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仍在居延设西海郡。永嘉之乱后，前凉、后凉、北凉、西凉相继割据河西，兼领居延。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居延属凉州管辖。同时，突厥、柔然相继来居延海驻牧。隋朝在居延设同城镇，唐代一度将安北都护府设在同城镇。唐大历中，居延先陷吐蕃，后来落入甘州回鹘。宋景德中，西夏击败甘州回鹘，在居延设黑山威福军，始建亦集乃城。额济纳旗即得名于西夏语“亦集乃”。元朝建立后，曾在居延设亦集乃路。
　　河西走廊的自然地理以张掖为界，大致分东西两大区域。从张掖往西是极度干燥的戈壁沙漠，越往西沙砾越多，而黄土几乎完全消失。在张掖及其西北的临泽县之间，土壤呈碱性，盐分浮于地表，除了特殊品种的草木之外，几乎寸草不生，由此往西北，盐土越来越多，最后几乎成了一切生命的禁区。酒泉、玉门、安西、敦煌等地不过是戈壁沙漠之中的少数孤立的绿洲。河西走廊的黄土地主要分布在张掖以东，这个地区雨量较多，植物或农作物易于生长。居延在张掖北边，自然条件介乎河西走廊东西两大区域之间。唐代诗人李端《千里思》说“凉州风月美，遥望居延路”描写了居延美好的一面，居延其实还有受流沙威胁的残酷一面。
　　东汉在居延设西海郡后，文献一般将居延称作“西海”，但是很少提“居延”二字。《隋书·段文振传》终于再次提到居延。据说隋文帝开皇初年，“突厥犯塞，(段文振)以行军总管击破之，逐北至居延塞而还”。隋炀帝采取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派裴矩奔走于武威、张掖之间，把大批西域商胡招引到河西。萧条多年的河西走廊迎来了第二个繁荣时期。据说当地流通的货币都采用西域金银币，也就是罗马金币和波斯银币。
　　大业五年，隋军征服吐谷浑，在青海湖西岸设西海郡，而将居延划归删丹县。同年六月，隋炀帝到河西走廊巡狩，在焉支山接待来自西域27国的蕃王、使者和商胡。《隋书·裴矩传》记述了这一盛况。文中说：“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舞渲澡，复令武威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垣数十里，以示中国之威。”隋唐时代的焉支山在删丹县南50华里，又称删丹山。隋朝在居延设同城镇，属删丹县管辖。《元和郡县志》卷四〇说：“遮虏障，在县(酒泉)北二百四十里。李陵与单于战处。隋镇将杨玄于其地得铜弩牙箭簇。”隋朝没在酒泉设镇，隋镇将杨玄即同城镇将。远在千里之外的胡人都来参加这次盛会，欢迎隋炀帝的队伍里或许有来自同城镇的居延人。敦煌莫高窟有一幅名为《西域王子举哀图》的壁画，这幅壁画生动反映了隋唐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盛况。
　　居延还是突厥文化的摇篮，1912年，芬兰探险队的兰司铁(Remstedt)在蒙古国西部布尔根省施维特山(Shiveet Ula)发现一个突厥陵园，地理坐标东经95度，北纬44—45度，位于居延之北，今蒙古国西部。据突厥古史传说，突厥王族——阿史那家族起源于“高昌北山”。这座突厥陵园靠近中蒙边境，地处新疆哈密正北以及吐鲁番东北。
　　兰司铁起初认为是第一突厥汗国的陵园，但据前苏联和日本考察队实地调查，这个陵园的石人石兽与鄂尔浑河流域毗伽可汗陵园石人石兽相仿，更可能是第二突厥汗国开国君主阿史那骨咄禄的陵园。这个突厥可汗陵园用石堆围成，平面呈长方形，陵园西部正中位置建有庞大的覆斗形陵冢，周长224米，高22米。由于早年盗掘，中部留下深陷的盗坑。石堆围墙东面立有石碑，下为长方形碑座。此外，陵园东面还用石人石兽代替了突厥传统文化的杀人石(Balbal)，计有9个石人、4个石狮和6个石羊。据林俊雄等日本学者近年调查，陵园内现在只剩下一个石碑、8个石人、三个石狮、6个石羊和一个石容器。〔1〕
　　骨咄禄陵园似乎模仿唐朝陵寝制度。唐代陵园分依山为陵和积土为陵两类，积土为陵的有高祖李渊(618—626)的献陵、庄陵、端陵和靖陵凡4座；依山为陵的有太宗李世民(627—649)的昭陵、高宗和武则天的乾陵、泰陵等凡14座。骨咄禄陵园似乎刻意模仿唐高祖李渊的献陵。献陵在陕西三原县东20公里，陵园东西781米，南北710米，四墙各辟一神门，陵台居中。陵台底东西130米、南北110米、高19米，呈覆斗形，夯筑。陵台南原有寝宫、献殿建筑。四神门外有石虎一对，神道有石望柱、犀牛各一对。
　　隋唐五代时期的居延一直处于农业与游牧两大势力的激烈争夺之中。隋唐时代居延迎来的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农业开发，而晚唐五代时期则被吐蕃、沙陀、回鹘人占领，重新变为游牧人的牧场。
　　注释
　　〔1〕林俊雄、森安孝夫：《シゥエートニォラーン遗迹》，森安孝夫等编：《モンゴル国现存遗迹·碑文调查研究报告》，大阪：中央ューラツァ学研究会，1999年，页141—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