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1 秦时与越南北方的关系
　　秦降服闽浙一带越族后，又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征服了南方的百越(今广东、广西以及越南中部和北部地区)，在南方沿海建立了南海、桂林、象等郡，政治势力达到了南方滨海地区。今越南北部和中部进入秦朝势力范围，中国文化随之出现了南被的趋向。《交州外域传》云：“秦余徙民，染同夷化；日南旧风，变易俱尽。”〔1〕
　　秦汉之际，交趾地区的文化由于汉文化的南传更有长足的进步。秦时慈廉州人李翁仲入咸阳学习经书，佐秦始皇修筑长城，任职校尉。将兵至临洮，威震匈奴。同时，越地的特产也进入中原地区。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始皇之所以发卒50万，与越人战，原因就是“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2〕。秦征服百越后，这些珍异之物自然成为当地对中原政权的贡品。随着秦的势力进入南方沿海地区，秦时中国通过海路与沿海国家的交通有了新的发展。《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朝“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3〕。其中有大批商贾到南海和象郡，为后来丝绸之路交趾道以及海上丝路贸易提供了大批善于经商的人才，中原农耕文化与东南海洋文化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流。秦时中国金属工具已经通过长江流域传入交趾。越南北部东山文化遗址考古发现的青铜器物中，兵器占多数，有剑、盾、匕首、刀、矛、戈、箭镞、靴形斧、钺等，都具有中国秦汉时代兵器的风格。〔4〕
　　5.2.2 秦与南海诸国的联系
　　中国先民很早就开始了征服海洋的活动，这种活动最初是沿海地区与近海岛屿之间的短距离漂流。随着航海能力的提高，则有了更远的航行。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发现六支木桨，还出土了一只“夹碳黑陶舟”，模拟陶舟呈半月形梭状，两头尖，与后世出土的独木舟形状相似，分明是当时先民所造独木舟形状的反映。遗址中发现大量的有段石锛，考古学家认为，这是新石器时代专门用来制造独木舟的造船工具，所谓“刳木为舟”。这种有段石锛曾向海外扩散，在晚于河姆渡文化的浙江沿海、近海的舟山群岛、台湾和更为遥远的菲律宾、北婆罗洲、印尼的苏拉威西岛和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有发现，人们认为这是河姆渡文化通过赤道逆流的漂航向海外扩散的物证。山东大汶口和西夏侯两组遗址出土的人骨测量，浙江河姆渡遗址的人骨鉴定，证明这些地区的远古居民具有波利尼西亚人的因素，说明波利尼西亚人的远祖来自中国东南地区，他们在向外迁移的过程中，把有段石锛这种石器传播到各地。波利尼西亚人与马来人有某种亲缘关系，是太平洋上著名的航海民族。他们向太平洋诸岛迁移和有段石锛传播的路线大约是，从中国东南地区沿海航行，或越海漂流，首先传至中国台湾、菲律宾、北婆罗洲和苏拉威西，然后由波利尼西亚人传播到波利尼西亚群岛和新西兰等处。这说明早在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国先民已经开始了原始的航海活动。
　　上古浮海工具除了独木舟，还有桴，即筏。传说“伏羲氏始乘桴”，后来人们“观落叶因以为舟”。独木舟发展为尖底木板船，由筏则发展为平底木板船。有了船，人们又逐渐发明了帆、橹和舵。《竹书纪年》记载，夏朝帝芒“十三年冬，狩于海，获大鱼”〔5〕。《诗经·商颂·玄鸟》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6〕相是商汤的第十一世祖，这句是说夏统治下的商部落势力已经扩展到海外。春秋时，我国造船水平有了更大的提高，孔子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7〕应该有其一定的生活基础。《越绝书》记载吴王阖闾与伍子胥谈到吴国水师中的各种兵船和大小，其中有“大翼”“小翼”“突冒”“楼舡”“桥舡”等。还写到越人“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8〕。越国有戈船和楼船，越灭吴国，迁都琅琊，戈船300艘，载8000士卒，战船浩浩荡荡。
　　古代中国人把东南亚至印度洋中诸岛国划分为“东洋”与“西洋”，从中国福建、广东沿海出发，渡东海至台湾或吕宋，顺菲律宾列岛南航，至婆罗洲。这条沿西太平洋诸岛的航线所经诸地被称为“东洋”；从中国南海港口出发，沿大陆海岸南行，过印度支那半岛，所经诸地被称为“西洋”。秦代以前，中国人的海上交通似乎顺东洋航路发展较早，而向西洋航路发展较迟。秦平百越，水军取道海上直趋今顺化沿海地区，置象郡，为古代中越海上交通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考古资料说明秦于南方沿海置郡之后，也积极发展南海海上交通。1974年，广州发现一处秦末汉初的造船工场遗址，距今约2190年。从该造船场遗址的发掘和考察来看，工场规模巨大，估计当时中国已能造宽6～8公尺、长30公尺、载重50～60吨的木船，中国船舶已经具备在南海进行近海远航的能力。〔9〕
　　虽然秦时南海航行的具体情况没有材料能够说明，秦时中国通过海路与南海诸国进行交通和交流却有迹可循。李斯《谏逐客书》说秦始皇：“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10〕所谓夜光璧和犀象之器即犀牛角、象牙制品等，皆非中国所产，显然秦有从域外获此等物品之渠道，这些物品又当从南海海道而来。从民族学角度看，菲律宾民族主要有两大人群，即尼格里多人(Negri-tos)和马来人(Malays)，这些人群的祖先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大陆，或者说与华南民族有血缘关系。研究菲律宾民族学的刘芝田认为，中菲民族相同的文化特质多达63种，如以鼻箫取悦情人、独柄风箱的使用、服役婚的通行、少女房试婚制、干栏建筑、铜鼓和铜锣、文身、猎首与食人肉、梯田文化、瓷葬风俗、染齿、刀耕火种等。他的结论是“菲岛民族的渊源所自，其先世十之八九是来自中国大陆，可能是没有多大疑问的”〔11〕。许多学者指出，菲律宾伊戈律族(Igorots)与中国南部的古代民族革佬族(或称仡佬、葛佬、仡僚)和台湾高山族同属一个民族系统，伊戈律族大约是在秦、汉时代开始直接从中国大陆或经由台湾岛移居菲律宾的。考古学家在马来西亚柔佛河流域发掘的古代文物中，有许多中国秦汉陶器的残片。〔12〕这种情况说明秦时中国海船可能已经将自己的航线扩展到马来半岛的南端。当然这种传播也可能是通过东南亚诸岛屿上居民的航海活动完成的。
　　秦时地处北非的托勒密王朝已经了解到中国的信息。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亚历山大东征，占领了埃及，并于公元前332年建立了亚历山大里亚城。后来其部将托勒密割据埃及和周边地区，建立了托勒密王朝，至公元前30年，托勒密王朝为罗马人所灭。在这一时期，埃及成为古代地中海—红海—印度洋贸易的枢纽地区。托勒密二世(公元前285—前246年)修复了尼罗河至红海的运河，从此亚里山大里亚的船只便可以直接进入红海。据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地理书》的记述，由于海上贸易的发展，亚历山大里亚迅速成为地中海地区商业、文化中心，“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的唯一海上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13〕。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建立和繁荣，为东西方海上贸易和增进东西方彼此的了解起到了推动作用。在亚里山大里亚建立后约一个世纪，东方秦朝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威名远播，秦之国名经海路传至亚历山大里亚。公元1世纪，居住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一位操希腊语的船长抑或商人撰写了《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一书，第一次记载了遥远东方的秦国，并说大洋就止于秦，还记载秦之北方有一座大城市，叫作秦尼(指咸阳或长安)，秦尼所产的丝织成的绸缎经陆路过大夏而达印度。〔14〕
　　〔1〕〔北魏〕郦道元著，陈桥译校证：《水经注校证》卷36，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97页。
　　〔2〕〔西汉〕刘安：《淮南子》卷18《人间训》，收于《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3页。
　　〔3〕《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53页。
　　〔4〕王民同：《东南亚史前文化述略》，载《昆明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第27页。
　　〔5〕〔清〕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卷4，收于《二十二子》，第1058页。
　　〔6〕〔南宋〕朱熹集注：《诗集传》卷20，第245页。
　　〔7〕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3页。
　　〔8〕张仲清译注：《越绝收译注》，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9〕广州文管处、中山大学：《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载《文物》1977年第4期；高玮：《秦汉造船业的考古发现》，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479-481页。
　　〔10〕〔南朝·梁〕萧统编：《文选》卷39，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542页。
　　〔11〕刘芝田：《菲律宾民族的渊源》，香港，1970年，第30-57页。
　　〔12〕简斋：《汉唐的陶瓷器》，载《南洋文摘》1960年第12期。
　　〔13〕转引自何芳川：《古今东西之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4〕〔法〕戈岱司编：《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译，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