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1 火祆教圣物
　　考古材料证明，起源于西亚的祆教先秦时有传入中国的迹象。祆是火祆教所奉之神在古代中国的名称。火祆教是世界五大宗教中最古老的宗教，由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波斯人琐罗亚斯德(Zarathustra，一译苏鲁阿士德，前628—前551年)在波斯帝国东部创立，因此又称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波斯教。火祆教奉《阿维斯塔》为经典，基本教义是善恶二元论。它信奉的最高神是马资达(一译胡腊玛达，希腊文作奥尔穆兹德，意即光明神)，故又称马资达教(Mazdaism)。祆教认为，世界有两种对立的本原在斗争，一种是善，化身为光明神马资达；另一种本原是恶，化身为黑暗神安赫腊曼纽(希腊文作阿利曼)。火是善和光明的象征，因而崇拜火，以礼拜圣火为主要仪式，故又称火教、火祆教、拜火教，拜占庭人称其信徒为拜火者。
　　据说，琐罗亚斯德为传播自己创立的宗教浪迹天涯，后来在大夏找到安身立命之地。在大夏王维斯塔的倡导下，大夏臣民信奉火祆教，使这一宗教得到推广。公元前6世纪末，大流士统治时期，曾被定为波斯帝国的国教。祆教后来传入中亚粟特地区，据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一部粟特语祆教残经(Or.8212/84)，早在公元前5世纪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中亚时，粟特人就已经信奉祆教了。火祆教传入粟特的同时，还向北传入中亚七河流域的塞人部落。根据林梅村的研究，火祆教最初很可能是由塞人传入中国西部地区。〔1〕1976至1978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天山东部阿拉沟发现一批战国至西汉时期的木椁墓。墓中出土物中有来自中原地区的漆器和丝织品。根据漆器的图案可知，这批古墓的年代约在战国至秦汉之际。发掘者推测阿拉沟这批墓葬的主人和塞人关系密切，因为墓中出土的一件青铜高足承兽方盘，王炳华指出：“同类文物在苏联中亚地区曾出土多件，细部特征有差异，但基本风格是一致的，被认为是拜火教的宗教祭祀台，是塞克文化中的典型文物。”〔2〕新疆地区出土的表现为火祆教祭坛的青铜非此一件。1983年，伊犁河支流巩乃斯河畔出土一批窖藏青铜器，其中一件与上述阿拉沟塞人古墓所出拜火教祭坛形制完全相同，显然塞人曾将火祆教带入中国新疆地区。
　　根据德国语言学家吕德斯研究，塞人是雅利安的一支，他们使用的话言属于中古伊朗语东部方言。这支讲塞语的雅利安游牧民后来分化，入居塔里木盆地的塞人逐渐走向定居并产生出若干支系。中国史籍只把天山北麓保持游牧传统的雅利安人称为“塞人”，而把在塔里木盆地西部定居、讲塞语的雅利安人按其分布地域分别称为于阗人、莎车人、扜弥人、疏勒人、汉盘陀人等。于阗人是信仰火祆教的塞人的后裔，其习俗中保留有祆教文化的传统。《后汉书·班超传》记载，于阗国“其俗信巫”，据英国伊朗学家贝利和丹麦语言学家施海夫的研究，于阗人信仰佛教之前崇祀的巫教就是火祆教。于阗塞语文书中表示太阳的词urmaysde即祆教主神ahura mazdā(阿胡拉·马兹达)；于阗佛经中表示印度女神s’rī(吉祥天女)和梵语佛经的mahādevī(大天女)的词s’s’andrāmatā源于《阿维斯塔》神祗spanta ārmaitis。于阗人还用《阿维斯塔》中的世界最高峰harā或haraiti翻译梵语佛典中的须弥山(sumeru)。据《新唐书·西域传》记载：“疏勒国……俗事祠祆神，有胡书文字。”但疏勒人信奉火祆教并不始于唐代。挪威语言学家柯诺注意到，塞语表示“神”的词gyasta(于阗语)和jezda(疏勒语)词源相同，皆来自波斯祆教古经《阿维斯塔》的yazata(天神)。〔3〕
　　4.5.2 箜篌
　　考古资料还说明，起源于西亚、后来流行于中国内地的箜篌在战国时期已经传入新疆地区。1996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且末县托格拉克勒克乡扎滚鲁克墓地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两件箜篌，除了琴弦和共鸣音箱上的蒙皮已腐朽缺失外，其余部分保存完好。均木质，由音箱、琴颈和琴杆三部分组成，通长87.6厘米。音箱呈半葫芦状，长41.6厘米，宽6.8～13.2厘米，高4～6.8厘米。音箱外壁打磨光滑，口部还留有蒙皮的残迹，宽1.2～1.6厘米。音箱深2.8～5.2厘米，腔内可见凿痕，音孔开在音箱的底部。音孔造型特别，略呈长方形，四边作弧曲，内凹长2厘米，最小宽0.4厘米。颈部侧视呈长方形，约长46厘米，宽8厘米。尾部与音箱相连，偏上部位有一横穿的小圆木棍，长3.6厘米，径0.35厘米。琴颈下部延伸到音箱底部，稍稍呈脊状突起。颈首稍厚，上面刻有椭圆形的卯眼以固定琴杆。琴杆略带弧形，截面为圆形，长31.2厘米。杆首稍细，直径约2厘米。杆上有三道明显的系弦痕迹。杆尾镶嵌在颈首的卯眼内，用木楔固定。露出部分琴杆截面为椭圆形，长径2.8厘米，短径1.6厘米。出土这两件乐器的墓中，至少葬有19具尸骨。出土时，两件乐器分别置于一个小孩和一位中年女性尸骨的胸部。同时出土有木梳、木腰牌饰、木纺转、毛纺织品和陶器、铁器、砺石等。考古工作者根据墓葬中其他出土文物的文化类型、历史背景等综合分析，初步确定该墓的年代为公元前4至前3世纪，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战国时期。
　　这是中国音乐考古学上所见最早的箜篌实物，过去人们对箜篌的了解，主要是根据古代佛教壁画或乐舞俑、砖雕石刻图像等资料，现在见到了箜篌实物，这在研究箜篌的早期流传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根据音乐专家的研究，且末箜篌的形制应为弓形箜篌，但与新疆地区发现的其他弓形箜篌有所不同，其他弓形箜篌的音箱形似一个皮囊，皮囊内应有硬质腔体支撑，且末箜篌为木质腔体，两者在外观上有一定的差异。如果仔细考察，发现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几种弓形箜篌，音箱结构则与且末箜篌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些箜篌产生于公元前20世纪前后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其中弓形架、直角架和拟直角架均具备，而且演奏方法也一样。关于且末箜篌演奏的方式，专家们认为，最为合理的姿势是右胁夹持音箱，左手扶持颈端，右手拨弹，像新疆克孜尔第77窟壁画中所表现的样子。且末箜篌全长86.7厘米，其颈首被磨削成圆角，共鸣箱的中腰开始内敛，正适合一臂夹持音箱，一手扶握颈端的演奏方式。〔4〕
　　4.5.3 蜻蜒眼玻璃珠
　　所谓蜻蜒眼玻璃珠即镶嵌玻璃珠，在青绿色的玻璃珠上再镶嵌各种颜色不一、大小不等的小玻璃珠，组成非常美观的各种花纹，看上去像蜻蜒眼，故有此称。这种玻璃珠饰品最早出现在地中海东岸，最为希腊人所喜爱。随着亚历山大以来的向东移民而东传，又经上述中介民族传到黄河流域和中国南方。
　　在公元前5世纪的洛阳古墓中，曾发现玻璃制品目珠，经鉴定，是古代地中海地区的产品。在俄罗斯联邦阿尔泰地区突亚赫塔的一处古墓中，也发现了同样的玻璃目珠。1951年，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战国玻璃珠，有的呈六面圆形，有的呈六面长条形，周身饰有椭圆形白圈，圈内有深蓝圆点，均有一圆形穿孔。此类玻璃珠在中国、东南亚、西亚、地中海东部沿岸多有发现，形制色彩也很接近。湖南长沙战国楚墓、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蜻蜓眼玻璃珠。湖北云梦秦墓中发现了这种玻璃珠饰的仿制品。这些文物的发现，反映了这一时期玻璃制品的发展和交流，为我们认识欧亚草原之路树立了坐标。那些草原游牧民族，向东带来了玻璃珠饰品的同时，还带去了中国的丝织品和中国的铜镜。古代游牧于欧亚大陆草原之间的众多民族为中西之间的交通和交往做出了贡献。
　　蜻蜓眼玻璃珠是埃及的发明，最早的标本为公元前1400至前1350年的玻璃珠项链。这项技术后来为腓尼基人和波斯人掌握，地中海东岸和伊朗西北部的吉兰发现许多蜻蜒眼玻璃珠，年代在公元前5至前3世纪。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西亚考古队在伊朗北部古波斯墓葬5号墓发掘出一条完整的蜻蜒眼玻璃珠项链，年代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初。从类型看，中国出土的蜻蜒眼玻璃珠主要为腓尼基和伊朗吉兰两地的产品。西域和中国内地出土蜻蜒眼玻璃珠的地点自西向东依次为：费尔干纳盆地—新疆轮台—山西长子牛家坡—山西太原赵卿墓(17颗)—山西长治分水岭—河南洛阳中州路—河南郑州二里冈—湖北随州曾乙侯墓(173颗)。
　　〔1〕参林梅村：《从考古发现看火祆教在中国的初传》，载《西域研究》1996年第4期，收入氏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
　　〔2〕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81年第1期，第18-22页。
　　〔3〕参林梅村：《从考古发现看火祆教在中国的初传》，载《西域研究》1996年第4期，收入氏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
　　〔4〕王子初：《且末扎滚鲁克箜篌的形制结构及其复原研究》，载《文物》1999年第7期，第50-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