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临淄是古代齐国的都城，它两千多年前的繁华让历史学家们感到震惊，两个多年后，这片土地再一次吸引了世人的目光。一个规模庞大的殉葬车马坑出现在了考古工作者的眼前，由此一段古车马的历史也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1964年，淄河岸边的山东省临淄文物工作队来到淄河东岸的后李官庄，勘探、挖掘很快有了结果，从地下发掘出土的器片和陶器，传达出一个信息，这里极有可能是大汶口文化的重要遗址。然而，正当考古工作者们满怀信心继续挖掘的时候，文革开始了，考古工作被迫终止。
　　1985年，按照规划，济清高速公路将从这里通过，考古工作者立刻着手勘探。
　　他们最先是从淄河的边岸上，西边开始挖，后来又在东头开挖，就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墓穴。
　　这个墓长约35米，宽约9米，棺材和墓主的骨架都已腐朽。由于墓室早年被盗，随葬器物所剩无几，考古队员开始在墓室边上挖掘。考古队员的工作日志，对每天的天气状况、工作进度和出土文物都做了详细的记录。
　　在考古队员的工作日志上，1990年4月16日的这一页上写着，“南部一灰坑，Hb，土质较硬，土色为灰色土，较深，有一条淤土线”。
　　一边是黄土，一边是五花土，到了底下发现了一个铜件，车上的铜件。
　　考古队员根据不同的土色一层一层向下剥离，完整的车厢显露出来，紧接着又出现了车轮。
　　考古队员经过4个多月的挖掘，挖出了30米的一号车马坑，坑内有车10辆，马32匹，其中四匹马驾的车六辆，两匹马驾的车四辆，在它的旁边还有一个长8米的二号坑，坑内挖出殉马6匹。
　　在山东地区，单独用马殉葬的有过，单独用车殉葬的也有过，但像这样车马合一的殉葬却是第一次。这埋葬于地下几千年的宝藏，昭示出春秋时期齐国车马文化的灿烂辉煌。
　　由于这个车马坑为中国的古车研究提出了具体而直观的依据，国家文物局将它评为中国1990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自从1990年，这些车和马浮出地表，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从未间断对它们的研究，他们希望在这车和马之间能够寻找到中国古车发展演进的轨迹。
　　考古工作者在这泥土的遗迹中发现，这些车的主要原料是木材、藤条和皮革，而在残破的车轮间，一种被称作戈的古代兵器，更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兴趣。兵器和车在一起，是否意味着这十辆单辕双轮车是古代作战用的战车呢?
　　战争频仍的春秋时期，车辆除了运输乘坐之外，更多的用于战争，当时衡量一个国家的大小强弱是以军队的规模和战车的多少作为重要的依据。当时人们所说的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乘”指的就是四匹马驾着一辆车。
　　公元前1046年2月的一天凌晨，周武王亲自率领三百辆战车来到了牧野，各路诸侯的车队也前来这里与周武王会合。四千多辆战车排列在周武王周围，与之相对的商纣王也调集相当数量的战车排列相对，由此看来，当时双方参战的战车总计有万辆之多。
　　四百多年之后，战车更成为交战双方争夺的最重要的战利品，在春秋时期的城濮之战中，晋军和楚军双方共投入战车一千多辆，拥有七百多辆战车的晋军把楚军打个大败。
　　晋军将俘获的一百多辆楚国战车献给周天子，这在两千六百年前可是不菲的礼物。
　　当时还有很多和车战结合在一起的礼节，比如在开始以前要祭祀，还要有各种各样的礼仪，然后才出来摆队作战。战车要求战场的条件也很严格，必须是很宽阔的地方，所以当时还要求战败的一方要把田垄的方向改变，就是为了车好走，否则会阻碍车子的行进，所以当时的战车一方面很笨重，一方面有各种礼仪，同时车上面都是身份比较高的人。
　　战车的车箱多半长方形的，上边一般站3个人，中间是驾车的。只有君王的车例外。由于君王必须居中，驾车的人只能让出这个位置，但基本上还是靠近中间，否则他的双手就无法控制前边的四匹马。
　　中间御的右边叫车右，是专门格斗的，用长兵器格斗，左边叫车左，车左的主要的职责是射箭，所以当时的战车作战是一定要先拿车右侧，去找对方的车的右侧。就跟现在车行走一样，必须拿自己的右边去找对方的右边，交错而行，这样才能够打起来。
　　春秋车战通常是在开阔地上排开横向队列，在两车对阵时，戈和箭都难以发挥作用，只有在两车错股的时候，才能挥戈伤及对方，也就是说只有当两辆战车一同向左转弯时，才能从战车的右侧发起进攻，这就是《诗经》中所说的左旋右抽，以这样的规则交战，往往只用一个回合，队列就被冲得七零八落。而由马驾御的战车是很难重整队形的。因此，春秋时期的车战一般都在一天之内结束。
　　进入东周以后，公元前709年，晋侯和翼侯作战，翼侯的战车遭到晋军的追击，驾车的马被绊住，战车无法移动，车上的将士全部做了俘虏。后来韩、赵、魏三国瓜分晋国，从而进入战国时期。在他们与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作战时，车战礼仪就土崩瓦解了，秦汉以后就很难看到这种仪式化的车战了。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朝，车的象形文字已经粗略勾画出车的结构，一部分是车衡，一部分是车辕，还有车舆，而车舆两侧的就是轮子。
　　象形文字来源于实物，车这个字出现以前，车已经存在，那么中国的车究竟起源于何时呢?相传中华文明发端之时，黄帝就开始造车，并因此被称为轩辕氏，“轩辕”二字指的就是车。
　　齐国在建国之初就制定了“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的治国方略，因此其他诸侯国的人才和物品纷纷流向这里。当时齐国有一个在今天看来仍然比较开放的政策，就是以外商驾车的数量来决定接待的规格，驾一辆车的免费就餐，驾三辆车的免费食宿，并供给马饲料，驾五辆车的除了同样享受上述各种待遇外，另配备五名侍女和侍卫。这一政策吸引了大量客商，一时间临淄城里“车击毂，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
　　在这些来来往往的车辆中，可能有一辆车上就坐着孔子，但他不是来经商的，而是来寻求更大政治抱负的。当时像孔子这样的人出行，必须乘坐马车，《论语》中记载着关于孔子的一个故事，孔子的弟子颜渊死了，他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给颜渊给买副上好的棺材下葬，孔子没有答应，他说“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这就是说因为我是当过大夫的人，是不可以步行外出的。这说明出行乘车是士大夫身分的一种象征。
　　孔子驾车周游列国之后，回到鲁国，广招门徒，主要传授六艺，这六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御”是孔子特别强调的一项技能，即驾车。
　　驾车的技巧就在于如何控制马，马分为服马和骖马，中间两匹为服马，负责用力拉车，外侧为骖马，负责左右转向。要想随心所欲地驾驶马车就要学会用缰绳调理好服马和骖马。《诗经·秦风·小戎》中所谓“六辔在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东晋南渡以后，江南地区牛多马少，牛车逐步兴起，马车逐渐减少，据史书记载，晋元帝继位之后，由于马匹缺乏改驾六马为四马，后来皇帝喜爱牛车，大臣们竞相仿效，后来的北朝使用牛车比两晋有过之而无不及。北魏皇帝出行时乘坐的大楼辇，甚至需要12头牛牵引，北朝是这样，南朝也一定不逊色，正是由于士族阶层和把持朝政的大姓人家偏好牛车，各种高级牛车迅速发展，以至于满朝士大夫无乘马车者。
　　到了唐朝，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按理说造车的水平应有大幅度的提高，但是统治阶级却追求平稳和舒适，到了唐高宗连牛车也不愿意坐了，他喜欢坐的是辇和轿，而曾经盛极一时的马车、牛车则更多地用于载重运输了。
　　唐宋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车和轿是同时存在的。在北宋画家张择端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上，描绘的车辆和轿子林林总总，形态各异，画中人乘坐的多半是轿子，载重的还是各种畜力和人力车。《出警图》描绘的明代皇帝前往郊外拜谒祖先陵墓的情景，画卷中有一辆有二十多匹马拉的大型路车，路车本是古代皇帝出行仪仗中的豪华车辆，到了明清两代，路车只是作为皇帝出行仪仗中的陈设，皇帝本人实际上是不去乘坐的，这幅图中的皇帝虽然威风凛凛地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但在平时，皇帝出行还是以乘轿为主。
　　轿子毕竟不是车，但越来越多的人学着皇帝的样子乘坐轿子，车的社会需求减少了，于是车的发展速度也就慢了下来。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车的几个国家之一，但是直到1902年，汽车从上海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也很难想象中国古代的马车与汽车有什么关系。人们仍然醉心于轿子的平稳和马车的舒适。当洋人的汽车和中国的马车在北京的大街上并行的时候，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它们叫什么，就给它们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铁马”。
　　然而，洋人的汽车还是开到了长城脚下。1907年，当时已经名扬世界的巴黎汽车拉力赛途经中国，赛车抛锚时，旁观的人多少有点幸灾乐祸，不过他们还是用中国的马把赛车拉出泥潭。当时许多中国人想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马车是两个轮子，而外来的汽车却是四个轮子，这四个轮子的车怎么拐弯呢?
　　中国的古车始终是以两轮车为主，中国古代没有发展起来四个轮子的马车，因为四个轮子的马车，它跟两个轮子的马车构造上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它必须有一个前轮转向装置，后轮有一个轴支起两个轮子，后轮还要有一个跟后轮垂直的另外一个杆，前边也可能出来一个木头棒，这个棒就插在这两个前轮与轴之间的一个圆圈里边。这样前轮转的时候，圆圈围着这个棒转不影响后轮，所以前轮自己可以单独先拐弯，这个发明非常的重要。
　　而这个发明在欧洲，早在公元前瑞典南部岩石上的岩画中已经刻出来了。
　　出现在瑞典南部岩画上青蛙一样的图像，却长久没有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两轮的马车没有发展成为四轮的汽车，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遗憾。但在两轮车之外，中国人并非全无建树，早在西汉末年，中国人就发明了小巧灵活的独轮车。
　　独轮车起初主要都是用人力来推的，但是到了清代，比方说河南的安阳、山东的胶东，在独轮车上张一个帆，就像帆船那种帆，当然这个帆小，不像帆船构造那么复杂。独轮车上张了帆，在推的时候可以借助风力，而且这个帆还有绳子连到推车的人这儿，可以在一定的风向里边，把帆调节到你所需要去的那个方位，可以借助风力来推车，这在古代也是一个很巧妙的发明。
　　帆车被西方著名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列为中国古代26项发明创造之一。
　　同样在临淄的地下还埋藏着更令人惊叹的奇观，在车马坑发掘的三年之后，不远处又发现了一庞大的殉马坑，据统计这里的殉葬马匹达到了600多匹，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殉葬马匹，它的主人又是何许人也?
　　在离殉马坑5公里的地方，有四个高大的土堆，这里的百姓称它为四王冢，像这样的墓穴这里还有许多，它们点缀着齐国故都临淄的原野，千百年后，远远望去，仍然隐隐地透出一股帝王之气。
　　发现马骨的河涯头村，位于齐国古城临淄的东北角，村民大多是齐国的后裔，生于斯长于斯的河涯头人，常年劳作于田垄地头，当他们翻土的时候，偶尔会有一些形状各异的骨头露出来，在清朝末年修建的苇子墙根还发现过大量类似的骨头。有人说是人骨，有人说是龙骨，村里们的秀才则认定，那是马的骨头。散落于杂草碎石间的马骨，不仅成为当地村民补贴生计的财富，也引来了考古工作者。1964年，山东省临淄文物工作队来到这里。
　　挖出了145具完整的马骨，但是由于刚刚开始的新中国考古发掘技术还不完备，还没有较为妥当地保护这些马骨的方法，发掘工作减缓了进度。
　　1966年对这一带又做了详细的钻探，发现了墓周围的殉马坑。
　　此后，为了配合土地的开发和利用，1972年和1982年又进行了两次挖掘，加上1964年的第一次挖掘，三次总计挖出251具马骨。根据挖掘部分的规模推算，殉马坑全长215米，平均宽度4.8米，全部殉马可达600匹以上，如此规模的殉马奇观，至今仍是世界仅有的。
　　每一匹马的姿态都是如此的相似，每一匹马的头颅都朝着同一个方向，据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分析，只有用来殉葬的马才可能摆成这个样子，这600多匹马是为谁殉葬的呢?
　　从姜子牙开国算起，齐国共经历了37位国君，经过周密的推算，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纷纷把目光集中到了齐国第23代国君齐景公的身上。
　　齐景公在位的年数大概是公元前547年到公元前490年，他在位的时间很长，有五十七八年的样子。另外齐景公在位的时候，有晏婴等大臣辅佐，国内社会比较安定，跟周边的诸侯国的关系，也还比较和睦。齐景公尤其喜欢建造宫殿，喜欢养马、养狗。
　　济水和淄河两岸，丰茂的牧草资源，为齐国大量饲养马匹提供了有利条件，养马业的兴盛促进了齐国经济的繁荣，在齐国上至王宫贵族，下至贫民百姓，都喜欢马。齐国有一个小镇叫千乘，就是由齐景公有马千驷而得名的。
　　当时的齐国厚葬之风盛行，郎家庄里的一个墓主就殉人26位，经鉴定其中多数是女性。
　　齐景公既然非常爱马，那么他死时带走他所爱的骏马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这600多匹马究竟是怎么死的，至今还没有一种肯定的说法。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如果以四匹马驾一辆战车计算，600匹马相当于150辆战车的配备，在以马车为主要战斗力的春秋时期，就等于一个千乘之国十分之一的军事力量，如果这个墓葬果真是齐景公的，他怎么能有如此奢华的随葬，当时的齐国究竟拥有多少战车，多少战马呢?
　　姜太公身为齐国的开国国君，根据齐国的自然资源状况，制定了发展手工业、商业和畜牧养殖业的经济方针，一时间马匹的养殖迅速兴旺。
　　有了马就有了开疆拓土的资本，进入春秋时代，以齐桓公和管仲为代表的齐国统治者积极向地处北方的戎狄地区展开攻击，掠夺了大量马匹，进一步扩充了军事力量，从而使齐国在春秋时期雄霸中原。战马带来的辉煌刻记在以写实风格著称的齐瓦当上。
　　公元前353年秋天，田忌和齐威王照例展开每年一度的赛马会，往年决赛田忌总是输家，然而这次比赛著名军事家孙膑来到现场，他对田忌说，拿您的下等马对付他的上等马，拿您的上等马对付他的中等马，拿您的中等马对付他的下等马。比赛结束，田忌三战两胜，第一次在赛马会上成为赢家。
　　古生物物种专家根据测量结果断定，临淄这些殉马都是蒙古马种。
　　中国的马在秦代都是属于蒙古马种，这种马吃苦耐劳，很适合我国的气候环境，饲养条件，可这种马的缺点就是奔跑的速度不快。到汉代以后，跟西北的其他民族发生了接触，在战争当中，汉族的骑兵所使用的战马难以与西域的那些优良马种相匹敌，尤其是中亚那些所谓的天马、汗血马，速度很快，所以从汉武帝开始要求改良马种，甚至于不惜发动战争，去把这些所谓的天马引进来。
　　在现代人的心目中，无论是作为战备资源，还是交通工具，马一般都要配马鞍、钉马蹄、装马镫，然而在临淄的殉马坑里却没有发现任何一件马具，难道2700年前的马就不需要这些装备吗?
　　人不能骑在光背马上去作战，要做各种战术动作，就需要鞍子。在中国古代，商车用马是没有鞍子的。一直到战国晚期骑兵开始出现，才配备鞍子。
　　早期的马鞍只是一个简单的垫子，用一根带子系在马身上，这样的垫子并不能使人与马之间得到良好的结合，坐着很不舒服。
　　到了东汉就可以看到马身上有两个前后鞍桥很高的双轮鞍子，这种鞍子一直使用到三国到南北朝时期。到了隋唐，特别是到了唐代，李世民和李渊主要是与突厥骑兵作战，所以他们引进了突厥的马和突厥的鞍子。这种鞍子前高后低，有一种弧度，而且鞍子后面还挂了好多“叠叶带”，到这个时候，鞍具基本上完备了。
　　人们为了骑马的方便，发明了马鞍，但马也同样需要保护，于是人们为骑兵部队的战马制作了挡箭防枪的铠甲，身披铠甲的战马更加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在一匹匹殉马的马蹄上，人们试图找到马蹄铁的痕迹，但始终没有发现，是齐国当时还不会炼铁，还是他们根本不知道用马蹄铁来保护马蹄。
　　最新的考古调查发现，临淄故城内有多处冶炼铸造的作坊遗迹，史书记载，在齐国也曾专门设立过管理冶炼和铸造事务的铁官。
　　根据考古发现复原的冶炼铸造作坊的模型，让人们直接感受到齐国两千多年前冶炼业的繁荣。有了制作马蹄铁的主要原料，应该说就有了生产马蹄铁的可能，那齐国人是否能就此制造出马蹄铁。
　　古代人已经完全认识到，在长途骑走或者奔跑之后，马蹄子会裂开，甚至会有出血等问题。马蹄子如果有了毛病，就修整蹄子，就把这个蹄子修出一个整齐的面来，也有的时候就用烙铁给马蹄子烙上一层，有点碳化的效果，用这些方法来处理马蹄子的问题。南宋时往北方派使臣，比方说从临安派使臣到中原，据记载，长途行走的时候往往产生马蹄子“蹄啮不可行”，就是蹄子裂开了，或者出毛病了，就很难往前走。也就是说到了南宋的时候，中国还没有蹄铁。中国蹄铁的出现，大概是元朝以后从西方传来的。
　　也有历史学家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世界上最早发明马蹄铁的是中国。当欧洲还用皮革制造简单护蹄的时候，中国的蹄铁术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今天的欧洲蹄铁术也是受中国的影响而加以改良的。不管马蹄铁是谁发明的，它都在世界各地广泛使用，成为马身上的一部分。
　　据古生物专家测算，春秋时期的马与今天的马相比没有太大的差别，平均高度在一米四五左右，人们要想一步跨上这样的高度，不借助别的东西是非常困难的，今天人们踩着马镫上马，但是在临淄殉马的坑里，人们没有看到类似马镫的东西，那么齐国人是如何上马的呢?
　　在公元3世纪以前，在世界各地，所有的骑马的人都没有马镫，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的希腊青年雕像，去神庙祭祀的时候，都骑在没有鞍子的马上，汉代也是一样，汉代的画像石上，那些骑马的人都没有马镫。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件贮贝器的器盖上有一位骑马的武士，他右脚的拇指套在一个绳套上，这多少能克服一些骑马的困难，这是否是马镫的雏形呢?在湖南长沙金盆岭的一座西晋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骑马俑上，马的左侧有一个近似三角形的小马镫，它离马背的距离很近，人上马后很难再使用它。这座晋墓中出土的记年铭砖清楚地记录着永宁二年，也就是公元302年。如此说来，早在公元302年中国就出现了单马镫。在南京出土的双马镫，表明真正意义上的马镫终于出现了。
　　萨珊王朝时期，中国的马镫开始传入波斯帝国，波斯人满怀惊异地把马镫称为中国鞋。马镫在波斯的国土上迅速地推广开来。10世纪中叶，波斯诗人鲁基泰这样评价中国鞋，“我以旧鞋和毛驴开始自己的生涯，而我现在则高升到拥有中国鞋和阿拉伯马匹的行列”。
　　至于马镫是什么传到西方，又是怎样传到西方的，现在都很难考证。经西方史学家研究发现，公元6世纪中叶，一个游牧部落穿过欧亚草原到多瑙河与蒂萨河之间定居的时候，他们的骑兵配备了铸铁马镫，这是现今在史料中能找到的马镫在西方出现的最早记录。
　　西方历史学家汉步里在他的著作里说，像马镫这样一种普通的器具，不但对于罗马的古代民族来说，一直是闻所未闻，甚至像萨珊波斯那样习于骑射的养马人，竟然也不知马镫为何物，这令人惊诧不已。科学史专家林恩·怀特更是语出惊人，他说只有极少数的发明像马镫这样简单，但却在历史上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催化作用，促使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
　　在这个没有马鞍、马镫和马蹄铁的殉马坑里，我们同样难以找到任何痕迹来证明这些马生前是做什么用的。但是从春秋时期马的用途来看，马多数被绑在车上，成为战车的一部分。
　　马拉着车卷入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但是战车的笨重却限制了马的脚步，马从被绑到战车上的那天起，无时无刻不盼望着从战车上解放出来，以自由之身投入战斗。
　　从战国末年开始，匈奴系统的民族从北方和西北不断地来入侵燕国和三晋一带的国家，用战车去对抗匈奴的骑兵很困难，战车个儿大、笨，跑得很慢，匈奴是游牧民族，文献中记载，军队就是成群来了，打赢了就赢了，打不赢“哗”就散，跟先秦那些按照各种礼节去打仗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行动如此迅速突袭的骑兵，战车就不行了，所以赵武灵王，要“胡服骑射”，就是为了保护边境，采取和敌人相同的对抗办法。这样，中国古代的骑兵就开始出现。
　　然而，骑兵的出现并不等于战车立刻消失，战车依然与骑兵并行了数百年，直到汉武帝北逐匈奴时，才真正完成从战车到骑兵的转折。汉武帝与匈奴的大规模战争，从公元前128年一直打到公元前119年，整整持续了十年。十年间，双方动用骑兵二十万之多，仅在公元前119年的一次战争之中，汉武帝就以十万骑兵击退匈奴部队，创造了大规模使用骑兵集团作战的典型战例。此后，马为中国历代王朝都建立过功勋，雄才大略的唐太宗驰骋北国南疆，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繁盛的盛唐帝国。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铁蹄，曾经踏遍欧亚大陆，马在战争中的作用空前显著。
　　如果这600匹马的主人真的是齐景公的话，它们是否分享过齐景公的荣耀和辉煌呢?在两千五百多年之后，它们保持着被埋葬的那一刻的姿态醒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