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阐明西域史时，自古以来众多的旅行家的游记在这方面做出了宝贵贡献，已无庸赘言。但在这些旅行家中，旅行记自不待言，其传记散佚的亦为数不少。如隋炀帝时代，远使印度王舍城的韦节即其中之一。
　　关于韦节的情况，不甚清楚，《隋书》亦无其传记，只是在《隋书》、《通典》、《资治通鉴》、《册府元龟》诸书中仅留下其名字而已。在《隋书》卷八三《西域传》序中曾谈到他作为侍御史，与司隶从事杜行满一道出使西域之事。其记述如下：
　　炀帝时，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蕃诸国。至罽宾，得码*杯；王舍城，得佛经；史国，得十舞女、师子皮、火鼠毛而还。(《通典》卷一九一，边防七，西域总序文略同)
　　根据此记载可以了解到，韦节曾与司隶从事杜行满一道出使罽宾(隋代指犍陀罗一带)、王舍城、史国等诸国。关于与韦节同行的杜行满的情况亦不详，《隋书》中亦未见其记载。
　　不过，韦节曾著述有《西蕃记》一书。此书除在《通典·边防典》中可看到少许佚文外，在转写《通典》的《文献通考·四裔考》中亦可见到。然而，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却根本看不到《韦节西蕃记》这样的书名，由此看来，《通典》引用了其一部分佚文，这对韦节来讲实在是件幸运的事。如果仔细考虑一下，那么，见于《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中记载的：
　　诸蕃国记十七卷
　　也许就是《西蕃记》吧?无奈书名不同，令人怀疑。南北朝时代的地志和行纪往往以两三个不同的名称流传下来，此《西蕃记》却流传甚少，恐怕早已散佚。《隋书经籍志考证》对此书亦未作何记载。
　　以下两条即《通典》中《西蕃记》之佚文。
　　一、《通典》卷193，边防9，西戎5，康居条：
　　韦节西蕃记云，康国人并善贾，男年五岁，则命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其人好音声，以六月一日为岁首。至此日，王及人庶，并服新衣，剪发须，在国城东林下七日，马射至欲罢。日置一金钱于帖上，射中者，则得一日为王。俗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儿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著黑迭衣，徒跣抚胸，号哭涕泪交流。丈夫妇女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天儿骸骨七日，便止国城外。别有二百余户，专知丧事。别筑一院。其院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命狗食之。肉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槨。
　　二、《通典》，卷193，边防9，西戎5，悒怛同条：
　　又韦节西蕃记云，亲问其国人，并自称挹阗。
　　除上述记载外，有关韦节的史料尚有《隋书》卷八三《西域传》安国条中的：
　　安国……炀帝即位之后，遣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域，至其国，得五色盐而返。
　　在此虽仅见有杜行满的名字，但是正如从前引《隋书·西域传》序所了解的，估计就是与韦节同行之人。
　　另外，在《隋书》另一处也出现有韦节的名字，即在《隋书》卷八四《北狄传》西突厥条载有：
　　〔大业〕六年，遣侍御史韦节召处罗，令与车驾会于大斗拔谷。其国人不从，处罗谢使者，辞以他故。
　　此是炀帝为了要在大斗拔谷会见西突厥的处罗可汗而派遣了韦节，那么，应当认为此事与前述之向西方遣使并非同一件事。所谓大斗拔谷，乃指凉州以西二百里处赴青海途中之峡谷，唐于此曾置大斗军。(《新唐书》卷40，陇右道，凉州大斗军条)
　　如上所述，有关韦节出使西域的史料极为零碎。但是，如果仔细地加以研究，仍可约略推知其大致内容。
　　首先是遣使的时间问题，这在史料中亦未有明确记载。但是，在前揭《隋书·西域传》序中有如下一段记载：
　　炀帝时，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蕃诸国。(中略)帝复冷闻喜公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其有君长者四十四国。矩因其使者入朝，啖以厚利。
　　文中所说“炀帝时”，根据《隋书·西域传》安国条的记述：
　　炀帝即位之后，遣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域。因此，估计这是大业元年(605年)的事。因为前述之闻喜公裴矩往来于武威、张掖，引致西域诸国使者，根据《隋书》卷六七《裴矩传》的记述，可知此为大业三年(607年)之事，所以，即使从《西域传》序来考虑，将此一事件看作是自大业元年至二年之间，我想是较为妥当的。在《资治通鉴》卷180，隋纪4，大业二年冬十月条中有关于当时西域贸易盛况的记载，其记述如下：
　　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如帝好远略，商胡至者，矩诱访诸国山川风俗，王及庶人之仪形服饰，撰《西域图记》三卷，合四十四国，入朝奏之。(中略)帝于是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甘心将通西域，四夷经略，咸以委之。以矩为黄门侍郎，复使至张掖，引致诸胡，啖之以利，劝令入朝。自是西域胡往来相继。
　　应该看到，当时西域贸易之所以能如此繁荣，乃是因为裴矩诱致政策的成功，同时也是依靠韦节、杜行满等人的出使，将隋朝的威势广泛传到西方各国的结果。
　　正如从《西域传》序所见，出使的成员是以：
　　侍御史 韦节
　　司隶从事 杜行满
　　为主体的一队人马。如前所述，为了求得佛经，使僧侣随行似乎是有必要的。另外，为了要带回十名舞女，还要有相当的护卫人员，连同搬运交换物资的人等加在一起，看来此一行人是以他们二人为主体的一个庞大的商队。
　　再有，在《隋书》卷八三《西域传》波斯国条末尾载有：
　　炀帝遣云骑尉李昱使通波斯，寻遣使随昱贡方物。
　　此李昱是否也是当时的同行者呢?即可以考虑，该使团在途中分为两队，一队以韦节为中心南下印度，另一队以李昱为中心赴伊朗地区。
　　不言而喻，该使团的目的，是企图重开因南北朝的骚乱而断绝了的东西官方贸易，韦节等所去的目的地与交易品就是明确的证据。现将他们的目的地及交换来的物品开列于下：
　　罽宾 码*杯
　　王舍城 佛经
　　史国 十舞女
　　师子皮
　　火鼠毛
　　安国 五色盐
　　这些物品，不用说都是自古以来的珍贵货物。玛*杯自古以来就以大秦(《魏略》)月氏(《玄中记》)等西方诸国的珍宝而驰名于世。另外，虽然在六朝时代有很多僧侣为了取经而赴天竺，但是对于韦节等人从王舍城取得佛经这件事也应看作是与炀帝振兴佛教的政策相呼应的措施。至于十名舞女，可能就是著名的粟特舞女吧。当时，在粟特地方曾经有过中国人称之为胡旋舞、胡腾舞(李端之诗“胡腾儿”)、柘枝舞、拂林舞、苏莫遮等的优美民族舞蹈。她们的歌舞，不久即风靡整个中国，那么韦节带回的十名舞女，也许是启其先端吧。
　　师子皮也是岭西的特产之一。自美索不达米亚至波斯高原，生存有不少狮子，这不仅可以从波斯诸王朝的图案中看出，而且从夏德所引斯特拉波和普和尼的学说也可以了解。(Hirth，F：China and tha Roman Orient，220-1，Leipzig，1885)
　　所谓火鼠毛，正如从其字面即可推知出，就是石棉，即火浣布的原料。关于这一点，似乎早在南北朝时代就已有所了解。在《抱朴子》和东方朔的《神异经》等里面可以看到有关火鼠的情况。例如，在《抱朴子》中记有：
　　又有白鼠，毛长三寸许，亦居该州上之空木中，入火中不会烧灼，其毛又绩以为布。
　　另外，所谓五色盐，是自古以来中国所珍贵的各种颜色的盐，本草称之为戎盐、胡盐等。例如，在《新五代史》、卷74，附录3，于阗国条中的红盐和《广志》(《太平御览》参865，饮食部23，盐条所引)中的青盐、紫盐，《隋书·西域传》曹国条中的黑盐，《续汉书》中的黄盐等。这些戎盐，根据各自的出产地似乎是含有各种化学成分的化合盐。因此，其用途看来大概是供药用，在《凉州异物志》(太平御览》卷865所引)中也记载有：
　　戎盐以疗疾。
　　加以上种种记载，韦节等人带回来的各种物品都是自古以来西域的珍贵产物。从以上品目一眼便可看出，他们一行人的遣使可以说是隋朝对西域贸易的开端。
　　其次，韦节是经过哪条途径访问了诸国的呢?根据前揭诸史料，我们现将其所访各国的名称，排列于下并比定以现今之地名。
　　康国(撒马尔罕)
　　史国(撒马尔罕南边)
　　挹怛(吐火罗斯坦)
　　安国(布哈拉)
　　罽宾(克什米尔)
　　王舍城(巴特那)
　　将这些地点联系起来看，首先想到的是著名的玄奘之去路。再考虑到当时控制着自天山山脉到西突厥斯坦地区的西突厥势力，就会认为此一行人一定是在西突厥的保护下西行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隋书》卷八四《西突厥传》记载说：
　　当大业初，处罗可汗抚御无道，其国多叛，与铁勒屡相攻，大为铁勒所败。时黄门侍郎裴矩在敦煌引致西域，闻国乱，复知处罗思其母氏，因奏之。炀帝遣司朝谒者崔君肃赉书慰渝之。(中略)处罗大喜，遂遣使朝贡。
　　根据《隋书》(卷三)《炀帝纪》，此司朝谒者崔君肃之出使西突厥，乃是大业四年二月之事。也就是说，虽然当时西突厥在石国及龟兹以北置有两小可汗，控制着东西交通的命脉，但是大业初年，由于苦于天山山脉东部铁勒之叛乱，而在大业四年左右逐渐开始了与隋朝的交往，因此，对于韦节之西使，最妥当的看法可能也是自天山南路经费尔干进入粟特地方。但是大业四年以后，明显地使用了依靠西突厥作为媒介的路线。玄奘所走的路线，看来自隋代起就已经频繁地在使用。
　　最后，让我们对前述《西蕃记》佚文的内容做一些探讨。首先，关于康国的记载，在与《隋书·西域传》康国等比较一下来看，就会发现它到处充满了生动的记载，详细叙述了康国人的商业性、祭祀、拜火教的崇拜、葬礼等情况。另外，正如挹怛同条所述：
　　亲问其国人，并自称挹阗。
　　可以了解到韦节实际上与*(左口右厌)哒人进行了交往。即《隋书·西域传》和《通典·边防典》之有关挹怛的相同记载，显然是整理编纂了耳闻目睹的情况。从这点来讲，这个时代有关*(左口右厌)哒的中国史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韦节之出使西域，是在西突厥、铁勒、吐谷浑等诸势力的漩涡中勇敢进行的隋朝之西域贸易的先驱，它所获得的成功，由于此后西域贸易的兴盛而可以较容易地推知。虽然有关韦节的记述及其著作《西蕃记》早已散佚，但是，如果再进一步探讨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对隋代西域贸易的路线、贸易物品以及贸易形态等问题，获得更为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