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25年，古波斯王冈比斯二世(Cambyse II，前530—前522)征服埃及。红海成了古波斯帝国的内海。
　　据古典作家希罗多德记载，为开辟埃及与印度之间的国际航运，古波斯王大流士(Darius，前522—前486)开通了“从尼罗河到红海的尼科运河”，并越过萨巴人，直航波斯湾。然而，埃及对卡特拉盟、也门的乳香和没药的贸易，对印度和马来西亚的桂皮贸易，则全部操纵在纳巴提(Nabateens)、米内(Mineens)、哥尔赫(Gerrheens)等地的阿拉伯人手中。巴林(Bahrein)的哥尔赫人横穿阿拉伯半岛，与米内人合作，他们将阿拉伯商队带到叙利亚境内的皮特拉城(Petra)，而桂皮则由印度船队负责贩运。
　　古波斯王大流士一世的石雕立像在埃及的发现，再现了波斯帝国昔日的辉煌，但是大流士下诏修建的尼科运河究竟在什么地方，长期以来一直是个谜。1866年，开凿苏伊士运河时终于揭开了这个谜，在苏伊士以北20英里处发现一块古碑，这块红色花岗岩石碑上刻有波斯文、巴比伦文、埃兰文和埃及象形文字。这四种不同文字的内容完全相同，是大流士一世颁布的一道诏书。这位不可一世的波斯王宣称：“我下令开凿了这条运河，它贯通了埃及境内奔流的尼罗河和通往波斯的大海。”〔1〕尼罗河至红海的古运河的开通，极大地加强了埃及与阿拉伯、波斯、印度之间的海上贸易。公元前4—前3世纪，埃及和地中海东岸生产的玻璃制品，经红海—印度洋航线，大批贩运到南印度以及斯里兰卡岛。
　　希腊人统治埃及时代，红海贸易变得异常繁忙。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一部分印度国土，在双方交战过程中，甚至动用了象群，威力巨大无比。为了对付美索不达米亚塞琉古王国(Seleucus，前305—前280)，埃及国王托勒密二世(Ptolemy，前308—前246)想用埃塞俄比亚象群充实军队。为运输象群，他下令在红海之滨修建贝勒尼斯港，并且开辟了从沙漠中部通往伊德富(Idfu)的道路。
　　希腊帆船已经相当先进，希腊人将无甲板开敞式帆船作了改进。船体最大长度由30米增加到45米。老式帆船在每边船使用一排25桨，而新式帆船改装为突出舷外的桨架，上面有固定桨叉，每一舷有两三层桨架。英国考古学家麦克·卡茨夫(Michael Katzev)在塞浦路斯北部海域发现一条古希腊沉船，命名为“克里尼亚沉船”(Kyrenia wreck)。这条船用32条龙骨固定船体，沉没于公元前310—前300年。〔2〕
　　公元前3世纪末，军事纷争已不占主导地位，红海贸易集中于东方香料。虽然希腊人在索科特拉岛(Socotra)站稳了脚跟，但是无法越过亚丁湾。在那里，阿拉伯人迫使印度人和希腊人向他们交纳关税。
　　公元前4世纪中叶，印度军人月护(Chandagupta)在印度西北起兵，首先向中亚进军，结束了希腊人在北印度和中亚南部的统治；然后向南扩张，推翻恒河流域难陀王朝，印度孔雀王朝在公元前324年正式建立。印度人与波斯人或希腊人的统治术不一样，他们向被征服者输出的是宗教思想，而非物质文化。孔雀王朝第三代君主阿育王笃信佛教，为了在国内外推行佛教，派人在印度各地立碑铭、石柱，颁布法敕，弘扬佛法。不仅如此，阿育王还派佛教使团到世界各地传教。
　　阿育王第十三碑铭记载：“王惟正法之胜利，即最上之胜利，而王复于其领土相距六百由旬之邻国——希腊(Yona)王安堤阿(Antiochos)之所在，于其北则托勒密(Ptolmy)、安提峨那斯(Antigonos)、马加斯(Magas)及亚历山大(Alexander)四王之所在，于其南，则绰那(Chola)王国、判达雅(Pandya)王国及锡兰，皆遍被正法。”〔3〕
　　安堤阿，指以安条克为首都的塞琉古王国，领有叙利亚和小亚，汉代称“条枝”。公元前303—前292年，塞流古一世派使臣麦家斯梯尼(Megasthene)多次出访印度国都华氏城，拜见孔雀王朝月护王。他从巴比伦出发，取道犍陀罗(白沙瓦附近)，经过阿姆利，到加尔，沿西瓦利克山麓进入恒河平原，到达了亚历山大用武力未能到达的恒河流域。〔4〕在阿富汗的坎大哈发现了阿育王佛教使团所立希腊文和阿拉美文双语碑铭，说明阿育王确实向西方派遣过佛教使团。〔5〕
　　托勒密，指以亚历山大城为首都的托勒密王国，领有埃及和地中海东岸，汉代称“黎靬”；锡兰指斯里兰卡岛，汉代称“巳程不国”(狮子国)。公元前117年，印度水手向托勒密八世披露了一个秘密，可以借助于初夏季风航行到印度，并利用初冬季风从印度返航。托勒密八世立即派人前往印度，与印度直接贸易由此发展起来。
　　在阿富汗贝格拉姆遗址，法国考古团发掘出许多埃及亚历山大生产的玻璃器。一件带有亚历山大灯塔的浮雕，另一件绘有埃及女神埃西斯(Isis)像。在希腊罗马统治时代，埃西斯家喻户晓，备受崇拜。在艺术品中，她身穿一套紧身衣，头戴一顶埃及式皇冠。〔6〕这种彩绘玻璃器流行于托勒密王朝，在埃及本土亦有发现。〔7〕大夏出土的埃及玻璃器就可能经阿拉伯海，运到印度河口，然后贩运到大夏。
　　阿育王从首都华氏城派往到锡兰(斯里兰卡)和地中海东岸的佛教使团，显然是从恒河入海，然后走海路到达斯里兰卡和地中海东岸。无论如何，印度洋至红海航线在阿育王时代已全面开通。
　　罗马人进入印度洋以前，印度人主宰了、印度洋乃至南中国海的海权。希腊水手希帕罗斯漂泊到斯里兰卡岛后，在那里逗留了半年，后来随斯里兰卡使臣拉西亚斯(Rachias)一道乘船返回欧洲。据罗马作家老普林尼《自然史》记载，拉西亚斯的父亲曾经从斯里兰卡岛向东航行，经印度恒河河口到金洲 (今马来半岛)，最远航行到时称“赛里斯国”的中国。〔8〕
　　据《红海航行记》记载，在斯里兰卡岛附近海域航行的船队，是“由单一的横梁装配而成的很大的船只组成的船队，人称这种船为‘桑伽拉’(Sangara)，至于那些驶往金洲(今马来半岛)或恒河河口的帆船，十分庞大，人称为‘科兰迪亚’(Kolandia)。”〔9〕桑伽拉”，是斯里兰卡的别称，一般译作“僧伽罗”，那么僧伽罗船指斯里兰卡古帆船，而航行于恒河与中国之间“科兰迪亚”船则为印度古帆船。
　　千百年来，印度古帆船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我们从爪哇岛波罗浮屠的公元8—9世纪浮雕上，仍可见到这种印度古帆船。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派使者到南印度的“黄支国”采买奇珍异宝。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朝使者到印度，由“蛮夷贾船，转送致之”。所谓“蛮夷贾船”，当即往来于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印度商船——“科兰迪亚”大帆船。
　　注释
　　〔1〕戴尔·布朗主编：《波斯人——帝国的主人》，北京：华夏出版社/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页99—100。
　　〔2〕参见康奈尔大学艺术网站(www.arts.cornell.edu/dendro/96adplet.html)。
　　〔3〕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重印本，页34。
　　〔4〕保罗·佩迪什：《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页77—78。
　　〔5〕F.R．Allchin and K.R．Norman，Guide to the Asokan Inscriptions，South Asian Studies，vol．1，1985，pp.43-50．
　　〔6〕何芳川、宁骚主编：《非洲通史古代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7〕关于埃及出土希腊彩绘玻璃器，参见埃及考古网站(http：//www.scotthaddow.com/egypt/dakhleharch/pages/glassl_jpg.htm)。
　　〔8〕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页11—12。
　　〔9〕同上书，页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