄处仅2千米左右。地势西南高东北低，谷地底部平均海拔2261米，是我国海拔高度仅次于拉萨市的省会城市，素有“高原古城”之称。
　　(2)历史背景
　　已有2100多年历史的西宁是青藏高原上最古老的城市(见图6-49)。
　　在汉武帝以前，西宁一带是羌人的游牧地。骠骑将军霍去病于公元前121年出兵居延，击败匈奴，占据今甘肃河西走廊。在公元前111年，汉朝军队再次迸占羌人，深入湟水流域，羌人退据青海湖地区。汉军便修筑了军事据点西平亭，这是西宁在历史上最早的建筑。此后又置临羌、安夷、破羌、允吾、允街、河关七县，使这一地区正式纳入中原封建王朝郡县体系。
　　东汉建安年间，正式设西平郡，郡治西都县城，即今天的西宁。从此，西宁成为了青海东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公元222年，在西平亭旧址上修筑城垣，颇具规模。
　　东晋时，鲜卑拓拔氏在青海境内建立南凉小王朝，一度以西宁为都城。
　　唐代时这里叫鄯城。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建立了吐蕃王朝。随后控制了青海境内四周部落，统治近200年，对开发青海和发展汉藏关系有一定贡献。著名的“唐蕃古道”延续210年，对沟通汉藏人民友好关系，促进各族人民和睦相处，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北宋时期，藏族在青海东部建立宗喀地方政权，也以西宁为都城，公元1038年，改鄯州为青唐城，建临谷、宣威、宗哥和邈川四城，与中原进行茶马交易，河湟地区的经济文化有了新发展。根据史料记载，当时的青唐城是中西贸易的重要集散地，经济十分繁荣。公元1104年，北宋军队进攻河湟，消灭了宗喀地方政权，以青唐城为中心设西宁州。这是西宁一词第一次出现，至今也有近890年历史了。
　　公元1373年，明朝改西宁州为西宁卫，到了清朝又改西宁卫为西宁府，隶属甘肃省。公元1912年北洋军阀政府任命马麒为西宁总兵，公元1915年又任命其为蒙蕃宣慰使和甘边宁海镇守使。从此，马家军阀在国名党政府的支持下统计青海近40年。
　　公元1929年青海省在正式成立，定西宁为省会。
　　(3)与丝绸之路的关系
　　西宁古有“西海锁钥”之称，是从中原到西藏和西域的要道，是古丝绸之路南道和唐蕃古道的重镇，是古代东西往来的必经之地。当时西夏国兴起，控制了河西走廊一带，来往于宋朝与西夏之间的各国商队、使臣常常遭到掠夺，于是绕道改走青唐城(西宁)，再由青海湖北部经柴达木盆地西去。青唐城就成了丝绸之路南线青海道的通衢和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见图6-50和图6-51)。
　　(4)兴盛的原因
　　西宁兴盛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首先是它的地理区位。西宁古称“湟中”，是一座具有2100多年历史的高原古城。西宁取“西陲安宁”之意，是青藏高原的东方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古有“西海锁钥”之称。它是沟通中原与西部边地的重要城镇，也是历史上“唐蕃古道”必经之地，是少数民族政权、经济、文化与中土政权、经济、文化冲突融合的前哨。今天的西宁市为兰青铁路终点、青藏铁路和青藏公路起点，依然是通往青藏高原腹地的交通要冲，是青海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第二是西宁良好的自然条件。西宁是三川(北川、西川、南川)—水(湟水)交汇地带，是一个山环水绕的城市，是河谷冲积平原，土地肥沃，长期的农耕历史，将西平郡从一个农耕屯城转变成中西贸易的重要中转地和手工业生产的中心集镇。西宁曾是西汉将军赵充国屯田的基地。从民国初到青海建省，西宁已成为从湟源、贵德、鲁沙尔、上五庄、大通等地收购的皮毛、药材和从内地运人布匹、茶叶等日用品的集散地。
　　第三，政治上的友好关系。松赞干布等吐蕃首领与唐朝的友好关系也促使了西宁经济文化贸易的繁荣，为其稳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在现代，新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政策等也为西宁的发展提供的良好的发展机遇。
　　2．疏勒(喀什噶尔)
　　(1)地理位置
　　疏勒是中国古代西域城郭王国，唐安西四镇之一，又称沙勒(可能源于古代伊朗语)、粟特，突厥语言为“有水”。元、明、清三朝分别用汉文写作可失哈耳、哈实哈儿、喀什葛尔等，今称喀什。疏勒东北、东南与龟兹、于阗相通，盛时辖境包括今新疆喀什、疏勒、疏附、伽师、英吉沙、岳普河、阿图什、乌恰、阿克陶、塔什库尔干等县市。“疏勒国……王治疏勒城……有市列”(《汉书·西域传》)，这是2100余年前张骞对喀什古城的最早文字记录。疏勒城(今喀什市)的形成无疑还要提前一二百年。东汉时期，疏勒国都改称“盘橐城”，前身即西汉时疏勒城。据近年来史学界考证，盘橐遗址就是今喀什市东南郊的艾斯克萨古城，位于克孜勒河与吐曼河交界的高埠之上，从地理位置上看，这种推测极有可能，但尚待进一步证实(见图6-52)。
　　(2)历史背景
　　2100年前，秦末汉初，蒙古语系的部分游牧民族与当地的土著居民混合，定居下来组建西域小国疏勒国，成为喀什葛尔的早期的先民。当时的疏勒国领地包括今喀什市、疏附县、疏勒县、伽师县一带。公元前2世纪的时候，随着北方匈奴实力的逐渐强大和领土扩张，疏勒国逐渐被强大的匈奴奴役，属匈奴的僮仆都尉管辖，与中原地区虽有商旅往来但中途隔阂重重。随着西汉王朝对西域的控制，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疏勒归属西域都护府管辖。东汉时(公元74年—91年)，疏勒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大本营，班超在此驻守长达17年。唐王朝两次在此设疏勒都督府，是唐朝政府的重要军事据点，也是安西四镇之一。五代至宋，先后为喀喇汗王朝和西辽所管辖，喀喇汗王朝曾以喀什葛尔为首府。元代喀什葛尔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太子的封地。明代，喀什为西域四大回城之一。清乾隆时期，是清政府“总理南八城事宜”的喀什葛尔参赞大臣驻地，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清政府设置了喀什葛尔道，共辖有疏勒、莎车两个府和英吉沙尔直隶厅、蒲犁分防厅、和阗直隶州。民国年间，在此设立第三(喀什)行政区。喀什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许多古老民族曾在这里繁衍生息。在漫长的社会进程中，各个民族互相协作、互相影响、互相融合，境内主要民族有维吾尔族、汉族、塔吉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达斡尔族、蒙古族、锡伯族、满族等31个民族(见图6-53和图6-54)。
　　(3)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
　　杨镰教授认为：“中国史书上，西域有两个古城最为著名，一个是楼兰，另一个是疏勒，分别是天山南北文明走向的路标。如今，楼兰名扬天下，而疏勒则鲜为人知，一直迷失在史册的书页之间，甚至连具体地点也无定论。然而，没有疏勒城，丝绸之路史就缺失了生动的章节”。由此可见，疏勒在丝绸之路的地位与楼兰同等重要。自西汉起直至明朝，疏勒城(喀什)一直是中西交通的枢纽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荟萃之地，是中国丝绸之路南、北、中三路在西端交汇的国际商埠重镇，也是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国际市场前的门户，区位独特，民俗浓郁，在民族大融合、宗教文化大变迁的复杂过程中起到了枢纽作用。疏勒是丝绸之路的一个交通要道，它勾连了丝绸之路的东西，阻隔了南北，使得游牧民族从北塔山过来之后，能够保卫绿洲。疏勒城的重要性就在于保护绿洲、保护丝绸之路(见图6-55和图6-56)。
　　(4)兴盛的原因
　　从丝绸之路一路走来，四处可见荒漠、戈壁，当楼兰、高昌等众多西域名城都只剩下枯枝野骨，疏勒却是千里沃野，持续两千年绿洲神话。能够使疏勒保持两千年生命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自然条件优越。喀什地区的主要河流包括由西向东流动的克孜河、恰克玛克河、布古孜河以及从南向东流动的叶尔羌河、乌鲁吾斯塘、提孜那甫河。众多的河流水系形成的绿洲成为喀什农牧业发展的有利条件。为便于灌溉农田，明清时期在每一条主要河流，如和田河、叶尔羌河，喀什葛尔河、阿克苏河等的山口高出绿洲的地方，都用拦河坝分成几条主要支流，这些支流再分成若干沟渠，水通过这些沟渠流到田里，从而形成一个浇灌整个绿洲的很复杂的水渠网。发达的灌溉沟渠和拦河坝系统使水平均分配到喀什地区的农业用地上，从而形成界限分明的绿洲分布形态(见图6-57)。
　　其次，地理区位重要。喀什西边和西南边属于喀喇昆仑山系的组成部分，东部属于塔里木盆地的西缘，北部则是天山山脉的源头，特殊的地理环境特征形成了喀什东南西北交通要道的突出区位特征。天山南北丝绸之路以及沙漠南缘丝绸之路都在喀什交汇，而西部和南部高山融雪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发达的农业经济与繁忙的商业经济构成了喀什兼收并蓄的文化地域特征。这些有利的条件构成喀什经济和文明发展的坚实后盾，使得历经两千多年的历史洗礼，喀什依旧能够保持原有的民族特色。如今，喀什已经发展成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见图6-58和图6-59)。
　　3．姑臧(武威)
　　(1)地理环境
　　今武威，也称为鸟城、翅城①，位于河西绿洲东部面积最大的石羊河绿洲，原为匈奴的盖臧城，即今武威市城西北的三摞城，位处祁连山山前洪积冲积扇缘泉水出露带北侧，自然条件优越，地势平阔，生产生活用水方便(见图6-60)。
　　西汉姑臧县大约与武威县等同时设置，始设的确切年代难以考证。总地来说，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至太初年间(公元前104—前101年)较为可信。《晋书·张轨传》引王隐《晋书》说：“凉州有龙形，故曰卧龙城，南北七里，东西三里，本匈奴所筑也”。《西河旧事》云：“凉州城昔匈奴故盖臧城，后人音讹名姑臧也”。晋喻归撰《西河记》载：“姑臧，匈奴故盖臧城也。城不方，有头尾两翅，名盖鸟城”。简言之，西汉姑臧县治所开始是设在匈奴姑臧城里面。关于匈奴姑臧城的地理位置，大致就在今凉州城所在地。文献记载姑且不说，有三处不可移动的文物古迹足以能证明这个问题(见图6-61)。
　　1)澄华井。在清凉庄道署院内，即今武威市人民政府西楼南面的小花园内，地处凉州城东大街靠近大什字北侧。清康熙初年，道署内掘井时掘出一块石碣，镌“澄华井”三字，系张芝隶书。张芝的父亲张奂，敦煌渊泉(今玉门市境内)人，东汉延熹五、六年(公元162年—163年)曾任武威太守。张芝是我国著名书法家，时称“草圣”。他写“澄华井”石碣当在其父任武威太守时。由此得知，今武威市政府所在地，即东汉武威郡治所。《后汉书·郡国志》载，东汉武威郡治姑臧县。
　　2)大云寺。位于凉州城内东北隅。明代翻刻的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凉州卫大云寺古刹功德碑》说：“大云寺者，晋凉州牧张天锡升平之年所置也，本名宏藏寺，后改为大云”。据《资治通鉴》卷204记载，改大云寺是在武则天执政时。大云寺内的大云晓钟及古钟楼至今犹存，公元1957年，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将大云铜钟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西夏碑》云，张天锡建宏藏寺前，这里是张轨建造的前凉最早的宫殿区。张轨于西晋永宁元年(公元301年)任凉州刺史，州治就在姑臧县。
　　3)罗什寺。位于凉州城内大北街北端西侧。公元383年，前秦苻坚派大将吕光征西域。公元385年，吕光从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带大僧人鸠摩罗什回到姑臧。公元386年，吕光在姑臧建立后凉，住在前凉的宫殿内。鸠摩罗什住过的罗什寺遗址及罗什寺塔至今犹存。
　　(2)遗址概况
　　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驱逐匈奴控制河西走廊后，首先瞩目于石羊河绿洲，置郡设县，利用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地理位置和原有基础，率先进行开发。在姑臧县三摞城置武威郡，管辖着姑臧、张掖、武威、休屠、揟次、鸾鸟、扑(圜)、媪围、苍松、宣威10个县城。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又在姑臧县设立凉州刺史府，管辖着武威、敦煌、酒泉、张掖、天水、陇西、安定、金城八郡，其辖域相当于今甘肃绝大部分地区、青海东北部和内蒙古西部。因其“地处西方，常寒凉也，地势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间，南隔西羌，西通西域”②，而被称作凉州(见图6-62)。
　　自汉武建县以来，姑臧县三摞城经过263年的经营和发展，至东汉前期已成为“通货羌胡，市日四合”的富庶之城，作为管辖着大约50多个县城的凉州刺史府驻地和武威郡政府所在地的城镇，规模要求进一步扩大，但三摞城紧靠泉水出露带，低洼潮湿，易受水患，城镇规模进一步扩展受制于外在自然地理条件，难于实现，而且凿井取水的技术也逐渐传至河西走廊，人类对于地表水源的依赖程度降低。东汉汉桓帝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姑臧县城由三摞城搬迁到南部地势较高的姑臧县故城(今武威城)，新城的建成时间大约在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姑臧县新城地处石羊河绿洲中部，取水便利而且地势较高，又位于河西走廊东西交通干道与沟通蒙古高原的石羊河南北孔道的交点，军事战略地位远比三摞城理想，后期发展较为平稳，城镇规模得以不断扩大。今为武威市政府驻地所在，成为河西走廊东部经济、政治、交通的中心，而石羊河绿洲的耕地面积要占整个河西耕地总面积的55%，人口亦占河西总人口半数以上。
　　(3)历史价值
　　武威位于祁连山北麓，河西走廊东端，以其“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的交通军事重镇而闻名于世。198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今天的武威虽是一座普通的县级城市，但它在两千年来的中华民族关系、行政建置、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城市建设等方面，无不具有特殊而显著的重要地位。汉唐之际，姑臧是我国西北地区仅次于长安的最大古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唐初的大凉都曾在此建都，以后为郡，州，府治。姑臧还是古代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丝绸之路河西段的要隘，中外商人云集的都会，并一度成为我国北方的佛教中心。著名的凉州词(曲)、西凉乐、西凉伎都曾在这里形成和发展，对保存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传播西域文化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变迁，其许多遗迹已从地面上消失了，人们难以再睹这座古都当年的风貌和盛况(见图6-63)。
　　4．龟兹(库车)
　　(1)龟兹的历史变迁
　　龟兹，今新疆天山南部库车县，古代也称屈支、丘兹、屈茨、拘夷、俱支囊，因西汉以前是西域三十六国中的龟兹国都延城(今库车城皮朗古城址)而得名。库车位于塔克拉马干沙漠的北缘，天山山脉中段的南麓，地处最短的丝绸之路中线的交通要冲(见图6-64)。在天山雪水的润泽下，龟兹国立国很早，人类遗址的发现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龟兹古国地区生活的痕迹。龟兹古国是西域三十六国中比较大的国家。据班固的汉书记载，龟兹在汉以前就是个有户七千，总人口八万多，官兵二万人的西域第三大国，在历史上声名显赫③。龟兹的疆域大致西起乌什，东至轮台，北入天山，南至大漠。秦汉时期龟兹和西域其他国家一样、被强大的匈奴所控制。
　　西汉时期为了防范雄踞天山北部的匈奴再次侵犯，汉王朝从最有利于反击匈奴的战略出发，逐步控制了天山以南丝绸之路沿线的城镇和国家。公元前101年，汉朝政府驱逐匈奴后，在天山南麓的塔里木河中游轮台、渠犁一带屯田守边，同时汉军和使臣开始进入龟兹。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朝在乌垒(今轮台县大雅乡)设置西域的最高统治机构西域都护府，龟兹国正式归属汉朝的统一管辖。
　　东汉建武年间，因中原王朝内乱，无暇管理西域边境，西域诸小国更相吞灭，龟兹国兼并了周边的姑墨国、温宿国、尉头国，成为西域七雄之一，辖地范围约相当于今天的轮台、库车、沙雅、拜城、新和五县和阿克苏市，都城驻地为延城(今库车县城)。东汉明帝时，龟兹的势力范围大大超其疆域，曾攻破疏勒，杀其王，并其国，而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称雄于西域北道。东汉章帝时，龟兹南控莎车，其势力范围扩张到西域南道。根据文献记载，龟兹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扜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壤。《三国志》、《北史》，《魏书》等都曾记载姑墨国、温宿国、尉头国皆并属龟兹。龟兹国的王都延城，仿长安城而建，城郭周长近3000米，城郭有三重，王宫壮丽，焕若神居，外城可以与长安城墙媲美。
　　东汉永元三年(公元91年)，班超任西域都护时，从更有利于西域统治的战略角度出发，将西域长史府的位置向西推进，从乌垒迁到龟兹。自此以后至魏晋南北朝的近500年时间里，延城(库车在两汉和魏晋时期的称谓)一直都是中原政府对西域进行控制的政治军事中心，而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影响深入发展，以宣扬和刻画当时当地人民生活、信仰为主的壁画、石窟艺术等开始发展。
　　唐王朝政权成立后，也非常重视西域的统治问题，在收复西域诸地以后，采取了与内地相同的郡县制行政管理体制，并于贞观十四年(公元641年)在西州(高昌)设置安西都护府，加强了中原王朝对边疆的治理。显庆三年(公元658年)五月，唐王朝将安西都护府从西州移至龟兹伊逻庐城(库车在唐朝的称谓)。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在龟兹、焉耆、疏勒、于阗置安西四镇，从此龟兹成为塔里木盆地北缘中道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也是隋唐时期世界文化交汇中心，古印度、罗马、希腊、波斯、汉唐四大文明在此汇聚一堂，创造了大唐盛世的奇迹。唐玄奘法师西行取经，曾被龟兹古国的佛教文化所吸引，在此停留60多天。
　　安史之乱(公元755年)后，唐王朝由盛转衰，西突厥、吐蕃侵扰南疆，与唐争夺安西四镇，唐军战败。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唐朝势力退出西域。此后，曾经盛极一时的克孜尔石窟以及影响西域诸民的龟兹佛教文化也由盛转衰，尤其是两宋以后，中原王朝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西域陷入回鹘、突厥、吐蕃、黑汗等王国的争夺战中，多年的战乱和政局的不断更替导致了曾经盛极一时的龟兹古城的衰败和城池的废弃(见图6-65)。
　　(2)龟兹的佛教文化盛况
　　龟兹地据塔里木河中游丝绸之路北道，与塔里木河上游的于阗国、下游的鄯善国(楼兰)，分别雄踞于塔里木盆地的北部、西南和东部，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被誉为西域三大佛教文化中心。在被雪山沙漠包围的封闭环境和恶劣自然条件中，龟兹古国创造出了历史上引领西域、影响深远的龟兹文化艺术，实属不易。
　　因汉唐时期中原驻军和屯垦开发带来的稳定局势，吸引着大量的中原富商和胡商在库车定居，成就了库车古丝绸之路著名商埠的功能。而龟兹古国国王尚佛的思想奠定了印度佛教在西域的根基，大力推动佛教文化对西域诸民的影响，也增强了龟兹在西域诸民中的地位。受当时人类科技认知水平的制约，人类对于自己难以解释的众多疑惑和美好的心愿都通过信仰的方式来解决，得佛教者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由此可见龟兹在统治西域、治理边疆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著名的克孜尔石窟由谷西、谷东、谷内、后山等四区组成，绵延在3公里的木札提河北岸崖壁之上(见图6-66)，今存236个窟，80窟有壁画，从公元3～9世纪分四个时期绘制。此后因文化发展依赖的经济繁荣与和平安定环境变化，西突厥、吐蕃侵扰南疆，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西控势力衰退，龟兹的石窟文化逐渐衰落。
　　盛唐时期的伊逻庐城(古龟兹都城，今库车皮朗古城)，周城七公里，呈正方形，城外每40米残存羊马城城垛，是拱卫主城的军事设施。龟兹盛产麦、糜、稻等粮食和葡萄、桃、梨、杏等水果；金、铜、铁矿丰富，寺庙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以小乘佛教为主。龟兹石窟作为外来文化沿丝绸之路东传的证明，说明了历史上该地区佛教文化的繁盛和民族交往的频繁。
　　(3)龟兹的城镇建设
　　西汉在龟兹东境乌垒(轮台)设西域都护府，东汉在龟兹境设西域长史府，唐朝又在龟兹地置安西都护府，统管于阗、疏勒、碎叶等安西四镇，成为统辖西域天山南路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可见历代政权都非常看好龟兹这块风水宝地。唐显庆三年(公元685年)五月，将安西都护府从西州迁至龟兹伊逻庐城(汉延城，龟兹都城)，它北依天山，南望大漠，以此为中心辐射状设防，城北18公里处有苏巴什故城，东100余公里的丝绸之路要隘有轮台守捉，东南80公里处有唐王城置镇，西南40公里处通古斯巴什军城，西北30公里处有库木吐拉城，在镇与镇之间还有不图巴斯戍所。这些烽燧、手捉、军城等环卫着伊逻庐城，而库车河、木扎尔河等也为该地区的屯兵重地。
　　龟兹在历代发展中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大都护(节度使)的指挥下，管理、组织、指挥戍边的军队。唐初，兵之戍边者，总之者曰道，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这种镇都设有镇守使，负责指挥、调度军队。龟兹镇的驻兵制度及其兵额，据《旧唐书·吐蕃传》称，“贞观中，侯君集平高昌，阿史那社尔开西域，置四镇，前王之所未伏，尽为臣妾，秦汉之封域，得议其土境耶!于是岁调山东丁男为戍卒，缯帛为军资。有屯田以资犊粮，牧使以娩羊马。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以却于强敌”。高宗时罢四镇戍兵，使天山南路不设防，致使吐蕃乘隙而入，攻陷四镇，直至武后长寿元年(公元692年)王孝杰始克复四镇。鉴于前次罢戍兵的失策，即从新恢复四镇，并置兵万人。于是吐蕃贵族如芒在背，无所逞其威，因而一再向唐廷请罢四镇兵，遭到唐廷拒绝。由是吐蕃屡图侵扰四镇，均难得逞。
　　至唐玄宗开元年间，增设安西节度使，与安西大都护府同治龟兹镇，统龟兹、焉耆、疏勒、于阗四镇，其管戍兵二万四千人，马二千七百匹，衣赐六十二万匹段。以上所说戍兵三万人及后来的二万四千人，指的都是以汉军为主的中原戍兵，并不包括少数民族的地方武装在内。而以汉军为主的内地戍兵在各镇所驻戍兵数，历来史书均未说清，也无具体史料可据，所以只能就其总数而言。
　　驻扎在龟兹镇的卫戍部队究在何地，史书未载。根据考古发掘，很可能位于龟兹王城东北7公里的明田阿达古城，就是龟兹镇所在地，也即汉兵驻守安西都护府的中心地，正好起着拱卫安西部府城的作用。黄文弼教授指出：“明田阿达古城在库车县城东北约7公里……靠近胡木利克村。古城遗址东为伊苏巴什河，西为乌恰河，南为乌库公路，北倚确尔达格山。在伊苏巴什河与乌恰河之间的台地上，中间有一个面覆砂碛的高岭，古城遗址即座落其上。古城有内外两重”。因此可知，两河中间夹一高台地，地势险要，用水又方便，在城周围进行耕垦也很方便，适宜于较多驻军的防守。现残存的内城为长方形，东西150米，南北72米，城墙夯筑，残高约1米，宽1～2米不等。城内有两个大土台，在内城之南和西南有17个方形土坯台。于外城内外也都有土坯台，可知该古城构造较复杂，范围较大。重要的是在城中曾出土有汉文残纸，上书有“左卫率府广济府卫士王万二千口杂字”。黄文弼教授认为“‘王万二千’当为‘三石二斗’之误写，为卫士在本州应给予之粮”。这个说法并不确切，“王万二千”可能是“一万二千”之误，即指当时龟兹镇的驻兵数，而内外两重城完全能容纳这样多驻兵数。所称出土的左右卫率府广济府卫士，即指唐时太子武官。《旧唐书·职官三》云：“太子左右卫率府……掌东宫兵仗羽卫之政令，总诸曹之事。凡亲勋翊府及广济等五府所属焉”。可知广济府属于左右卫率府，则广济府卫士曾被征戍龟兹，所以会在明达古城中出土广济府卫士的残纸。这也可作为这里是唐代龟兹镇兵所在地的有力佐证(见图6-67)。
　　(4)龟兹古城的历史借鉴
　　龟兹古城的消亡，时间大体上在公元848年，回鹘称汗，发生了长达28年的战乱，龟兹人一直生活在回、黠争权的战火之中。而历史上，因龟兹地理位置的优越性而成为少数民族政权争相抢夺的地盘，自从建国伊始，龟兹国因统治政权的霸权思想而一直生活在征战与战乱中，这与国民传播、信仰的佛教宽仁、慈悲的文化观念极不相符。
　　回鹘称汗之后，最初王宫还设在前期的都城之中，都城的老百姓不愿再生活在刀剑相残的战火中，认为都城是凶城，向往平静和谐生活的民众产生了逃离都城的想法，开始抛弃富饶的国都迁向塔里木河沿岸浅山的山沟里寻找其他居住地。
　　弃城民众越来越多，人心涣散，都城的正常生活完全被打乱，王宫甚至出现断水现象。迁居之势没能刹住，反倒愈演愈烈，百姓因对城镇安定生活丧失信心，千余年来你争我夺，太多的流血事件使得龟兹丧失了民心，最后连龟兹的上层贵族也厌倦了这座都城。回鹘统治龟兹以后，为了安抚民众而选择了迁城，在与旧城相距不远的地方建立新城，不到半年，龟兹都城便只留下废墟。
　　城市的存在，决定于居民，居民一去，城市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城镇建设是为了提供人民居住所需的安定环境和与民众生活水平相适应的多样化需求，如果脱离人民的需求和意愿从事城镇建设与拓展城镇空间，必然劳民伤财，导致民心向背。
　　①《元和郡县志》卷40姑臧：“本匈奴所筑，汉置为县，城不方，有头尾两翅，名为鸟城”。《寰宇记》姑臧“城形四方，有头尾两翅，一名鸟城，一名翅城”。
　　②《晋书·地理志》，中华书局点校本，432页。
　　③《汉书·西域传》记载“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