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把兴修水利当作增强国力的重要手段，秦国更是将其作为固本培源、统一天下的战略组成部分——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就先后修建了都江堰、郑国渠和灵渠三大水利工程。为统一天下，秦国实施远交近攻的策略，首先对其近邻韩国给予频繁打击。在韩国难以招架的时候，一位名叫郑国的韩国水工受命说服秦国兴修水利，以消耗秦国国力，使韩国获得喘息的机会。
　　陕西省三原县，是坐落在关中平原的一个农业大县，农闲时节，在这个县城的城隍庙，就要演出一些古装戏，其中有一出戏颇受老百姓喜欢，这出戏叫《疲秦计》。剧中说的是两千多年前，水工郑国引用泾河水，修了一条灌溉农田的水渠，使关中变成天下粮仓的故事。
　　生活在郑国渠建成一百多年后的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里对郑国渠的来历有明确的记载，韩国水工郑国来到秦国，说服了秦国的当政者，在当时秦国境内的泾河瓠口一带开渠引水，修建了这项工程。后人们这样描述这场特殊的战争：以大工程为彼此攻战之计，可谓千古奇思，以大工程为彼此攻战之器，可谓千古奇战。富有戏剧性的是，这场奇战的结局，却是最初被韩国当作救命稻草的郑国渠，恰恰又使韩国走向了灭亡。郑国开凿的这条渠虽然几度湮废，但二千多年来，中国的几乎每一个王朝，都曾用心经营这条渠，并在它的基础上重新进行建设。直到今天，郑国渠的后续工程仍然在浇灌着关中大地，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仍然在享用着渠水带来的恩惠。
　　两千多年前，韩国为何会把国家的命运维系在一条水渠上，让秦国修建郑国渠本是“疲秦之计”，它又是如何变成了一条强秦之策?
　　在此不能不提到一个重要人物，他是一个从卫国远道来到秦国的人，名叫商鞅。尽管郑国渠是商鞅来到秦国的一百多年后才出现，但正是这个人，给郑国渠的修建埋下了种子。商鞅的抱负在求贤若渴的秦国得到了施展，从公元前256年开始，他对秦国开始了彻底的变法，史称“商鞅变法”。他变法的核心思想就是两个字：耕、战。后来人们都知道，这两个字给秦国换来了一个天下。
　　秦国地广人稀，商鞅宣布的首道命令就是“垦草令”，鼓励开垦土地，兴修水利。商鞅奖励耕战的政策，使秦国迅速强大，关东六国对秦国更是羡慕不已，以“牛耕田，水运粮”来形容那时的秦国。这时，秦国开始把目光投向了身边的韩国，因为韩国正挡住了秦国向东扩张的要道。当时秦军士兵作战十分勇敢，令其他诸侯国的军队恐惧，视秦军为虎狼之师。
　　秦军使用的武器也十分锐利，秦军使用的铜镞和铜矛，深埋地下2000多年，刃头仍然十分锋利。面对强秦的威胁，韩国成了惊弓之鸟，韩国都城更像候鸟一样迁徙，从山西平阳迁到河南宜阳，后又迁到禹县，最后它在新郑落下脚来，然而这并不能躲避秦国咄咄逼人的攻势。逐渐强大的秦国令六国恐惧，当时的合纵派政治家苏秦提出了六个诸侯国联合抗秦的主张，史称合纵策略，韩国称为合纵派国家的急先锋，这时较大的合纵攻秦有两次。
　　然而，秦国采纳了魏国人张仪的连横策略，对其他诸侯国又打又拉，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并没有躲过秦军的锋芒，这是因为韩国控制着秦军进军中原的关隘函谷关。到公元前307年，秦国终于夺取了函谷关，这时大平原上肥沃的土地和物产开始暴露在秦军面前。
　　当时和秦国邻近的魏国比较强大，秦国同时把魏国作为打击的重点，公元前293年，韩魏联手同秦国在今天洛阳东南的伊阙一带发生大战，结果秦杀死韩魏联军24万人，韩国和他最重要的盟国都受到秦国致命的一击。短短两年后，秦攻取了韩的中原重镇宛，这是韩国著名的冶铁手工业发达区。公元前290年，秦攻韩，韩被迫割让武遂的三百里地给秦国。
　　公元前266年，一个叫范雎的人在秦国出现，他向秦王献策，秦国和韩国地形犬牙交错，是秦国的心腹大患，秦国要想吞并天下就要避实就虚，首先灭掉韩国，这就叫远交近攻策略。
　　根据史书记载，韩国从公元前403年立国到公元前246年的郑国渠修建，一共受到秦国较大的进攻就有19次。从公元前265年开始，秦国几乎每年都要从韩国夺取土地，韩国就像秦国嘴边的肥肉，被一块块蚕食着。公元前262年，秦攻韩的重镇野王，切断太行山上“上党”通往新郑的道路，迫使韩投降。结果韩把上党献给赵国，引发了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
　　40万赵军被秦将白起活埋，这是战国时期规模最大、最为惨烈的一次战役。而公元前249年，秦国夺取了作为韩国都城新郑的重镇“成皋”(即荥阳)，韩国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当时韩国军队的战斗力也很强，然而在强秦的进攻下，韩国被真正打败了。《战国策》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韩国到处都有首身分离的尸体，韩国百姓流亡四海，景象十分凄惨。
　　这时，历史出现戏剧性的一幕，面对强敌即将亡国的韩惠王，派出了一个手无寸铁的水利工程师，这个人拥有的武器只有一张嘴，他要执行的任务是说服秦国兴修水利。这个人就是郑国，在韩国看来，这是危难之际一剂救命的良药，因为此时韩国在军事上同强大的秦国较量就如同以卵击石，而曾经联合其他诸侯国共同抗击秦国的统一战线又已崩溃。这时韩国抛出了修水渠这样的计谋，认为是疲乏秦国，救亡图存的好办法。
　　水利工程是一个需要动员非常大的人力和物力才能完成的事情，尤其像郑国渠这样的大型灌溉工程，秦国当时如果想要把它做好，按照秦国的人口状况、劳动力情况，在农闲季节，至少要动员所有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参加才能修出这样大的工程。那么这样大量的人力参加，必然就影响它的战争，因为古代的战争，没有一定常备军队，是属于全民皆兵的，拿起锄头种地就是农民，拿起枪上了马就是军人。在秦国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资金，几乎是整个国家的财力都要投入进来。而这样的工程又不是一年能做成的，需要连续几年的全国性投入。在秦国全部精力被吸引到这里以后，就会缺乏对外扩张的能力了，韩国也就能获得暂时的安宁。
　　这是韩国的如意算盘，我们已经不能知道，是什么原因让韩国想到派一个人到他的敌国去进言献策，并且使敌国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一暗含杀机的“疲秦计”呢?当时诸侯国军事上战争不断，思想和科技上却出奇地开明进步。一个贫民出身的文人学士，如果一席话能被国君赏识，立刻能得到重用。
　　当时把水利作为强国之本的思想已经产生，各国还把水利当作关系农业丰收，国家强盛的大事，兴修水利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
　　对秦国来说，兴修水利更是一件同大战相提并论的事情，这就是秦国增强实力的有效措施，也是它统一天下的战略部署。而秦国的关中平原当时还没有大型的水利工程，历史学家分析，作为“疲秦计”，韩国献给秦国的修水渠计划，韩国认为最有可能被秦国接受。肩负着拯救韩国命运的郑国，在荥阳宫见到了秦国的主政者吕不韦，提出了秦国应该修水渠，用泾河水去浇灌关中的建议。
　　郑国去秦国提这个建议的时候，当政的虽然名义上是秦王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当时他只有13岁，主持国家大政的是相国吕不韦。吕不韦是商人出身，阳翟大贾，因为帮助秦王政的父亲继承了王位而在秦国掌握了大权。作为一个门第不高的外来者，吕不韦需要在秦国做一些丰功伟绩，显示自己的才能，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到秦国不久，他就召集门下宾客三千人写了一本规模庞大的书《吕氏春秋》。在此之后，正好又碰到了郑国提出的这个建议，对于吕不韦来说应该是建功立业的机会。
　　韩国的建议与吕不韦急于为秦国建功立业的想法不谋而合，被韩国列为救命的“疲秦计”被认为是可以使秦国富国强兵实现大统一的一着好棋，于是，秦国组织力量开始修建郑国渠。公元前246年的泾河边，成为当时中国最为壮观的建设工地。根据历史研究，当时修建郑国渠的人多达10万人，而郑国成为这项工程的总设计师。
　　两千多年后，人们知道，郑国渠不仅给了吕不韦一个机会，更给了秦国一个机会。那么韩国一个小小的工匠，能使一个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依据自己的建议在对六国开战的百忙之中定下心来修建郑国渠，还有没有更深奥的原因呢?
　　由于战争当中对粮食的一种需要，那么我们经常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粮食支撑的话，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去打仗或者说能打胜仗，这是战争中最根本的最迫切的一个需要。
　　为了获得战争中需要数额巨大的粮食，秦国在向关东六国作战的同时，十分重视开垦耕种，而对农业来说，水利又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关中不仅具有发展农业生产的优越条件，还是一个四面有天险扼守的安全之地，黄河从这里折向东去，同东边的诸侯国相隔开来。它的南面、北面和西面又有秦岭、岐山、陇山形成的天然屏障，易守难攻。
　　秦国顺着渭水刚从荒凉的西北高原迁移过来，只有关中平原才是惟一的好地块，关东六国却拥有着中原和长江一带肥沃平坦的土地。公元前316年，秦军翻过秦岭，占据了广阔的四川盆地，才算是有了第二块富庶的根据地。
　　公元前256年，蜀郡郡守李冰在岷江上修建了都江堰，使成都平原变成了天府之国。秦国人也是从都江堰所发挥的效益中，第一次看到了水利对于国家强盛的作用。但是当时秦军的主战场在北方，尽管成都平原有大量的粮食，但是难于上青天的蜀道阻隔了这里的交通，使成都平原的粮食很难运到关中来。
　　就在泾河与渭河在关中平原交汇的地方，形成很明显的交汇景象，历史典故“泾渭分明”就来源于此。这两条河绵延近千里，横贯关中平原。远古时候泾河和渭河经常泛滥，给关中带来大量肥沃的淤泥，因为河流众多，而且在这里壅塞不通，因此我国最早的地理书《尚书·禹贡》称关中为雍州。
　　《禹贡》记载“雍州，厥土惟上上”，就是说雍州这个土壤在全国九州当中排名第一，是最好的土壤，那么雍州指什么地方呢?那就是指包括关中平原在内的黄土高原所在的这一块地区。
　　但是当时关中平原的干旱时有发生，充足的水资源没有得到很好地利用，关中上好的土地得不到充分的开发，而郑国提出的引泾河水浇灌关中的建议，正是秦国向往已久的事。
　　那么这项工程郑国又是如何设计的?郑国渠巧妙地连通泾河洛水，取之于水用之于地，又归之于水，就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设计也可谓巧夺天工。郑国设计的引泾灌溉工程还充分利用了关中平原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特点，又在平原上找到一条屋脊一样的最高线，这样取水就能够由高向低实现自流灌溉。
　　公元前237年，郑国渠就要完工，这时候意外的事情出现了，秦国识破了韩国修建水渠原来是拖垮秦国的一个阴谋，韩国的“疲秦计”是如何暴露的，至今仍是一个未解的谜团，但当时郑国面临着生命的危险。
　　接着这个事件又引发了更大危机，当时秦王已经亲政，吕不韦被免职，秦国的旧贵族势力，借此事件向秦王建议，驱逐秦国以外的人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在被驱逐的人当中，有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来自楚国上蔡，后来做了秦王朝丞相的李斯，当时李斯已升为秦国朝廷的官员，但仍然在被驱逐之列，李斯写了一篇《谏逐客书》规劝秦王，文章说如果不能善用人才，就将造成国无富利之实，秦无强大之名，如果非秦者不用，就会使发光的玉器不再装饰秦的宫殿，犀牛大象的器物不再成为秦的宠物，郑国和魏国的美女不再召进秦的宫廷。李斯用这样的比喻来说明秦国要实现统一天下的大业，更需要外来的人才。
　　危险之中的郑国对秦王说，当初韩国派我来是一个“疲秦”的计谋，杀掉我郑国并没有什么，可惜工程半途而废，这才是秦国真正的损失。
　　到了这个时候，秦国必须来考虑做这个工程究竟是弊大还是利大，究竟是消耗的财力大，还是修建好水利工程以后，所提供的财政支持更大，从后代历史发展情况来分析，应该说这时秦国可能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战略考虑，在整体宏观战略构想下，最后权衡利弊得出一个结论，修建水利工程对开发关中农业的意义，远远能够抵消掉对国力造成的消耗，所以，秦国最后决定把工程修下去。
　　这时戏剧性的结果出现了，由于关键时刻李斯劝谏秦王扭转乾坤的一笔，不仅使秦国收回了驱逐侨民的决定，也使韩国化险为夷，最重要的是郑国渠得以继续修建。
　　公元前236年，郑国渠工程从它戏剧性的开始，一波三折，用了十年时间终于修建成功，这时天下的人们都看到了一个新的秦国，郑国渠和都江堰一南一北遥相呼应，从而使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都赢得了天府之国的美誉。
　　当时秦国的军队大概有多少，根据陕西师大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研究，是60万，这115万亩受到灌溉的良田，每亩如果产上600斤粮食，也就是说，郑国渠修成以后，郑国渠灌区所打下的粮食，就基本能够供养秦国的这60万军队。
　　公元前230年，也就是郑国渠建成6年后，秦军直指韩国，此时的关中平原已经变成了秦国大军的粮仓。此时，“疲秦之计”真正变成了强秦之策，而对韩国却意味着真正覆灭的开始。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统一的最后决战已拉开，抛出“疲秦计”的韩国就灰飞烟灭了。郑国渠建成15年以后，秦灭六国，实现了天下统一。
　　郑国的命运如何呢?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当时的一首描绘郑国渠给关中带来繁荣景象的歌谣却一直传诵下来：“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郑国渠的作用一直影响到中国最为强盛的汉唐两个王朝。因为郑国渠的灌溉，关中富饶的物产供养着京师长安的亿万之口，汉唐盛世的国都呈现出歌舞升平的景象。
　　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桑巨变，真正的郑国渠湮废了。然而，同样是为了军事所需，仅仅比郑国渠晚建23年的灵渠仍然基本保持原貌，发挥着运输和灌溉的作用。为何要修建灵渠，灵渠在技术上有哪些独到之处呢?
　　秦始皇一生都在征服，在消灭了中原六国之后，他的目光转向岭南，还从未有过中原的国君曾经征服这里。千百座险峰所组成的迷宫是中原人难以逾越的恐怖地带，这一次困扰秦军的是粮草运输的难题。饥饿的士兵是无法打胜仗的，要征服岭南，必须先解决粮草运输的难题，然而，在这无尽的南岭群山之中，哪里能够找到这条运粮的大路呢?
　　经过这条小河，向南可以到达珠江边上的广州，向北可以到达长江边上的武汉，这就是秦始皇时期开凿的人工运河。
　　现在灵渠看上去是一条普普通通、安安静静的小河，两千多年以来，它却一直是一条南北的运输要道，当年从秦始皇开始，中原的兵马粮草铁器，都要通过这条运河运达南岭，而南岭以南的盐铜、犀牛等珍贵产品，也通过这条运河运到中原。
　　灵渠位于广西桂林的兴安县，在南岭西侧的群山深处。南岭是众多河流的发源地，向北流的大多进入长江水系，向南流的大多进入珠江水系，在多种连接两水系方案中秦朝人选择了湘江与漓江。即使今天看来，这也是最短的连接方法。选择湘江一处开阔水面，建起拦水大坝，开一条渠引水进入，漓江这条支流开始向南流去，这是南渠。
　　在另一边引水向北，曲折一段之后再回到湘江主河道，这是灵渠的北渠。这样就沟通了湘江和漓江，但我们发现，这并不是最短的连接方法。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这是因为湘江与漓江这条小支流的落差有7米，这意味着要建7米以上的大坝。这在当时是不可能做到的，秦朝工程师的办法是将大坝向上游移，这里地势高，大坝高度只需两三米就可以了。
　　这样做，付出的代价就是增加南北渠的长度。不仅如此，北渠被开掘成弯弯曲曲的样子，无疑更使工程量大大增加。这又是为了什么呢?落差对于灵渠这条运河来说，至关重要。直线型的渠道施工量小，但落差大。顺流而下的船速度难以控制，对于逆流而上的船，上陡坡更是难上加难。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秦朝工程师将灵渠的南北渠道，开成弯弯曲曲的形状。虽然工程量加大，但落差减小，水的流速减缓，行船变得很容易控制。在容易使用和容易施工之间，找到这个微妙的平衡点，依据的是精确的测量。他们又是如何测量的呢?
　　有一个把大小天平坝修得一样高的仪器。这个仪器在出土的时候，已经有些损害了，这个仪器如何使用呢?它是可以旋转的，旋转的时候在槽里面，弄下一根木棍，就可以推动。使用它的时候，在修筑的大天平和小天平坝上，各插一个木棍，通过具体测量把水平的高度记下，然后旋转过来，在小天平坝那个木棍上，也可以测得一点，跟这个水平一样的一点，也记录下来，把大天平坝这个木杆的高度和小天平坝木杆的高度用尺子一量，假设这两个高度一样，那就保证大小天平坝的高度一样。从指北的方向来看，它跟古代所表示的北的方向，基本上一致。因此我们确认这个仪器，已经制成很长时间了。
　　或许秦朝人就是用类似简单的办法，由近及远地测量，确定灵渠现在的样子。今天看来，这也是一个最合理的施工方案。
　　灵渠，秦朝人进军岭南的见证者，今天已无法告诉我们那段往事，就连它自己，也是个难以解开的谜。水面下，是十几米厚松软的卵石层，大水不断地冲击，会淘空大坝下面的卵石层，大坝也会在转瞬间崩溃。现代的办法，是清除这层疏松的卵石层，找到十几米以下坚硬的岩石层。在这一层打入钢筋，浇铸混凝土坝身，建造高达十几米坚固的大坝。然而，两千年前秦朝人，是无法这样筑坝的。那么这座大坝是怎样建造的呢?
　　他们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先在沙石里面打下木桩，再铺上松木桩，然后堤坝就筑在松木桩上。
　　这很像古人盖房子的方法，松木桩就是顶梁柱，它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能够牢牢抓住下面松软的鹅卵石层。或许，这就是大坝能够历经千年的原因。
　　1979年补修大坝的时候，从坝底下换出来的木头还是相当完整的，足以证明这个技术在大小天平坝的修筑上，是完全成功的。
　　这些石板每块重达千斤，即便如此，在滔滔洪水之下，也会被轻易掀起，只有石板彼此牢固地连接，才能抗衡大水的冲击。这些巨石是如何连接的呢?
　　秦朝人采取的是这样的办法，在两个巨石之间凿上燕尾槽，然后在燕尾槽里面，搁上叫铁码子的东西，用铁码子把两个石头锁紧，每块石头都用这样的办法锁紧以后，整个大坝就浑然一体，即便是很大的洪水，也没有办法把大坝冲毁。
　　漫过大坝的江水并未停止冲击，竖插在坝面上的石片，高高低低参差不齐，它们能经得起大水的冲击吗?
　　如何来保证这个洪水不把大坝的后面部分冲垮呢?就要依靠鱼鳞石，鱼鳞石竖插起来，在水的冲击下，作用力是往下去的，所以越插越深，同时洪水带来了泥沙，冲进鱼鳞石的缝隙中间，使得鱼鳞石更加稳固。
　　越坝而过的洪水，被这些石片阻挡之后，速度减缓，大大减轻了对大坝后面河床的冲击。这座结构独特的大坝，有着更加独特的外形，它不是通常的一字形大坝，而是人字形。人字形大坝，把扑面而来的江水的正压力，变为侧压力。人字形长短边长之比是3∶7。江水也按这个比例被分开：水满时，恰好使得南北渠两边水量一致，都是1.5米深。这是一座滚水坝，只抬高一定水位，多余的水越坝而过，经过湘江故道之后，与北渠水汇合向北流去。为了保护大坝，在它前面加筑一个分水石堤，拦水分流泄洪。设计者将这三项功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它的成功一直持续两千多年。
　　有人曾粗略估算过，如果挖掘一条齐腰深的壕沟，从北京到上海一千多公里，这大致相当于灵渠的工作量。灵渠的建造前后用了4年时间。相传，在就要竣工的时候，有两位工程师相继被杀。传说他们是结拜三兄弟中的大哥和二哥。他们因为同一原因被杀，那就是南渠秦堤两次神秘的崩溃。而造成崩溃的罪魁祸首，是江中的一条恶龙。最小的兄弟李工匠，求助于神仙，用巨石压服了恶龙，保证灵渠的畅通。恶龙的故事，只是传说，但这里历史上曾屡屡决堤，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南渠水位在这里，与湘江故道相差有7米，因此历史上称为险工段。
　　称之为险工段，是因为要保证一定的水位，使从小天平坝下来的水，能够直接流到漓江里面去，这个水位与中江，就是湘江故道的水位差，有5到7米，由于落差很大，水的侧压力很大，当洪水来的时候，就很容易把这样的结构冲垮。
　　神仙投下的巨石，又是如何帮助李工匠呢?
　　飞来石就是这个神来之笔，飞来石是灵渠边上惟一一块与基底岩石相连的石头，用它作为一个石桩来修堤，它可以抵抗很大的侧压力，即使是渠水很满的时候，涨水的时候，侧压力它也能抵抗住，依靠它修的秦堤，就不会被洪水冲垮。
　　每年深秋时节，灵渠周边地区会有一场小雨，渠水会因此而上涨十来天。对于往来于岭南与中原之间的船队来讲，现在是回家的最后机会。在这场秋雨之后，是连续四个月的枯水期，灵渠水浅无法行船。
　　一年只有8个月行船，还有4个月不能通行，但是由于灵渠是南北物资交流的很重要的一个通道，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不能通航，对经济上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一千多年以前，灵渠发明了一种独特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即便水浅异常也可行驶万斤大船。这种使用了一千多年的设施，被称为陡门。但它是如何使用的?史书上从未见记载。
　　陡门什么时候有的，没有人知道，唐以前关于它的记录，基本上付诸阙如，即便有一鳞半爪的记载，也只是花了多少钱，花了多少工就修通了，怎么样立下很多功绩，具体工程中间涉及堤怎么修的，什么时候有了陡门，陡门用什么材料来修的，这方面的具体记录基本上没有。从唐到清朝，关于陡门是怎么样开启的，塞陡门的工具是什么东西，陡门的整个结果是什么，也没有文字记载。
　　第一次文字记载是60年前唐兆民先生的调查报告。
　　从现有的影像上看，渠底部有小孔用来固定小陡杠，它与面杠底杠一起，抗衡渠水的压力。绳子连结的三根竹竿称作马脚，竹片做的篱笆称为水拼。这是最为致密的一层，称为陡簟。马脚、水拼、陡簟结合在一起，组成拦水的大门。绳子用来穿起所有的陡门材料，防止开启陡门时被水冲走。
　　使用陡门，水位就会缓缓上升，与几百年前相同。半个小时后，水位已上涨30多厘米，这与唐兆民先生在60年前所作的记录大致相吻合。
　　材料随处可得，方法简单有效。灵渠陡门，使用的是古代中国人最早使用的运河船闸技术。它的原理与今天的葛洲坝船闸完全相同。松木、竹子制作的陡门，在这里变成了钢铁的闸门。历代能工巧匠所付出的智慧与艰辛，造就了这项水利工程奇迹。秦朝人留传下来的伟大工程中，长城和灵渠一样，都曾是为了战争目的而建造。如今的长城，早已失去实际的防御功能，而灵渠作为一条运河，持续使用了两千多年。今天灵渠的水，仍然灌溉着两岸数万亩土地。它的社会功效一直持续了两千多年。未来仍将如此。
　　今天，秦国一统天下的战争已成为了永远的历史，灵渠却以其“灵”与“巧”依然保持着原貌。郭沫若先生曾经这样评价灵渠：“2000余年前有此，诚足与长城南北相响应，同为世界奇观。”这实在是对灵渠最大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