罽宾是汉代文献对北印度犍陀罗地区的称谓，位于印度河西部，以巴基斯坦的白沙瓦为中心，属于古印度十六大国之一。《汉书·西域传》记载：“罽宾国，王治循鲜城(今巴基斯坦北部塔克西拉)，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多，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新疆轮台)六千八百四十里，东至乌托国(今巴基斯坦的洪扎山谷)二千二百五十里，东北至难兜国九日行，西北与大月氏(今阿富汗西北)、西南与乌弋山离(今阿富汗西境法拉)接。”故知罽宾以阿富汗喀布尔河中下游及其各支流河谷平原为中心，包括迦毕试、犍陀罗、呾叉始罗、乌苌等地。在西方史料中，通称“犍陀罗”地区。关于罽宾的物产，《汉书·西域传》说“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玑、珊瑚、虎魄、璧流离。它畜与诸国同。”罽宾出产的“珠玑”，是一种经人工加工处理的红色小石髓珠(Carnelian bead)，今称“蚀花肉红石髓珠”。
　　这种工艺起源于古老的印度河文明，它的矿物成分与玛瑙相近，属于玉髓类。它与玛瑙的主要区别在于花纹经过化学处理着色，而玛瑙花纹完全是天然形成的。据英国学者麦凯研究，蚀花肉红石髓珠源于印度哈拉帕文化(前2600—前1500)，后来传入美索不达米亚。它们有着同一来源，因为两地的蚀花方法和珠形基本相同，有的甚至连花纹也一样。这种经人工处理的小石髓珠，向西最远分布到罗马时代的埃及，向北最远分布到伊朗西部的泰培希萨。英国考古学家马歇尔在印度河附近发掘昌胡达罗遗址时，发现过制作蚀花石髓珠的古作坊，尤其以巴基斯坦塔克西拉发现的蚀花石髓最多，近代巴基斯坦仍有工匠能够制造这种人造宝石珠。
　　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新疆和田发现了几颗古代石珠，上面有白色花纹。正如夏鼐指出的，制作这种石珠的原料是肉红石髓(Carnelian)，上面花纹经过一种特殊的化学腐蚀、加热处理后形成，可称“蚀花肉红石髓珠”。这种人造宝石的早期花纹以圆圈纹为主要特征，云南李家山春秋晚期墓发现的就属于此类；中期以十字纹或平行直线纹为特征，斯坦因在和田发现的肉红蚀花石髓珠采用后一种纹样。
　　据伦敦大学艺术史系韦陀(R．Whitefield)教授研究，斯坦因收集品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4世纪。不同时代的肉红蚀花石髓珠采用不同花纹，可以进行断代研究。中亚锡尔河斯基泰古墓、新疆群巴克8号墓、新疆大龙口5号墓出土蚀花石髓珠采用圆圈纹，年代在公元前7—前6世纪。费尔干纳盆地斯基泰墓、新疆伊犁穷科克古墓的肉红蚀花石髓采用网格和横线纹样，与古波斯蜻蜓眼玻璃珠共出，时代约在公元前5—前3世纪。阿富汗大月氏王陵、新疆和田和阿克苏包孜东西汉晚期墓随葬肉红蚀花石髓珠，年代在公元1世纪；如下表所示。
　　肉红蚀花石髓珠在云南战国至西汉墓中时有发现。例如，20世纪70年代初，云南江川李家山24号墓中发现了蚀花肉红石髓珠和浅绿色透明六棱柱状玻璃珠，这座墓的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2500±105年，相当于战国早期。在云南石寨山西汉13号墓还发现一条红玛瑙项链，其中几颗是肉红蚀花石髓珠，年代公元前175—前118年。
　　据史书记载，早在张骞通西域前，云南和四川就与印度有贸易往来。《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元狩元年(前122)，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道便近，有利无害。”
　　在印度古籍中，“中国”一词始见于《政事论》(Arthasāstra)和《摩奴法典》 (Manusmrti)。《摩奴法典》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之间，而《政事论》成书年代颇有争议。一种意见认为，《政事论》是印度孔雀王朝月护王(Candragupta，前321—前297)的侍臣侨胝厘耶(KautilTya)的作品。据印度古史传说，侨胝厘耶帮助月护王结束了希腊人在北印度的统治。这本书不仅把中国称为Cina(支那)，而且提到一种叫做Cinapatta(支那帕特)的中国纺织品。在印度俗语和梵语文献中，该词通常用来表示“丝绸”。〔1〕如果侨胝厘耶真是孔雀王朝月护王的侍臣，那么他和秦惠文王(前337—前311)、秦武王(前310—前307)、秦昭王(前306—前250)为同时代人。秦将司马错于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灭蜀。所以劳菲尔和伯希和等西方汉学家主张，印度古籍的Cina(支那)来自汉语“秦”字。罗马人或称中国为Thin，现代英语作China，皆源于印度人对中国的古称。〔2〕
　　先秦时代中国丝绸生产中心在中原和楚国，闻名遐迩的蜀锦是汉代以后的产物。张骞在大夏只见到“蜀布”和“邛竹杖”，都是从印度辗转贩运到中亚的。此前，中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不十分发达，所以张骞见到中亚诸国，“其地无漆、丝”。〔3〕中国与印度之间有一定民间贸易往来，中国丝绸从中印缅之路贩运到了时称“身毒”的印度，并被印度古籍《政事论》记录在案。云南、四川春秋战国墓出土肉红蚀花石髓珠，则以实物资料证明中国与印度或中亚大夏之间的民间贸易，在印度孔雀王朝时代业已开始。
　　注释
　　〔1〕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页76—78；蒋忠新：《对于〈川滇缅印古道初考〉的一点意见》，《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6期。
　　〔2〕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参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页450—460。
　　〔3〕《史记·大宛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