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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启|航|:|公|元|前|2070|年|
作者:CCTV《教科文行动》编写组
到现在为止,人们已经知道可能是夏代最早都邑的遗址,一个是河南登封的王城岗,一个是禹州的瓦店。这两个都邑创建的年代在公元前2120年—前2040年之间。
夏代最后的一个都城遗址,就在黄河边上的洛河和伊河交汇处,二里头村。它应该和商代最早的都城联系起来,以确定夏商之交的时间。于是,历史又给我们来了一个“双城记”。
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都是商代最早期的,具有都邑规模的城。
它们的始建年代是公元前1610年—前1560年。说得更明白,无法确切找到夏代灭亡,也就是商代建立是哪一年。
商代之后是周。
人人皆知的周武王带领军队,一天之内,就打垮了商纣王的军队。然而历史把武王伐商的年份深深地隐藏起来。
这一问题如果能得到解决,则下至西周,上至商、夏,很多历史谜团都能顺次解开。
历史不开口,神仙难下手。
前面介绍过,两千年前的汉代,大学者刘歆已经在做这个工作了。
关于这一问题,近代以来,已经有44种说法。
每一个研究都引经据典,上下求索,上至天文历法,下至文献。其中,最早的认为武王伐商是在公元前1127年,最晚的认为是公元前1018年,一早一晚,差出了一百多年。
西周一朝,也就三百年左右,武王伐商就差一百多年,学者们摇头了。
安阳殷墟从考古上分四期,第四期碳14测年,在公元前1080—前1040年。武王伐纣的时间,不会早于第四期。
晋侯苏钟的故事已经显示武王伐纣的时间不会晚于第一代晋侯。
还是回到那个成王封唐的传说。
现在的问题是,成王还有没有把别的什么人封到什么地方呢?
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侯的墓地呢?
在北京的边上,一个叫琉璃河的地方,有了重大发现。
在这里发掘了数万片陶片,商时期的陶片一片也没有,最早都是西周早期的。另外城里边各个遗迹单位,也都是西周早期的。
在一片巴掌大的甲骨上,有细如发丝的两个字“成周”。
“成周”是周成王时建的第二国都(洛阳),这说明该遗址的年代不会早过武王伐纣。
周公和召公辅佐成王,这是大家所熟悉的。
周公后来被封在鲁,在山东。
召公被封到了燕,也就是今天琉璃河这一带了。
墓里出土的两件青铜器,就记载了成王封召公到这里的情况,还说,召公自己没来,他的儿子来了。
碳14测年的结果,琉璃河最早不过公元前1040年—前1006年。
能不能找到一个地点,横跨西周和西周之前两个时代呢?
这似乎也是一个不大可能的事。
周是商的属国。西周的王宫,建在现在陕西西安的沣河边上。周人的祖先,住在更西边,即现今的扶风、岐山一带。
后来,武王的父亲周文王,把都城迁到沣河的西岸来。
文王死后,武王又把都城迁到了沣河的东岸。一西一东,一文一武。
能不能在这里找到包括武王伐商前后两个时代的地层呢?
1997年,在这个地方找到一个垃圾坑。
这是周文王住过的地方。
武王得天下之后,回到了陕西。因此这一带一直有周人往上面倾倒废弃的东西。
如果我们今天能挖开北京的一个垃圾坑,有生活经验的人一看,就会从器物上告诉你哪一层是50年代的,哪是60年代的,哪是七八十乃至90年代的。
陶器的风格和青铜器一样,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西周建立之前,学术上叫先周。先周和西周的陶器,就有不同。
在地层剖面图上可以看到,底部出土了先周时期的陶器,上部出土了西周时期的陶器。
对这些地层中的碳14测年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再结合前面谈到的殷墟、晋侯墓和琉璃河考古的结果,上、下一考据,终于得一个精彩的结果:
武王伐商应该在公元前1020年到公元前1050年这30年之间!
向地下挖了一米多以后,非常明显地发现了有先周时期的陶片,出土了一批非常典型的先周晚期的陶器,以及有多样化的碳测量样品,其中包括木炭、碳化的小米以及动物的骨头。这样非常理想的测年结果既提供了一个很理想的考古学背景材料,也提供了很理想的测年样品。
武王伐纣的时间,一下子从一百多年,缩小到30年的范围。
下面,就该天文学家们出手了。
秦始皇烧书,把有名的《尚书》也烧了。到了西汉,有个老头儿,说他能背诵《尚书》,于是《尚书》才又流传开来。
有人推倒了孔子家的一面墙,却惊奇地发现,这墙里面居然藏有《尚书》。
这部《尚书》和当时流行的《尚书》不大一样。其中,有一篇叫做《武成》的文章,人们从来没见过。上面有武王伐纣的很多记录。包括武王伐纣时月、日的干支和月亮的形状。
上面说过,汉代的刘歆,推算过武王伐纣的时间。
他推算的依据,其中就有这篇《武成》!
可是,曾经有一位很有名的人说这篇文章是假的,根本不能信!
圣人说的话还能有错吗?于是这篇文章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后来就失传了。
还能不能找到《武成》这篇文章呢?
在另一部古书《逸周书》里面,收集了一部分遗佚的兵家著作。
其中有一篇叫做《世俘》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世俘》这篇里面的文字除了个别字可能有错以外,和刘歆引的是基本一致的,而且开头也有武成两个字。它可能是《武成》的译本,可是保存得不好。看这一篇里面,那个仗是打得非常之惨烈的,(伐纣之后)武王打了很多国家,事情很多,而且里头的许多文字和内容的特点,都和甲骨文相似,和《周书》极为相似,所以如果《世俘》是非常可信的,那么《武成》还是比较可信的。《武成》最主要的就是有一个当时历法的记载,根据这个历法可以推算武王那个时候的历日。
《武成》和《尚书》中的其他一些文章,前后呼应,构成严密的周代初年的年代系统。
如果谁推出了一个武王克商的时间,则必须能合于这个系统。如果不能,那就很难被承认。
人们或许会想到,能不能找到一个人,参加过那次改朝换代的大战,留下真实的文字记录呢?
这又似乎是一个天方夜谭式的想法。
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了一件青铜器,叫“利簋”。
从文字上看,胜利后第八天,武王赏给“利”这位军官一些铜料,他就做了这个簋。
上面说打胜仗那天是“甲子”,和史书上的记载是一致的!
但是下面一句“岁鼎克闻夙有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西周一共是12个王。
最早的王,当然就是开国之王——周武王。
最后一个王,就是大家熟知的周幽王。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和“狼来了”的故事,性质差不多。
幽王的大夫人有一个儿子,可是幽王想立另一个夫人的儿子将来做王。于是赶走了大夫人。
大夫人就回娘家诉苦,娘家人一听就火了,立刻起兵,把幽王杀掉了。这么一来,西周也就结束了。
后来大夫人的儿子做了王,把国都搬到河南(洛阳),这就是有名的“平王东迁”,也就是东周的开始。
从幽王死,上推到武王伐商,有257年。
幽王死于公元前770年,加上257年,就是说,武王伐纣在公元前1027年。
公元前1027年正在这个30年范围之内!
公元前1027这一年,没有一条天文文献相合的,包括历法的文献也不合。
《淮南子·兵略训》上记录说,武王伐商的时候,天上出现过一颗彗星。
人们马上想到这是不是哈雷彗星。
哈雷彗星每76年回归一次。
关于武王伐纣天象记录中,确实有这一条,就是伐纣的时候,出现了一颗彗星。现在研究的结论,是不能依赖这颗彗星出现的记录来定年。因为我们无法断定这颗彗星是什么彗星,能够断定这颗彗星是哈雷彗星的概率只有百分之零点三。所以不能把推论的基础放在一个概率这么小的事件上。结论是,无法根据哈雷彗星的记录来推算武王伐纣的年。
让人想不到的是,武王伐纣时的天象记录,竟然出自一个音乐官员。这个人的名字很怪,叫做伶州鸠。他距武王伐纣的时候,已经好几百年了,我们能相信吗?
武王伐纣,从沣水东岸出发,向东行军。
从八百里秦川往东来,第一个关口就是潼关。潼关是进陕出陕的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那时候这里已经是武王的地盘了,因此顺利通过,根本没打什么仗。
过了潼关,就是自古以来有名的崤函险道。
如果有人在此设下一支伏兵,待武王的兵马一到,两边山上一声号炮,旌旗竖起,滚木擂石,一齐打下,历史恐怕就要重写了。
可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原来,这一带,早已是武王的势力范围。两年前他就来过一趟,只是觉得时候不到,又撤回陕西了。
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武王敢于千里长途奔走,打击纣王。
武王过黄河,也是一帆风顺。
在黄河边上,各路诸侯都来支援武王。
武王遇到的惟一阻力,恐怕就是两个老人,一个叫伯夷,一个叫叔齐。
相传他们在这里拉着武王的马缰,大道理讲了一遍又一遍,但武王对他们很客气,不过军队还是往前开拔。两个老头只好回去了。
这个村现在还叫扣马村。
因此,武王一路上进军顺利,他从出发到决战,也就是一个月左右。这样,就给天文学的计算划出一个大致范围。
江晓原说,“断代工程组引进了国际天文学界最先进的天文学的数据库和软件。这些东西是国内的天文学史专家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过的,使用了这种最新型的数据库和软件之后,能够推算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后3000年这么长的时间段的各种可以回推的天象,能够达到很高的精度”。
首先,推导寻找范围。从30年放宽到100年。然后利用伶州鸠的记录算出,共有146个符合条件的日期。
然后,利用战争发生在甲子日,再进行筛选,就只剩下18个符合条件的日期。
接着作天象的综合检验,包括伶州鸠和利簋的记录,把目标缩小到了七个。
最后,再用那篇失而复得的《武成》历日检验,就只剩下两个目标,
一个是公元前1080年。
一个是公元前1044年。
太妙了,只有后一个正好落在公元前1020—前1050这30年之内!
遗憾的是,这个解答竟然和我们前面知道的金文历谱,不合拍。
再回到陕西西安,也就是武王的老根据地。中国科学院陕西天文台。
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原子钟,常说的“北京时间”就是从这里发布的。
“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这是伶州鸠所谈武王伐纣天象,在一般人的眼里,有如天书一般难懂。
“岁在鹑火”。
这个“岁”字,在哪里见过。
利簋上有“岁鼎”两个字。木星,在古代就是岁星。
所谓岁在鹑火,鹑火是指在柳、星、张,就是28宿柳星张这部分,所谓的南方朱鸟,是指四象的南方朱鸟,上面岁在鹑火,而且是子夜的时候,岁星正好在子午线上,也就是所有天文上说的中天,这就印证了利簋那个铭文上面岁鼎那两个字。因为古文字学家解释岁鼎就是岁星正当中天,或者是正当鹑火,因为这个文字很古,现在已经很难把它能够解释清楚了。
仔细研究《武成》,考虑各种月相说与克商年的对应关系。
以《武成》和伶州鸠的话为依据,放宽到100年的范围进行筛选,得到约150组可能的日期。
再按这次“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于青铜器上月相的研究成果,进行筛选,得到10组密合的,还有15组粗合的日期。
最后,再按“岁在鹑火”这一句进行筛选。
只有一个结果落到公元前1020—前1050年之间,这就是
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最优解是1046。它几乎跟什么都是合的。
为什么会有1044和1046这样两种结果呢?
这上面“既生魄”等月相词,几千年也没搞清楚。
“因为不清楚月相是什么,那么最后的结果还是缺乏可信度的,根据金文历谱研究的结果,结论是这样的,‘既生魄’是上半月,‘既死魄’是下半月,‘既生魄’的话,就是光亮部分了,就是月光开始产生,到月圆这一段叫‘既生魄’,也就是现在说的初二、初三到十五,十六。‘既死魄’的话,就是从‘既望’以后,到看不到月亮,这一段,从月亮升出黑暗部分,然后到全黑,这一段叫‘既死魄’,‘既望’就是望以后。”
根据文献方面的考证,根据天文方面的分析,根据青铜器种种方面我们得到了这个月相词的合理的解释。把这个东西代进《武成》,就像数学上常说的,《武成》是一个公式,把已知条件代进去,就得到了若干组可能的结果,另外再把这个“岁在鹑火”,把这个星座再代进去,另外结合各方面史学的线索,比如说,在考古方面已经限定了武王伐纣的年代,比以前限定的要小得多等等,就得到了1046年这样一个惟一的结论。
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天亮之前,总攻击开始了。
这个时候,武王身边的一位史官,猛回头,望着南边的天空,记录下了当时的天象,它使得三千年后的学者们,能够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推导并真实地再现这一壮观的、激动人心的场面。
下一个谜是,武王坐了几年天下?
这场残酷的战争结束了,第二年,武王也病了,病得不轻。
那么,武王在位多少年呢?
这也一直是个解不开的历史之谜。
其实,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金文历谱的研究,已经把王年从周厉王推到了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那里。
成王元年是公元前1042年。
用1046减去1042。也就是说,武王在位四年。
然而,关于武王在位年,有很多不同的记载,有说两年的,有说三年的,一直到七八年的说法都有。
但有没有记录武王,比如说,第五年或更以后的活动呢?
没有。
我们要求明确的回答:有没有关于武王在位四年的记录呢?
答案是肯定的。
有趣的是,在日本保存了另一个版本的《史记·周本纪》。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说,日本高山寺里有一本《周本纪》,上面说武王胜利后第二年,就病了,病了之后,“后二年而崩”!
至此可以断定,武王在位四年。
改朝换代的武王伐商之年一旦确定,于是,很多断代的工作立刻找到了一个非常确定的支点,大有势如破竹,一着定乾坤的气象。
商代多少年?有不同的说法。
但它们加上武王伐纣的年份,结果都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
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这两个商代最早的城市,正好也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始建。
因此,商代的开始大致可取在公元前1600年。
夏代有471年。
1600+471=2071。
这样,我们取公元前2070年为夏代的开始。
登封王城岗和禹州瓦店遗址始建于2120年—2040年间。
公元前2070年正好在这个范围之内!
已经是公元2000年夏天了,很多人都在焦急地等待最后的结果。
但是学者们对一些碳14测年的数据还有疑惑。
就是有那么几片甲骨,得到的年代偏早的非常多。
原来,粘接剂和甲骨混到一起,碳14相对就少了,于是,容易误以为是因为年代久远,很多碳14已经都衰变了。这就是为什么偏早的原因。
断代工程经过大量研究,最终解决了甲骨测年偏早的问题。
文王和武王两代人可以改换一个朝代,而两百代人却未必能找回那个失落的年表。
人们没有见过别的古老的文明,在年表这样的问题上竟有长达两千年的执着和追求。
几千年来,流传到现在的文献中有关夏商周年代的信息,都被一一审视过了。
所有我们能看到的出土的文物,只要是与年代有关的,都被一一考虑到了。
当代科学在考古上有很多手段,工程中能用上的手段,都用上了。
中国第一流的专家学者,都参与了这个工作。
不断逼近科学的真理,我们做了努力,应该说这是我们这一代学人无可推脱的责任。
终于在21世纪即将开始的时候,得到了一个比较明晰的比较合理的年表。
历史的空白,更具体地说,中国历史的空白,被填补了。
历史并没有被改写,历史更精确了。更为重要的是,从此我们可以真正自豪地向世界宣布:中华文明,确实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让我们再一次记住公元前2070年这一特别的年代,中华文明,从此启航。
丝绸之路 寻找失落的世界遗产/CCTV《教科文行动》编写组编.-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