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驳杂纷繁的五代离乱时期，中国由于政权的交替和邻近诸民族的兴起，中原与西域的交通经常受到阻断。但是，当时在边陲地带出现了一些边境王国(例如，凉州吐蕃、甘州回鹘、沙州归义军等)，而由于这些王国经营中继贸易的结果，有时却成为中原王朝与西域诸国交通的纽带。〔1〕
　　这里将要谈到的张匡邺、高居诲的出使于阗，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虽系抄本，但是作为记载十世纪中叶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形势的著作，却颇为重要。虽然当时的中国旅行家，晋同州郃阳县令胡峤所著之《陷虏记》也颇为著名，但因为己有田村实造的论述，〔2〕所以下面我只准备对高居诲的行纪进行探讨。
　　一、论高居诲之行纪
　　高居诲虽是五代后晋王朝的廷臣，但是在两《五代史》列传中却未见其列传，生没年代亦不详。关于他出使于阗的情况，《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第三，于阗条有如下记载：〔3〕
　　晋天福三年(938)，于阗国王李圣天遣使者马继荣来贡红盐、郁金、牦牛尾、玉*(左疊右毛)等，晋遣供奉官张匡邺假鸿胪卿，彰武军节度判官高居诲为判官，册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是岁冬十二月，匡邺等自灵州行二岁至于阗，至七年冬乃还。
　　即，后晋天福三年(938年)，于阗王李圣天派遣使者马继荣携带红盐、郁金等物入贡，因此后晋高祖遂遣供奉官张匡邶、假鸿胪卿彰武军节度判官高居诲，册封于阗王李圣天为大宝于阗王。高居诲在出发之际，被任命为判官。匡邶等一行于是年冬十二月出发，历时两年到达于阗，于天福七年(942年)冬归来。
　　当时，高居诲记下了往返途中所见闻的地理、风俗等情况，因此继上述《新五代史》一文之后记述说：“而居诲颇记其往复所见山川诸国，而不能道圣天世次也”一句，以下并引述了《居诲记》。他在归国后，根据其见闻，著述了《居诲记》或《于阗国行程录》一卷。这就是《宋史》卷二〇八《艺文志》中所载之《平居诲于阗国行程录一卷》，其佚文在《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于阗条和《文献通考》卷337，四裔考，于阗条中以《居诲记》之名出现，略同文。
　　过去，松田寿男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3，玉石部上品条中发现了本书的佚文，指出高居诲之原本《于阗国行程录》要比《新五代史》等中所见之《居诲记》更为详细。〔4〕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3，玉石部上品中所见上述一文如下：
　　晋金州防御判官平诲居，天福中为鸿胪卿。张邺(本二名上一字犯太祖庙讳上字)使于阗，判官回作行程记载。其国采玉之地，云玉河。在于阗城外。其源出*(上山下毘)山，西流一千三百里，至于阗界牛头山，乃疏为三河：一曰白玉河，在城东三十里；二曰绿玉河，在城西二十里；三曰乌玉河，在缘玉河西七里。其源虽一，而其玉随地而变，故其色不同。每岁五六月，大水暴涨，则玉随流而至。玉之多寡，由水之大小，七八月水退乃可取，彼人谓之捞玉。其国之法，官未采玉，禁人辄至河滨者。故其国中器用服饰，往往用玉，令中国所有，多自彼来耳。
　　上述一文在现行本《居诲记》原文中则作如下记述：
　　居诲记曰：“……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汉张骞所穷河源出于阗，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阗分为三：东曰白玉河，西曰绿玉河，又西曰乌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异，每岁秋水涸，国王捞玉于河，然后国人得捞玉。
　　对比此两文，其中虽有异同，但现行本《居诲记》较《于阗国行程录》省略了约二分之一。但是，由于其他部分尚未发现可资比较的原文，所以整个来讲究竟如何尚不明确，不过，现行本《居诲记》的释读大致可以省略如上文。
　　但是，藤田丰八根据《文献通考》卷三三七，四裔考十四，于阗条，认为上述与备用本草相对应的一段记述乃是宋建隆二年入贡之朝贡使的言谈，因此藤田指出：“看来，《新五代史》的编者，是将此使者的话并载于高居诲的行记中了。”(藤田丰八《西域研究》三，《东西交涉史之研究》西域篇276—277页)。但是，如果再慎重考虑一下，并仔细阅读一遍备用本草《行程录》中较详细的记录，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此并非《新五代史》编者之错误，而是《文献通考》著者马端临的错误呢?
　　本书名为《于阗国行程录》(《宋史·艺文志》)或《居诲记》(《五代史》、《文献通考》)等，是天福三年至同七年张匡邺、高居诲出使于阗时的记录。现行本《居诲记》则将原本《于阗国行程录》缩减了约二分之一。另外，《宋史·艺文志》和《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等，将高居诲写作平居诲，乃是为了避高祖之讳。
　　二、自灵州至甘州的行程
　　现存的《居诲记》即《于阗行程录》的佚文，是从灵州开始记述的。后晋的都城虽然是开封，但是《居诲记》的记载却只记述了灵州以后的行程。即《五代史记》卷七四，四夷附录三，于阗条，首先记载了自灵州至甘州的旅程：
　　居诲记曰：自灵州过黄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项界，曰细腰沙、神点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帐。自此沙行四百余里，至黑堡沙，沙尤广，遂登沙岭。沙岭，党项牙也，其酋曰捻崖天子。渡白亭河至凉州，自凉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鹘牙也。其南，山百余里，汉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别族号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遗族也。
　　五代、宋初之东西交通线，因歧国李茂贞蟠踞于凤翔，故通常多采取经由灵州西去的路线。〔5〕斯坦因带回的《西天路竟》似乎也属于这一时代的文书。该文书表明了自灵州经甘州通往沙州、伊州、高昌的交通路线。〔6〕灵州，正如《元和郡县志》卷四所载：
　　其城赫连勃勃所置果园，今桃李千余株郁然犹在。后魏太武帝平赫连昌，置薄骨律镇，后改置灵州。以州在河渚中，水上下未尝陷没，故号灵州。
　　是位于黄河右岸的河渚中。当时灵州处于朔方节度使管辖之下。朔方节度使，迄天成二年(929年)，一直为韩逊一族所世袭，当时，韩洙在位。是年，韩洙病死，其弟澄继位，爆发了定远军使李匡宾之乱，朔方的局势开始动荡。后唐之安重诲以康福为朔方河西节度使，遣往灵州。〔7〕此后，康福、张从宾、张希崇、冯晖、王令温等人根据中原王朝的命令相继赴任，而高居诲西行时，正值冯晖任节度使。
　　高居诲等人自灵州渡过黄河，行三十里始渡沙漠，进入党项领域，又经细腰沙、神点沙、三公沙，到达月支都督帐。此后穿行于沙漠中，四百余里到达黑堡沙，此地为辽阔的沙漠。由此登上沙岭，该地为党项之牙帐，其酋领据说是个叫捻崖天子的人。再从此渡白亭河，到达了凉州。这条路线，大概就是《聚米国经》中所记载的“灵州西至凉州九百里”(《资治通鉴》卷二七六《后唐纪》五，明宗天成四年十月条注所引)之路线吧。〔8〕在唐宋的地志中未曾见到《居诲记》中所载细腰沙、神点沙、三公沙、黑堡沙、月支都督帐等地名，估计上述地名可能是自灵州越过贺兰山，渡阿拉善沙漠，经白亭河下游，沿白亭河去往凉州途中的砂漠群。这条路，即使在现在似乎也很少使用，大概就是在甘肃省地图中所标示的自宁夏贺兰山中的镇北堡、定远营经库库布都、红岗子、镇蕃，到达武威(凉州)的那条路。在白亭河东面，有辽阔的吉兰泰盐池和白海等盐湖，看来要从贺兰山方面到达白亭河流域，似乎只有上述经由库库布都的一条道路。
　　沙岭有党项牙帐，居诲等一行人似乎是会见了捻崖天子，我想这大概是由于在此一行人出发的七年前，按照明宗的命令，灵武的康福、邠州的药彦稠等人成功地讨伐了党项的原故。〔9〕
　　此一行人从沙岭的党项牙帐，出白亭河下游，到达了白亭河畔的凉州。有关白亭河的重要性，松田寿男已有所阐述。〔10〕当时的凉州，吐蕃势力已开始衰微，虽然杂居有回鹘、党项诸族，但是在该地驻扎有唐末由张义潮支援而派遣来的郓州兵二千五百人，并自立守将。然而，中原王朝自梁太祖以来，在名义上是以灵武节度使兼领河西节度使，所以经常进行干涉。在《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三，吐蕃条中记载有当时的形势：
　　当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其地宜马，唐置八监，牧马三十万匹。……至五代时，吐蕃已微弱，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国衰乱，不能抚有，惟甘、凉、瓜、沙四州常自通于中国。甘州为回鹘牙，而凉、瓜、沙三州将吏，犹称唐官，数来请命。自梁太祖时，尝以灵武节度使兼领河西节度，而观察甘、肃、威等州。然虽有其名，而凉州自立守将。……明宗乃拜孙超节度使。清泰元年(944年)，留后李文谦来请命。后数年，凉州人逐出文谦，灵武冯晖遣牙将吴继勋代文谦为留后，是时天福七年(942年)。明年，晋高祖遣泾州押牙陈延晖赍诏书安抚凉州，凉州人共劫留延晖，立以为刺史。至汉隐帝时(948—950年)，凉州留后折逋嘉施来请命，汉即以为节度使。嘉施，土豪也。周广顺二年(952)，嘉施遣人市马京师，因来请命帅。
　　这就是说，尽管五代历代三朝进行了努力，凉州土豪的势力仍异常强大，经常自立守将，土豪折逋嘉施终于成为节度使，并进而请求命帅，但此事终未成功，周以申师厚为河西节度使遣往凉州。然而，后来申师厚留下其子而逃回，因此凉州遂与中原断绝了关系。幸而高居诲等一行人通过该地时，正值留后李文谦请命之时，灵武节度使冯晖以牙将吴继勋为留后遣往该地，所以此一行人才得以平安无事地通过凉州。
　　此一行人，自凉州西行五百里到达了甘州。甘州为回鹘牙帐。位于甘州南面百余里的南山，是汉小月支(氏)之故地，此小月支系指《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大月氏国条中所说的小月氏。即：
　　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那么，甘州南山居住有小月氏这个传说，看来此时尚在流传。因此，高居诲当听到有关鹿角山沙陀的传说时，便将这些民族看作是小月氏的别种，故记载说：
　　其南，山百余里，汉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别族号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遗族也。
　　九世纪末，移居至甘州的甘州回鹘，开始与五代诸王朝进行了积极的贸易活动。〔11〕《五代史记》卷七四，四夷附录三，回鹘条中记述说：
　　自明宗(926—933年)时，常以马市中国，其所赉宝玉皆属县官，而民犯禁为市者辄罪之。周太祖(951—953年)时除其禁，民得与回鹘私市，玉价由此倍贱。
　　从而证实了他们与中原进行了频繁的马匹和宝玉的贸易活动。因而，这一行人才能够平平安安地通过甘州。
　　三、自甘州至沙州的行程
　　他们此一行人接着自甘州到达了沙州，《居诲记》对这段旅行情况作了如下记载：
　　自甘州西，始涉碛，碛无水，载水以行。甘州人教晋使者作马蹄木涩，木涩四窍，马蹄亦凿四窍而缀之，驼蹄则包以牦皮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肃州，渡金沙，西百里出天门关，又西百里出玉门关，经吐蕃界。吐蕃男子冠中国帽，妇人辫发，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马。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国人，闻晋使者来，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问使者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鸣沙山，云冬夏殷殷有声如雷，云禹贡流沙也。又东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窜也。
　　自甘州向西开始出现砂碛，因为没有水源，不得不使用驼马驮水。砂碛大概是指岩石交错的深沙漠。由于甘州人的指教给马匹做了木涩。木涩可以保护马蹄，同时也可以防止滑倒，“涩”的意思就是不滑。木涩上凿有四洞，马蹄也凿四洞钉在一起，实际上就是木制马掌。本来，它是用来保护马蹄的，所以将厚木板锯成比马蹄稍大一点儿的木块，把它分别系在四个洞上。
　　与马匹系上木涩相反，骆驼则用牦牛皮把蹄子包起来，骆驼的蹄子天生适于在沙漠中行走。它是由两个小蹄和很大的角质化的蹠球构成，如果蹠球在通过沙漠和碱湖底时裂开，就会使骆驼行走困难。那么用牦牛皮将骆驼蹄子包住，即可起到防裂的作用。
　　再说高居诲等人自甘州西北行五百里，到达了肃州。〔12〕当时肃州处于甘州回鹘的统治之下。自肃州渡过金河西行约百里，到达天门关，再西行百里便是玉门关了。
　　这里所谓的五门关，即唐代的福禄县。《元和郡县志》卷四十，陇右道下，肃州条记载说：
　　福禄县(中下，西至州一百里)本汉乐涫县，属酒泉郡。后魏太武帝平沮渠茂虔，改县为戍，隶敦煌镇。孝文帝改为乐涫县。隋改县为镇。武德二年，置福禄县，取旧名也。
　　看来位于更西百里之玉门关，大概就是唐代的玉门县。同样，在《元和郡县志》肃州条记载说：
　　玉门县(中下，东至州二百二十里)，本汉之旧县，属酒泉郡。汉罢玉门关屯戍，徙其人于此，因以名县。
　　玉门关的位置似乎经常有所变动，至少在唐初，当玄奘赴西域时，玉门关是在瓜州以北五十余里的瓠卢河上游一带，〔13〕而在高居诲等人西行的后晋时代，玉门关则在肃州以西二百里处。在《元和郡县志》卷四十瓜州条也记载说：
　　玉门关在县(瓜州晋昌县)东二十步。
　　总之，在十世纪初叶，玉门关似乎是在肃州以西二百里(乃至二百二十里)处的玉门县附近。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有一部分吐蕃族居住于此。
　　吐蕃男子冠中国帽，妇人辫发，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马。
　　这段文字暗示了土蕃居住在敦煌归义军与甘州回鹘之间，他们在西域诸国与中原之间积极地进行着中转贸易活动。〔14〕
　　再说高居诲一行人西行到达了瓜州及沙州。据《元和郡县志》的记载，瓜州位于肃州以西四百八十里处(《通典》则记载说：东至酒泉郡五百二十六里)，而沙州据说在瓜州以西三百里处(《通典》则将瓜州、沙州间记作二百八十里)。据说在瓜、沙二州有很多汉人，听到晋朝使者来到此地，瓜州刺史曹元深等人到郊外迎接，向使者张匡邺等人询问天子的情况。这时正是所谓沙州归义军曹氏一族繁荣的时期。根据藤枝晃的研究，曹氏取代张氏承袭归义军节度使，是在914—920年之交。〔15〕从此以后，曹氏便继续统治着敦煌，迄1036年(景祐三年)为西夏李元昊所灭，一直统治着瓜、沙二州，而高居诲等人正是在其初期访问了敦煌。关于曹氏归义军的大致情况，《五代史记》卷七四，吐蕃条有如下记载：
　　至唐庄宗(923—925年)时，回鹘来朝，沙州留后曹义金亦遣使附回鹘以来，庄宗拜义金为归义军节度使、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晋天福五年(940年)，义金卒，子元德立。至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来。周世宗(954—958)时，又以元忠为归义军节度使，元恭为瓜州团练使。
　　也就是说张匡邺、高居诲等人到达此地时，正值曹义金去世之年，出来迎接他们一行的曹元深为瓜州使史。而所谓天福七年，沙州曹元忠和瓜州曹元深之遣使，大概是与高居诲等人同行归朝的。
　　到达沙州的高居诲一行人游览了鸣沙山莫高窟和三危山。正如前揭《居诲记》中所述：
　　瓜州南十里鸣沙山，云冬夏殷殷有声如雷，……又东南十里三危山……。
　　这里所说的瓜州，显然为沙州之误。而鸣沙山中有著名的莫高窟千佛洞。因为《元和郡县志》卷四十，陇右道下，沙州条记载说：
　　鸣沙山，一名神沙山，在县南七里。今按，其山积沙为之。峰峦危峭，逾于山石。
　　三危山，在县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曰三危。尚书窜三苗于三危，即此山也。
　　伯希和文书2213号的纸背文书上有《张匡邺牒》，〔16〕在其末尾，可看到如下署名：
　　二月五日，金紫光录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张匡邺，大传阁下谨宜。
　　我认为这恐怕就是张匡邺等人访问莫高窟时的记录，虽然弄不清其年代，但是，估计是天福四年(939年)二月五日或天福五年(940年)二月五日的事情。
　　据《五代史记》卷八《晋高祖本纪》天福三年(938年)条的记载：
　　〔天福三年〕九月己未，于阗使马继荣来，回鹘使李万金来。(中略)十月庚子，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
　　也就是说匡邺等人十月自开封出发，如前所述，他们于天福三年冬十二月自灵州西行。因为据《五代史记·于阗传》的记载，匡邺等“自灵州行二岁至于阗，至七年(942年)冬乃还”。所以，估计这一行人是在天福四年春或夏到达敦煌，在那里一直待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吧。我想自灵州至敦煌途中，由于要通过党项、凉州吐蕃、甘州回鹘、肃州西吐蕃族等住地，因此需要分别与上述诸王国进行交涉，而在甘州还要给马蹄装上木涩，看来需要相当的时日。所以，估计天福四年二月五日，此一行人尚未到达沙州。另外，据说他们在于阗经过了二年，看来至迟于天福五年十二月才到达此地。有关这一年代，我想前揭伯希和文书的年代——天福五年二月五日的可能性最大。〔17〕
　　在这个时代，曹氏归义军与李氏于阗保持着特别友好的关系，这已为藤枝晃教授所阐明。〔18〕例如，在所谓的李圣天洞(伯希和第七四窟)，在王的供养者像旁题有：
　　大朝大宝于阗国大圣大明天子即是窑主的榜文，另外，在伯希和第十七窑，在估计是位中心人物的贵妇人像的右腋题有：
　　大朝大于阗国天册皇帝第三女天公主李氏为新受大傅曹延禄姬供养
　　的榜文，据此我们可以了解到于阗王向敦煌曹氏施舍了佛洞，于阗王并将第三女嫁给了曹延禄。另外也发现有曹氏的女儿嫁到于阗去的文书。这些都证明了当时于阗与沙州归义军互为同盟。玉石的中转贸易十分活跃，看来当时敦煌与于阗的关系极为密切。因此可以认为，张匡邺等在这里等待着自敦煌到于阗的使节或商队，并与之同行到了于阗。他们一行人之所以在敦煌停留的时间较长，看来就是为了上述原因。
　　四、自沙州至于阗的行程
　　根据《居诲记》的记载，自沙州至于阗的行程如下：
　　其西，渡都乡河曰阳关。沙州西曰仲云，其牙帐居胡卢碛。云仲云者，小月支之遗种也，其人勇而好战，瓜、沙之人皆惮之。胡卢碛，汉明帝时征匈奴，屯田于吾卢，盖其地也。地无水而尝寒多雪，每天暖雪销，乃得水。匡邺等西行入仲云界，至大屯城，仲云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晋使者，匡邺等以诏书慰谕之，皆东向拜。自仲云界西，始涉*(左酉右兼)碛，无水，掘地得湿沙，人置之胸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柽置水中乃渡，不然则陷。又西，至绀州，绀州，于阗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师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军州，遂至于阗。
　　下面拟对《居诲记》的原文加以注释，并对此一行人至于阗的旅程进行探讨。
　　首先，自沙州西进渡过都乡河，到达阳关。在《元和郡县志》卷四十，陇右道下，沙州寿昌县条中记载道：
　　阳关在县西六里(《新唐书·地理志》作县西十里)，以居玉门关之南，故曰阳关。本汉置也。谓之南道，西趣鄯善、莎车，后魏尝于此置阳关县，周废。
　　据说阳关的遗迹在敦煌西南约70公里的南湖店西南三、四公里处的古董滩附近，〔19〕即与位于沙州西105里处的寿昌西六里乃至十里的唐代地志相一致。沙州西部是仲云族的势力范围，其牙帐在胡卢碛。仲云族据说是小月氏的遗种，性剽悍，瓜沙人皆畏惧之。
　　如前所引，关于此胡卢碛，高居诲曾亲自进行了考证：
　　胡卢碛，汉明帝时征匈奴，屯田于吾卢，盖其地也。地无水，而尝寒多雪，每天暖雪销乃得水。
　　提出了胡卢碛即伊吾的说法。
　　但是，正如高居诲自己所说的“盖其地也”，这只不过是个假设，并不是经过明确考证做出来的结论。
　　清陶保廉于光绪十七年(181年)随其当时任新疆巡抚的父亲对途中各个绿洲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著述了《辛卯侍行记》。他在该书中对伊吾作了如下记述，并在注释中对高居诲有关胡卢碛即伊吾的说法进行了批判。〔20〕文中首先记载说：
　　伊州……(中略)……广德后没于吐蕃，领州者陈氏。自唐开元迄宋初，传数十代，或以为五代时属仲云族，非也。
　　而作为注释，他首先简单记述了高居诲《使于阗记》中自沙州至于阗的行程，接着作了如下说明：
　　保廉按：居诲既渡党河，出阳关，西入仲云界，已遵汉人自敦煌至盐泽之路，岂复折还东北，向伊吾城乎?胡卢碛者，哈喇沙也。西域此名最多。哈密有哈喇乌苏，土鲁番有哈喇和卓，罗布淖有哈喇库尔，古时统称胡卢碛，非专属伊吾。居诲云，盖其地也。是碛中有伊吾属地，未必谓胡卢即伊吾也。伊州有陈氏为将，何来宰相。大屯城，盖即新唐志蒲昌海南之七屯城。疑楼兰衰微，小月氏种自南山来，有其国。陷河，即且末水。绀州，盖今卡墙。唐元奘自西域还，太宗令鄯善迎于沮末。至石晋时驿道未尽废也。
　　即陶保廉叙述说，在西域以胡卢作为地名的地方相当多，胡卢与哈喇相通，胡卢碛即哈喇沙，由汉族向导从敦煌已经进入盐泽的此一行人，按照道理不会再返回伊吾，那么，大屯城想必是见于《新唐书·地理志》中的蒲昌海南的七屯城。
　　与之相反，前田正名则认为，所谓仲云，与见于《宋会要辑稿》蕃夷四，拂菻国条中的种榅是同一个，应当接受高居诲提出的看法。仲云族的牙帐即现在的哈密，汉代之伊吾卢、唐代的伊州之地，由于极为强盛，所以也威胁到了瓜、沙的人们，其统治范围甚至到达了罗布淖尔西南岸一带。〔21〕
　　此后，榎一雄博士在第62届史学会东洋史部会上作了《关于仲云族牙帐的所在地》的报告，他论述说：“高居诲论断说仲云族的牙帐胡卢碛，就是〔伊〕吾卢，即哈密。但是在参考了程大昌的《演繁露》卷一，陷河条中所引高居诲行程记的记事之后，可以认为胡卢碛(大屯城之一名)乃是对楼兰城一带砂碛的称呼，而仲云族的牙帐也可能就是大屯城或其附近地区。”后来，这一报告以《关于仲云族牙帐的所在地》(《铃木俊教授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所收)为题予以发表，其中引用了钢和泰文书(第二部)论述说：文书中Raurata就是大屯城，即仲云族牙帐之所在地。〔22〕榎一雄的学说可以说是个定论，从高居诲等一行人所走之路线来考虑也并不无道理。胡卢碛即伊吾卢说，与其说是高居诲的传闻，倒不如说是臆测，并非根据明确的情报提出来的。
　　此一行人就是从阳关西行进入了仲云界，而到达大屯城的。当时，仲云族派遣了宰相四人，都督三七人迎候晋使。据说当张匡邺以诏书慰谕他们时，都向东朝拜。有关到此的路线，与在《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末尾贾耽《道理记》的佚文中所作如下记载：
　　又一路自沙州寿昌县西十里至阳关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修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镇，汉楼兰国也。
　　相同，大概是自阳关故城对着罗布淖尔南岸一直西行，到达米兰(大屯城?)或若羌的道路吧，上述七屯城，恐怕与高居诲之大屯城是同一地方。〔23〕
　　如果我们听信贾耽的说法，而相信唐代就有沿罗布淖尔南岸的道路，并且将若羌当作石城镇的话，那么，上述的想法就最为妥当。但是，这里有一个疑问：这就是《演繁露》所引之《高居诲行程记》，如果它是原文的节略，那么就有了与此一行的路线稍有差异的解释。《演繁露》卷一，陷河条中记载说：
　　居诲《行程记》曰：自沙州至楼兰城二千余里。自楼兰行三月〔日之伪〕过一处，名陷河。须束薪排连填匝两岸，乘势急走，乃始得过。驼马比人稍重，即须卸去所载，独以身行可也。若适遇铺薪不接之处，不问人驼皆陷矣。驼虽躯体壮大，苟其陷焉，亦遂全体沦没，才能露出背峰，一入遂不可救。
　　也就是说根据上文，此一行人自沙州到达了楼兰城。另外，根据现行本《居诲记》的记载：
　　匡邺等西行入仲云界，至大屯城，仲云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晋使者，匡邺等以诏书慰谕之，皆东向拜。
　　如果简单地理解的话，很容易将此大屯城与前述之楼兰城看作是同一地方，但实际上二者却是不同的地方。
　　根据所谓的《唐光启元年书写沙州伊州地志残卷》，〔24〕石城镇位于沙州以西1580里处，其东180里处为屯城，其西240里处为新城(弩之城)，北面4里处为蒲桃城、东南480里处为萨毗城。另外，在石城镇西710里处，据说有个幡仙镇，即且末。关于此石城镇，在该地志残卷上记载说：
　　石城镇……(中略)……本汉楼兰国。《汉书·西域传》云：地沙〔卤〕少〔田〕出玉。傅介子既杀其王，汉立其第〔弟之讹〕，更名鄯善国。隋置鄯善镇。隋乱，其城遂废。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
　　毫无疑问，此石城镇即过去鄯善王国的王都库罗来纳(即L、A、遗址)。《演繁露》本行程记中的楼兰城，是否即指此石城呢?还有现行本《居诲记》中的大屯城，是否就是此地志残卷中所说的屯城呢?
　　《演繁露》本的一节，越发清楚地暗示了此楼兰城即库罗来纳，即：
　　自楼兰行三月〔日之伪〕过一处，名陷河。须束薪排连填匝两岸，乘势急走，乃始得过。
　　看一下横渡此塔里木河下游的情况，就越发会感到正确。在现在的地图上，无论是米兰还是若羌，均远在车尔臣河以南，从此西行再也找不到叫作陷河的地方。
　　那么，是否会在另一个地方呢?但是从沙州到达楼兰城和大屯城，除了经由贾耽所说的沿罗布淖尔南岸的路线外，估计就是要按古代的路线经由罗布淖尔北岸，迂回到库罗来纳的路线。对此姑且存疑，拟在后面进行论述。
　　让我们再看一下《居诲记》的正文。自大屯城便开始出现碱碛地，人们掘地得湿砂，将之置于胸前，以解干渴。罗布砂漠之行，备极艰辛。其西便是前述之陷河，估计这是对车尔臣河下游潮湿地带的描绘吧。据说不把柽柳伐倒置于水中就渡不过去，就会陷入水中。
　　由此再向前，又是砂漠，西行到达绀州。绀州为于阗所置，位于沙州之西南，距京师约9500里。自绀州西行二日抵安军州，终于到达了于阗。但是，无论是绀州还是安军州，均无法比定现在的地名。陶保廉认为绀州，即卡墙(且末)。安部健夫亦将此地比定为且末，但在钢和泰文书中，且末却叫做ysabada parrūm。〔25〕从《居诲记》原文所载西行二日抵安军州，不久即到达于阗来考虑，绀州即且末这样的比定似乎有些勉强，估计部分原文中可能有脱漏的地名。
　　根据《新唐书》卷四三下所收贾耽之《道里记》，在且末之前出现有很多绿洲的名字：
　　〔前文略〕……渡且未河，五百里至播仙镇，故且末城也，高宗上元中更名。又西经悉利支井、袄井、勿遮水、五百里至于阗东兰城守捉。又西经移杜堡、彭怀堡、次城守捉，三百里至于阗。
　　文末之次城守捉，在另外部分写作：
　　又于阗东三百里有坎城镇。
　　这样可以了解到次城，乃坎城之误。坎城，估计就是钢和泰文书中的Kamdaka bisākamtha，即现在和阗东边的kedak，khadalik。榎一雄也注释说，此地可能就是坎城镇或绀州。〔26〕这样，此一行人自绀州经过安军州进入了于阗，与于阗国王李圣天缔结了誓约，并在该国暂时居留了下来。《居诲记》对于阗当时的情况作了如下记述：
　　圣天衣冠如中国，其殿皆东向，日金册殿，有楼曰七凤楼。以蒲桃为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酿，而味尤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园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圣天居处，尝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号同庆二十九年。其国东南曰银州、卢州、湄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汉张骞所穷河源出于阗，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阗分为三：东曰白玉河，西曰绿玉河，又西曰乌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异，每岁秋水涸，国王捞玉于河，然后国人得捞玉。
　　自灵州渡黄河至于阗，往往见吐蕃族帐，而于阗常与吐蕃相攻劫。匡邺等至于阗，圣天颇责诮之，以邀誓约，匡邺等还，圣天又遣都督刘再升献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汉乾祐元年(948年)，又遣使者王知铎来。
　　李圣天虽然使用着赐姓李，但他却是于阗王尉迟氏之一族，原名为vijayasamibhava。〔27〕
　　正如敦煌千佛洞(第98窟)壁画所描绘，李圣天的衣冠为汉族式。于阗有东向的金册殿，有七凤楼。以蒲挑作酒，有紫色、青色的酒，味道极美。食粳时要加蜜，食粟时加酪。衣服则使用布帛，家家户户有园圃花木。俗尚鬼神，而喜好佛教。李圣天居处，经常有紫衣僧五十人列侍。此一行人到达此地这一年，正值于阗同庆二九年。
　　以上记述作为伊斯兰侵入前于阗最后情况的记载，是极为珍贵的。喀喇汗朝与于阗的交往始于971年，公元1000年时期，玉素甫哈迪尔汗占领了于阗，将新城移至东方，并将寺院改为清真寺。〔28〕因此，上述记载可以说是汇集了有关佛教时代于阗的最后报告。
　　此外，其周围的银州，卢州、湄州、玉州等地名和三玉河的情况，以及采玉的方法等也颇有意思。如前所述，有关此部分在《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中可以看到较详细的佚文。再有，在到达于阗途中，经常有吐蕃出现，与于阗互相进行攻劫，为此，匡邺曾责备李圣天，命其保持和平。因为与外臣搞好关系，是册封关系的重要课题。张匡邺、高居诲等人暂时逗留在于阗，估计他们也调查了玉石的产地和三玉河。有关此一行人归国的情况，虽然未有记载，但在《居诲记》末尾记述说：
　　匡邺等还，圣天又遣都督刘再升献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
　　这与《五代史记》卷九，晋出帝本纪中的
　　天福七年十二月丙子，于阗使都督刘再升来，沙州曹元深、瓜州曹元忠皆遣使附再升以来。
　　记载正相对应，可以了解到此一行人是在天福六年(941年)秋或翌七年(942年)正月自于阗出发，途中与沙州、瓜州使者一起于天福七年十二月丙子归朝。
　　结束语
　　以上正如所阐述的那样，张匡邺等的遣使，乃是由于天福三年(938年)于阗国王李圣天的使者马继荣的入贡，为了确立州府体制而派遣去的。此一行人于天福三年十二月自灵州西行，途中在沙州等地停留了下来，于二年后的天福五年到达于阗，又于天福六年秋或七年春自于阗出发，与于阗使者刘再升及沙、瓜州的使节一起于天福七年十二月丙子归朝。这次遣使原是为了册封于阗王李圣天为大宝于阗王，并将其与册封体制联系起来，但此一行使者。在途中还与沙州建立了友好关系，可以说是取得了巨大成功。
　　而且，这个旅行记，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沿途诸民族的情况，尤其是关于于阗，记载了喀喇汗朝入侵前最后的尉迟王家于阗的实况，应当说是极为宝贵的史料。
　　注释
　　〔1〕关于这一时代西北边境的形势，可参看藤枝晃：《沙州归义军节度史始末》(《东方学报》京都12—3、4，13—1、2)同《李继迁的兴起与东西交通》(《羽田博士颂寿记念东洋史论丛》)，拙稿《五代宋初河西地方的中继贸易》(《东西文化交流史》雄山阁，昭和五七年)等。
　　〔2〕田村实造：《辽、宋交通资料注稿》)《东方史论丛》1，养德社，昭和22年)，第273页以下。
　　〔3〕关于这次朝贡及对使者的晋升，在《旧五代史·本纪》及《五代会要》中有较为详细的叙述。《旧五代史》卷77，《晋书》3，高祖纪第三条载有：
　　〔天福三年九月〕乙丑，于阗国王杨仁美遣使贡方物。……〔十二月〕戊寅，制以大宝于阗国进奉使、检校太尉马继荣可镇国大将军，使副黄门将军、国子少监张再通可试卫尉卿，监使殿头承旨、通事舍人吴顺规可试将作少监。
　　又《五代会要》卷29，于阗条中载有：
　　晋天福三年九月，其王李圣文遣使马继荣进白玉、白毡、牦牛尾、红盐、郁金、硇砂、大鹏砂、玉装鞦辔等物。其年十月，册圣文为大宝于阗国王。命供奉官张匡邺为国信使。仍授入朝使马继荣为镇国大将军扶风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副使黄门将军国子少监张载通，试卫尉卿使殿头承旨。通事舍人吴顺规、试将作少监。
　　另外，此时据说于阗使者还献了红盐、郁金、牦牛尾、玉毡等。红盐、如广志(《太平御览》卷865，饮食部23，盐条)中所记：“胡中有青盐，五原有紫盐，波斯国有白盐，如细石子。”中之青盐、紫盐，《隋书·西域传》曹国条中之黑盐，《魏书·高昌传》中的“出赤盐，其味甚美。复有白盐，其形如玉”是具有种种颜色的一种盐，大概与赤盐都是同样的东西。正如《凉州异物志》所载“盐山二岳，三色为质。赤者如丹，黑者如漆，小大从意，镂之写物，作兽辟恶，佩之为吉，是曰戎盐，可以疗疾。原注赤与黑者皆小，唯白大，或如箧箱”。药用者称为戎盐、五色盐(《隋书》西域传安国条)等。郁金是藏红花，罽宾产。牦牛尾，即牦牛之尾，西藏产。玉毡是于阗产。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贡物包括有各国的物产。在中原经过整个唐末五代的混乱时期，代之以沦于伊斯兰势力之下的西亚诸国，开始重视起重要的贸易对象甘州回鹘、于阗、龟兹回鹘和高昌回鹘了。看来张匡邺、高居诲之于阗遣使，以及宋代王延德之高昌、龟兹遣使等正是上述倾向的表现。《宋史》卷四九〇《西域传》于阗国条有如下记载：
　　熙宁以来，远不逾一二岁，近则岁再至。所贡珠玉、珊瑚、翡翠、象牙、乳香、木香、琥珀、花蕊布、硇砂、龙盐、西锦、玉鞦辔马，腽肭脐、金星石、水银、安息鸡舌香，有所持无表章，每赐以晕锦旋襕衣、金带、器币，宰相则盘球云锦夹襕。地产乳香，来辄群负，私与商贾牟利；不售，则归诸外府保善价，故其来益多。
　　〔4〕松田寿男博士：《昭和31年度早稻田大学大学院专题讲座》
　　〔5〕拙稿《唐末、五代、宋初之灵州》(《安田学园研究纪要》2，昭和34年，收录于本书262页以下)
　　〔6〕斯坦因：《西域》第5卷，1517页。
　　《西天路竟》作为记载五代、宋初交通册的史料，极为珍贵，其卷首部分如下：
　　《西天路竟》一本 东京至灵州四千里地。灵州西行二十日至甘州，是汗王(地)。又西行五日至肃州，又西行一日至玉门关，又西行一百里至沙州界，又西行二日至瓜州，又西行三日至沙州，又西行三十里入鬼魅碛。行八日出碛至伊州，又西行一日至高昌国。又西行一千里至月氏国，又西行一千里至龟兹国，又西行三日入割鹿国，又西南行十日至于阗国，又西行十五日至疏勒国，又西行二十余日至布路沙国，又西行二十余日至迦湿迷罗国，云云。
　　〔7〕后唐明宗天成四年(929)赴灵州的康福，为重臣安重诲强迫赴任。《资治通鉴》卷276，后唐纪五，有如下记载：
　　天成四年(929年)初，朔方节度使韩洙卒，弟澄为留后。未几，定远军使李匡宾聚党据保静镇作乱，朔方不安；冬，十月，丁酉，韩澄遣使赍绢表乞朝廷命帅。前磁州刺史康福，善胡语，上退朝，多召入便殿，访以时事。福以胡语对；安重诲恶之，常戒之曰：“康福，汝但妄奏事，会当斩汝!”福惧，求外补。重诲以灵州深入胡境，为帅者多遇害，戊戌，以福为朔方、河西节度使。福见上，涕泣辞之；上命重诲为福更他镇，重诲曰：“福自刺史无功建节，尚复何求!且成命已行，雄以复改。”上不得已，谓福曰：“重诲不肯，非朕意也。”福辞行，上遣将军牛和柔、河中都指挥使卫审*(左山右余)等将兵万人卫送之。
　　康福自方渠经过橐驼路到达青刚峡，在此击破了吐蕃之野利、大虫二族，遂到达灵州。据说朔方节度使从此进入了中央管辖之下。即：在上述一文之后有如下记述：
　　康福行至方渠，羌胡出兵邀福，福击走之；至青刚峡自方渠槖驼路出青冈峡，过旱海至灵州。遇吐蕃野利、大虫二族数千帐，皆不觉唐兵五，福遣卫审*(左山右余)掩击，大破之，杀获殆尽。由是威声大振，遂进至灵州，自是朔方始受代。
　　〔8〕《元和郡县志》卷4，关内道灵州条也载有：“西南至凉州九百里”。
　　〔9〕《五代史记》卷6，明宗纪长兴三年(932年)条载有：
　　〔三年〕二月己卯，静难军节度使药彦稠及党项战于牛儿谷，败之。
　　《资治通鉴》卷277，明宗长兴三年条有如下记载：
　　春，正月，枢密使范延光言：“自灵州至邠州方渠镇，使臣及外国入贡者多为党项所掠，请发兵击之。”己丑，遣静难节度使药彦稠、前朔方节度使康福将步骑七千讨党项。……二月，药彦稠等奏破党项十九族，俘二千七百人。……五月，己丑，康福奏党项钞盗者已伏诛，余皆降附。
　　另外，在《五代史记》卷74，四夷附录，党项条有详细记载。
　　〔10〕松田寿男：《居延与白亭》(《和田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641—652页，昭和26年)
　　〔11〕关于甘州回鹘对中原的中继贸易，请参看前揭拙稿(《东西文化交流史》112页以下)。
　　〔12〕《元和郡县志》卷40，陇右道下，甘州条中记载西至肃州四百里(肃州条为东至甘州四百里)。《通典》卷174，州郡典四，甘州条有西至酒泉县四百二十里。
　　〔13〕拙稿《大兹恩寺三藏法师传笺释》2(《东洋学术研究》15—4，昭和51年)玉门关条。
　　〔14〕该吐蕃族与《五代史记》卷6，明帝纪，天成2年条中所记“十二月己丑，回鹘西界吐蕃遣使者来。”的吐蕃大概是同一民族。
　　〔15〕藤枝晃：《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3(《东方学报》京都13—1，昭和18年)。
　　〔16〕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编《斯坦因敦煌文献及研究文献中所引用介绍的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1，39页。
　　〔17〕因为据说高居诲是天福七年(941年)冬归朝的，同此伯希和文书2213号的纸背文书上所说天福七年二月五日的可能性很小。在《五代史记》卷9，晋出帝本纪中记述说：
　　天福七年十二月丙子，于阗使都督刘再升来，沙州曹元深、瓜州曹元忠皆遣使附再升以来。
　　此一行人理应于天福七年秋或初冬自敦煌出发，因为归途不可能在此地停留数日。
　　〔18〕藤枝晃：前揭论文，4(《东方学报》京都13—2，昭和18年》
　　〔19〕日比野丈夫：《关于汉朝之西方发展与两关开设时期》(《东方学报》京都27州，昭和32年)
　　〔20〕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六。
　　〔21〕前田正名：《河西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吉川弘文馆，昭和39年)第六章第五节。
　　〔22〕参看榎一雄：《关于仲云族牙帐之所在地》(《史学杂志》72—12，讲演要旨，昭和38年)。同《仲云族牙帐之所在地》(《铃木俊教授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昭和39年)。本论文不仅阐明了仲云族的根据地，并且利用和阗文书阐明了楼兰四周的地理情况，可以说是珍贵的论著。
　　〔23〕《居诲记》中之大屯城《唐书·地理志》之大屯城、《光启元年书写沙州伊州地志残卷》、《寿昌县地境》之屯城皆为罗布淖尔南岸同一地方之异称。榎一雄博士认为应为一屯城。参看榎一雄前揭论文90页。
　　〔24〕引自羽田亨：《关于唐光启元年书写沙州、伊州地志残卷》(《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上，585—605页，昭和32年)
　　〔25〕参看榎一雄前揭论文，95—96页；科诺：《钢和泰于阗文书》(《东方学报》20卷，1947年，133页)；哈密屯《钢和泰文书》(《通报》154卷，352页，1958年)。
　　〔26〕榎一雄，前揭论文注〔8〕
　　〔27〕井／口泰凉(根据于阗语资料的尉迟王家之谱系与年代》(《龙谷大学论集》364号，昭和34年)
　　〔28〕代田贵文：《喀喇汗朝之东方发展》(《中央大学大学院研究年报》第5号，昭和5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