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 兵器、马具、动物纹饰
　　兵器、马具和动物纹饰是草原文化的三大特色。兵器方面中原地区与欧亚草原民族互有影响。在与西北和中亚游牧民族的接触中，中原地区引入了马文化，马具是其重要内容。春秋时秦国最先组织了骑兵，《韩非子·十过》记载，秦穆公曾以“畴骑二千，步卒五万，助重耳归国。”〔1〕地处西部和北部的秦国和晋国为了对付游牧民族的侵扰，公元前7世纪已经使用单骑作战。北方的赵国在赵武灵王时大力推广胡服骑射，铁铠和铠环代替了笨重的犀兕皮甲。胡服衣冠与黄金装饰的外族带钩也随着进入中原地区。
　　游牧民族以马为骑乘工具，马具是必备品。草原民族的马具为中原地区所借鉴。新疆鄯善苏贝希古墓出土鞍具一套，属青铜器-早期铁器时代，现藏新疆考古研究所。有皮鞍、马鞭、笼头等。皮鞍用皮革缝成两扇，可折叠，中间用皮革连接。鞍的中间固定肚带，一端有角质的带扣。皮鞍两面用许多铆钉状皮扣结合固定，鞍的两端略隆起，并在每端各大定四枚骨扣和四根皮条。毡制方形鞍垫。马鞭木杆皮梢，短小。笼头革制，带铁马衔和木质马镳，缰绳羊毛制，两端分连在衔的两个外环上。〔2〕非常具有草原文化特色。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乌鲁木齐市文物管理所联合对乌鲁木齐市南郊板房沟乡东白杨村三队萨恩萨依沟口古墓进行发掘，清理墓葬180座，出土各类器物300多件。根据考古工作者研究，墓地年代自青铜时代至汉唐时期，可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据碳14测定和相关遗物分析，推断其中期墓葬为约公元前7世纪青铜文化晚期的遗存。中期墓葬是萨恩萨依墓地的主体文化墓葬，出土有铜镜、铜刀、铜锥、铜戈、铜马衔、铜马镳等器物，这些器物与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人使用的同类器相似。管銎形铜器盛行于欧亚大陆草原，在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卡拉苏克文化和塔加尔文化及我国北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中均有发现。出土的陶罐器壁很薄，表面磨光，与北亚叶尼塞河中游米努辛斯克盆地卡拉苏克文化和塔加尔文化的同类器相似。殉牲为马羊牛头或蹄。大量北方文化因素的出现，显然受到欧亚摹文化的强烈影响。〔3〕
　　中国的动物纹饰起源很早，自新石器时代就形成有其特有的主题和艺术风格，如饕餮纹起源于龙山文化。动物纹饰是草原地区广泛流行的艺术，在我国北方、蒙古、南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直至黑海沿岸都很盛行。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动物纹饰起源极早，可以上溯到商代晚期。商代时期的兽头刀和短剑，春秋战国时期的群兽纹饰牌，卷曲成环的虎形饰牌，以及两汉时期流行的长方形饰带等都起源于中国，在中国境内都可以找到其原型。在蒙古、外贝加尔、米努辛斯克盆地都有发现。春秋战国以来丰富多彩的圆雕动物造型及其他多种题材的动物纹，都有中国北方民族所特有的基本题材和艺术风格。
　　至战国时期，中国北方动物纹造型艺术吸收了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纹和阿尔泰艺术的某些因素，在某些题材上表现出对后者的重复和模仿，如屈足鹿、鹰头兽、躯体扭转兽和双兽格斗纹。螺旋形野兽纹(兽背作连续的旋纹)是斯基泰动物纹中最优秀的制作，出土于准格尔旗西沟畔战国晚期墓中的螺旋纹鹰头狮身兽完全仿照斯基泰样式，这种半鹰半狮状幻想动物纹源出于西亚两河流域。陕西神木县出土的圆雕金鹿形鹰头兽，又利用鹿身巨角雕成八个鹰头，卷曲的尾巴也雕成另一鹰喙，周身刻有商周艺术常见的云纹，体现了两种艺术的融合。呼和浩特附近出土的螺旋纹屈足鹿，角贴背作四个连续的环形，四足屈伸，和公元前6世纪克里米亚出土的屈足鹿形制相似，差别只是斯基泰艺术中四支鹿角仅有末支成环状，其余三支在顶端成弧形。
　　1983年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境内巩乃斯河南岸出土战国时期对翼兽铜环和对虎圆铜环各一枚，都是塞人神话传说中的形象，表现出鲜明的塞人文化特征。战国时匈奴联盟崛起以后，北方草原民族对斯基泰艺术的借鉴有所加强。杰特曼指出：“从南俄草原到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已开始表现为以动物为主题的相似的艺术风格，它既显示出艺术对草原生态环境的适应，又反映出欧亚草原地区各民族间的早先接触以及各民族间草原流动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广泛的文化交流。”〔4〕
　　4.4.2 有翼兽造型艺术
　　考古发现的先秦文物中有带翼的兽的形象，这种有翼种兽形象出现得很早，赵宝沟文化中就有带翼猪龙、带翼鸟龙和带翼神鹿等。三星堆晚期出土文物有带翼神狗，而且数量多，翼明显。江西新干商代遗址出土有带翼神鸟，商周时期的不少神兽已有双翼的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中有更多发现。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国大墓出土的立鹤方壶，原出为一对，一藏故宫博物院，一藏河南省博物馆。它们除有两兽耳，器腹四隅的下方还各饰爬兽。立鹤方壶上的爬兽与一般方壶上的爬兽相似，但不同点是背树双翼，翼尖朝后。日本泉屋博古馆藏青铜器饰，相传是1930年河南新乡附近的古墓出土的，包括装配在一圈状物上的兽形饰四件及散置的鸟形饰和兽形饰各两件。前者类似东周流行的兽纽器盖，后者类似东周流行的铺首衔环，因此梅原末治推测它们是一件硕大圆壶(从复原图推测，高度为70～80厘米)的器饰，并画了复原图。其所谓器盖上的兽形饰是作侧首蹲伏状。其中有狮虎类的兽首，张口露齿，兽口两侧有翼。
　　战国时期此类翼兽形象有：(1)甘肃泾川出土的“翼兽形提梁盉”，现藏甘肃省博物馆。其特点是以兽首为器流，兽身为器身，兽足为器足，并饰双翼于器腹。(2)故宫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藏“翼兽形提梁盉”。它们和上器的不同点是器流作鸟首状，盖纽和提梁也不太一样，但明显属于同一类造型。故宫所藏(见于陈列)是1946年入藏，出土不详，其头部与上博所藏不尽相同，鸟嘴较尖，双目填金(疑是后做)。广博所藏出土亦不详。上博所藏，原在伦敦戴迪野行(Deydier)，据云是从山西太原金盛村盗出。由这一线索判断，我们怀疑，上述各器都是三晋制造。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鸟首兽尊”。这件器物也属于鸟首类，其双翼在身侧，用阴线表示，作平面装饰，翼尖朝后，呈S形；足作鸟爪，爪侧有距。年代估计为战国早期应属三晋系统。其鸟首的装饰与浑源李峪村出土的铜器相近，身上的S形纹则见于下述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鸟形模”和“虎形模”(此兽双肩和双髋作涡纹装饰，与巴泽雷克出土鞍鞯的图案有相似处)。(3)湖北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编磬承托磬簴的是有翼神兽两件，皆作兽首长颈(长颈是为了承托磬簴)。其身口各有双翼，可与泉屋博古馆所藏相比，是类似特点。四足作鸟爪，后足腿后有距。年代为战国早期。(4)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有翼神兽分三种，第一种是错银双翼神兽。错银双翼神兽共4件，可能是镇物，其造型与泉屋博古馆的藏品相似，也有狮虎类张口露齿的兽首，背树双翼，翼尖朝后，羽毛作垂鳞状，足作鸟爪，前后足的掌外侧皆有距。第二种是中山王方壶。其四隅爬兽背树双翼，与上立鹤方壶相似，但头向相反。第三种是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所谓“四龙”也是背树双翼(头生双角，长颈有鳞，四足为鸟爪，腿后有踞)。中山是与三晋(特别是魏国和赵国)有关的白狄国家(类似十六国时期汉化的外族国家)，出土物既有三晋特点，又有草原风格。如该墓出土的虎食鹿器座就有斯基泰风格，而该国遗址出土的虎形金饰也是草原地区所习见。春秋战国时期，三晋境内多戎狄，北部(代地)与草原地区邻近，所出器物或杂草原风格，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是其集中体现。如：(1)1959—1964年的发掘品。典型标本是：Ⅱ号遗址出土的钟钮范。编号：ⅡT13⑤：6，钟钮是由一对龙首翼兽组成。翼的表现极富写实感，三晋花纹多有之。(2)1992年的发掘品。典型标本是：a.“鸟形模”，编号：T9H79：17，头部残缺，报告称“鸟形模”，大概是从其足作鸟爪来判断，其颈部花纹同下“虎形模”，翼的装饰也与下“虎形模”有翼者相似，未必就是鸟形模。b.“兽擒蛇模”，编号：T9H79：18，头部亦残缺，但有翼，从身上的花纹看，似是豹类。c.“虎形模”，编号：T9H79：19，两件，皆为半模。一件有翼，作垂鳞状叠羽；一件无羽。足为鸟爪，腿后有距。其虎纹作阴线S纹，是三晋铜器的特点。〔5〕
　　战国时期青铜器纹饰也有表现翼兽形象的。(1)山西浑源李峪村出土铜壶上的麒麟纹。麒麟在汉代图像中极为常见，形象多作带翼鹿，头戴一角，角端有肉(前端起节，如肉瘤状)。孙机先生指出，李峪村出土铜壶上的花纹与之相似，应是较早的实例。此器也是出自三晋系统。(2)山西侯马铸铜遗址出土陶范上的兽面纹，是由变形的鸟首翼兽组成。这类花纹在三晋铜器中极为常见，往往正视可见其耳，侧视可见其冠，而且有如同鹰翼的鸟羽和类似泉屋博古馆藏器的简化羽纹。(3)河南辉县琉璃阁战国魏墓M57出土铜鉴上的动物纹，分上下两层，上层是鸟首翼兽和蛇，下层是马、鹿。其鸟首翼兽，皆长颈带冠；翼或上举，或下垂。(4)巴蜀兵器上的纹饰。巴蜀流行虎纹，虎纹多作带翼虎，用以装饰兵器。这种纹饰虽有当地特点，但与其南的滇文化和其北的草原地区文化可能有渊源关系。如：四川广元市文物管理所藏铜戈(20世纪60年代在昭化宝轮院收集)，器形属巴蜀式，但纹饰是鄂尔多斯式，上面不但有虎噬羊(或鹿)的场面，还有一兽很像是狮虎类的有翼神兽；四川南部的石棺墓和云南滇文化的墓葬经常出土所谓“三叉格式铜剑”，这种铜剑也流行于内蒙古、宁夏一带；翼虎也见于云南晋宁石寨山7号墓出土的银带扣。这三点都暗示出，从内蒙古西部到云贵高原一直有一条南北的传播渠道。〔6〕
　　有翼神兽在中国古代文物中是一种使用材料很广、流行时间很长的艺术主题。包括若干不同种类(狮、虎、鹿、羊等)，尤以天禄、辟邪最引人注目。后来秦汉时期仍然相当流行。陕西西安北郊秦墓出土的翼兽器座，现藏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其特点是兽首与猫科不类，而更像是骆驼或马，有尖耳和长尾，背树双翼是分铸而配装。有翼兽形象主要流行于东汉以后，并以南朝陵墓的神道石刻最引人注目，形体巨大，雕刻精美。这种有翼兽的文化渊源在学术界存在争议。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中央古物委员会，1935年)，学者们曾对天禄、辟邪做专门探讨，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关于天禄、辟邪的起源有两种观点：一种见于滕固《六朝陵墓石迹述略》，他认为此类主题于六朝时期虽已“十足的中国化”，但出现当更早，不但可以追溯到汉代，而且可以提早到战国，渊源是古代亚述地区的艺术，类似主题也见于塞种和大夏，以及希腊和印度的艺术，西人或称winged chime-ra。〔7〕另一种观点比较谨慎，见于朱希祖《天禄辟邪考》。他引中国古书中的“如虎添翼”说，引《山海经》中讲带翼神怪的神话，以为这类形象在中国非常古老，它们究竟“是吾国固有之遗风，抑外国传来之新范，尚未可遽定者也”。〔8〕近年顾问、黄俊撰文亦强调中国古代这种有翼神兽的本土因素，以为中国有翼神兽出现的时间很早，从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是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其间未发现明确的外力作用，始终有着自己的本土特色。
　　有翼神兽在欧亚各地艺术中有许多种类，其中与上述问题关系最大的，恐怕要算格里芬(griffin)。这种艺术主题起源很早，几乎和地中海地区的司芬克斯一样古老。早在公元前三千纪，就出现于两河流域，并向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在北非、南欧、南亚、西亚、中亚和欧亚草原都有发现，是古代世界最有国际性的艺术主题。但它们有很多变种，在早期宗教和神话中的含义并不是很清楚，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有不同表现，彼此的文化关系非常复杂。研究格里芬的传播，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它是以西亚为中心向四面传播，地中海和近东是南系，中亚和欧亚草原是北系，印度介于两者之间，南系有狮无虎，北系有虎无狮，印度则两者都有，它们代表了动物生态分布的两个区域；第二，西亚艺术向北和向东传播，它进入黑海北岸、南西伯利亚和阿尔泰地区是以中亚为枢纽，进入新疆、蒙古草原和中国腹地也是以中亚为枢纽；第三，中国对格里芬的接受可能有不同渠道，既可能从新疆方向接受中亚和西亚的影响，大致沿所谓“丝路”的走向，也可能从内蒙古和东北接受来自欧亚草原的影响。中国早期有翼兽文化的渊源既有自己的传统，也不能否定外来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北方草原文化因素。
　　4.4.3 欧亚草原的鹿石文化
　　鹿石是公元前13世纪至前6世纪广泛分布于欧亚草原上的一种重要的古代文化遗迹，因碑体上雕刻了著名的图案化的鹿纹样而得名，是非常典型的早期古文化遗物。鹿石虽然指刻着鹿的形象的石头，但实际上也有被称鹿石的各类形状石碑并没有鹿纹。一些琢平的四面体的或圆形的石柱或石板上，凿有各种动物图形(多半是鹿形，“鹿石”由此得名)、古代兵器图形和一些其他器物图形。〔9〕
　　鹿石文化分布非常广泛，从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横跨蒙古高原、俄罗斯图瓦和南西伯利亚、新疆阿勒泰地区，经过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黑海，直到欧洲德国和保加利亚，几乎遍及整个欧亚草原。现已发现可称作鹿石的碑状石刻有近600通之多，尤以蒙古国最为集中。它历史悠久，最早可以上溯至3000年以前，俄罗斯和蒙古的学者认为更早，以为有3500～4000年的历史。
　　在中国内蒙古和新疆境内考古发现大量鹿石。在新疆主要分布于青河县和富蕴县，阿勒泰市、吉木乃县、伊犁昭苏、博州温泉、昌吉州吉木萨尔县等地有少量遗存。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具图案化鹿形象的，二是具写实性静态动物形象的，三是上部仅刻圆圈及点线纹、下部有兵器图案的。其中第一种通常被认为是青铜时代晚期遗存，另外两类则推断为铁器时代遗存。鹿石的形状可以分为方石柱形、刀形和不规则形等。内蒙古赵宝沟文化遗址刻画动物飞天图案，以鹿纹出现最多，迄今为止发现遗址点数十处。
　　已发现的数百通鹿石上有很多种神秘图案，并不能用太阳一物以蔽之，其中有一条斜线，两条、三条或五条斜平行线纹，带点双套环纹、大小平行对应或一上一下双环纹、上下左右分列三环纹、四环纹、五环纹、三角形、圆锥形、阴阳双套环纹，以及带三根支架状图案的圆圈纹等等。而很多鹿石上的动物也并非只有鹿和马，其种类可说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其中有羚羊、牛、驴、野猪、狼、虎、豹、天鹅和鸨，以及其他种属不明的动物等。鹿石的文化意义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有图腾柱、始祖祭祀柱、神人拴马桩、世界山、世界树、男根等不同理解，至今没有定论。
　　4.4.4 带柄铜镜、铜鍑
　　古代铜镜分为带柄镜和圆板具钮镜两系。中国北部、东部和东南等地区，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等地的铜镜以圆板具钮镜为主。带柄镜的出土地域相对集中于中亚、西亚以及南亚北部的印度河流域。中亚、西亚地区带柄镜和圆板具纽镜皆有。
　　在中国新疆、云南和西藏考古发现一些带柄铜镜，有的与斯基泰草原文化有关。新疆新源县巩乃斯种羊场第5号墓出土一枚带柄铜镜；轮台县群巴克Ⅰ号墓地第34号墓出土一枚带柄铜镜，其Ⅱ号墓地第4号墓出土一枚带柄铜镜；和静县察吾乎沟口Ⅱ号墓地第6号墓出土一件铜牌，推测是一件已残掉柄的铜镜；吐鲁番艾丁湖出土一件带柄镜；新源县铁木里克第6号墓出土一枚带柄镜。云南德钦县永芝墓地出土的一件带柄铜器，被发掘者归为饰牌类，有学者判断当为带柄铜镜；祥云县检村出土一枚带柄镜，出自三座墓中的第1号墓。四川茂纹羌族自治县文化馆在清理别立、勒石村的石棺墓时采集到一枚带柄铜镜，推测其年代在战国和汉初之间。此外，四川发现一件形似柄镜的铜饰牌，云南宁蒗县大兴镇第9号墓出土一件颇似前件的饰牌，发掘者认为其年代属于战国。西藏拉萨曲贡村石室墓出土一件铁西风铜镜。中国境内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发现的这些铜镜从年代看，最早可至西周，晚亦不过汉代。
　　从世界范围内看，带柄镜在欧亚大陆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和辽阔的流行地域。早在公元前6000年的土耳其达尔弗克新石器时代地层中，就出土有黑曜石带柄镜。考古发现的带柄铜镜，最早的见于西亚。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基什遗址(Kish Site)在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附近，遗址年代在公元前2900—前2340年之间，这里发现年代最早的带柄铜镜。略晚于此，出土带柄铜镜的其他地方有位于伊朗高原的苏萨遗址(Susa Site)和位于南亚次大陆北部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遗址(Harappan Site)、摩亨达罗遗址(Mohen-Jodaro Site)。这些遗址的年代在公元前2350—前1750年之间。上述几处遗址出土的带柄铜镜型制简单，制作粗率，柄与镜体的连接处多采用一次性浇铸工艺，尚处于带柄铜镜的初始阶段。〔10〕
　　在中亚、西亚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公元前10世纪以后近1000年左右的时间里的带柄铜镜，一般认为属于斯基泰文化范畴。苏联考古学者在东欧平原最南端的里海北岸德涅伯河和顿河流域发现了相当数量属于斯基泰人的遗址和墓葬，总共出土120余枚铜镜，大部分为带柄铜镜。中亚地区也出土有带柄铜镜，出土地点相对分散。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姆隆遗址出土一枚带柄镜，其墓葬年代为公元前5世纪—前3世纪。属于卡斯穆林文化晚期遗存的两枚带柄镜，年代与此件相近。阿富汗北部特利耶遗址(Tillye Site)的八座墓葬，其2号墓随葬6枚铜镜，其中3枚属带柄镜，另外三具属典型的中国圆板具钮镜。其年代不会晚于公元前2世纪。中国境内早期带柄铜镜的出土地点主要分布于西部的新疆、云南、四川和西藏地区，都具有与中亚、南亚接壤的特点，在形制上与斯基泰文化带柄镜相近。这种带柄镜可能渊源于西亚，经斯基泰人之手从北方草原传入。〔11〕
　　铜鍑是古代游牧民族的炊煮器。1981年，新疆巴里坤县兰州湾子石室遗址出土一件双立耳铜鍑，高57厘米、口径32厘米。青铜分铸，铸接合成。鍑体敞口，弧腹，圜底。口壁立耳式，耳呈圆形，上端有一乳钉饰。鍑足呈喇叭形，以承受鍑体，起稳定作用。其年代有不同观点，据碳-14测定，结论为距今3285±75年，〔12〕有人以为在公元前7～前2世纪之间。这种形式的铜鍑，在新疆出现得比较早，分布也比较广，在奇台、阿勒泰地区及伊犁一带都有发现。在蒙古草原、哈萨克斯坦草原、俄罗斯南西伯利亚地区、乌拉尔地区都曾有发现，反映出新疆与亚洲东部、西部以及东欧之间草原民族的文化联系。
　　〔1〕〔战国〕韩非：《韩非子》卷4《十过》，收于《二十二子》，第1128页。
　　〔2〕马自树主编：《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文物集萃》，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页。
　　〔3〕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乌鲁木齐市文物管理所：《新疆乌鲁木齐萨恩萨依墓地发掘简报》，载《文物》2012年第5期，第11页。
　　〔4〕杰特曼(K.Jettman)：《草原艺术》(The Art in Prairie)，纽约，1967年。
　　〔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铸铜遗址》，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谢尧亭：《1992年侯马铸铜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95年第2期。
　　〔6〕以上参，霍巍：①《胡人俑、有翼神兽、西王母图像的考察》，见《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的对外文化交流》，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156页，②《四川大型石兽与南方丝绸之路》，载《考古》2008年第11期，第71-78页，③《神兽西来：重庆忠县发现石辟邪及其意义初探》，见《长江文明》第一辑，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6页；李零：①《论中国的有翼神兽》，载《中国学术》2001年第1期，②《再论中国的有翼神兽》，2001年4月1日在国家图书馆(中国学术)演讲稿，收入氏著《入山与出塞》，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顾问、黄俊：《中国早期有翼神兽问题研究四则》，载《殷都学刊》2005年第3期。
　　〔7〕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编辑委员会：《六朝陵墓调查报告》，1935年，第71-90页。
　　〔8〕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编辑委员会：《六朝陵墓调查报告》，1935年，第197页。
　　〔9〕有关鹿石文化研究，参г·п·索斯诺夫斯基：《外贝加尔地区的方型墓》，见《国立爱尔米塔日美术博物馆原始社会文化部著作集》卷1，列宁格勒，1941年，第300-307页；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伊伏尔加畔的鹿石》，载《苏联考古学》1954年第19期，第215-216页；Н·Н·迪科夫：《外贝加尔地区的青铜时代》，乌兰岛德，1958年，第43-45页；н·л·奇列诺娃：《蒙古和西伯利亚的鹿石》，陈弘法译，见《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张志尧主编，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161页；张志尧：《阿尔泰的东方鹿石与西方鹿石》，同上，第162-174页。
　　〔10〕〔日〕樋口隆康：《古镜》，新潮社，昭和五十四年(1979年)。
　　〔11〕参赵慧民：《西藏曲贡出土的铁柄铜镜的有关问题》，载《考古》1994年第7期，第642-648页；霍巍：《西藏曲贡村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及其相关问题初探》，载《考古》1994年第7期，第650-661页。
　　〔12〕王炳华：《巴里坤县兰州湾子三千年前石构建筑遗址》，载《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85版；王炳华：《丝绸之路新疆段考古研究》，见氏著《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