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 张骞时代的西域形势
　　西域同内地的联系开始于遥远的历史年代。据清代学者顾炎武研究，唐、虞、三代(夏商周)中原地区便与西域有所交通。〔1〕《山海经·大荒西经》《穆天子传》对葱岭以东的山川形势和风土物产有不少记载。西周时，犬戎兴盛，阻断了中原与西域的交通，周穆王两次西征，远至昆仑丘。公元前2世纪初，匈奴冒顿单于征服西域，置僮仆都尉对西域进行管辖。僮仆都尉隶属于日逐王，其治所在焉耆、危须、尉犁之间，这些地方均在今新疆焉耆一带。僮仆都尉负有监领被征服的西域诸国之责，并向他们掠夺人口、索取贡税，成为匈奴的重要财源，西域成为匈奴军事上的据点和经济上的后盾。僮仆都尉的设置，是匈奴势力控制西域的标志。匈奴势力的强盛切断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西汉文献。〔2〕从地理范围来看，西域有广狭二义。狭义的西域大致指今新疆一带。《汉书·西域传》云：
　　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扼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
　　“三十六国”乃西汉武帝时数，后经兼并离合，至班固生活的东汉初为“五十余”〔3〕。见于记录的有53国，葱岭以东者48国。后来范晔《后汉书》又增7国。“南北有大山”指北有阿尔泰山和天山，南有昆仑山。“西则限于葱岭”，葱岭乃天山、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三道山脉交汇的帕米尔高原。其间为塔里木盆地，盆地中有塔克拉玛干沙漠，东西900公里左右，南北300多公里。“中央有河”指塔里木河，“其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4〕。出于阗田者乃和田河，葱岭河则由阿克苏河、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三源汇合而成。盆地东端有罗布泊(在今罗布泊之北)，史书称为“盐泽”“坳泽”，又名“蒲昌海”“牢兰海”，或音译蒙古音为“罗布诺尔”“罗布淖尔”，诺尔或淖尔意为海。沙漠上有狭小绿洲，有发源于昆仑雪山上河流灌注其间，可以居人，从而形成若干绿洲城邦小国，为中西交通必经之路。《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和《后汉书·西域传》翔实记载了诸国山川风习、道里远近和王侯户数。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西汉时西域36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这些国家大的有几万人，小的只有几千人。其分布情况，在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的准噶尔盆地自东向西有蒲类、且弥、乌孙(依什提克)等，这里水草丰美，人们多半从事游牧业。在天山以南和昆仑山以北的塔里木盆地区域，又分为南道诸国和北道诸国。在天山南麓塔里木河之北自东向西有伊吾、车师、焉耆、龟兹、姑墨、温宿、尉头、疏勒等较大的国家，是为北道诸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沿、昆仑山北麓，自东向西则有楼兰(后称鄯善，今新疆罗布泊西)、且末、若羌、小宛、戎卢、渠列、精绝、扜弥、于阗、皮山、乌秅、莎车等较大的国家，是为南道诸国。西域诸国以定居的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他们属于不同的民族，有印欧语族，有氐、羌、塞、月氏、匈奴和少数汉族。人口合计大约30余万，龟兹人口最多，亦仅8万多人。大约在公元前176年以后，北道诸国皆臣服于匈奴，南道诸国亦受其控制。
　　根据塔里木盆地居民语言、人体头盖骨测量以及当地发掘出土之绘画、雕刻作品的研究，中外学者大都认为塔里木居民有操印欧语之雅利安人。《魏书·西域传》“于阗”条描写此地居民云：“自高昌以西，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5〕“深目高鼻”正是雅利安人的特征。汉代西域居民语言主要有三种，其一吐火罗语，流行于以龟兹、焉耆为中心的地区，又分龟兹和焉耆两种方言；其二于阗语，以于阗为中心；其三为粟特语，属伊朗语系。粟特即今中亚撒马尔罕之古地名，粟特语流行地区最广。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之西方系统，粟特语、于阗语则属印欧语系之东方系统，而于阗语为东方系统更为明显，几乎与伊朗波斯语完全相同。
　　雅利安人是欧洲19世纪文献中对印欧语系各族人的总称，从印度和波斯古文献的比较研究中推知，远古时在中亚一带曾有一个自称“雅利阿”(Arya)的部落集团，主要从事畜牧，擅长骑射，有父系氏族组织，崇拜多神。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一支南下定居印度河上游流域，一支向西南进入波斯，还有一支迁入小亚细亚。自18世纪欧洲语言学界发现梵语和希腊语、拉丁语、克尔特语、日耳曼语、斯拉夫语等有共同点后，即根据雅利阿这个名词造出“雅利安语”一词来概括这些有关的语言，现通称印欧语系语言。印欧语系雅利安人何时进入我国新疆地区尚难断言，但据近年考古可知，公元前2000年左右雅利安人已达新疆孔雀河流域至哈密盆地一线。
　　广义的西域则包括葱岭以西的广大地区中亚、西亚、印度、高加索、黑海之北一带。汉朝人所知道的葱岭以西国家，据《汉书·西域传》记载：
　　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6〕
　　大月氏迁徙居地已如上述。大宛，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为希腊人亚里山大东征后所建，为中亚希腊化国家之一，西域人称希腊为Vavan，大宛意为大希腊。王治贵山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卡散赛)，属邑大小70余城，居民从事农牧业，盛产葡萄、苜蓿，以汗血马著名，商业也较发达。大夏(Bactria)，音译巴克特里亚，乃中亚希腊化古国。古希腊人称其居民为吐火罗，中国文献中则称其为大夏。大夏人原来居今甘肃省河西地区，后西迁。其地在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上游之间(今阿富汗北部)，曾为波斯帝国一行省，后隶属于亚历山大帝国及塞琉古王国。公元前3世纪中叶独立，狄奥多德(Diodotus)建国都巴克特拉(Bactra)，即张骞所称“蓝市城”。公元前3世纪末至2世纪初国势强盛，领有北起阿姆河上游，南达印度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大宛和大夏都是远离匈奴不受其控制的西部国家。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馀里妫水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7〕大月氏人迁居此地，很容易就征服了大夏。康居在大宛的西北，东界乌孙，西达奄蔡，南接大月氏，约在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在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王都在卑阗城。北部是游牧区，南部是农业区；南部城市较多，有五小王分治。安息在康居南，今伊朗一带，西与条支接，“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大国也”〔8〕。条支在今西亚，具体所在有争议，一说在今伊拉克，一说在今叙利亚，塞琉古王国国都安条克位于叙利亚境内，我国史书则以其国都而称之为条支。
　　从地理位置和交通上看，西域诸国又分“当道”和“不当孔道”两类，所谓当道即在中西交通中必经之地，这是张骞通西域后根据汉使西行经行之路所得的经验。这种概念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其记载西域国家有云：“楼兰、姑师，小国耳，当空道。”〔9〕《汉书·西域传》则详记南北两道诸国，并明确区分不当孔道和当道之国，其南道诸国，当道之国有鄯善、且末、精绝、扜弥、渠勒、于阗、莎车、皮山、乌秅等国。而若羌“僻在西南，不当孔道”；小宛国“东与若羌接，辟南不当道”；戎卢国“东与小宛、南与若羌、西与渠勒接，辟南不当道”。北道诸国皆为当道之国，有疏勒、尉头、乌孙、姑墨、乌垒、温宿、龟兹、渠犁、尉犁、危须、焉耆、乌贪訾离、蒲类、单桓、车师前后部、捐毒等国。
　　从生产和生活方式上，西域诸国又分为“土著”和“行国”两类，《史记》中已经使用了这两个概念。所谓土著即农耕定居民族，行国即游牧民族。按照《史记》的划分，大宛、大夏、条支、身毒为“土著”，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则是“行国”。汉朝欲拉拢大月氏和乌孙，共击匈奴，也是从他们皆为“行国”出发而考虑的，因为游牧民族可以随时迁徙。张骞向汉武帝建议：“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蛮夷俗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
　　汉朝从匈奴手中夺取西域并置西域都护后，从与汉朝的政治关系上说，西域诸国又分属都护国和不属都护国。属都护国即进入汉朝政治势力范围为西域都护统辖之国；不属都护国则被视为异域，皆在葱岭以西，《汉书·西域传》中皆指明之，如罽宾“不属都护”；而难兜国“与诸国同属罽宾”，诸国指罽宾附近之无雷、依耐、蒲犁、西夜等国。乌弋山离、安息、大月氏、康居等皆“不属都护”。
　　7.3.2 张骞出使西域及其意义
　　7.3.2.1 张骞出使西域
　　在汉朝即将开始对匈奴进行反攻时，从审问匈奴降人的口供中获悉，在敦煌、祁连山一带原来居住过月氏部落，遭受匈奴的攻击而西迁，对匈奴恨之入骨，时刻想回来报仇。但月氏势单力薄，这个愿望不能实现。汉武帝为反击匈奴，乃募人出使大月氏，欲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此事发生在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在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反击匈奴揭开序幕之前四五年。当时月氏人在西域的情况如何，汉朝人并不清楚，所以这次外交活动带有探险性质。汉中人张骞应募出使。
　　张骞(公元前167?—前114年)，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县东)人，他一生曾两次出使西域，是我国历史上开拓中西交通的伟大人物，是著名的外交家、探险家、旅行家。
　　第一次在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在汉武帝建元初年为郎官。郎官是皇帝侍从官的通称，其职责为护卫陪从，随时建议，备顾问及差遣。这种官职战国始置，秦汉沿袭，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等。当武帝想派使者去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时，张骞以郎官应募任使者。建元三年，张骞一行100多人出陇西赴大月氏，至匈奴控制的河西地区，被匈奴所获。单于不允许汉使过境，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张骞十余岁。张骞虽在匈奴娶妻生子，但始终未忘自己的使命，“持汉节不失”〔10〕。后与其属伺机脱逃，数十日至大宛国。见其王，张骞以利相诱，得到了大宛国王的帮助，在大宛国的向导和翻译带领下经康居国，抵达大月氏。康居本土在大宛西北，大月氏在大宛东南，往大月氏不经康居，张骞所经应为康居属土位于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的索格底亚那。
　　张骞向大月氏王陈述来意，表示愿意与之报杀父之仇。但汉人对西域形势的判断并不准确，这时的大月氏已在妫水北岸定居，其社会生产已由游牧转为农耕，“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显然已与过去“随畜移徙”的生活小同，因此“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11〕。离开现在的居地，改变生活方式，从事“报胡”的战争，对于趋于定居的大月氏来说是太困难了。张骞因而没有达到联络大月氏共击匈奴的目的。张骞在臣属于月氏的大夏停留一年多后返回，他沿着南山(昆仑山)北麓前进，想经过羌人与匈奴人的中间地带回国，又被匈奴所俘，再被拘留一年多。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才乘机逃回，与胡妻及堂邑父一起回到长安。张骞此次出使，前后13年，去时100多人，仅剩他和堂邑父两人。堂邑父是西域人，善骑射，困难时他射猎以为二人生计。张骞向汉武帝详细汇报了西域的情况，被授以太中大夫。堂邑父被授予奉使君。太中大夫，官名，掌论议，秦时置，汉以后各代多沿置。
　　张骞告诉武帝，他在大夏见到邛竹杖、蜀布等，大夏人言是通过身毒贩来。由此可以推测从中国西南经印度有可达大夏的道路。武帝遣张骞出使西南，寻找身毒国，由于当地部族的阻拦而未成功。元朔六年(公元前129年)，张骞任校尉，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校尉是汉代重要的武官官职。校，军事编制单位；尉，军官。校尉为支队长之意。在这次出征中，张骞“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因熟悉地理环境立功，封为博望侯。〔12〕
　　第二次出使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23年)。元狩二年，张骞为卫尉，与李广分道合击匈奴。卫尉始置于秦，为九卿之一，汉朝沿袭，为统率卫士守卫宫禁之官。但这次出征，张骞因为迟误军期，被夺爵免为庶人。元狩四年，卫青和霍去病两路进军漠北。匈奴在屡遭重创后向西北退却，依靠阿尔泰山以南各国的人力、物力，和汉朝对抗。自从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归来，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建立起来，然而途经西域往往遭到匈奴和受匈奴控制的国家的阻挠。武帝此时有意争夺西域，数次向张骞询问大夏等国情况。张骞失侯，欲立功异域，于是建议联络乌孙，招引其返河西故地，既可“断匈奴右臂”，又能招徕大夏等国为外臣。武帝采纳了张骞的意见，任命张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赉金币帛值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出使乌孙。〔13〕
　　此时乌孙人游牧于伊犁河、楚河流域。由于匈奴浑邪王降汉，这时汉朝已经控制了河西走廊。因此张骞很顺利地到达了乌孙。乌孙国本已服属匈奴。其时国内矛盾重重，“国众分为三”，大臣都畏惧匈奴，又离汉太远，不知汉之大小虚实，不愿远徙。乌孙昆莫(王)“不敢专约于骞”。于是张骞分遣副使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于阗、扜弥、身毒及诸旁国，自己则离开乌孙返汉复命。乌孙派向导、通译送张骞。乌孙又遣数十人、马数十匹随张骞使汉，“因令窥汉，知其广大”〔14〕。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到长安，被授以大行，列于九卿。翌年卒。不久，他遣往各国的副使都陆续返汉，而且还大都有各国的使者随同前来，汉朝与西域的关系更加密切。
　　7.3.2.2 张骞出使西域的意义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原定的任务都没有完成，但对后来中西交通的开拓发生了积极而重大的影响，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张骞出使西域，打破了由于匈奴强盛所造成的中原地区与西域隔绝的状态。在张骞通西域之前，西北游牧民族和绿洲居民已经在开辟绿洲之间的交通。由匈奴强盛而引发的大月氏、乌孙和塞人的西迁，其主要路线正是在绿洲之路上。但是匈奴对西域的控制，阻塞了汉朝与西域的交往，隔绝了中原与西北各民族的联系。张骞出使西域后，“西北国始通于汉”，从而沟通了西域与汉朝的联系，重新打开了由于匈奴的兴起而造成的中原与西域的隔绝状态，故《史记·大宛传》有“凿空”之说。裴骃《史记集解》引苏林云：“凿，开；空，通也。骞开通西域道。”司马贞《史记索隐》云：“西域险阨，本无道路，今凿空而通之也。”〔15〕此后汉与西域各国的来往越来越频繁，除了文献上的大量记载之外，考古材料也有丰富内容加以说明。1990年10月至1992年12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敦煌汉悬泉置遗址进行了全面清理和发掘，获得大量简牍和文物。所谓“置”，应劭《风俗通义》云：“汉改邮为置。置者，度其远近之间置之也。”“今吏邮督掾、府督掾掌此。”〔16〕说明置乃为邮驿之所。据说简牍多达23000余枚，其中有明确纪年的就有1900枚，最早为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最晚的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简文中有不少有关中西交通的史料。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西域资料考论》一文对这些简文进行了考释，他在全部悬泉汉简中检索出有关西域方面的资料360多条，皆为邮驿文书。当时汉与西域诸国使节往还，皆有遣使送客之通例，如《汉书·西域传》“罽宾”条引杜钦所说：“凡遣使送客者，欲为防护寇害也。”〔17〕这些邮驿文书记述了主客方使团行经沿途诸处食宿供应各方面的情况，这种内容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张骞通西域后汉与葱岭东西诸国的交往活动的认识。据张德芳的研究，这些简文涉及的西域国家有楼兰(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扜弥、渠勒、于阗、蒲犁、皮山、大宛、莎车、疏勒、乌孙、姑墨、温宿、龟兹、仑头、乌垒、渠犁、危须、焉耆、狐胡、山国、车师24国，还有乌弋山离、罽宾等，几乎一些重要国家与汉王朝的来往，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诸如祭越、钧耆、折垣等过去未曾知晓的国家。大部分是有关汉使与康居、大宛、大月氏、大夏、于阗、疏勒、精绝、扜弥诸国使者往还的内容。〔18〕据简文反映，彼此送往迎来，交往频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张骞通西域后汉与西域间外交往来的盛况。
　　(2)促进了以丝绸贸易为代表的中西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张骞第一次出使大月氏，虽然没有达到拉拢大月氏夹击匈奴的目的，但获得不少有关西域各国的知识，了解到西域各国都“利汉财物”，这为此后发展贸易关系打下了基础。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虽然主要是为了拉拢乌孙，“断匈奴右臂”，但其目的已经不如此单纯。他随行带那么多副使，而且派副使去大宛、康居、大夏、安息、身毒等国，不存在夹击匈奴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他第二次出使西域，除了谋求与乌孙建立反匈联盟的动机之外，招西域诸国以为外臣，发展与西域各国的交往和经贸关系也是其重要目的。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了解到西域各国对中国产品，特别是丝绸的喜爱和渴求，同时也了解到中国所需要的西域各国的一些物产，汉与西域的贸易随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汉朝往西去的“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19〕。汉武帝的使者曾到达奄蔡、条支、犁靬、安息。这些汉使大多数则为商使或商队。
　　(3)张骞及其副使交通西域诸国，将沟通欧亚大陆、以丝绸贸易为代表的中西商道连接起来，为发展此后的国际贸易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汉通西域，丝路西部的开拓要早于东部。早在公元前5世纪，波斯王大流士把整个国家分为23个行省，为了便于统治他的庞大帝国，便于调遣军队、传达政令和收取各地信息，大力修筑驿道。除了利用赫梯、亚述原有的驿道外，又增修许多新的驿道，以帝国4个首都为中心，形成通向四面八方的驿道网。他要求全国各行省均得与首都相通。为此，他建立了快速邮递，修筑了驿道。大流士修筑的驿道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条是从苏撒直达小亚以弗所城的“御道”；另一条自巴比伦而东至帝国边陲。后者横贯伊朗高原，经中亚各城而达大夏和印度。驿道沿途设驿站商馆，并有旅舍供过往客商留宿，驿站专备快马，信差传送急件逢站换骑，日夜兼程，可达古代最快的送信速度。从苏撒至以弗所城2500公里，每20公里设一驿站，公文日夜相传7日可到。为了保证驿道的畅通和安全，沿途各地险关要隘、大河流口与沙漠边缘，皆修筑防御工事，并派兵驻守。大流士修驿道主要为军政需要服务，但也便利了国际和国内商旅的流通，更使帝国境内各个最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连接紧密，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希腊马其顿王死后在中亚、西亚立国的塞琉古王国，曾经是一个幅员辽阔经济繁荣的大国，城镇林立，商业发达。塞琉古修筑和发展了波斯原有的驿道系统，使之成为重要的国际商道。其最重要的交通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地中海岸边的海港塞琉西亚经首都安条克而达巴比伦附近的塞琉西亚，以此为商货的最大集散地而北通里海和高加索，南连波斯湾、阿拉伯，西则经巴勒斯坦而入埃及。另一条则是向东经伊朗、安息、大夏而达远东的商道，从大夏向南可折向印度，往北可越过帕米尔而到达中国。公元前3世纪后半期，大夏的希腊总督据地自立，安息也建立了本民族的王国，塞琉古的疆域局限在两河流域和叙利亚一带，但它开辟的连贯东西的商道却并不因此而中断。关于这条商道，法国汉学家莫尼克·玛雅尔说：“在西方一侧，我们发现了奥古斯都(Auguste)时代的舆地学家斯特拉波(Strabon)的描述，或者是生活在公元2世纪时的一位亚历山大城的学者托勒密(Ptolémée)在其《舆地书》(按：一译《地理志》)中的论述。从西方延伸而来的道路经过伊朗之后，又要经过木鹿城(Merv)和大夏都巴特拉(Bactre)，通过经由犍陀罗(Gan dhāra)那自印度出发的道路而汇合在一起。接着便是颇难翻越的帕米尔高原，越过此高原之后便是当地重要的喀什噶尔站，来自古康居(索格狄亚那，Sogdiane)和古大宛(费尔干纳，Ferghāna)的道路都要通达此城，也就是说位于萨马尔罕(Samarkand)和柘枝城(塔什干，Tachkent)等城市周围的富庶地区。”〔20〕与中亚、西亚早就存在的驿道系统相呼应，至秦汉时，在遥远东方的中国也发展起了自己的交通网络。秦始皇为了巡行各地，大修驰道，蒙恬所修自九原至甘泉的驰道长1800里。所谓驰道，《文选》李善注引应劭云：“天子道也。”〔21〕汉初贾山《至言》讲到秦朝的交通，说：“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22〕代秦而起的西汉继续发展了交通事业，《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23〕《汉书·伍被传》中讲到武帝初的天下形势，云：“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宾服，羌棘贡献，东瓯入朝，广长榆，开朔方，匈奴折伤。”〔24〕汉代的交通以若干大都市如长安、洛阳、临淄、邯郸、蓟城、寿春、南阳、番禺等为中心，组成很繁密的交通网，全国各地四通八达。而且汉时自京师至郡国，沿着主要的交通大道，都设有驿传、邮亭，以保证交通的高效、通畅和安全。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东北与辽东、朝鲜及塞外诸民族交通贸易也很繁盛。当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以后，汉使足迹到达中亚和西亚，特别是到达大夏和安息，这条贯通东西方的丝路主干道便东西连接起来，《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出使乌孙，“赉金币帛值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使遗之他旁国”〔25〕。其副使所至之国为“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弥及诸旁国”，说明诸国皆“道可使使”，即有路可通。当汉使到达上述诸国，中国境内的交通网络通过自长安出发西行的路线与贯通中亚、西亚的古驿道系统便连接起来。这条路线被称为沙漠丝绸之路，或曰绿洲之路，此后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都成为中西交通的主要商路。这条路线是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至新疆地区，越葱岭进入中亚地区，经今克什米尔、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从而与地中海沿岸国家和地区进行交通。同时在丝路东端的长安和西端的罗马又向其周围扩散和辐射，从而将欧亚非三大洲各文明中心和商贸中心连接起来。
　　(4)张骞及其他汉使在出使途中向西域各国传播了汉朝的信息，返汉后则向朝廷介绍了西域各国的政治状况和风物民俗，从而加深了汉族人民和西域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扩大了汉朝对西域的认识。《史记·大宛列传》开篇云：“大宛之迹，见自张骞。”〔26〕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27〕汉武帝因此了解到西域各国政治形势、风俗物产，还了解到自西南至身毒、大夏当有路可通。张骞的报告被司马迁收入《史记·大宛列传》，此传反映了张骞归来和李广利伐大宛后汉朝对西域的认识水平。张骞及其副使带来各国使节，使西域各国具体了解到汉朝大国的情况。由于汉朝扩大了对西域的认识，因此不久就产生了有关西域地理山川的舆图。《汉书·西域传》“渠犁”条记载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大夫条奏轮台屯田事，有“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之语。〔28〕屯田有图，则军事上必更有图。《三国志·乌桓鲜卑东夷传》裴注引鱼豢《魏略》记载：“又今《西域旧图》云：‘罽宾、条支诸国出琦石，即次玉石也。”〔29〕所谓旧图，当指汉代之西域图，此种图至鱼豢时尚能得见。而且据“出琦石”三字，又可知图上并注明各国各地物产，说明此种图乃有便利出使西域的汉使进行贸易的导行性质。《汉书·李陵传》记载：“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30〕同书《赵充国传》记载赵充国语：“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逾度，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31〕因此可以推测，张骞，还有后来的班超、甘英等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经历绘成西亚、中亚的地图。
　　(5)张骞出使西域扩大了反匈联盟，为最后击败匈奴创造了新的条件，汉乌和亲是张骞出使西域的直接成果之一。张骞从乌孙归汉，乌孙使节随张骞来到汉朝，他们了解到汉朝确是一个强大国家。乌孙使节回国后，乌孙向汉朝求婚，汉朝嫁江都王女儿刘细君入乌孙，汉朝与乌孙建立起牢固的联盟，在后来反击匈奴的战争中发挥了作用。乌孙使者归国，通告了汉朝的情况，乌孙终于与汉通好。武帝两次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乌孙王，与乌孙建立了“和亲”关系，共击匈奴。宣帝立汉外孙元贵弥为大昆靡(王号)，乌孙一直是汉朝的盟友，在进击匈奴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匈奴进攻乌孙，解忧公主与昆弥翁归靡遣使上书，热切盼望汉朝出兵以救乌孙。汉发兵15万骑，由5位将军率领分道并出，并遣校尉常惠持节助乌孙作战。至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常惠与乌孙兵大败匈奴，同年冬季，匈奴单于自率数万骑兵进攻乌孙。遇到天降大雪，一日深丈余，人、畜生还者不及十分之一。公元前70年至前69年，丁零、乌桓、乌孙乘机由北、东、西三面进攻匈奴，匈奴人民死亡十分之三，畜产损失二分之一，从此大见衰弱，属国瓦解。汉武帝派张骞联合乌孙“断匈奴右臂”的计划经过整整半个世纪的经营，终获成功。张骞出使乌孙，“当时虽未达目的，而至宣帝时，则大收效果也”〔32〕。余太山说：“乌孙的向背，对于西汉最终战胜匈奴至关紧要。张骞使乌孙虽不得要领，却收效于日后，筚路蓝缕之功，诚不可没。”〔33〕
　　(6)张骞及其他汉使向沿途各国赠送了金帛，回来时又带回了西域各国赠送汉朝的礼品，带回了苜蓿、葡萄等种子在汉地种植。这些友好交往在汉朝和西域各国人民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史记·大宛列传》云：“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说明张骞以平等友好的态度对待西域人民，赢得了西域人民的好感。当汉武帝遣使至安息时，“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及宛西小国驩潜、大益，宛东姑师、扜弥、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34〕。为了取信西域各国人民，后来的汉使皆以“博望侯”之号出使，“其后使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而且“人所赍操大仿博望侯”〔35〕，即像张骞一样携带赠送的礼品和交换的商品。张骞及其副使与西域各国人民建立的这种友好关系影响深远，直到东汉时，西域各国不堪忍受匈奴、莎车等国的欺压和奴役，都纷纷要求遣质子入汉。他们关心汉朝的动静，向往于臣属于汉。这与汉朝的友好政策和张骞等西汉以来的汉使给他们留下的良好印象有关。
　　(7)张骞坚忍不拔的精神、热爱祖国的民族气节和勇于开拓的气魄鼓舞了后世的人们。东汉时为开拓西域、保证丝绸之路畅通做出巨大贡献的班超，早年投笔感叹：“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张骞、傅介子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36〕他所仰慕、所追求的就是张骞等人所建立的功业。
　　〔1〕〔清〕顾炎武云：“唐虞时率教兴事，《禹贡》所谓‘西戎即叙者也’。三代盛时咸宾服，贡其方物。《周书》纪‘西旅底贡厥獒’，亦其一也。其后方物不至。汉武帝时张骞使西域，始复通中国。”见氏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九边四夷备录·西域》“西域土地内属略”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黄坤、顾宏义校点，第3888页。
　　〔2〕西域，在《史记》中被称为“西北国”，《大宛列传》云：“西北国始通于汉矣。”《汉书·郑吉传》记载，汉宣帝时，郑吉被任命为“西域都护”，云“汉之号令班于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桓宽《盐铁论》中有“西域”一章。
　　〔3〕《汉书》卷96《西域传上》，第3871页。
　　〔4〕《汉书》卷96《西域传上》，第3871页。
　　〔5〕《魏书》卷102《西域传》，第2263页。
　　〔6〕《汉书》卷96上《西域传》，第3872页。
　　〔7〕《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4页。
　　〔8〕《汉书》卷96上《西域传》，第3889页。
　　〔9〕《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1页。
　　〔10〕《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57页。
　　〔11〕《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58页。
　　〔12〕《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7页。
　　〔13〕《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8页。
　　〔14〕《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9页。
　　〔15〕《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0页。
　　〔16〕〔清〕严可均校辑：《金后汉文》卷37，《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678页。
　　〔17〕《汉书》卷96《西域传》上，第3886页。
　　〔18〕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146页。
　　〔19〕《史记》卷123《大宛传》，第3170页。
　　〔20〕〔法〕莫尼克·玛雅尔：《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耿昇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3页。
　　〔21〕〔南朝·梁〕萧统编：《文选》卷28，谢朓《鼓吹曲》，李善注引。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396页。
　　〔22〕《汉书》卷51《贾山传》，第2328页。
　　〔23〕《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61页。
　　〔24〕《汉书》卷45《伍被传》，第2168页。
　　〔25〕《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8页。
　　〔26〕《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57页。
　　〔27〕《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0页。
　　〔28〕《汉书》卷96《西域传》下，第3912页。
　　〔29〕《三国志》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第861页。
　　〔30〕《汉书》卷54《李陵传》，第2451页。
　　〔31〕《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75页。
　　〔32〕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五册《古代中国与西部土耳其斯坦之交通》，第13页。
　　〔33〕余太山：《张骞西使新说》，见氏著：《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9页。
　　〔34〕《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2-3173页。
　　〔35〕《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0页。
　　〔36〕《后汉书》卷47《班超传》，第15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