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1 汉武帝平南越
　　吕嘉杀死赵兴，扶植赵建德为南越王。韩千秋率领的汉军进入南越境内，攻下几个边境城镇。南越人佯装不抵抗，并供给饮食，诱其深入。韩千秋进军到离番禺40里的地方，南越突发奇兵，韩千秋全军覆没。吕嘉让人把汉朝使者的符节装入木匣，并附上一封假装向汉朝谢罪的信，置于汉越边境上，同时派兵在南越边境的各个要塞严加防守。汉武帝非常震怒，出兵南越。
　　公元前112年秋，汉武帝调遣罪人和江淮以南的水兵共10万人，兵分五路进攻南越。第一路路博德为伏波将军，率兵从长沙国桂阳(今湖南境内)出发，直下湟水；第二路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从豫章郡(今江西南昌)出发，直下横浦；第三路和第四路由两位归降汉朝的南越人为戈船将军和下厉将军，率兵出零陵郡(今湖南境内)，一路直下漓水(今广西漓江)，一路直抵苍梧(今广西境内)；第五路以驰义侯利用巴蜀的罪人，调动夜郎国的军队，直下牂牁江。各路大军到番禺会合。
　　战争持续了1年，公元前111年冬，楼船将军杨仆率领精兵数万攻下寻峡，攻破番禺城北的石门，缴获了南越的战船和粮食，乘势向南推进，挫败南越国的先头部队，然后等候伏波将军路博德的军队会合。路博德率领被赦的罪人，与杨仆会师时才到了1000多人，而后一同进军。杨仆率军在前，一直攻到番禺，赵建德和吕嘉都在城中固守。杨仆选择有利地形，将军队驻扎在番禺城东南面，趁天黑攻入番禺城，放火烧城。路博德在城西北安营，派使者招降南越人。南越人久闻伏波将军路博德的威名，于是纷纷投奔路博德旗下，黎明时城中守军大部分已向路博德投降。吕嘉率领几百名部下出逃，乘船沿海往西而去，路博德派兵追捕。赵建德被校尉司马苏弘擒获，吕嘉被原南越国郎官孙都擒获。
　　吕嘉和赵建德被擒后，南越国各郡县包括苍梧王赵光，桂林郡监居翁，揭阳县令等皆不战而降。戈船将军和下厉将军的军队，以及驰义侯调动的夜郎军队还未到达，南越已经被平定。汉武帝在原来的南越国属地设置了九个郡，直接归属汉朝。由赵佗创立的南越国经过93年、五世南越王之后，被汉朝消灭。
　　南越国是在秦朝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立国之后，赵佗沿袭了秦朝的郡县制。保留了南海郡和桂林郡，把象郡拆分为交趾郡和九真郡。鼎盛时期的南越国，其疆域北至南岭，南至越南中北部，“东西万余里”。其北部边界一直到南岭一带，包括今广西北部的三江、龙胜、兴安、恭城、贺州，广东北部的连山、阳山、乐昌、南雄、连平、和平、蕉岭一线，大部分地区与汉之长沙国交界。东部边界一直到今福建西部的永定、平和、漳浦，与闽越交界；南部边界一直到今越南中部的长山山脉以东及大岭一线以北的地区；西部边界到达今广西百色、德保、巴马、东兰、河池、环江一带与夜郎、毋敛、句町等国。番禺县是南海郡的郡治所在，也是南越国的都城，位于今天的广州市越秀区内。1983年，在这里发掘出了南越文王赵昧的陵墓，后来又先后在此发掘出南越国宫署御花园遗址和宫殿遗址，证实了南越国都城的确切位置。桂林郡包括了今广西的大部分区域，下设的县可考者有布山、四会两县，布山县是桂林郡的郡治，位于今广西桂平西南，1976年，在贵港发掘了罗泊湾一号墓，该墓的主人被考古学家认为是南越国桂林郡的最高官吏(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苍梧秦王)。交趾郡、九真郡包括了今越南中北部地区，下设的县可考者只有象林县。
　　8.3.2 南越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地位
　　南越国的疆域和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中外交通史上的特殊地位，因为它位于南方沿海地区，因此在海上丝路的发展中扮演过特殊的角色。除了陆路与中原之间的贸易之外，南越国的海上贸易有很大的发展。南越国海上贸易情况缺乏文献记载，考古资料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考古发现的资料说明南越国通过海上交通与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甚至与更远的大秦存在文化联系。
　　位于今广州市中山四路的秦汉时期大型造船工场遗址的考古发掘证明，当时的番禺已具备了生产大批内河和沿海航行的船只的能力。〔1〕南越国人已经开辟了通过南中国海与东南亚和南亚诸国进行商业贸易的路线。南越王墓遗址中发现一部分产自于东南亚和南亚诸国的舶来品，包括银盒、象牙、金花泡饰、乳香等。南越国生活方式与东南亚一带沿海国家和地区相近。干栏式建筑是流行于东南亚地区的建筑形式。古越人的房子多为巢居和干栏，巢居是指营建在树上的房屋，干栏是指利用多根柱子做支撑，把房屋凌空建在柱子上，这两种凌空建造的房子都是为了避免蛇虫走兽的侵扰和适应当地高温多雨的环境。干栏建筑至今在各侗台民族的聚居地区依然可见。
　　1983年6月发现南越王墓。南越王墓位于广州解放北路象岗山上，是西汉初年南越国第二代国王赵昧的陵墓。赵昧号称文帝，公元前137年至公元前122年在位。出土文物中有“文帝行玺”金印一方和“赵昧”玉印，证明了陵墓主人的身份。南越王墓劈山为陵，从象岗顶劈开石山20米，凿出一个平面“凸”字形的竖穴，再从前端东、西侧开横洞成耳室，南面开辟斜坡墓道。墓室以红砂岩石仿照前堂后寝的形制砌成地宫，墓顶用24块大石覆盖，再分层夯实而成。墓室仿照生前宅居筑成，墓室坐北朝南，前三后四共7室，宽12.5米，长10.85米。墓主居后部中室，前厅后库，前部东西为耳室，后部东西为侧室。殉葬者共15人，其中姬妾4人，仆役7人。前部前室四壁和顶上均绘有朱、墨两色云缎图案；东耳室是饮宴用器，有青铜编钟、石编钟和提筒、钫、锫等酒器以及六博棋盘等；两耳室是兵器、车、马、甲胄、弓箭、五色药石和生活用品、珍宝藏所，尤其珍贵的是来自波斯的银盒、非洲大象牙、漆盒、熏炉和深蓝色玻璃片。南越王墓的金器除金印外，还有金带钩、金花泡和杏形金叶，均是饰物。而金花泡普遍被认为是海外输入的“洋货”。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件白色的银盒特别引人注目，那闪闪发光的花瓣显得尤为突出。这个呈扁球形银盒，通高12厘米，腹径14.9厘米，重572.6克。出土时在王棺室，盒内有10盒药丸。从造型、纹饰和口沿的鎏金圈套等工艺特点看，与中国传统的器具风格迥异，但与古波斯帝国时期(公元前550年至前330年)遗物相似。经化学分析和专家们研究，认为是波斯产品，银盒里的药丸很可能是阿拉伯药。因此，银盒并非南越国制造，而是海外舶来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南越王墓出土铜熏炉11件，有单件和四连体的，炉腹和顶盖均镂孔透气，是用来焚香料的，香料被认为是舶来品。在西耳室出土原支大象牙一捆，共5支，并排堆放。最大的象牙长126厘米，整堆象牙宽57厘米。经动物学专家鉴定，出土的象牙与亚洲象纤细的牙有明显的区别，与非洲雄象大而粗壮的牙接近，说明这5支大象牙的产地是非洲。可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广州的。另外还出土了刻画象牙卮、象牙算筹和残牙雕器等，可见这些原支大象牙是进口作为雕刻原料的。还出土珍珠枕头。在墓主玉衣头套下的丝囊内装了470颗珍珠，珍珠直径0.1～0.4厘米，是未经加工的天然珍珠，专家们分析是一个丝囊珍珠枕头。有人说珍珠具有镇静、美容和辟邪的作用，像现代人喜欢戴珍珠项链一样，珍珠枕头垫起头来也是很惬意和舒服的。用珍珠做成枕头，在考古发掘中发现尚属首次。另外，在主棺室“头箱”中，原盛于一个大漆盒内，有重量为4117克的珍珠(出土时漆盒已朽，珍珠散落满地)。珍珠直径0.3～1.1厘米，会不会也是用来做枕头的呢?只是因为未来得及做，就只好陪葬了。珍珠有可能出自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也有可能来自域外。这些文物证明南越国早期或更早的年代，广州已与波斯和非洲东岸有海上贸易。
　　南越国宫署御花园是中国年代最早的宫苑遗址。1984年，在广州市中山四路忠佑大街电信局电信枢纽大楼工地发现南越国御花园的一个大型地下石构蓄水池，约4000平方米，当时只挖了400平方米，大部分仍被埋在民居楼房之下。水池距地面约8米，为冰裂纹密缝石板铺砌，池壁呈斜坡形，池底平整，用碎石和卵石平铺，向南埋有木质输水暗槽。石池中散落有八棱石柱、石栏杆、石门楣、大型铁石柱、铁门枢轴、“万岁”瓦当、绳纹板瓦、筒瓦和铺地印花大砖，还有一段木船桨。据分析，水池可荡舟，池边应有石构廊榭或凉亭建筑。1997年，在原市文化局大院，外商计划兴建51层信德文化广场。在地下3～5米处发现宫署御花园的全石构曲流石渠，长150米，已发掘4000平方米，是一处人工园林水景。石渠迂回曲折，由西向东，渠底密铺黑色卵石。东头有弯月形石池，池底发现几百个龟鳖残骸，说明这是养龟鳖的水池。西头有石板平桥和步石，外连曲廊。弯曲石渠当中有两个用以限水和阻水的渠陂，以形成碧波和粼粼水景。在石渠中有果核和树叶，可见御花园种植有水果和花卉。中国古代都是木架构建筑，或砖木结构建筑，而这里恰似罗马古城的石构建筑，在我国秦汉时期的遗址中独一无二，因此有人推断南越国已传入西方的建筑技术。地面木构建筑在西汉灭南越时已被放火烧掉。曲渠湾流，隔景借景，小巧玲珑，把大自然山水缩微于庭院之间，又是典型的东方园林特色，不同于西方园林的几何方块对称排列且一览无余的人造园林风格。这种恰似罗马的石构建筑技术，又结合东方的造园风格是南越国宫署御花园这个全国首个宫苑实例最突出的特色。
　　南越国通过海上交通获取域外的珍奇物产还转送到北方中原地区，其方式有贸易、贡献和战争等。南越国立国之后，原为秦军将领的开国君主赵佗仍注重农业的发展，推广使用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并在与长沙国交界的地方设立关市，通过长沙国从中原地区输入铁制农具和马、牛、羊等家畜用于农业生产。其间虽然在吕后把握汉朝朝政时期南越国被实行了经济封锁，但中原和南越国的关市贸易在吕后死后很快又得到了恢复，直至南越国灭亡。南越国首次臣属于汉朝是从公元前196年汉高祖派陆贾出使南越国，赵佗接受汉高祖的印绶开始，一直到公元前183年为止。在这个臣属期里一方面双方的政治、经济来往不断，两国都有收益，通过贸易，中原获得了南越国的特产，南越国获得了中原的铁器、马牛等。另一方面，两国又在互相提防，在两国交界的关口双方都有重兵布防。
　　秦朝之前岭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基本处于物物交换的原始状态，尚未进入货币经济阶段。秦朝平定岭南之后，大量汉人南迁，带来了中原先进的贸易方式，岭南地区才逐渐进入货币经济时代。南越国建国之后，历代君主都注重与邻国，特别是与汉朝的商业贸易。公元前196年，南越国和汉朝建交后，赵佗即在南越国和长沙国交界的地方设立关市，从中原输入铁器、青铜器和牲畜，引进中原的先进农业技术，并向中原输出南越国出产的白璧、珠玑、玳瑁、犀牛角、珊瑚、荔枝等土特产。而玳瑁、犀牛角、珊瑚等则有可能来自东南亚和南亚等地。南越国没有自己铸造的货币，他们的货币是从中原输入的。这些货币主要以秦朝和汉朝的“半两钱”为主。南越国与闽越、夜郎等其他周边国家的商贸往来也十分密切，吕后与南越国交恶时期，赵佗即以财物赂遗的方式获得闽越、夜郎、西瓯和骆越等国的归属或支持。
　　南越王墓出土的酒具之一为青白玉角杯。在南越国墓葬中出土的粮食作物主要有水稻、黍、粟、菽、薏米、竽、大麻子等，出土的瓜果主要有柑橘、桃、李、荔枝、橄榄、乌榄、人面子、甜瓜、木瓜、黄瓜、葫芦、姜、花椒、梅、杨梅、酸枣等。其中水稻是古越人的主要粮食作物，也是南越国最常见的粮食作物，非常适合岭南地区高温多雨，水源众多的生长环境。而荔枝是岭南特有的水果，据西汉刘歆《西京杂记》记载，赵佗曾将荔枝作为贡品进贡给刘邦：“尉佗献高祖鲛鱼、荔枝。”〔2〕在南越国的墓葬中还出土了不少盛酒器皿，说明当时南越国已有了成熟的酿酒技术。在南越国的墓葬中出土的家畜残骸主要有猪、牛、羊、鸡等，出土的野生动物残骸主要有禾花雀、竹鼠等。特别是禾花雀，至今在广东仍是一道名菜的主料。此外，南越国的墓葬还出土了大量的水产品，有鱼类、鳖类和各种贝壳类的淡水和海水产品。其中花椒可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南亚传入。
　　汉文帝与南越王修好，在《赐南粤赵佗书》中说到“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遗王，愿王听乐娱忧，存问邻国”〔3〕。说明南越国与周边地区和国家有交通往来，其中应当包括沿海国家和地区。1983年发掘了广州解放北路象冈山南越国第二代王文帝赵昧墓，其西耳室中出土的5枚大象牙，成堆叠置在一起。每支长度超过1.2米，最长的达1.26米，全属粗壮形，形态特征和大小比例与亚洲象的纤细形牙区别明显，应为非洲象牙。〔4〕在此墓中，还出土了一件带盖的扁球形波斯银圆盒，据考证是墓主生前盛药的器物。这个银盒与伊朗苏撒城(Susa)出土的公元前5世纪阿黑美尼德王朝时期制造的刻有波斯王薛西斯(Xerxes)名字的银器类同，说明其生产时间之早。由此可见，西汉时自东非通过印度洋至中国南海的航路早已走通，非洲、波斯的物产通过辗转贩运，已经进入中国。很可能在先秦时代，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与印度洋西部地区和非洲就有了直接的或间接的海上往来。
　　8.3.3 汉武帝平南越后海上交通的发展
　　当南越国存在时，内地与南方沿海地区的交通受到阻碍。汉平南越之后，加强了中原地区与南方沿海地区的联系。汉朝开始利用南海海道与海外诸国进行交通的活动。西汉末年的扬雄在《交州箴》中已经写到武帝时南海交通的开辟：
　　交州荒裔，水与天际。越裳是南，荒国之外。爰自开辟，不羁不绊。周公蹑祚，白雉是献；昭王陵迟，周室是乱。越裳绝贡，荆楚逆叛。四国内侵，蚕食周京，臻于季赧，遂以灭亡。(以上四句据《古文苑》补)大汉受命，中国兼该，南海之宇，圣武是恢，稍稍受羁，遂臻黄支。抗(当作航)海三万，来牵其犀。盛不可不忧，隆不可不惧。泉竭中虚，池竭濑干。牧臣司交，敢告执宪。〔5〕
　　其中讲到汉使最远到达的地方便是黄支国，汉朝得到3万里外的黄支国的犀牛。汉武帝平南越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情况，《汉书·地理志》“粤地”条有更具体的记述：
　　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洲，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自初为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陵之，故率数岁一反。元帝时，遂罢弃之。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至此还矣。〔6〕
　　合浦，汉时郡名，亦县名，在今广西合浦县；徐闻，县名，属合浦郡，〔7〕今广东徐闻县，与海南岛隔海相望。所谓“大洲”即今海南岛。徐闻、合浦被称为“障塞”，说明那是出入国境的要道和关口。《汉书·地理志》记载合浦县“有关”〔8〕。从那里出海远行，以下所经各地皆为海外地名。这里涉及不少古地名，对这些地名的具体位置，学术界众说纷纭，因为航程与所记国名的对音，很难一一确考。
　　从《汉书·地理志》的这段记载来看，中国与斯里兰卡、印度之间的海上交通要经过今越南、泰国、缅甸、柬埔寨等国和地区。
　　汉使出境后路经的海外国家首先应是今越南。《汉书·地理志》此段记载提到汉使出境到达的第一个国家是“都元国”，朱杰勤考证为越南南部的沱曩。〔9〕这个观点没有被学者所普遍认同。但越南近海是中国人从南海出发进入印度洋必经之海域，途经此地不必明言。中国与越南的文化联系历史悠久，由于两国的毗邻关系，有信史可考者，至少在2000年以上。在越南东山文化中，青铜器以兵器为主，其中有剑、盾、匕首、刀、矛、戈、箭镞、靴形斧和钺等，据说，这些兵器“具有秦汉时代中国兵器的风格”，“装饰品主要是铜耳环和手镯，还有做工精巧的铜带钩和铜泡，都与中国汉代的样式极其相似”。越南的铜鼓“形制花纹与晋宁石寨山汉墓出土的鹭翔、羽人竞渡铜鼓非常相似”。“此外，还发现一些铁器，有铁矛、铁剑、铜柄铁剑等。还出土一批汉五铢钱和王莽钱。这些铁器和货币都是由中国内地输入的”〔10〕。秦汉时中国与越南沿岸间的海上交通也有新的发展。秦平南越，水军取道海上直趋今顺化沿海地区，置象郡，为古代中越海上交通辟一新的途径。汉武帝时平南越，于南方沿海地区置九郡，在今越南中部和北部的交趾、日南、九真等郡进入汉朝势力范围，与今两广地区和内地有着水陆交通线，晋谢承《后汉书》记载：“交趾七郡贡献，皆从涨海出入。”〔11〕《梁书·诸夷列传》记载汉代以来大秦商人东来，云：“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12〕则其东来最东的终点便是交趾。而且由于地当南海交通要冲，中国人从合浦、徐闻南入海西行，印度、阿拉伯和罗马人东来入华，都要经过今越南沿岸港口。
　　据上引《梁书·诸夷列传》记载，汉代大秦商人东来，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扶南沿岸当然有商船停泊之港口。考古发现今越南南部湄公河三角洲南端金欧角古海港奥高(Oc-èo)遗址，就是古代地处扶南的中西间海上交通路线上重要的港口。1942—1944年，法国考古学家马勒尔(L.Malleret)发掘了公元2～6世纪的奥高古海港遗址。马勒尔陆续发表了他的考古报告《湄公河三角洲考古记》。金欧角当时属于扶南国，扶南古海港的发现引起研究中西海上交通史学者们的极大兴趣。法国格鲁塞、考狄尔，日本梅原末治、冈崎敬，中国学者宿白等都撰文研究其中出土的文物，分析奥高遗址的发现及其对研究东西方海上交通史的意义。据林梅村的介绍，扶南古海港奥高遗址距离现代海岸25公里，当时应在海边。这里发现的建筑遗址多为干栏式，古墓为砖石墓。在这些古代遗存中发现了许多金锡制品，包括指环、耳环、钗等佩饰和小型铸像，铸像的相貌类似印度和中亚胡人。其中锡制品多于金制品。从遗址中发现铸造锡耳环的砂岩石范，可知锡制品是当地居民自铸。奥高距离盛产锡矿的缅甸和我国南方不远，所以有发达的锡铸造产业。在一些锡制印章上和小锡片上刻有文字，采用印度流行的婆罗谜文，语言是印度俗语。其铭文内容多为“小心”“注意”等等，似为商品标签。奥高遗址与天竺商人关系密切，这里出土的铜佛像多数为南印度式，也有个别犍陀罗式佛像。奥高出土的中国文物有汉至三国时期的铜镜残片，如西汉流行的规矩镜和东汉三国时期流行的八凤镜。在奥高遗址中还发现一些罗马文物，其中有公元152年发行的罗马金币和公元161—180年发行的罗马金币。这些金币是汉文史料中提到过的罗马皇帝大秦王安敦在位时发行的。这里还出土了罗马玻璃残片，而类似的玻璃器在中国东南沿海汉晋古墓中屡有发现。还发现一定数量的金银首饰和凹雕宝石，这些物品有的可能是直接来自罗马，有的可能是受罗马风格的影响而制造的。其中大部分是属于光玉髓质的，是安敦时代的圣牌和其他物品。有一种被称为“多面金珠”的装饰物，这是一种镂空的小金球，直径1.4厘米，十二棱形，每面正中有个圆形穿孔，每个角有突起的圆珠四粒。类似的金珠曾见于印度河流域的怛叉始罗遗址，近年在中国广州东汉前期墓(编号4013)中发现一例。〔13〕这些文物显示奥高古海港遗址曾是中国、印度、罗马古代交往的一个重要中继站。中国文献中记载大秦商人东行往往至扶南，当与此海港有关。
　　其次是今柬埔寨和泰国，古称扶南。《汉书·地理志》此段记载虽然没有提到柬埔寨某地，但因为当时航海水平的限制，船只只能近海航行。汉代船只还不可能从越南港口直航马来半岛，从越南港口近岸航行进入泰国湾，途经柬埔寨沿岸是必然的。从柬埔寨海岸西行则至泰国沿岸。汉使商船从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出发，航行大约5个月到都元国，此都元国为现在何地，学术界争议很大。〔14〕泰国籍华人学者黎道纲研究了《汉书》以来的大量有关材料，考证后来诸种史书中所谓“屈都昆”“都昆”“都军”“屈都乾(读‘干’)”等，都是“都元”的异读。屈都乾，汉时就存在，唐代的“陀洹”就是早年的都元国。根据古代文献关于其地方位的记载、后世学者的研究和现代考古发现，都元国即泰国巴真府摩诃梭古城，乃泰海湾濒海古城。“早在公元一世纪时，摩诃梭古城已有佛足印在，后有林邑之民避恶吏来此，说明是颇为著名的大国。”“在乌通城发现过罗马帝国(Emperor Victorinus，267—271)银币，而凹雕阴文币(Intaglios)发现三枚，一枚在北碧府Kanchanaburi(蓬迪所在)，另二枚在摩诃梭古城Dong Simahapo。在乌通城和北碧府Pa-nomtuan县Ban Dontapech村，发现称作Ling-Ling-O的双头兽装饰物，亦见于越南Oc-Eo城，其年代在公元前后二世纪的四百年间。”〔15〕乌通城在泰海湾西，摩诃梭城在泰海湾东，说明这里皆是古代近海航行的停泊点。
　　据黎道纲考证，邑卢没国和湛离国皆在泰国金邻大湾西岸。《汉书·地理志》记载，自都元国船行4月至邑卢没国，再船行20余日有湛离国。邑卢没国和谌离国又在哪里呢?学者们亦莫衷一是。岑仲勉认为邑卢没国在苏门答腊北端的蓝无里，谌离是仰光附近的沙廉(Syri-am)。藤田丰八以为邑卢没国即《唐书·南蛮传》中之“拘蒌密”，在今之暹罗或缅甸附近，后又说在缅甸南部勃固附近。谢光认为邑卢没国在泰国甲米府、攀牙府到缅甸南部丹那沙林一带；谌离是今白古地区。韩振华认为邑卢没国即罗斛或华富里，谌离为Samarattha或Sy-amarstra，其首都在今佛统。〔16〕许云樵说邑卢没国“当在今暹罗湾东岸”，“吾人既以步行之地为地峡，则谌离国应在东岸”。谌离即顿孙，今缅甸的Tenasserim的对音。岑仲勉说《梁书》谓城去海约百里，则古代或别有濒临海岸之市，非今日舆图中去海约百里之Tenasserim。朱杰勤则同意谌离之对音即Tenasserim，他还认为“邑卢没应该是近海的商港。商船经过暹罗湾时，势必在暹罗湾西岸下碇”。“邑卢没可能就是暹罗湾最大入口处(今之叻丕)。”姚楠与朱杰勤看法大致相同，认为当时的中国商船是沿海逐岛小心谨慎地向南海诸国前进的。邑卢没国应该在泰国西岸求之，可能就是曼谷湾西岸之叻丕一带。〔17〕黎道纲考证的结果与众不同，他说：“汉使海行五个月来到金邻大湾东侧之都元国。然后再沿海湾逐岸小心而行，来到海湾的西岸亦颇费时日。我认为，邑卢没国应是今素攀府乌通古城。当日乌通近海，是中西交通的重镇，这里有丰富的文物遗存可以为证。从乌通船行二十余日，有湛离国。此谌离国应在今北碧府境，这里的篷迪遗址和Panomtuan县的Ban Dontapech遗址，皆有丰富的遗物可为证据。从这里，沿夜功河上游的小桂河逆行至源头，再上岸步行，沿着Tongpapun和今日考廉水库底的古道，不需三日，就可到达Tenasserim山脊的三塔关，从此进入缅境，下得山岭，朝夫甘都卢走去。”这种看法与韩振华的看法相同，但韩振华认为汉使在谌离都城佛统舍海登陆，黎道纲认为失之过早。汉时今日之佛统尚不存在，那时这里有河道可通夜功河，直至小桂河，这一带即谌离古国之所在。总之，都元国、邑卢没国和谌离国都在今日泰境中部，古之金邻大湾内。〔18〕
　　从谌离国步行10余天至夫甘都卢国。从汉使西行的路线来看，由于当时船只小，航海技术水平低，船舶抗风浪能力差，不宜深海航行，所以船行至马来半岛克拉地峡东岸后，便舍舟登陆，向北经今缅甸境内的夫甘都卢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中外学者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夫甘都卢国在今缅甸境内，有人认为，邑卢没国在今曼谷湾沿途，谌离国在克拉地峡东端暹罗湾西岸，夫甘都卢国在克拉地峡西端安达曼海东岸。费琅认为即旧蒲甘，今缅甸太公城，濒临孟加拉湾，遗址在今伊洛瓦底江东岸。〔19〕黎道纲的见解颇可接受，上引《汉书·地理志》中所述汉使商船的航程，并未经马来半岛沿岸南端，过今之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否则“步行可十余日”云云便不好理解。从地图上一看便知，在当时航海技术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时，在近海诸岛之间航行经马来半岛南端，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其航线甚长，肯定多费时日。许云樵说：“二千多年前，航海技术未精，出海船舶习于沿海而行，应循北部湾北岸，沿今越南、柬埔寨之海岸，绕泰国湾，而后才达马来半岛。除了偶然的情况，一般不会由南海直驶马来半岛南端，更无法使之成为一条固定的航线。”〔20〕实际上，汉代西域商人经海道至扶南、日南、交趾者，亦不经马来半岛的南端。他们“自印东来，初时大抵沿孟加拉湾航行，至马来半岛北部之地峡，舍舶登陆，将货物运至东岸，再搭舶续航至中土”。公元1、2世纪成书的埃及地理学家托勒密的《地理志》曾附一张世界地图，在这幅地图中，马来半岛附近没有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几个大岛，说明这些岛屿不在当年罗马人、阿拉伯人东来的航线上。他们的船舶只停在马来半岛，没有到中国。黎道纲据此认为，在2000年前，汉使经南海到印度去，一般也不必到苏门答腊，因为苏门答腊不在当日的航线上。岑仲勉认为邑卢没国在苏门答腊北端蓝无里之说不能成立。
　　从今缅甸境内的夫甘都卢国又船行至黄支国、已程不国，就到了汉使西行的终点，即今日之印度和斯里兰卡。黄支国在今印度东南岸的康契普腊姆(Kancipuram)，即唐玄奘《大唐西域记》称建志补罗国。黄支是Kanci的音写，puram义为都城。建志补罗为南印度之古城，纪元初数世纪中，帕拉瓦(Pallavas)王朝建都于此。康契普腊姆曾是达罗毗荼人的国都。〔21〕已程不国，即今斯里兰卡。汉使到达印度和斯里兰卡，购得璧琉璃，从语言学角度也证实汉使到达了印度沿海。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认为，从语源上说，“璧琉璃”出自梵文俗语Verulia，或巴利文Veluriya，又被译为吠琉璃、毗琉璃等。〔22〕当中国商使到达了黄支国和已程不国时，中国人便正式加入了中西间经印度洋的海上交通和交流活动。从夫甘都卢国至此，汉使的行程便是“蛮夷贾船，转送致之”。缅甸沿岸港口是中印间海上交通要道，《汉书·地理志》上引记载从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徐闻、合浦入海，至黄支国和已程不国，途经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和夫甘都卢国。汉朝商使以金帛交换沿途各国的明珠、碧琉璃和奇石异物。古代航海是在近海沿岸进行的，缅甸的萨尔温江和伊洛瓦底江三角洲一带，有地名苏伐那斯(sobanas)，是古代重要的港口，是中国通往印度的必经之地。至迟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的丝绸通过海陆两路传至缅甸，再由缅甸传至印度和更远的其他地方。《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谓“掸国西南通大秦”〔23〕，指的就是从缅甸经海道西南行至埃及亚历山大里亚。
　　除了印度之外，斯里兰卡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成为东西方海上交通的重要枢纽。不仅中国汉代文献中记载了已程不国，罗马文献中也提到它的名字。老普林尼(Pline L’Ancien，23—79年)《自然史》称之为Taprobane，《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称为Palaesimundu，托勒密《地理志》中名之为Salike。公元6世纪时克斯麻斯称其印度名为Selediba，藤田丰八以为乃梵语Simhaladvipa之讹，意译即中国文献中的“师子国”。当中国人到达印度和斯里兰卡时，罗马人则早已了解并来到这里。如前所述，据老普林尼的记载，在红海航行中遇风，在海上漂流15天后到达斯里兰卡的那位监税官，在停留半年后，与斯里兰卡使节拉奇亚斯(Rachias)一起返回罗马。据这位斯里兰卡使臣说，他的父亲就曾到过“赛里斯国”。可知斯里兰卡在中国与罗马之间起了连接东西方航线的作用。对于西方人来说，汉代时斯里兰卡似乎比印度更重要。对此，黎道纲先生曾有精到的分析。他说：“公元一、二世纪，亚历山大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写了《地理志》，共八本，最后附了一张世界地图。从地图看，东方的印度显得过短，而锡兰显得过大。马来半岛亦大，再过去是中国，是东边之极。地图并未绘出赤道以南的地方。从地图出现的马来半岛看，可见人们对马来半岛颇为熟悉。在马来半岛以南，地图上只有少数几个岛，说明这些岛屿当年在航海贸易中并不重要。从地图看，古代阿拉伯航海家越过印度洋的航线，是以锡兰和马来半岛为主，印度并不重要，因此航海家对印度所知不多。”〔24〕但中国正相反，汉代中国商使沿海岸线西行，首先到印度东南海岸，再至斯里兰卡。而且从陆上和海上都与印度交往密切，因此中国人对印度更熟悉。
　　汉使返程是从黄支国至皮宗。皮宗是蒲牢皮散岛(Pulaw Pisan)，在马来半岛西南沿岸，今马六甲海峡东部的Pidang岛，现称甘蕉岛。〔25〕我们可以设想，汉使在完成了与东南亚、南亚诸国的贸易之后，他们不必沿原路返回，而是经最近的路线返回，因此返程并不重复往时路线。象林县是日南郡属县最南一县。象林县，中国古代行政区，汉朝交州日南郡辖下的一县，东汉末独立，其位置位于今越南中部。东汉建武十八年(42年)，伏波将军马援平定了二征，设置了象林县，在县境南立两铜柱表示汉朝国界。象林县为日南郡最南方的县，当地的居民曾多次反叛攻击焚烧官寺。东汉兴平元年(194年)，以区逵(亦作区达或区连，又称释利摩罗，为象林县功曹之子)为首的占族势力，杀象林县令，建立林邑国，脱离汉朝而独立。
　　但我们似乎并不能否定汉时商船曾至马来半岛南部，一是《汉书·地理志》此段记载只反映了武帝以后至班固时代的南海航行情况，不能表示班固以后航海事业的发展；二是汉代商船、商使出洋，未必都是直奔黄支国和已程不国而去，应当有与东南亚诸国的贸易活动。从泰国沿岸向南航行，则至马来半岛南端。考古学家在柔佛河流域发掘的古代文物中，有许多与中国秦汉时代陶器相似的残片。柔佛河是马来西亚南部柔佛州的重要河流，源于勃仑末山，东南流，板槽以下河阔水深，注入柔佛海峡。柔佛河口是古代中西航线的重要中继港。可以肯定，早在公元1世纪前后，中国和马来半岛南部居民已有贸易联系。过去人们通常认为主要是过境贸易，马来半岛是中印间贸易的中继站，是中印两地商人汇集的地点，看来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在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沙捞越河口的山猪墓山麓曾发现汉代的五铢钱，苏门答腊、爪哇和加里曼丹岛的墓葬中也曾出土大批汉代陶器。这些都是汉代与东南亚地区通过海路进行交通的物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顺帝永建六年，日南徼外叶调王便遣使贡献，帝赐调便金印紫绶。”〔26〕叶调国，伯希和、劳费尔、费琅都以为在今印尼苏门答腊或爪哇岛。〔27〕
　　从《汉书·地理志》“粤地”条记载可知，西汉的官营海外贸易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并且很快便有了相当的规模。汉使每年皆有出洋者往返，行程有远有近，行期有长有短，他们出洋携带与诸国交易的商品主要是“黄金、杂缯”，而从沿海各国所得则是“明珠、碧琉璃、奇石、异物”。罗马人在印度得到中国丝就是从中国自海道运至的。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王莽遣使厚遗黄支王，可见双方交往的频繁，黄支国通过海路朝贡的物品则有生犀牛。从“所至国皆廪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可知，中国商贾是得到各地舟人的协助的。据这段记载，汉朝译使可一直承担从中国到已程不国的翻译工作，他们掌握的可能就是古泰米尔语和古马来语。《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朝使臣已经到达“犁轩”，犁轩又音译为“阿荔散”。佛藏中《那先比丘经》卷下记中亚希腊化王朝弥阑陀国王自称：“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28〕阿荔散即今埃及的亚历山大港，〔29〕而犁轩的善眩人即杂耍艺人也经过安息入汉。《旧唐书·地理志》云，海南诸国“自武帝以来，朝贡必由交趾之道”〔30〕。
　　由于航海技术条件的限制，当时出洋交易是很辛苦和危险的。除了水波之险等自然因素，还有强盗劫掠杀人的人为因素。《汉书·王莽传》所称“黄支国自三万里贡生犀”〔31〕，这样遥远的路程，即便顺利往返，亦需数年之久。《宋书·蛮夷传》史臣论赞云：“汉世西译遐通，兼途累万，跨头痛之山，越绳度之险，生行死径，身往魂归……二汉衔役，特艰斯路。”商贾逐利，在陆路不通时，便利用海路交通。故本条又云：“商货所资，或出交部，泛海陵波，因风远至。又重峻参差，氏众非一，殊名诡号，种别类殊，山琛水宝，同此自出。通犀翠羽之珍，蛇珠火布之异，千名万品，并世主之所虚心，故舟舶继路，商使交属。”〔32〕
　　根据《汉书·地理志》“粤地”条的记载，今广西合浦和广东徐闻在汉武帝平南越后成为海上丝路的起点。徐闻、合浦当时是重要的海港，今合浦县城东南郊环城镇辖区内，东西5.5公里、南北约12.5公里的范围约有两汉墓葬5000多座，在经过清理发掘的800多座墓中，出土了大批铜、铁、金银、陶、玉器及水晶、琉璃、琥珀、玛瑙、肉红石髓、金花球等饰物，其中的玻璃杯更是珍品，这些便是汉朝经海路与西域诸国交通交流的见证。〔33〕
　　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合称旧大陆，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与摇篮。早在公元前5千纪至3千纪，旧大陆不同的地点产生了几个独立发展起来的文明中心，即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文明、希腊文明和中国黄河、长江流域文明。中国文明中心黄河、长江流域与其他文明中心之间比其他诸文明中心之间的距离更为遥远，在其他诸文明中心之间早就发生密切联系的时候，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联系还没有发展起来，或者仅仅存在间接的了解和交流。而当汉使进入印度洋，与诸文明之间的联系便变为直接的和密切的了。因此，《汉书·地理志》中这段记载所反映的汉武帝时代和以后中国人西行至印度、斯里兰卡的活动，跟张骞出使西域一样，在中西交通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条海上交通的航线贯通以后，便成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在它的西端，以地中海为中心，向周围辐射，其触角延伸至西非、西欧和北欧各地；在东端，从中国的东南沿海各城市，向东亚、东南亚各国延伸，与中国至地中海东岸的陆上丝路共同承担着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任务。在这条贯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海上交通线上，还有几条可以通航的世界闻名的大江大河，从各大陆注入西太平洋、北印度洋、红海和地中海，如长江、黄河、湄公河、伊洛瓦底江、恒河、印度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尼罗河以及连接尼罗河和红海的运河等，把沿海交通的触角延伸到旧大陆各地，在联系古代世界各文明中心和推动文化交流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随着历史发展，海上交通的重要性越来越超过陆上交通，在传播人类各地文明成果的过程中，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我们还知道，汉使经海上交通至印度，是“赍黄金、杂缯而往”，中国人也是用丝绸推动与东南亚、南亚的海上贸易活动的。
　　〔1〕广州市文物管理处等：《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载《文物》1977年第4期，第1-16页；上海交通大学“造船史话”组：《秦汉时期的船舶》，载《文物》1977年第4期，第18-22页。
　　〔2〕〔汉〕刘歆撰，〔东晋〕葛洪集：《西京杂记》卷1，收于《汉魏丛书》，第307页。
　　〔3〕《汉书》卷95《南粤王传》，第3850页。
　　〔4〕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140页。
　　〔5〕《艺文类聚》卷6《州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页。
　　〔6〕《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1670-1671页。
　　〔7〕《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1630页。
　　〔8〕《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1630页。
　　〔9〕朱杰勤：《汉代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海上交通路线试探》，见暨南大学历史系东南亚研究室编：《东南亚史论文集》，1980年，收入氏著《中外关系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2页。
　　〔10〕王民同：《东南亚史前文化述略》，载《昆明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第21-30页。
　　〔11〕《初学记》卷6《海》引谢承《后汉书》，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5页。
　　〔12〕〔唐〕姚思廉：《梁书》卷54《诸夷列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98页。
　　〔13〕〔法〕马勒尔(L.Malleret).L’archologie du delta du Makong，4vols，Paris，1959，1960，1962 et 1963.考狄尔(G.Coedès).Le Site de Oe-èo，Ancient Port du Royaume de Founarn.Artibus Asiae，X-3，1947.梅原末治：《ォクォ出土の夔凤镜》，载《史学》1946年37卷第3期，第7页；宿白：《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50页；林梅村：《中国与罗马的海上交通》，见氏著《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315-316页。
　　〔14〕日本学者藤田丰八认为是《通典》所载的都昆国，或称都军，在马来半岛或苏门答腊附近。岑仲勉认为在泰国克拉(Kra)地峡以北之Htayan(今属泰国)，南去万仑湾不远。许云樵不同意藤田的看法，认为都元国和邑卢没国绝不可能远至苏门答腊或缅甸，应求之于婆罗洲及暹罗南部。都元既在婆罗洲，又是《通典》所谓都昆或都军，而《通典》言其方位则云：“扶南渡金邻大湾，南行三千里有此国。”那么金邻大湾肯定即暹罗湾，所以都昆不在马来半岛，就在婆罗洲。而以都元国之行程推算，后者为妥。朱杰勤认为都元国在越南南部的沱曩。谢光认为都元国即《新唐书》的陀洹和乾陀洹，即今泰国之碧武里。以上诸说见于藤田丰八：《前汉时代西南海上交通之记录》，见氏著《中国古代南海交通丛考》，何健民译，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版，第86-88页；岑仲勉：《西汉对南洋的海道交通》，载《中山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第148页；许云樵：《古代南海航行中之地峡与地极》，载《南洋学报》卷5(第二辑)，第26页；朱杰勤：《汉代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海上交通路线试探》，原载《东南亚史论文集》，暨南大学历史系东南亚研究室，1980年，收入氏著《中外关系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0-77页；谢光：《泰国与东南亚古代史地丛考》，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第39页。下引诸家之说同此，不另注。参黎道纲：《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考》，见氏著《泰国古代史地丛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页。
　　〔15〕〔泰〕黎道纲：《泰国古代史地丛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4页。
　　〔16〕韩振华：《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一世纪间中国与印度东南亚的海上交通》，载《厦门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第202-211页。
　　〔17〕姚楠等：《七海扬帆——中国古代海上交通》，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34页。
　　〔18〕〔泰〕黎道纲：《泰国古代史地从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6-17页。
　　〔19〕法国汉学家费琅考证，夫甘都卢国当为缅甸之蒲甘(Pagan)古城。见费琅：《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1页。
　　〔20〕许云樵：《古代南海航行中之地峡与地极》，载《南洋学报》卷5(第二辑)，第27页
　　〔21〕〔日〕藤田丰八：《前汉时代西南海上交通之记录》，见氏著《中国古代南海交通丛考》，何健民译，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1936)版，第86-88页；费琅：《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第60页。
　　〔22〕〔日〕藤田丰八：《前汉时代西南海上交通之记录》，见氏著《中国古代南海交通丛考》，第86-88页；
　　〔23〕《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51页。
　　〔24〕〔泰〕黎道纲：《泰国古代史地从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页。
　　〔25〕〔法〕费琅：《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第61页。
　　〔26〕《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37页。
　　〔27〕〔法〕费琅：《叶调斯调与爪哇》，冯承钧译，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卷1(第二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6-104页。
　　〔28〕《那先比丘经》卷下，〔日〕高楠顺次郎编：《大正新修大藏经》卷32，No.1670(A)，第702页上。
　　〔29〕《那先比丘经》里提到的“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这句话中的“阿荔散”，国内外学者大多同意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观点，认为这里的“阿荔散”是指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城，而不是远东的亚历山大里亚城。〔法〕伯希和：《犁靬为埃及亚历山大城说》，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卷2(第七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4-35页。
　　〔30〕《旧唐书》卷41《地理志》，第1750页。
　　〔31〕《汉书》卷99《王莽传》上，第4077页。
　　〔32〕《宋书》卷97《夷蛮传》，第2399页。
　　〔33〕参熊昭明：《合浦：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载《中华文化遗产》2008年第9期，第63-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