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郑和下西洋，首先得了解永乐、宣德年间对“西洋”是什么概念。坊间许多书籍乃至教科书往往根据《明史·渤泥传》，将“西洋”界定在汶莱以西海域。殊不知，《明史》是清人编修的，只能代表清代对西洋的地理概念，那么郑和下西洋时代又是如何区别东洋和西洋的呢?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大海啸突然爆发，一夜之间二十多万人死于非命。这次大海啸爆发的源头，就在明代初年东洋与西洋的分界——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端的亚齐，汪大渊《岛夷志略》重迦罗条译作“亚崎”；《明史·外国列传》苏门答剌条译作“哑齐”。
　　永乐二十二年(1424)正月，旧港故宣慰使施进卿之子济孙遣使丘彦成请袭父职，并言旧印为火所毁。上命济孙袭宣慰使，赐纱帽给花命带金织文绮袭衣银印，令中官郑和赉往给之。〔1〕郑和这次出使最远到苏门答腊岛南部的旧港，所以没算在通常所说“郑和七下西洋”之列，否则，郑和至少是八下西洋。在《郑和航海图》上，亚齐写作“南巫里”，来自马来语Lambri，〔2〕元末汪大渊《岛夷志略》作“南渤里”。明初对“西洋”的概念沿用《岛夷志略》的说法，以南巫里西北海域的冒山岛为界。那么元末明初印度洋成了中国的内海，郑和下西洋实际上就是巡航印度洋沿岸诸国。
　　满剌加在今天马六甲海峡的东岸，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满剌加国的创始人拜里米苏剌原系室利佛逝国王子，后来到马来半岛建立新王国；建国之初，称臣于暹罗。永乐“七年，郑和奉敕，赐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封为满剌加国王，并封其国之西山为镇国之山，御制碑文”。〔3〕在《郑和航海图》上，满剌加王宫标在马六甲河右岸一座小山上，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在满剌加宫殿所在地建圣保罗教堂，因名“圣保罗山”。
　　马六甲人按照当地杆栏式建筑，在圣保罗山下复原了一座满剌加王宫，复原方案采用马来西亚本地杆栏式建筑，则与史实不符。众所周知，中国文化与日本、朝鲜、越南和东南亚等亚洲文化的关系，就像希腊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关系一样，是东亚和东南亚文明的重要来源之一。东南亚本来采用杆栏式建筑，但是在中国文化影响下，尤其在郑和下西洋时代，许多东南亚国家采用中国式砖瓦建筑。
　　在汶莱考察渤泥国古迹时，我们在国家博物馆的仓库内见到一批中国式砖瓦，据说出自汶莱首府斯里巴加湾附近一个南宋至元明时代的货栈遗址。这个发现说明至少在元明时代，中国建筑艺术就传入了南中国海彼岸的渤泥国。同时，中国建筑艺术也传入马六甲海峡的满剌加王国。
　　1409年，大明舰队返回中国前，郑和向满剌加国王赠送王宫用瓦。作为回报，满剌加国王允许大明海军在马六甲建立下西洋中转基地，以便日后远航。明嘉靖年间黄衷撰《海语》(1536年成书)一书提到满剌加“王居前屋用瓦，乃永乐中太监郑和所遗者”。满剌加王宫未必是紫禁城那种皇家琉璃瓦建筑，但至少采用中国式砖瓦建筑。
　　郑和舰队有27000多水师，他们在马六甲停泊首先得补充大量淡水，那么满剌加大明海军基地想必建在有水的地方。俗话说：“有山必有水，山有多高，水有多高。”马六甲几乎一马平川，只有两座小山丘。其一为圣保罗山，满剌加王宫建在此山，郑和舰队不会在这里建基地；另一为三保山，山下原有七口中国式古井，但是目前只有一口古井保存下来，俗称“三保井”。
　　据明弘治《长乐县志》记载，“天妃宫大井在县治西隔四十余步，太监郑和造井栏。”这口井已在长乐发现，我们从南京故宫发现的明宫井栏，也可看到明代井栏的形制，与三保井大同小异。显然，满剌加大明海军基地就在三保山，而山下这座中国式古井，为寻找大明海军基地所在地提供了重要线索。
　　关于满剌加大明海军基地，马欢《瀛涯胜览》说，“中国宝船到彼，则立排栅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共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其国王亦自采办方物，挈带领头目，驾船跟随宝船赴阙进贡”。三保山方圆三公里，当地人称Bukit China(中国之丘)。英国人殖民马六甲时代，大明海军基地城楼尚在。“距马六甲市约一条石(原注：即一英里)，有古城一座，建于山峰上，名为三宝城。城楼雉牒皆具，纯为中国式建筑。故志相传系明成祖二年(应为永乐三年，1405)太监郑和巡视南洋至马六甲所建”。〔4〕凡此表明，满剌加大明海军基地就在三保山。海外华人把郑和视为精神支柱，马六甲的华人死后往往归葬郑和舰队当年的基地三保山，山上的华人墓最早可以追溯到明天启年间。目前三保山上建有一万两千多座华人墓葬，堪称海外华人最大的墓场。
　　据《西安东大寺碑》记载，西安清真寺教掌哈三被郑和聘为“通事”，也即阿拉伯语翻译。哈三向郑和建议，在马六甲港入口小山修建排栅城垣和仓库，作为远航印度洋的中转站。《郑和航海图》在马六甲河左岸标出一个叫“官厂”的地方，与满剌加王宫隔河相望。所谓“官厂”，就是哈三建议修建的郑和舰队仓库，或称“官仓”。据新加坡华侨陈达生调查，明代官仓遗址上后来开了一家印度银行，这家银行的院落内仍有两口中国式古井。郑和舰队当年确实在此地安营扎寨，但这里是否真为大明舰队官仓，仍需考古发掘才能确认。
　　为了保护好这个重要遗址，陈先生把这家印度银行买了下来，现已改建为郑和纪念馆。我的同事秦大树告诉我，马来西亚大学本来打算和北京大学联合发掘这个遗址。可是当年建印度银行时，为防止盗贼挖地道进入银行，在地下打了一两米厚的钢筋水泥，无法进行发掘，这项考古计划一直没有实施。
　　尽管马六甲的考察不尽人意，但是我们在马来西亚首府吉隆坡却有一个意外收获，考察了近年马来西亚水下考古发现的明初沉船。吉隆坡国家博物馆为这些沉船专门开辟展厅，陈列沉船中打捞出来的数以万计的文物。根据发现地点或船内文物，发掘者对这些古船重新进行命名。都灵号(Turiang，1370)和南洋号沉船(Nanyang，1380)年代最早，沉没于洪武年间(1368—1398)。龙泉号(Longquan，1400)沉于建文元年，巴礁号(Bakau，1403—1424)沉于永乐年间(1403—1424)，皇家南海号(Royal Nanhai，1460)沉于天顺年间(1457—1464)。宣德号(Xuande，1540)的年代最晚，沉没于嘉靖年间(1522—1566)。〔5〕
　　为防倭患，明初实施“片板不得入海”的禁海政策，但是民间走私活动却屡禁不止。明洪武六年(1373)，大海盗张汝厚、林福“自称元帅，劫掠海上”。他们浮海到东南亚走私苏木(古代染布的木材)，占城(今越南南部)国王阿答阿者出兵伏击，“获其船二十艘，苏木七万斤”。〔6〕马来西亚海域发现的明初沉船，除皇家南海号外，多半是民间走私船。靖难之役后，明成祖朱棣从侄儿那里非法夺得王位，但是建文帝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传国玉玺也下落不明。明成祖怀疑建文帝搭乘民间走私船亡命海外，《明史》也把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说成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礼部左侍郎胡潆于永乐十七年(1419)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是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潆至，急起召入。潆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潆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7〕
　　如果真是这样，巴礁号沉船就应给予更多的关注。这条船是1999年在加里曼丹海峡巴礁岛(Bakau Island)附近海域发现，故名“巴礁号”。费信《星槎胜览》(成书于1436年)称此地为“假里马打国”。据沉船内中国钱币和碳14年代测定，巴礁号沉没于永乐年间。除龙泉窑瓷器外，船内还发现泰国和越南瓷器，可见是民间走私商船。
　　郑和率领的大明舰队历尽艰难险阻，有些船不幸遭遇海难。清初《针位编》钞本残卷记载：“永乐十九年奉圣旨，三保信官杨敏，字佛鼐，洎郑和、李恺等三人往榜葛剌等番邦，周游三址六国公干，至永乐二十三年，忽遇风浪。”看来，郑和船队中有一条船从永乐十九年(1421)启航，至永乐二十二年(1424)尚未返航，而且遇到风浪。20世纪70年代，在西沙群岛北礁岛发现过一条郑和时代的沉船。从中打捞出汉至明代铜钱七八十种，总计403．2公斤，同时还发现铜锭、铜镜、铅块等明初文物。这条沉船内有新发行的永乐通宝，显然沉没于永乐年间，研究者甚至认为这条船可能属于郑和舰队。〔8〕
　　注释
　　〔1〕《明成祖实录》卷一二八。
　　〔2〕此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收入明末茅元仪编《武备志》。据该书介绍，此图取材于《郑和航海图》。
　　〔3〕《明太宗实录》卷四七。
　　〔4〕孔远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化探析》，香港：南岛出版社，2000年，页375。
　　〔5〕R．Brown and S．Sjostrand，Maritime Archaeology and Shipwreck Ceramics in Malaysia，Kuala Lumpur：Department of Museums and Antiquities，2004．
　　〔6〕《明太祖实录》卷八四，洪武六年八月。
　　〔7〕《明史·胡潆传》。
　　〔8〕崔勇：《西沙发现的明代沉船与郑和下西洋关系初探》，《福建文博》1997年第 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