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由灵关道、五尺道和永昌道三大干线组成。五尺道开通于秦，《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1〕此道从今宜宾南下，经盐津石门关、朱提、汉阳、味县、滇、楚雄至叶檐，大多依山临空凿石而建，因地处险隘，栈道宽五尺而得名。南方丝路的支线中，因位置在东，称为东道。灵关道乃汉武帝时所开，《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零关道。”〔2〕，此道自今四川大渡河南岸通向西昌平原，经临邛、灵关、笮都、泸沽、登相营古堡、邛都、盐源、青岭、大勃弄到楪榆，因路经灵关而得名。灵关道，又称零关道，因途经旄牛羌地(今四川汉源县)，又称旄牛道〔3〕相对五尺道，称为西道。永昌道又称博南道，是蜀身毒道在中国境内的最西段。从叶榆出发，经永昌、滇越、古永、掸国(在今缅甸)至身毒(今印度)。从汉武帝时起至东汉初，中央王朝全力打通此道，至东汉时置永昌郡才算正式开通，故名永昌道。应该说明的是，这里所谓“开”某道并不是说此道至此开通，这些道路古已有之，只是到了此时汉朝才通过此道与更远的民族进行交往。
　　从与境外道路连接看，灵关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今四川邛崃市)、青衣(今四川名山县)、严道(今四川荥经县)，到达旄牛。从此分为两条支线，一条经康定到西藏；另一条经过邛都(今四川西昌市)、阑县(今四川越西)、叶榆(今云南大理市)、永昌(今云南省保山市)等地，继续向西渡今怒江，越今高黎贡山进入滇越地区(西汉时滇越活动的今腾冲一带)。在今腾冲分两路，北路经今永古、今缅甸的密支那或八莫，而至身毒、孟加拉地区和巴基斯坦，由巴基斯坦西北向经阿富汗等中亚地区即可进抵西亚、欧洲。南路顺今大盈江、伊洛瓦底江而下抵掸国(今缅甸内地)〔4〕，入印度洋与海路连接。五尺道从成都出发，到僰道(今宜宾市)、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从此分为两路，一路经牂牁道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灵关道汇合，进入永昌道，经缅甸至印度。
　　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最早经牂牁道入越南的古蜀先民是秦灭蜀后南迁的蜀王子安阳王。安阳王率领兵将3万人，沿着这条路线进入了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了瓯骆国，越南历史上称之为“蜀朝”。在越南东山文化遗址考古发现的铜鼓有20多个，形制粗糙，其代表作品是精致的收集品“玉镂铜鼓”。截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越南保存和新发现的铜鼓有186件，其形制花纹与中国云南晋宁石寨山汉墓出土的鹭羽、羽人竞渡铜鼓非常相似。西方学者曾提出铜鼓起源于越南，是因为他们所见资料有限，对中国出土铜鼓不了解。越南发现的铜鼓数量比中国的少7倍，说明越南不可能是铜鼓的故乡。〔5〕云南铜鼓文化传入越南地区，应该通过这条道路。在从今腾冲南下道路上的洱海西海岸喜洲文阁，考古工作者发现有西晋时期的砖室墓，出有“太康六年赵氏作”的纪年铭文砖。在大理大展屯村西北面的荷花村也发现过西晋砖室墓，出有“太康十三年”纪年铭文砖。在祥云县红州曾发现过“太康元年”的西晋砖室墓，出有陶人物俑和陶马等。文物工作者在大理市还收集到“太康八年王氏”的纪年铭文砖。南距保山城5.5公里的汪官营蜀汉墓出土的铭文砖，有“延熙十六年(253年)七月”“官吏建”等字。
　　除了上述主要路线外，可能还存在一些局部的支线。例如当时存在着一条从成都顺岷江而下，然后翻山经今凉山东部山地而至邛都的小路。在东汉中晚期和蜀汉时期，这条道曾一度成为从成都到邛都的主道。《三国志·张嶷传》记载，张嶷任越雋太守时，“郡有旧道，经牦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牦牛绝道，已百余年，更由安上，既险且远”。张嶷招抚牦牛夷率狼路，“开通旧道，千里肃清，复古亭驿”〔6〕。但这条道并不是经常畅通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建兴三年春，诸葛亮南征，“由水路自安上入越雋”〔7〕，就仍然先走岷江水路又经安上“既险且远”的道路。在昭觉、美姑一带发现许多汉晋砖室墓，其分布有一定规律，从东北至西南走向，列于道路附近，说明当时的“安上之道”即经由这一地段。在昭觉好谷发现东汉初平三年(公元192年)的石表，表文中有“缮治邮亭”字样，说明当时官方在此道上曾设邮置亭；在昭觉县发现有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的军屯遗址。这些都可以证明这条道在当时的重要性以及这条道经由昭觉、美姑一带，但从美姑至岷江边的这一段路线尚不清楚。当时可能还存在着一条从南安(今乐山市)沿青衣江至今雅安对岩乡，再到严道的小路。因为在雅安对岩乡以下的青衣江河谷地带，考古工作者也发现不少东汉崖墓和砖室墓。〔8〕
　　西南丝路沿线地区与内地的商业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巴蜀地区进行的，尤其是成都平原。南方丝路沿线出土的许多铁器、漆器和铜器，尤其是年代稍早的，多为蜀地的产品。可能是通过蜀地商人的商业活动直接到达这些地区。沿线发现的众多墓葬，尤其是砖室墓，无论是墓葬形制还是随葬品，表现出来的文化特征与同时代巴蜀地区墓葬几乎完全相同。而且这种文化传播在这时期内具有单向性倾向，即汉文化对沿线地区的土著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从而加速了沿线地区的汉化过程。〔9〕
　　根据考古发现的资料印证《魏略·西戎传》的记载，可知古罗马(大秦)由海道通缅甸，经云南以达四川的交通道路，确实存在。所谓“水道”当指伊洛瓦底江，出伊洛瓦底江与南方海路联结，可至印度或斯里兰卡。经永昌郡入缅与印度洋连接的道路持续时间不长，其繁荣期在1至3世纪，4世纪便日趋衰微，4世纪末至5世纪初更甚，5世纪中叶后已逐渐停顿。能够说明此道存在和利用的文献和考古材料都集中在汉晋时期，特别是东汉末和蜀汉时期。三国时蜀汉都城益州是重要的丝织中心，“圜匮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10〕。发达的丝织业是这条商道兴盛的主要原因。张毅分析其衰微和停顿的原因，认为与当时中国政治形势和中西间交通的变化有关。首先是中国的分裂，经海路来华的西方使节商旅主要是入中国南方诸政权，因此经扶南至日南、广州更为便利；蜀中有通交趾的道路。其次从东吴孙权大力提倡海运以来，南方各地的海上交通日渐发展，经历两晋到南北朝时，更为可观。此时，由于西域的陆上交通受阻，而汉族的活动又南移，人们更加注意海上交通的发展。来自西亚、南亚的海船不仅可以绕过马来半岛，而且可以绕过日南、交趾，直航中国南方各港口。中国船也可以远航天竺。与此相比，僻处中国西南一隅的滇西，以及孟加拉湾顶端的下缅甸各港，不免相形见绌。三是滇西方面东晋以来永昌等地民族矛盾日趋激化。晋成帝咸康八年(342年)撤销永昌郡的建制后，直到南朝的刘宋时期仍未能恢复，主要原因是闽、濮等族的反抗。所以《宋书·州郡志》的宁州十五郡中就没有永昌郡。《南齐书·州郡志》云：“永昌郡，有名无民，曰空荒不立。”〔11〕残破不堪的永昌郡不能提供大量丝织品出口。随着罗马商业的衰微与帝国的解体，欧洲对丝绸这类高档消费品的需求相对减少，可能也是原因之一。〔12〕
　　〔1〕《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第2993页。一般认为，秦五尺道由常頞所开，时间在秦始皇时期，即公元前221年前后。葛剑雄认为五尺道开通时间不能确定，但可以肯定要比公元前221年早得多。参氏著：《关于古代西南交通的几个问题》，见四川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
　　〔2〕《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3047页。
　　〔3〕牦牛羌，羌人的一支，以驯化和饲养牦牛著称，在日常生活中与牦牛密切相关，而以牦牛为图腾。牦牛羌在汉代活动于四川邛崃山脉及大渡河一带，又逐渐南迁至四川汉源县。
　　〔4〕罗二虎：《西南丝绸之路的初步考察》，见《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225页，附图见同书262页。
　　〔5〕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纪要》，载《文物》1980年第9期，第36页。
　　〔6〕《三国志》卷43《蜀书·张嶷传》，第1053页。
　　〔7〕〔晋〕常璩撰，任乃强校补：《华阳国志校补》卷4《南中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1页。
　　〔8〕罗二虎：《西南丝绸之路的初步考察》，见《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第225页。
　　〔9〕罗二虎：《西南丝绸之路的初步考察》，见《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第229页。
　　〔10〕〔西晋〕左思：《三都赋》，见《文选》卷4，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60页。
　　〔11〕《南齐书》卷15《州郡志》，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305页。
　　〔12〕张毅：《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见《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辑)，第71页。