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19年，波斯王大流士一世远征锡尔河，讨伐中亚草原游牧人——尖帽斯基泰部落。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贝希斯敦铭文第五栏对此有明确记载。波斯军队大获全胜，斯基泰酋长斯昆哈(Skunxa)为首的九个斯基泰战俘被带到波斯王宫献俘。这九个斯基泰战俘还被雕刻在摩崖上，斯基泰人从此称臣于波斯。
　　公元前519—前329年，犍陀罗、大夏以及锡尔河畔的斯基泰部落在波斯帝国统治之下。波斯军队的主要武器是斯基泰的蛇形弓，在波斯对外战争中，斯基泰骑兵发挥了突出作用，并与波斯、米底和大夏士兵并肩作战，构成了古波斯军队的核心。〔1〕同时，波斯人还通过斯基泰商人开始与中国交往。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被中亚各地以及黄河和长江流域出土西亚生产的蜻蜓眼玻璃珠所揭示。
　　蜻蜒眼玻璃珠是埃及的一大发明，最早的标本为埃及公元前1400—前1350年的玻璃珠项链。这项技术后来为腓尼基人和波斯人掌握，地中海东岸和伊朗西部的吉兰发现了许多蜻蜓眼玻璃珠，年代在公元前5—前3世纪。从类型看，中国出土西方蜻蜓眼玻璃珠主要为腓尼基和伊朗吉兰两地的产品。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西亚考古队，在伊朗北部加勒库提(Ghalekuti)墓地发掘了一批古波斯时代的墓葬，其中5号墓随葬了一条完整的蜻蜓眼玻璃珠项链，时代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初。〔2〕
　　百年之后，西方风格的蜻蜓眼玻璃珠开始在中国战国时期的古墓中出现。1978年，曾侯乙墓在湖北省随县擂鼓墩发现。值得注意的是，墓中随葬了许多西方生产的玻璃珠串，其中一串为典型的蜻蜓眼玻璃珠，呈大小不等扁圆体，以浅蓝色或绿色为基色，表面饰以数个白色、浅蓝色的类同心套环，心部位略高于四周，呈凸起状。这串玻璃珠采用缠丝法制胎，再分别蘸取白料和浅蓝色料，呈环状点于珠胎上，在两者未完全凝结时黏接而成。〔3〕
　　据统计，西域和中国蜻蜓眼玻璃珠出土地点自西而东为：费尔干纳盆地的斯基泰古墓—新疆轮台穷巴克古墓——山西长子牛家坡——山西太原赵卿墓——山西长治分水岭——河南洛阳中州路——河南郑州二里冈——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每个地点少则一颗，多则17颗(赵卿墓)，而曾侯乙墓竟然发现了173颗。〔4〕根据这些西方玻璃珠的出土地点，完全可以复原一条从古波斯统治中心——波斯波利斯到长江流域楚国的交通路线。
　　波斯王阿塔薛西斯(前405年在位)有一位希腊籍太医，名叫克泰西亚斯(Ctesias of Cnidus)，他在埃兰首府苏萨王宫见过波斯宫廷档案。公元前398—前397年，他回到希腊，并著书立说，写有《旅行记》、《亚洲的贡赋》和《印度记》三部书。在西方史料中，克泰西亚斯最早提到中国。他在《印度记》中说：“赛里斯人(Seres)及北印度人，相传身体高大，达十三骨尺云，寿逾三百岁……”〔5〕赛里斯一词源于粟特语sγg，本义为“大厅”或“宫殿”。〔6〕义净《梵语千字文》有个地名作“沙咯哦”，注曰：“一名洛”。据此，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认为粟特语sγg当即西方人对洛阳的称谓。〔7〕
　　西方玻璃制作技术经历了琉璃、原始玻璃和玻璃(glass)三个发展阶段：早在公元前5000年，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就把玻璃当作釉面涂料，发明了琉璃器(glazed ceramics)，进而制造出原始玻璃(faience)。公元前2000年，西方玻璃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玻璃的主要成分是硅酸盐，如果加入微量的铁元素可使玻璃产生绿松石一样美丽的颜色。玻璃原料——石英石到处都有，但是制造玻璃还需纯碱作为助熔剂。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今黎巴嫩)具备上述造玻璃的一切条件，所以玻璃制造业起源于腓尼基，公元前2000年传入埃及。腓尼基玻璃制造技术被埃及人发挥得淋漓尽致，代表作是18王朝(前1584—前1343)的玻璃制品，品种有玻璃珠、玻璃管、玻璃支架。埃及人后来又发明了透明玻璃。公元前1000年末，埃及玻璃几乎占领了整个西亚市场，两河流域古遗址到处可见埃及玻璃。〔8〕
　　中国古玻璃与西方玻璃完全不同。中国玻璃是为模仿玉石，采用不透明的铅钡玻璃；而西方玻璃则是模仿青金石或绿松石，采用透明度较高的钙钠玻璃，直到19世纪后期，西方才出现含氧化钡的玻璃。〔9〕中国玻璃经历了原始玻璃和玻璃两个发展阶段：中国最早的玻璃属于含碱钙硅酸盐玻璃，以草木灰中氧化钾为助熔剂，从原始瓷釉演变而来，起源于春秋战国之交(前800—前500)。中国第一阶段的古玻璃从原始瓷釉发展而来，与西方费昂斯玻璃外形相似，目前尚不清楚两者是否有文化交流。
　　西方玻璃早就传入西域，新疆拜城和塔城近年发现一批西方工艺传统的玻璃珠，年代可追溯到西周或春秋时期(前1100—前500)。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用质子激发X荧光技术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分析了这批玻璃珠的化学成分，它们的成分可分钠钙(Na20-CaO-Si02)和钠钙钡(Na2O-CaO-PbO-SiO2)两个系统，皆属于西方钠钙玻璃。尽管这批古玻璃珠借鉴了中亚或西亚玻璃制造技术，但是可能采用当地原料制作。〔10〕
　　中国古玻璃进入第二阶段后，制作工艺与青铜冶炼和炼丹术密切有关，采用氧化铅(红丹为原料)和氧化钾(硝石为原料)为主要助熔剂，玻璃成分为中国特有的铅钡硅酸盐玻璃以及钾硅酸盐玻璃。〔11〕
　　西方玻璃传入黄河和长江流域比西域晚得多，最早在春秋末战国初年。例如，河南固始侯古堆春秋末1号墓随葬蜻蜓眼玻璃珠，〔12〕山西长冶分水岭春秋末270号墓随葬蜻蜓眼玻璃珠与琉璃管，〔13〕河南辉县琉璃阁所出吴王夫差剑格上镶嵌的透明度较高的硅酸盐玻璃块，〔14〕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随葬的越王勾践剑格上镶嵌的玻璃块，〔15〕云南李家山春秋晚期22号墓出土六棱柱形琉璃珠，〔16〕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随葬的战国初蜻蜓眼玻璃珠，〔17〕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1号墓出土的蜻蜓眼玻璃珠。这些西方玻璃仅随葬于王公贵族墓，说明西方玻璃在当时仍是稀有珍贵之物。
　　注释
　　〔1〕哈尔马特等编，徐文堪等译：《中亚文明史》(中文版)第2卷，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页20—23。
　　〔2〕松谷敏雄：《ガガレクラィ1号丘5号墓出土の装身具》，奈良：奈良县立美术馆编：《ッルケロードオァッスよ》，奈良：奈良县立美术馆，页224—225，彩版103。
　　〔3〕谭维四：《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页192—198。
　　〔4〕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页413—447；关善明：《中国古代玻璃》，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1年，页17—22。
　　〔5〕保罗·佩迪什著，蔡宗夏译：《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页49—51。
　　〔6〕粟特人起初用这个词称呼长安，东汉迁洛后改指洛阳，并将长安称作xwmt'n，并为西方国家广泛采用。例如，叙利亚景教徒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称洛阳为Saragh，称长安为Khumdan。
　　〔7〕W．B．Henning，“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BSOAS Ⅻ，1948．
　　〔8〕S．Frank，Glass And Archaeology，Academic Press，1982，p．17．
　　〔9〕张福康等：《中国古琉璃的研究》，《硅酸盐学报》第11卷第1期，1983年，页67—76。
　　〔10〕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拜城县克孜尔吐尔墓地第一次发掘》，《考古》2002年第6期，页14—28；刘学堂、托呼提：《额敏河流域发掘早期游牧民族墓》，《中国文物报》2002年7月19日版。
　　〔11〕干福熹主编：《北京国际玻璃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页138—143。
　　〔12〕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页1—8。
　　〔13〕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晋东南工作组等：《山西省长冶分水岭267、270号东周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14〕崔墨林：《河南辉县发现吴王夫差铜剑》，《中原文物》，1981年特刊；崔墨林：《吴王夫差剑的研究》，《文物》1976年第11期。
　　〔15〕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 1966年第5期，页33—39。
　　〔16〕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17〕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页423—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