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1 印度古代文献中关于中国的信息
　　早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中国西南与缅甸、印度间已有文化交流的迹象。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已见于印度文献的记载中。中国虽与印度有高山阻隔，但彼此间却早已信息互通，纪元前的印度著作中已有关于中国的材料。《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和《摩奴法典》等各种各样的古代印度作品中，都曾提到中国，称作“Cina”(支那)。由于这些著作受到印度人的崇敬，因此不会有人窜改其原文，因此不必怀疑其材料的真实性。
　　在这些较早的文献中，中国人是尚武的民族，他们受到邀请和尊重，与印度人保持着良好关系，他们住在阿萨姆的北方或东北边界地方。《罗摩衍那》大体是公元前3世纪的作品，其中提到中国人，“比较显贵的中国人(Cinanparamacinangsca)、吐火罗人、巴尔巴拉人和缀满金色莲花的甘蒲阇人(Kambojas，剑浮人)”。《摩河婆罗多》的成书在公元前300年到公元300年之间，其中《大会篇·宫廷章》中讲到，当般度第三子阿周那去征服东辉国(阿萨姆)时，东辉国国王福受(Bhagada-tta)带领一支由基拉塔人和中国士兵(Sa Kirataisca inaisca Vaitah Pragjyotisobhavat)组成的军队同他战斗，说这些中国士兵住在大山那边(Parvatiantara Vasinah)，还有关于中国士兵的鹿皮装和他们的技艺的描述。在《森林篇》中，Krisna对Yudhisthra(坚战)说：“我看见哈拉-匈奴人、中国人、吐火罗人和信德的人民(Harāhunāngsca Cināngsca Tusāran Saindhavangstatha)被邀请参加你们的献祭，尽招待食品的责任。”另一段还记载，坚战带领他的兄弟们翻过喜马拉雅山，通过诸如中国、吐火罗和达拉达(Darada)好几个国家(Cināngstusā-randaradāngsca sarran)，到基拉塔王的首都。在《备战篇》中，东辉国国王福受赠送难敌(般度的对手)“一支aksauhini军队(包括21870头大象、21870辆战车、65610匹马和109350名步兵)，由基拉塔和中国士兵组成，看起来好像身着金子。那支无敌的军队如Karnikala(一种黄色或金色的树花)之林一样迷人”。在另一处，Dhritarashtra说：“我将献给Krishna1000张中国产的鹿皮。”在同一章(parva)又写道：“Rush-ardhika在Saurāstra之中，Balihas的Arkaja王和中国人的Dhautamulaka王是国王中的败类，而且似乎是他们的民族毁灭的原因。”在论述战争的《毗湿摩篇·毗湿摩章》中有两处提到中国人：“在北方有其他的姆莱查人(讲外国语)部族，如雅纳瓦人、中国人、甘蒲阇。他们是可怕的、残忍的。”又说：“有Ramanas、中国人和Dasamalikas(Ramanascinas tatha ca Dasamalikah)。《迦尔纳篇·俱卢族将军迦尔纳章》提到迦尔纳征服甘蒲阇人、萨卡人(塞种人)、孟加拉人、Nisados和中国人。《和平篇》提到中国人，而且还说：“Sagara王征服了地球，使卡萨人、吐火罗人、中国人等屈服。”
　　印度早期文献中不仅仅是从少数民族集团的意义上，而是从地理意义上来谈及中国。公元前4世纪，考第亚(Kautilya)《政事论》称中国是一个国家(Cinabhumi)，而《摩诃婆罗多》把中国士兵与东辉国国王福授的士兵并提，与雅瓦纳人和甘蒲阇人有关。关于中国的方位，Brhatsamhitā(ⅩⅣ.30)以为在印度的东北方。Laghukātantrarajatika和Sadhanamala把Cina和Mahacina当成两个使用自己语言的国家，Maha-cina应是中国的专称(即“北-西北中国”)。《摩诃婆罗多》把雅瓦纳人、甘蒲阇人和中国人定位在Himavantadesa(喜马拉雅山脉)地区(Ⅻ.32.5)。《摩奴法典》中有关Aryavarta(Ⅱ.22)的描述，则把他们置于喜马拉雅山以外，说Aryavata从东边的海洋延伸至西边的海洋，从北方的喜马拉雅山到南方的文迪亚山(Vindhyas)。按照Baudhayana Dharmasāstra(Ⅰ.2.9)提供的资料，Aryavarta的西部边界在Vinasana，即锡尔萨(Sirsa)附近，中国应在喜马拉雅山那边。Pali Sasanavansa(一部正文较早，但晚至1861年才出现的佛经)宣称Himavat-pradesa是Cinarattha(Cinarashtra即中国)。在印度早期文献中，中国的另一个称呼是Cinamaru(中国沙漠)，说缚刍河(Chaksu，即Oxus，乌浒水)灌溉这片土地，大概是指新疆或青海的戈壁荒原。根据所能看到的材料，可以确定中国的位置是在Cilata或Kirata那边的喜马拉雅山脉。这些材料普遍提及中国人，提及与中国有联系的，即使不是中国的全部，至少也是与印度相邻的那部分地区，即云南、四川和南方地区(Mahacina是这个地区以外的区域)，就如东辉国(阿萨姆)和中国(Cina)之间在纪元前的时候就存在的亲密政治关系所证实的那样。
　　至迟公元前4世纪，印度人已经了解到中国的丝绸，中国的丝绸在印度古代文献中被称为“中国布”或“中国的纺织品”(Cinapatta)。公元前第四世纪期间，考第亚(Kautilya)在其《政事论》一书中提到中国和“中国布”。与此同时的医学协定(SuSruta)也说到“中国布”(ci-napatta)，是用作上绷带的用品。印度迦梨陀娑(Kālidāsa)时代以前，中国纺织品的名字在印度文献中屡屡出现。诗人迦梨陀娑，生活年代失考，说法不一，有人说可能在公元前几世纪，也有人认为可能在公元几世纪。他的诗中提到国王Dusyanta的心进退不定，像那迎风飘举的中国布的旗帜，他用Cināngsuka表示“中国丝绸旗”的概念。在他的另一部著名史诗《鸠摩罗出世》中也提到中国丝绸(Cināngsukaih Kalpita-ketu mālam)。他在诗中说：“旗帜飘扬在金以大门上，微风展开它那丝质的绣饰。”在迦梨陀娑的诗中，印度皇家的旗子总是用中国布制成，说明中国丝绸在印度已经相当普及。〔1〕
　　4.6.2 中印之间的文化关系
　　公元前5世纪，波斯阿赫曼尼德朝占领粟特、巴克特里亚和旁遮普，曾多次向葱岭以东地区派出商队，其中就有印度商人。〔2〕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统治下的孔雀王朝与中国新疆地区的联系更加密切。《佛祖统记》记载，迦叶摩腾向汉明帝讲述佛教传播的历史，说：“昔阿育王藏佛舍利八万四千塔，震旦之境有十九处。”〔3〕
　　在于阗建国的传说中，阿育王时代印度人已经有人来到于阗定居。据说公元前3世纪中叶，于阗尚为无人之地。东国万人在王子瞿萨旦那率领下到达于阗河下游，此东国人当为塞人。不久，阿育王宰相耶舍率7000人越大雪山至此，双方相遇后发生过冲突，后来联合建国。瞿萨旦那成为于阗国王，耶舍为相。两部移民起初分居两处，后逐渐融合，并建立城市。唐慧立、彥悰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于阗国历史和风情云：
　　从此(斫句迦国)东行八百余里，至瞿萨旦那国。(此言地乳，即其俗雅言也。俗谓涣那国，匈奴谓之于遁，诸胡谓之豁旦，印度谓之屈丹。旧曰于阗，讹也。)沙碛大半，宜谷丰乐。出氍毹、细毡，毲工绩絁紬。又土多白玉、瑿玉。气序和调，俗知礼义，尚学好音，风仪详整，异胡诸俗。文字远遵印度，微有改耳。重佛法，伽蓝百所，僧五千余人，多学大乘。其王雄智勇武，尊爱有德，自云毗沙门天之胤也。王之先祖即无忧王之太子，在怛叉始罗国，后被谴出雪山北，养牧逐水草，至此建都，久而无子，因祷毗沙门天庙，庙神额上剖出一男，复于庙前地生奇味，甘香如乳，取向养子，遂至成长。王崩，后嗣立，威德遐被，力并诸国，今王即其后也。先祖本因地乳资成，故于阗正音称地乳国焉。〔4〕
　　于阗建国的历史说明，早在战国时期，于阗之地已有印度移民在此定居。于阗文字、习俗多遵印度。先秦时代经过塔什库尔干的克什米尔—于阗一道，已经成为中印交通的重要通道。
　　经由中国西南、缅甸而至印度的道路在秦代以前已经走通。云南江川李家山24号墓乃春秋晚期墓葬，其中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是仅见于公元前4世纪以前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文化遗存的早期产品。蚀花珠最早发现于印度哈拉巴文化(Harappa)，时代为公元前3千纪，当时印度制珠工业相当发达，其产品在苏末尔、埃及、西亚等地也有发现。这种蚀花肉红石髓珠以加工过的白色圆圈纹为特点，琢成椭圆形，是从印度次大陆西北部运至云南的珠饰，“很可能就是古代云南—印度那条不被更多人所知的商道”〔5〕。战国时期，云南使用贝币可能也受印度影响。1996年，考古工作者对云南晋宁县石寨山遗址进行第五次发掘，出土文物中有两件贮贝器极为别致。江川县李家山古墓群还出土有战国贮贝器。贮贝器以其用途而定名，在贮贝器出土时，大部分都盛满货贝海币。李家川遗址出土海贝达300多斤，属环形货贝，来自深海区，充作货币。〔6〕
　　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描写班度和俱卢两族争夺王位的斗争，反映印度奴隶社会的生活。其主要故事形成于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或公元前5世纪开始加工，公元最初几世纪趋于定形。其中有数处提到“支那”，甚至讲到支那军队参加了和普拉约蒂萨(阿萨密)的军事冲突，反映出由于中印间的交通和交往彼此间信息的互相传递。中国的丝绸至迟在春秋战国时已经传至印度，印度学专家雅各比考证，公元前320年至公元前315年，孔雀王朝旃陀罗笈多王在位时，大臣高底里雅在所撰《政事沦》(Arthasastra)一书中不仅提到“支那”，而且还提到cinapatta一词，意为“支那地产成捆的丝绢”，说明公元前4世纪时，丝已贩运到印度。
　　考古材料说明春秋战国时期，西藏地区与南亚之间保持着文化上的往来。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藏文管会在拉萨曲贡村发掘了一批石室墓。该墓地的碳-14年代为公元前758至前401年。其中出土的一枚铁柄铜镜既是西藏地区发现最早的青铜器，同时也是时代最早的铁器。然而据研究这枚铜镜不是西藏本土产品，而是南亚或中亚地区的输入品。〔7〕
　　〔1〕以上参〔印度〕Haraprasada著：《从中国至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载《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江玉祥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5-270页。
　　〔2〕古奇(M.M.Ghosh)：《梵文“支那”名称的源流》(Origin and Antiquity of the Sanskrit Word“Cina”as the Name of Cnina)，《巴达伽东方研究所年刊》(ABORI)，普那，1963年，卷42，第214页。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版)，第46页。
　　〔3〕〔宋〕志磐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卷3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800页。
　　〔4〕〔唐〕慧立、彥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5，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20页。
　　〔5〕张增祺：《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区域发现的西亚文物》，见《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4-244页。
　　〔6〕佟伟华：《云南石寨山文化贮贝器研究》，载《文物》1999年第9期，第55-64页。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载《考古》1991年第10期，第873-881页；赵慧民：《西藏曲贡出土的铁柄铜镜的有关问题》，载《考古》1994年第7期，第642-649页；霍巍：《西藏曲贡村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及其相关问题初探》，载《考古》1994年第7期，第650-661页；汤惠生：《略论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载《考古》1999年第5期，第44-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