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通西域不久，中国丝绸就传入欧洲，并很快风靡整个罗马帝国，汉代称“大秦”。〔1〕罗马城甚至出现了专门出售丝绸的多斯克斯市场(Vicus Tuscus)。〔2〕从欧洲古代人物造型艺术可知，古希腊和古罗马人特别追求人体之美。欧洲人以亚麻和羊毛为纺织纤维，在纺织技术不甚发达的古代，这两种纺织原料织不出轻便合体，能够表现人体美的服装。长沙马王堆出土素纱禅衣，衣长128厘米，通袖长195厘米，袖口宽29厘米，腰宽48厘米，下摆宽49厘米，重48克，薄如蝉翼，生动反映了汉帝国的织造工艺技术。
　　公元1世纪以前，中国史家都不知道欧洲。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东汉时任西域都护的班超在东汉和帝永元九年(97)，“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访问了称雄西亚的安息王国。大秦就是罗马帝国(前27—476)。条支位于波斯湾沿岸，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入海处。甘英出访安息后，中国人才知西方还有一个文明古国——罗马帝国，但是中国史家从不称其为“罗马”，而是称作“大秦”。甘英本来是要出访大秦，但他在波斯湾踌躇不前，中途而返。尽管甘英未能到达罗马帝国，但是他向丝绸之路商人和西方诸国通报了中国的广大富饶，招徕了大批西方使臣和商贾出访中国。中国史家从他们口中了解到安息以西罗马帝国的风华物貌，同时罗马人也通过这个渠道了解到中国。
　　据罗马地理学家马林《地理学导论》记载，东汉初年，有一个名叫梅斯的马其顿巨商从事东方贸易。他大约在公元99年左右委托代理人组成商队，由罗马帝国的马其顿行省和东方行省推罗城人组成。他们可能从地中海东岸的推罗城启程，经安息首府和椟城，安息东境亚里和木鹿城，然后进入贵霜帝国境内，经大夏故都蓝氏城，从塔什库尔干进入中国，沿丝绸之路南道于阗、墨山国、楼兰、敦煌等地，最后于公元100年抵达洛阳。在洛阳宫廷受到汉和帝接见，并被赐予“金印紫绶”。这件事被东汉宫廷史官记录在册，并编入范晔的《后汉书·和帝本纪》。
　　公元1—2世纪，罗马商人在丝绸之路频繁活动，把大批罗马玻璃器带到塔里木盆地乃至东汉首都洛阳。1979年，苏联和阿富汗联合考古队在阿富汗西北发现大月氏王陵，从中发掘出两件罗马玻璃器，其中一件是搅胎玻璃瓶。从墓中出土的罗马钱币看，这位大月氏王的下葬年代约在公元30年。
　　1987年，在洛阳东郊的一座公元2世纪东汉墓葬中出土了一只相当完整的长颈玻璃瓶。此瓶呈黄绿色，半透明，器表通体缠绕着白色条饰，其口径4厘米，腹径7.5厘米，高13.6厘米。这只玻璃瓶造型优美，属于典型的罗马搅胎吹制玻璃器。
　　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东岸的工匠发明了玻璃吹制技术，制造出了美丽的球形玻璃器皿。〔3〕洛阳出土罗马搅胎玻璃器，显然与罗马商人在洛阳的活动密切相关。罗马人的搅胎玻璃技术是从亚历山大城的希腊工匠那里传承的，埃及发现过一件公元前1世纪用搅胎技术制作的香水瓶，相当精美。罗马工匠还用这项技术制作玻璃珠，在罗马本土、埃及、伊朗和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到处可发现。
　　罗马人制作的搅胎玻璃珠也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和田山普拉汉代墓地和尼雅东汉墓均发现了罗马搅胎玻璃珠。1980年在新疆的楼兰古城中找到的一串料珠中，有三颗属于搅胎玻璃珠，年代在公元1—2世纪。〔4〕
　　在楼兰城郊外东汉墓内，还发现两件罗马搅胎玻璃饰件和两颗玻璃珠，类似的搅胎玻璃饰件在红海著名罗马古港口——贝勒尼斯遗址也有发现。从出土情况看，这两个搅胎玻璃饰件和玻璃珠位于楼兰墓主人的耳部，那么它们很可能就是东汉诗人辛延年的《羽林郎》提到的“大秦珠”。诗中说：“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据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关于流入中国的罗马玻璃珠，早在20世纪前期就有所发现。斯坦因在新疆和田采集的彩色镶嵌玻璃珠就是典型的西方产品，在罗马帝国境内相当流行。〔5〕这类罗马玻璃珠在和田山普拉汉代墓葬和尼雅东汉墓屡有发现，俗称“蜻蜓眼玻璃珠”。
　　罗马工匠生产的玻璃珠的品种繁多，例如，和田山普拉汉墓发现一件罗马火坛形玻璃饰件。同类玻璃饰件在红海之滨古罗马贸易港——贝勒尼斯遗址也有发现。中日尼雅联合考察队在尼雅东汉墓中，还发现一种罗马生产的金箔玻璃。罗马玻璃珠品种如此繁多，我们还无法确切知道长安胡姬佩戴的究竟是哪一种大秦珠。
　　汉代文人提到长安郊外的皇家园囿上林苑内有珊瑚树。司马相如《上林赋》说上林苑“玫瑰碧林，珊瑚丛生，碧玉旁唐”；班固《两都赋》提到长安宫廷内“珊瑚碧树，周阿而生”。珊瑚是海洋生物，产自我国东南沿海海域、红海和地中海。上林苑的珊瑚来源不一，有些来自中国东南沿海。例如，上林苑有颗巨大的珊瑚树，高一丈二尺，据说是南越王觐献。〔6〕据考证，汉语“珊瑚”译自古波斯语sanga(石头)，〔7〕那么珊瑚最初可能从西方传入中原。波斯不产珊瑚，珊瑚应来自西方的大秦国。
　　从大秦传来的物品还有琥珀，汉代称“虎魄”。在西方，琥珀主要产于波罗的海沿岸，如俄罗斯加里宁格勒、波兰、立陶宛、丹麦、德国等地，通称“波罗的海琥珀”。阿拉伯人的祖先——腓尼基人最早开展琥珀贸易，英语am-ber(琥珀)一词就来自阿拉伯语。不过，汉语“琥珀”的词源与之不同，美国汉学家谢弗认为可能来自叙利亚语harpax(琥珀)。〔8〕《汉书·西域传》说罽宾和大秦产“珊瑚、虎魄”。那么这两种大秦宝物就应该是从犍陀罗传入中国的。欧洲琥珀很早就随西方蜻蜓眼玻璃珠一道传入中国。例如，内蒙古鄂尔多斯桃红巴拉春秋墓和毛庆沟战国5号墓发现过琥珀项链，年代在公元前5—前4世纪。
　　伊朗与中国之间的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南部)，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孔道，汉代称“罽宾”，后称“犍陀罗”。据《汉书·西域传》，罽宾国出产“珠玑、珊瑚、虎魄(琥珀)、璧流离”凡四种宝物。佛教兴起后，罽宾四宝被列入佛家七宝，《大般若经》就将“金、银、琉璃、砗磲、玛瑙、虎珀、珊瑚、赤珠”列为七宝。〔9〕随着罗马东方贸易的开展和佛教的传播，琥珀从丝绸之路传入中亚和中国。英国考古学家马歇尔(J．Marshall)在塔克西拉遗址发掘出七件琥珀，年代在公元1—3世纪。〔10〕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尼雅遗址、〔11〕青海西宁以及甘肃敦煌汉墓不断发现琥珀。〔12〕这些都是从罽宾传入中国的大秦琥珀。
　　鲜卑取代匈奴进入西域地区后，内蒙古鲜卑墓开始出现琥珀。例如，通辽市的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的出土遗物有陶器、金银器、铜器、铁器、琥珀器和玉石器等。〔13〕此外，在伊敏河的鲜卑墓内还发现琥珀“项饰(孟根楚鲁 M1)：弧形，两端成环状，中间穿两琥珀珠”。〔14〕
　　2004年，青海西宁市发现了一个汉代墓葬群，据初步调查，年代在西汉末期到东汉早期。每一个墓里一般都有两三个陶器、还有铜器、琥珀、玛瑙、漆器等珍贵文物。〔15〕琥珀在鲜卑墓大量出现，似与鲜卑人取代匈奴，与东汉王朝争夺西域有关。
　　罗马商人带到中国的物品还有小亚生产的缂毛织物。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两次(1906年和1914年)到楼兰探险，他在楼兰城郊外LC墓地发现过一个希腊艺术风格的彩色缂毛织物残片。据他研究，这个人头像是希腊使者神赫尔墨斯(Hermes)，相当于罗马神话的商业神墨丘利(Mercury)。在希腊神话中，赫尔墨斯是众神的使者，手持信物(Caduceus)，引导人间亡灵到阴间。斯坦因将此墓年代定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16〕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彻底清理墓中遗物。1980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楼兰考古队在同一座墓中发掘出汉武帝后期五铢钱、汉代漆器以及写有佉卢文的丝绸残片。据碳14年代测定，这座墓距今1880±50年，相当于东汉。〔17〕
　　在近年新发现的西域艺术品中，还有一件罗马艺术风格的毛织物，1995年在尉犁县孔雀河南岸营盘古城附近一座古墓(15号)中发现。这座墓的形制和随葬品与楼兰LC东汉墓相似，发掘者将年代定在东汉晚期。〔18〕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孔雀河上游在汉代属于墨山国领地，东汉末被焉耆国兼并，那么这件具有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的长袍属于汉代墨山国之物。从纺织技术看，楼兰和营盘出土毛织物属于毲织物。这种毲织工艺的发祥地在小亚吉兰，汉代文献把毛织物称作“罽”，就与波斯语地名gilim(吉兰)有关。
　　据新疆博物馆武敏研究，新疆出土外来毛织品的产地相当复杂，分别产自中亚、西亚以及地中海沿岸不同地区，〔19〕楼兰和营盘出土罗马毛织物为研究罗马商人在丝绸之路上的活动提供了重要证据。
　　注释
　　〔1〕在中国史书中，大秦指三个不同的西方国家；公元前30年以前指“黎靬”(埃及托勒密王朝)，公元前30—395年之间指“罗马帝国”，而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后，往往指“东罗马帝国”。
　　〔2〕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3〕宿白：《中国古代金银器和玻璃器》，《中国文物报》，1992年5月3日；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丝绸之路》，《燕京学报》新一期，1997年，页291—334。
　　〔4〕新疆楼兰考古队：《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页1—39。夏鼐先生凭借黑白图版，误把这三颗搅胎玻璃珠当作肉红蚀花石髓珠。
　　〔5〕奥雷尔·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第1卷，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55和74；图版见该书第4卷图版Ⅳ。
　　〔6〕《酉阳杂俎》卷十。
　　〔7〕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页523。
　　〔8〕同上书，页524。
　　〔9〕佛书对七宝的解释众说不一。20世纪80年代，在对辽宁朝阳南北双塔进行维修加固过程中，发现了地宫和天宫，出土了用金、银、玛瑙、珊瑚、珍珠、琥珀、琉璃等“七宝物”制成的珍贵佛教文物，证明《般若经》的说法是正确的。
　　〔10〕马歇尔著，秦立彦译：《塔克西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11〕赵丰、于志勇主编：《沙漠王子遗宝》，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乌鲁木齐：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0年，页95。
　　〔12〕吕雪莉、刘晓强：《西宁发现具有较高价值的汉代墓葬群》，新华网青海频道西宁2004年9月29日电(http：//unn.people.com.cn/GB/14788/21767/2893859.html)；敦煌发现了一个琥珀独角刻兽，据说出自敦煌杨家桥一座汉代墓葬。这枚琥珀独角刻兽出土时含在死者口中(http：//www.carolamber.com.cn/legend/guaishou.htm)。
　　〔13〕张柏忠：《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群》，《考古》1989年第5期。
　　〔14〕程道宏：《伊敏河地区的鲜卑墓》，《内蒙古文物考古》第2期，页21—22，图5—4。
　　〔15〕参见新华社记者的报道《考古人员在西宁发现具有较高价值的汉代墓葬群》网络版(http：//tech.163.com/04/1026/21/13LCFSMI0009rt.html)。
　　〔16〕M.A．Stein，Innermost Asia(Oxford，1928)，vol.1，pp.233-235．
　　〔17〕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楼兰考古队：《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页23—29。
　　〔18〕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尉犁县营盘15号墓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98年第2期，页1—11转20。
　　〔19〕武敏：《新疆近年出土毛织品研究》，《西域研究》，1994年第1期，页1—13；武敏：《从出土文物看唐以前新疆纺织业的发展》，《西域研究》，1996年第2期，页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