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发现的商代最早的都城级的遗址，究竟是河南的郑州商城，还有偃师商城?
　　《千字文》中曾有记载“说感武丁”，杨锡璋先生认为，“武丁是商代后期一个很重要的国王，据历史记载，商代后期一共有二百六七十年，武丁在位一共有59年，可以说占了整个商代后期四分之一的时间，一般历史上把他称做‘中兴之主’。武丁在位的时候，商代的国力非常强盛，从甲骨文记载看，他当时跟周围很多地方打仗，打仗实际上是扩张他的国力。从考古发现来看，他在位的时候经济很发达，文化水平很高，这个时候的青铜器、玉器都是很漂亮的。比如著名的妇好墓，这个‘妇好’就是武丁的配偶，她的墓并不大，但里面发现了很多青铜器，青铜器就四百多件，玉器有七八百件，青铜器很大，质量很高，可以说是商代后期青铜器最优秀的。中国的青铜文化是世界上水平最高的，商代后期正是水平最高的时候，而这个时候正是武丁时期”。
　　武丁时期的一片甲骨上，有人看出“三焰食日”四个字。它是不是在描写日蚀时出现的围绕太阳的日珥?天文学是不是可以利用这次日蚀的记录来估算武丁在位时间?
　　李学勤先生解释说，“古文字学家对这片甲骨进行重新的释读，发现它不是三焰食日，那个‘三’字也不是‘三’，‘焰’也不是现在的‘焰’，而且‘食日’是一天里一个时段的名称，也不是日食，所以就把这个问题排除掉了”。
　　“三焰食日”的甲骨上也有“大星”的记录，有人说这就是日蚀发生时能看到水星。
　　对此，席泽宗先生认为，“这一片甲骨可以说就是三项世界冠军。一个是最早的日食记录，当时记下来了，一个是最早的日珥记录，日珥就是只有太阳日食才能看见。还有一个日食的时候看到水星。这三条记录都是世界第一，而断代工程组却否定了这条记载”。
　　几十年内，五片甲骨上，各记录一次月食。
　　在武丁晚期的关于月食共有五次记录。
　　古文字学家按着甲骨学的标准排出一个先后次序。
　　人们不免会有疑问，他们排得对不对呢?
　　南京天文台的张培瑜先生，肯定了古文字学家的排法。
　　张培瑜惊奇地发现，在前后这五百年范围之内，只有惟一的一组，在几十年范围内，既符合甲骨文里的干支，又符合月食的顺序。他认为，“基本上中国地区可见的月食都被列出来了，如果说文献有记载，或者是甲骨文有记载，或者是新出土的某个资料，有这方面的记载，都可以通过这个表可以判断出，很可能它是哪次月食，尤其干支，排列的月食、日食都给出了干支，那个可以判断出这次记载的日月食发生的年代和时刻”。
　　文献上说，武丁在位59年。
　　学者们分辨出，最后两次月食，发生在下一个商王在位期间。
　　5次月食的时间排列非常精妙，在第三次和第四次之间，只有一两年的间隔。
　　第三次月食是在公元前1192年，被它作为武丁的最后一年，上推59年，则武丁在位应该是公元前1250—1192年。
　　至于商代的晚期，学者们发现了很有趣的规律。
　　常玉芝认为，“周祭是商代后期盛行的一种很有规律、很严密的祭祀制度，这种制度是由5种祀典组成的，商王及王室贵族用这5种祀典对31位商王，和其中15位直系商王的配偶，一共51个祖先，进行了5种祀典，轮番和周而复始地祭祀，这种祭祀是一个王室接着一个王室进行下去的，这就是周祭。它是商王朝一种非常重要的祭祀制度。在商后期年代学这个课题当中，有一个专题就是利用周祭来论证，商代后期几个王的在位年数，那么利用周祭为什么能求得王在位的年数呢?因为商王及王室贵族用这5种祀典，对这51位祖先轮番祭祀一周，这个时间是36旬，或者37旬，36旬是360天，37旬是370天，这个天数与一个太阳年的日数 365天是相近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排在祀谱里面36旬周祭和37旬周祭，一般是相间安排的，就是一个36，一个37，这样的话，两个祭祀周期相当于365天，那么我们利用这个周祭的祭祀周期就可以求出王年”。
　　你也许会问，对这些甲骨，直接用碳14测年那把“快刀子”，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学者们何尝不想，只是问题复杂。
　　如果用常规方法测年，需要大量的牛骨。而有字甲骨非常珍贵，这事不好办。
　　而如果使用北京大学的加速器质谱仪，只用一克样品就够了。
　　误差有多大呢?
　　郭之虞认为，“国际上碳14测定比较先进的水平就是在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五以上难度就要高一些，设备方面、技术方法方面，都要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比如说百分之一就相当于80年，千分之五的话就是40年，现在可以测到千分之四到五，就是说可以测到误差到三十几年到四十年这样的范围”。
　　李学勤认为，“目前没有任何一个证据能够证明超过几个月，甚至一年，至少一年以上。没有任何证据可以用的。而且已经杀了的这个牛骨头，如果是已经变成枯骨了，那么只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就是它的性质，和比较鲜的骨头是不一样的。在这个情况之下，再要把它刻出来，然后钻凿，再要把它烧灼，让它出兆，这个能否一致地出现，那就需要实验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要从古人的信仰角度来看，占卜本来是一种宗教信仰，是一种数术的占卜方式，为什么要用这个龟甲、牛骨来占卜呢，因为古人认为这种东西有灵的，如果把它杀了，这个东西还带有一定的灵在上面，这样来占卜是有效的，如果已经变成枯骨，对枯骨是没有信任的，枯骨就不能表现这个东西了。所以这方面说起来，恐怕它也不会长期保存”。
　　还有一个问题是，每天的干支排法，会不会因改朝换代，而有突然变化。
　　张培瑜认为，“干支一共有60个，月食尽管每年发生一次，但是要在60年内才有这个机会，所以说在二十几年，现在只有21年就有5个不同的干支，恰恰和甲骨文记载的相同，这个几率是很难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认为应该可以看成从殷商到现在的干支是连续的”。
　　这是断代小组第一个精确到年的结果。
　　回到本文开头我们甚至要考察司马迁说得对不对。
　　通过对鼎上面文字的考证推算，并联系其他青铜器，证实公元前841年这个年代作为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是可靠的。
　　青铜器上的拓片，上面有王年，有月，有日的干支，还有月相。可惜上面都没有明确到底这件青铜器上面的时间与哪一个王在位时期相符。
　　而且，符合这四项条件的，一共只有六十多件。
　　如果是二百多年的日历散了的话，把它随便拿出那么几张来，判断年份就变得很困难了，这就需要考古学家、金文学家和天文学家的共同努力了。
　　学者们通过纹饰、形制等，定出它大致的时代范围，再根据铭文涉及的人和事，排出一个历谱，叫做金文历谱。
　　最容易想到的是用它来考察周厉王。
　　西周第一个王是周武王，相传他的儿子周成王小的时候，拿着梧桐的叶子，要封他的小弟弟为侯。
　　“我是天子，你将来长大了，就到唐那个地方去当侯，你说好不好?”
　　“什么叫侯?当个侯是什么意思?唐这个地方在哪里?”
　　“某年某月某日，王封其弟于唐。”
　　“我和他不过是玩耍，说说罢了，不能当真呀!”
　　“您是天下的王，也就是天子，天子就是天的儿子，天子说的任何话，都是要算数的。凡是天子说的话，都是要执行的。”史官开始说话。
　　从历史上看，周武王的弟弟后来确实被封在一个叫唐的地方，后来改名为晋。这对夏商周断代的研究有什么意义呢?
　　晋国是西周时期分封的国家之一，如果把它的年代搞得比较清楚，对于建立西周王朝的这个年代标志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因此晋侯墓地的发掘对于西周时期年代学的研究，也起了一个重要的基础作用，一个重要的支撑点。
　　汉代的史书上说，“唐”就在现在山西的太原。
　　而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却说不在太原。他否定太原是首都，他说在南边，太原南边，就是讲现在临汾地区的翼城县、曲沃县、襄汾县，大概讲了两三个县，这一下就相差了800里。
　　70年代末，北京大学考古系邹衡先生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天马曲村遗址从它的考古文化内涵来说在西周早期一直延续到春秋，这个地方是十分重要的。根据史书记载也好，邹先生的看法也一样，这个地方应该是属于封唐的所在地这个范围之内的。
　　在山西南部临汾地区的天马、曲村一带居然发现了八代晋侯和他们夫人的大墓。考古挖掘刚刚开始，一群强盗就抢先下手了。这些人用的是雷管、炸药，已经不是盗，而是抢了。
　　当然，后来，盗墓被当地的公安部门制止。
　　然而，极其珍贵的文物，已经烟消云散。
　　上海博物馆老馆长马承源老先生遇到了一件蹊跷的事——香港有人告诉他那里正在出售一套被人认为是伪造的编钟。
　　马承源说，“我就马上告诉香港的古玩店，这14件钟，你不要给别人看，因为我们已经看了。古玩行有个规矩，给人看了以后，只有不要了以后，才可以给第二个人看，第二个人不要再给第三个人看。我就怀疑为什么香港没人要这个东西。为什么不要呢?后来他们讲对刻在上面的文字有怀疑。怀疑的道理何在呢?因为所有的西周青铜器的铭文都是铸造的，就是在模子里一起铸造出来的。没有另外刻的。刻的也许只有一个字，两个字。而它是整个一篇从头至尾三百多个字全部都是刻的。西周没有发现过用工具刻出来的铭文，明显刻出来的，不是铸造出来的。因为刻的痕迹和铸造出来的痕迹完全不一样，晋侯苏钟的文字，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刻法。
　　“文字读通了以后，就排出来两组，但文字还没有完，觉得里面还有。后来邹衡先生告诉我们，还有两个，现在在山西。后来这两件器物在刊物上发表了，一看文字，正好衔接上。”
　　山西方面从墓里找到的两个编钟被学者们誉为几十年来西周考古最重大的发现。
　　16个编钟，其中一个上面有“王三十三年”这样的字。这个王，指的就是当时的周天子。据估计，晋侯苏生活在西周晚期。西周晚期有哪个王在位年超过33年?
　　一个是我们已经很熟悉的周厉王。厉王被国人赶到山西以后，有十几年的共和时期，一直到他的儿子长大，又当上了王，这就是周宣王。周宣王在位超过33年。《史记·卫世家》说，厉王在位不到30年。但同样是《史记·周本纪》上说，周厉王在位37年。按这个说法，父子两人，都超过33年。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还是要用碳14测年法。
　　问题是，大气中的碳14的数目是变化的。这样一来，动植物体中的碳14的含量也就不一样。
　　树是一年长一圈儿，一百圈就是一百年。
　　把每一圈中的碳14的含量测出来，制成图表或曲线。这个曲线，就叫做树轮校正曲线。
　　考古中遇到的骨头或小米什么的，那可是没有年轮的。把测量结果和树轮校正曲线一对比，就精确多了。
　　晋侯墓测年，虽然是测了一个年代，就是这一个墓的数据，正好使用树轮校正曲线，转换过去的年代在一个地方，转换以后的误差是缩小的。一般是扩大的，而这个地方是缩小的。因此，就可以比较准确地定位这个墓主人死亡的年代，结果确定的年代，正好是晋献侯苏的死亡年代，和《史记》上的年代接近，在误差范围内一致，转换成年代，是公元前808年，没有差出一个王侯。
　　因此，“王三十三年”，只能是厉王三十三年。
　　善夫山鼎制作年代在厉王、宣王之间。
　　但是如果把这上面的日子倒推四年，和厉王33年的晋侯苏钟相合。
　　因此，厉王在位37年，没问题。
　　可是，为什么有些青铜器又和它对不上了呢?
　　后来又提出另外一种假设，就是说厉王在位37年，后来被国人暴动赶到山西南部去了，他在位的37年，如果和共和元年重合的话，那么很多青铜器就可以排进去了，这个问题大致可以解决，找到中华书局本的《史记》，在《史记·周本纪》里的一段话，讲到了共和元年，就是厉王跑的那一年。
　　公元前841年之后，正是共和二年。
　　把公元前841年往前推仅仅一个王，不过37年，就费了这么多的周折。也就难怪中国人两千年来也没能往前走一步，哪怕是小小的一步。
　　我们已经知道，西周一共12个王，周厉王是倒数第三个王。在他上面，再隔两个王，就是周懿王。
　　根据文献的记载，周懿王元年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古本竹书纪年》上说，“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
　　这是什么意思呢?
　　学者们认为，这是说，周懿王登基那年，在今天陕西华县或凤翔一带，在清晨天亮以后，天又黑了下来，后来，天第二次亮了。
　　这是不是一次在早晨的，发生在当地东边地平线以下的日蚀呢?
　　凑巧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年启动，1997年在中国最北面的漠河，就发生了一次日全蚀。
　　日全蚀发生了。
　　天空开始黑下来。再往西的某个地方，如果天刚刚亮，那里的天空也还要再暗下来。日蚀结束，那个地方，天一定又开始发亮了。对那个地方来说，这就是“天再旦”。
　　根据计算，这次“天再旦”，将在1997年3月9日发生在新疆的塔城和阿勒泰两个地区。
　　根据天文计算，阿勒泰地区是观察天再旦更清晰的地方。
　　那儿的人感觉比塔城的人更强烈，或许更接近周代史官的印象。
　　阿勒泰地区往东偏北地区，地势逐渐高起来，和陕西省凤翔县西劝读村西周宫殿遗址特别相像，那么也就是说，在这里碰到的所谓的天再旦现象，如果在2000多年以前，就是公元前899年的话，在凤翔那个宫殿产生，由于这个地平前面有个高度，十几度的高度挡着太阳，再加上早春时期，如果有一定雾的话，会造成像这样很强烈的一个天再旦的景象，人们彼此也看不到。在当时早晨观察东边天象的这个史官会有一些强烈的感觉。
　　天再旦历史地图是理论计算得到的，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40年，这一段时间里，在中国的范围里发生的天再旦日蚀的范围，就能够看到某一次日蚀天再旦发生的范围。当时最可能的地区，就只有这一次，公元前899年4月21日这一次，有可能发生在这儿。
　　天文学上得到的结论是公元前899年，金文历谱是不是支持这个结论呢?
　　师虎簋就定为懿王元年。从形制上，应该说是西周中期开始以后出现的。从铭文上看提到的几个人物，比如井叔、益公、定伯，都是在西周中期，是共王、懿王时候出现的人物。根据这些情况，把师虎簋定为懿王元年。因为师虎簋本身写的是“唯王元年”，应该把它定为懿王元年。按照天文推算，懿王元年应该是公元前899年，根据师虎簋的历日材料和历谱一对照完全符合。不管是月、月相、干支者区符合。可以说师虎簋就是从铜器上来证明懿王元年是公元前899年。
　　然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中之重，莫过于找到商、周之交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武王伐纣的确切时间。
　　如果找到，夏商周三代很多问题将顺次迎刃而解。
　　这是一个必须攻克的战略要点，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硬碰硬的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